红灯绿灯

《红灯停绿灯行》影评

90年代的社会景象融入在了一个小小的驾校里，七位位驾校的主人公涉及社会的不同阶层，有心计的报社记者、吸毒的北京土著、即将离婚的摆摊漂亮女人、土豪主、之前有精神疾病北大的硕士、没什么文化出身农村的教练及小康家庭的校长，角色定位很有意思，看似毫不相干的几位在驾校内外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略显荒诞的情境里又是那么合情理，同时也引我们反思。

有一个场景，土豪主送了漂亮女人一只价值几千元的宠物狗，其他人寻思着帮忙一起卖而去到交易市场，等记者和土著找好买主谈好价格2880元，女人又说不打算卖了，大家很失望地走了，回头女人直接爽快地把宠物狗塞给了买主，利落地拿了钱独享。我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了解了大家相互之间各怀芥蒂的小心思，同时也使得小市民的形象更加生动。

最后的结局不算完美但还算完整，几位考生均通过了驾校的考试并拿到了证书，吸毒的土著进了戒毒所，每个人都开始了新生活，继续停停走走，红灯行绿灯停。

其实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每一部到最后，看着都挺难受的。结局越是完美happy，就越说明了金钱、权力对人的控制越来越无孔不入。其乐融融嘛，大家都好说话嘛，这种小市民的市井生活，谁还能没有点儿猫腻？谁能比谁更干净？挺好挺真实的，您说是不是？ 但可能就因为这是黄建新拍的，所以你很难对这种市井心态一笑了之。一些太过缺德的操作，总会勾起观众的道德洁癖；但你又很难说他们有多穷凶极恶，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也有正直善良的一面（当然这不能为他们的错误开脱），他们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驾校教练天天都是臭脾气，靠着学员来给自己捞油水。但是在专业和责任担当上，没出过茬子； 记者油头滑嘴，满嘴跑火车写假新闻，天天变着法想找人帮忙报销学车费。但是当大款用金钱侮辱他时，他立刻找回了身为记者的底线和尊严，拒绝嗟来之食（不过话说回来，这份侮辱是他自找的）； 个体户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天天偷井盖，而且背地里还吸du。但是他有着最朴素的孝道和善良，一心照顾自己瘫痪的母亲； 大款仗着自己有钱，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总觉得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也正是因为有钱，他又有着常人难以做到的爽快和仗义； 下岗女工心眼学坏，偷偷摸摸吞了卖狗的钱。但是她的老公要离婚，自己还要含辛茹苦带孩子； 大学生是文化人，却逐渐被这帮“社会人”带坏。但终究是初入社会，底色还算是干净。 六个人因为学车而结缘，又因为学车而构建成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成了团结友爱的损友。这种利益关系，早就构成了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网，过去便是如此，如今也是如此，未来还是如此。 就好比过去给教练送烟，现在是给教练送钱；过去是叫气功，现在是叫神医、叫营销号、叫接化发、叫量子速读……他们可能会改头换面，但是他们从不会消亡。 黄建新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群体总是特殊的存在。也许是出于某种期待的落空，知识分子在他的电影里，虽然心中仍有着一腔热火，但表面形象要么是懦弱胆小，要么是鸡贼滑头，真的是讽刺得毫不留情。而且在文本方面，他非常善于把各种高大上的口号、标语、词汇用生活化的方式演绎，解构能力跟《顽主》不分伯仲。 《红灯绿灯》在黄建新作品中算一般，故事有些漫不经心，人物关系的建构也没有另外两部出彩，但观察依旧是那般犀利。以我粗鄙的眼光来看，90年代依旧是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年代，没有太多的条框，新旧观念间有着非常激荡的冲突，可能从地摊文学里随便抓个故事，都能拍成有意思的电影。不像现在…… 算了都是陈词滥调，不想说了。

