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昨天晚上，在央视电影频道的节目回放资源里搜索，偶然间，找到一部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好电影《城南旧事》。短短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却带给我不少感触，下面一一跟大家分享如下：

电影改编自林海音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集，是一个六七岁的女孩——英子的视角，展现上世纪二十年代老北京城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变迁。影片反映的社会现实，其实是相当沉重的：英子的邻居秀珍姑娘发疯的原因，是丈夫参加学生运动被杀，而自己的孩子又被家人抱走，遗弃在城墙根下；被领养的小姑娘妞儿，成天需要忍受自己养父养母的打骂；朴实的市民为了供学习优异的弟弟读书，只能以偷盗为生；英子家的保姆宋妈每天省吃俭用，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却被乡下的丈夫挥霍，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被送了人。影片串接起的几则故事，把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礼教残存和女性地位低下的民国初年的北京乱相，展现无余。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影片反映的，几乎都是相对阴暗和悲惨的故事，但影片的整体美学风格，却是极其明亮，带有几分童话色彩的。那些或忧伤、或沉重的人和事，经过女主角英子的视角传递，仿佛都变得举重若轻起来。因而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是古朴雅致的胡同与老房子、天真烂漫的孩子和淳朴勤劳的劳动者，而这些画面的背景色都是明亮而写意的，甚至会有一些西方印象派油画的感觉。

这样的美学风格，自然是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代风气密切相关。正如众多关于八十年代的口述史和访谈录里所讲述的那样：那是一个富有朝气和理想主义的年代，人们普遍对未来抱有非常高的热情与期望。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自然而然会影响到文艺作品的审美取向。今天再来看这部《城南旧事》，面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影像氛围，有的人可能会难以代入，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会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进程的洗礼，今天的时代风气，跟八十年代相比，已经可谓是大不相同。如今充斥于院线里的电影，一方面极其强调剧情张力，要求在叙事中不断制造冲突和悬念，一方面非常看重对于观众的感官刺激，采用各种各样鲜艳的色彩和夸张的特效。《城南旧事》里舒缓、悠然而从容的叙事节奏和淡雅、明亮而写意的视觉风格，在当下很多一线导演看来，已经是那么地不合时宜。

这从这部《城南旧事》在央视电影频道的排片时间段就可见一斑。这样一部优质电影，只能放在频道的凌晨6点多播出；而频道夜晚的黄金时段，则要留给新近从院线下线的最新电影。然而，对于这些充斥着浮夸画面和无厘头笑料的所谓票房大卖的电影，我却无法提起任何兴趣。我更愿意沉浸在《城南旧事》的美妙意境之中，让平日里因工作和琐事而浮躁的心灵净化、升华，久久回味。

以这篇小文，怀念我度过童年岁月的八十年代。

2017.1.16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是蓑翁在《江海晚报》“文化视点”栏目刊发的专栏文章之六。）

　　　《城南旧事》：电影的诗性

　　　盘小瓠

　　　电影《城南旧事》（My Memories of Old Beijing）改编自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自传体小说，由吴贻弓导演执导，于1983年上映，电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的肯定，在一系列国际电影奖项上也有所斩获。

　　　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在北京城南居住期间的几段童年回忆。民国年间（1920s），小英子随父母迁到了北京城南居住，并且在那里长大。七岁的小英子是个聪明活泼又勇敢的姑娘，有着一张俏皮嘴巴，很善于交朋友。在第一段回忆里，小英子结识了大家都不敢接近的“疯女人”秀贞，被秀贞先是当做自己遗失的孩子小桂子，而后又和秀贞成为了朋友。她还有一个好朋友——妞儿，是一个不受养父母疼爱的遗弃儿，一直希望逃离养父母的桎梏，得到自由。在秀贞准备“逃往”天津的时候，小英子认出了妞儿就是小桂子，并促成了母女相认。然而，结局却让相认的温馨维持了仅仅一幕，英子目睹了母亲带着孩子最终丧生于奔腾的火车之下，而后她晕厥在了暴雨之中。第二段回忆里，英子在一次捡球经历里结识了一个把北京城南闹得鸡犬不宁的小偷，小偷是她学校里高年级学生的哥哥，爲了家庭生计不得已而行窃。在英子一次无意的泄露行踪后，小偷被便衣发现并被警方逮