《梦也何曾到谢桥》自序《为生活而感动》中叶广苓关于她的素材来源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珍惜我掌握的素材，它们中有些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我常常为我的素材所感动。这些素材不是记录在本子上，而是融化在我的心里，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感动还在。”而《红灯停绿灯行》正是这样一部，来源于生活，不拘泥于感动，升华于矛盾中的喜剧作品。它没有多么伟大，显然它在中国电影史上，无论从票房还是所处年代，都已成为星辰大海中的一掠，但它仍旧能够穿越时代迥异的话语背景，穿越价值观巨变的藩篱，给人们以感动。它让我想起那些春晚舞台上经典的小品，对时代精准的剖析，巧妙的还原，重塑和改造，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一部喜剧，台词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人物设定接地气，没有距离感，都是人们见识过或有所耳闻的种种形象；故事讨巧但美中不足的是许多场景的衔接过于突兀不够平滑，因此有情节有较为散落的观感。但它瑕不掩瑜，有一股儿地地道道的真功夫儿在里面，是因为电影融入了制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尤其，矛盾，是那个时代的矛盾，具体的说，从需要手动摇车的吉普，校长的89式警服，改革开放的种种缩影说明了这是一部源自当下时代的写实作品。90年代才生人现在来看，那个时代忙佛已经陌生，但对于当时，这部作品对时代的描写可以说相当的贴近生活了。从头贯穿到尾的就是矛盾。人物需求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时代的矛盾显现在人物角色上的矛盾等等。苟记者报销学车发票的需求同报社领导，工厂老板的矛盾，到回绝老差，撕掉发票的前后矛盾。下岗女工经历的婚姻矛盾，想给女儿开心可是无奈将狗卖掉的矛盾。校长内心的革命情感和孩子去日本留学的矛盾。社会发展不均，部分人暴富，打打盹就能挣个十几万同普通劳动人民的矛盾。学生表现出的刻板。绿豆的恶习同孝敬母亲的矛盾。教练对校长的唯唯诺诺和自身贪图便宜的矛盾。除此以外还有太多太多的细节都表现出了矛盾。这些矛盾之所以表现得十分合理，充满张力，根源在于那个时代是充满矛盾的时代。将小人物的需求在大环境的矛盾下进行交融，摩擦，碰撞，逐步展开了对于这个时代的审视和探讨。清明上河图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宏大，而在于风俗。民之生，民之俗的环环相扣，人物情感的丰富多彩，为人们窥探一个时代的性格和面貌提供了详实全面的素材。往小了说，电影涵盖的不过是那么一撮儿最有特色的时代居民的喜怒哀乐。“红灯停绿灯行”是那个时代整齐划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是那个时代衣食住行快速发展的缩影，是人们身处的时代和观念巨变的缩影。但那整齐划一里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各式各样的个体差异，纷繁的矛盾。而这些无不归功于制作团队对于时代细致的观察，对于生活缜密的感悟。 最后，引用人民网的一篇文章中对于《北京女子图鉴》的述评:“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辽阔的现实主义，这是建立在对生活的深刻认知、对时代的深刻理解、对人心的深刻洞察之上的现实主义。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成就既有社会影响、又有艺术魅力的文艺作品，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对于优秀文化产品、优质精神生活的期待。” 每个时代都能够成为伟大艺术作品诞生的熔炉，每个时代都是充满矛盾的时代，只是偶尔会觉得，那些有能力真正在这个时代发声，为这个时代发声的人，选择宁静致远去了。

中国电影史作业，感觉是我所有垃圾的专业课里分最高的一个了，于是摆出来晒晒（水分略多）orz

一、作者概述

黄建新，一个“第五代”导演中低调又略显异类的存在。

“文革”后，高考制度重新建立，各种文艺思潮再次开始解放着涌动，“第五代”导演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着手开启了他们自己的探索与建构电影语言之路，他们标新立异，怀着创新的勇气与热情，但在主题与思想上，诸如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多将关注点放置在“寻根”“伤痕”等民族历史的宏大图景之上，对周遭现实缺乏同等的体察，但作为当时反思、内省自身民族本根性的主要思潮，他们仍然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复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前述导演在拍摄主题内容上有很大不同的是，黄建新在“85年新潮”的先锋思潮之中，将视线投放在中国八十年代里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以冷峻而犀利的目光审视当时社会运转机制上的问题与人情冷暖，使城市命题重焕生机，而不仅仅徘徊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工人阶级议题，知识分子成为其早期影片中反复讨论的主体。戴锦华曾写道：“除却1993 年的新作《五魁》，黄建新作品始终在充当着当代都市生活的目击者与记录者。怀着一份盎然的兴味、深切的关怀与不无痛楚的思索，黄建新颇为敏锐地注视着激变中的大陆中国都市，观照着参与变革而又经历‘水士不服’、躁动与诱惑的人们。事实上，在第五代渐次扩张的名单里，只有黄建新最为深切、最为执著地下潜于，间或迷失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潮沙之中。〞

虽然在千禧年之后，黄建新逐渐转向监制行当与主旋律拍摄，但其早期作品的思想性、创新性与人文关怀仍然值得关注，他仍然是当年那个真正的时代之子，一个过去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本文将着重探讨黄建新导演早期电影的转型。即在黑色幽默风格延续的前提下，其“先锋三部曲”与“城市三部曲”关于视听风格、剧本构建的异同。

八十年代的“先锋三部曲”即《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6）《轮回》（1988）；九十年代的“城市三部曲”即《站直啰，别趴下》（1993）《背靠背，脸对脸》（1984）《红灯停，绿灯行》（1996）。

二、镜头语言：从现代到现实

在“先锋三部曲”中，可以明确地注意到，导演在呈现影片视觉效果和人物表演上的“超现实”倾向，即孕育着一种反叛自然、城市危机的现代主义风格，在这种现代主义语境下（由于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影片的色彩、装置、表演抽离出了具体情景，而以一种与日常生活产生撕裂的“怪异”表现。

例如《黑炮事件》中领导开会时背景巨大的白色装饰钟，而领导们亦穿着纯白服装，这些以极端方式表现的色彩，以极度鲜明的姿态向观众传达：色彩逃逸出寻常，它必然象征着某种所指。在此处，不切实际的挂钟装置指向“开会”这件规定事项不过是形同虚设、虚张声势；而白衣服装则表明官僚体制的僵硬与思想统一，也说明官僚群体对有着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工程师赵书信）的无声压迫。当这群刻板的领导迈着大幅度的步子一本正经地向前走动时，在视觉效果上却丝毫没有前进，如此便以表演上的机械暗喻干部班子不干实事之现状。除此之外，副书记仿佛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官腔姿势也是一种陈腐的象征。

黄建新在色彩方面的强化运用上极具西方现代主义风格，他在《新京报》纪念安东尼奥尼的版面上明确地说：“我最早拍电影的时候，在色彩上刻意赋予的强制性就是因为安东尼奥尼的作品在色彩上独树一帜。他让我意识到色彩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电影语言。”然而，这种使用强烈鲜明的色彩来表意叙事的方式，与其他第五代导演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在张艺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生猛的红色与生命的原始动力、情欲相挂钩，这种色彩的运用仍然是以更大程度的渲染情绪为目的，根本上是仍然附着于人物、环境等现实基调之上的间接手段；而在黄建新《错位》中，局长赵书信开场梦幻的红色泡影以及机器人赵书信在地下室打架时的鲜红色亮灯，与情节本身并无直接挂钩，甚至可以说与现实脱节，在这里，色彩作为一种特异的叙述语言，揭示主人公身处其中的虚幻迷蒙之感，即以红色这种色彩之本身提供价值意义。

“先锋三部曲”的先锋性、前卫性、探索性在镜头语言上的体现格外突出，而充满隐喻象征性的视听语言的出色运用，使得黄建新早期的城市电影成为某种 “城市寓言”。

时间过渡至九十年代，“城市三部曲”出世，此前那种通过异化视觉效果和人物表演的象征手段，在新的时间点似乎一散而空。“城市三部曲”中，黄建新不再特意强调视觉寓言、苛求造型艺术，转而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幽微韵致，基于现实的眼睛打量都市的日常生活。“花哨”的技巧被剥离后，镜头的第四面墙似乎更加透明与弱化，长段的固定镜头、朴实的色彩装饰，影片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由此得以强化，即“摒弃过多的修饰和美化，将原生态的生活搬上荧幕”。

“先锋三部曲”与“城市三部曲”之间的镜头风格转变十分明显，但仍然留有某些相同但特质。譬如隐喻蒙太奇的使用方面，在《轮回》的结尾中，墙上的巨人肖像、沙发上石岜瘫倒的胴体、窗外由黄转红的圆月、虚焦的车流形成一组剪切的逻辑寓意，即石岜意识到在冰冷的现实中自己无法成为巨人，最终选择毁灭自己；而在《背靠背，脸对脸》的结局里，王双利伴着厚重的钟声再次走入文化馆，古代建筑的楼阁在一片昏蒙中显得沉重、充满官场的不确定性，主人公与高大建筑之间的来回切，寓意着王双利再次踏入浑浊不清的名利场中。

总之，“先锋三部曲”镜头语言的技巧性“卖弄”在“城市三部曲”中让位于故事叙述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三部曲”的先锋性消泯殆尽，而是一种更为成熟、打磨光亮圆滑的剧本建构得以凸显。接下来，本文将论述黄建新在编剧方面的转变。

三、叙事：从个人到群体

假使疑惑黄建新为何不同于第五代其他导演，那么可以从他本人的发言中依稀寻得一些踪迹，文革时期，“我们成了一群无人管理的野小子，最喜欢干的事儿是帮着各个革命组织撒传单，内容是什么根本不关心。当我站在高高的楼顶，望着漫天飞舞的纸片和楼下万头攒动的场面时，油然产生一种伟大的感觉，这种感觉有点像后来读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自己一跺脚就能上房一样。”与大众记忆中的集体伤痛大相径庭的是，黄建新在学业中断、青春荒芜的处境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呼吸空间，那个当时的红小兵在各个城市上蹿下跳、无所顾忌，也或许正是如此，十年浩劫的伤痛对这个年轻人少有切及体肤的伤害，即使见证了各样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但或许也因此，他的心灵是“海纳百川”的，目光却冷静、锐利，这也塑造了他叙事空间的特点：线条众多、跳脱断裂又巧妙圆合，内核是都市冰凉的困境，但人情又以温暖的糖衣将之包裹。

黄建新在《求求你，表扬我》的采访中说：“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从故事的逻辑关系去看电影，当然大量电影是这样的。有一类电影是封闭的，给你什么你就接受；还有一类是放射的。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其实真正要把它判定清楚不是很简单的，因为还要加上个人的喜好、心情。所以这部电影里有大量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其电影中，这种反常规叙事无处不在，它打破了日常逻辑，以一种戏谑但“意料之中”的方式出现，这便是其早期电影的恒定特质。然而，从“先锋三部曲”到“城市三部曲”，具体的叙事手段与人物构建又有相当大的出入。

“先锋三部曲”聚焦于都市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黑炮事件》与《错位》中，都起先设置了一个官僚体制背景，这种带有层级、体系标准的社会运转制度在影片中表现为效率低下、程序繁杂，而身处官僚体制中的官员则是刻薄、唯命是从的反面形象，而主人公则被围困其中、郁郁不得志。知识分子上千年来怀才不遇的呼号，在此处又以现代背景重现，某种刻板印象中知识分子与官场难以融合的冲突，以及知识分子略显孤高自赏的形象，或许是黄建新自身青涩、愤怒又自负的化身，认为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始终忧郁自怜。《错位》里，忧郁的形象又附身于潦倒青年石岜的自杀当中，然而没有人能成为自己想要做的理想超人。因此，“先锋三部曲”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敌对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实际上带有空想与理想主义色彩，换一面来看，这番异化的世界又具有强烈批判性和洞察力。总体来讲，八十年代的黄欣（黄建新笔名）编剧笔触生猛强烈，但似乎沉浸在自我意识笼罩的知识分子套壳里难以自拔。

而杨亚洲参与后的“城市三部曲”，编剧套路从极端的个人走向社会横剖面上的芸芸众生，也从单线叙事转向多线索叙事。“城市三部曲”又名“都市百态三部曲”，直接含义上理解便可以得出，九十年代的黄欣更加成熟老练，不再紧盯着自己不放，开始放眼社会了。在这样真实的社会里，喜怒笑骂皆成文章，而幽默性也格外突出，三部曲中人物出场数量多、冲突事件层出不穷、趣味性完备，已经具有彼时改革开放风气的时代气质。《红灯停，绿灯行》讲述驾校里一组身份各异的学车学员的故事，《背靠背，脸对脸》围绕文化馆人才选拔展开、并在暗线中铺垫局长斗争，《站直啰，别趴下》讲的是新搬来住户的邻里关系。三者都设置在社会某个角落的真实团块里，一个团块中，有着身份、地位、阶级各异的人们，他们以维护个人利益为核心出发，与他人展开交集。在对白、剧情陷阱的笑料中，我们后知后觉地对此种反讽做出警惕反应：世道变了。新事物出现了，而我们却愈加冷漠。当城市里的家长里短作为笑话搬演时，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只能彼此防范、力争上游，城市的空虚、悲哀之感油然而生。“城市三部曲”余韵之悠长，值得启迪后生晚辈。

四、总结

黄建新导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电影作者，其早期作品意涵之深邃、转型之成功得益于导演自身的积极进取和一群电影工作者的集思广益，能够以“严肃的趣味”欣赏到那个年代的人生事相是鄙人的荣幸，用一句话概括则是，“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参考文献丢掉版）

黄建新导演，在2000年以前还是一个自己十分欣赏和钟情的导演。拍摄的影片真实接地气同时有直指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尺度和领域有时是导演本身无法掌握的，只能顺应形势而为。即便到了1996依然可以排出这部反映当下社会存在的病态而又如常的社会现象，也是实属难得。

本片中，围绕着驾校的学习，1个教练5个学员还有附带的一个校长，显示了当时社会的几种代表性的人物，诸如下岗人员、记者、大款、社会青年以及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是立体的，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良之处。其实反映的中心主题就是自身权力的运用，记者利用自己的身份技能，赚外快谋私利；大款以钱开路，换教练、洗车、摇车等等各种特权行为；社会青年偷井盖；最为夸张就是教练的本身，利用身份，暗地敲诈勒索学员等等。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和谐”的结果，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常轨道”。在这部浮世绘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某种层面，也反映了在当时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各种思想的激烈碰撞。

电影归根结底在通过社会情景的展示后，还是回归到反映社会的思想现状。

出自淤泥 红灯停、绿灯行 4/22/2023

我妈来我这儿的第二天，时差还没倒过来，估计是脑子晕乎、眼皮打架地看完了这部电影。接下来计划每周末一起看一部中文片子。

电影比较短，每一个人物都很鲜明（除了最后出场的、学历最高但最 geeky 还曾经精神出了问题的小伙子戏份最少），最后的结局让电影有了些欲扬先抑、立意拔高的意思——这群每一个为己私利的人，最后却实现了群体的一种互相救赎和共同升华：一直寻求机会报销学车费用的记者撕掉了报销单维持了身为记者的尊严，一直公私不分的教练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也没把吸毒成瘾的小伙供出来让他拿到了驾照得了条生路。频繁的、习惯化的小恶固然“令人窒息”，但大的良善更让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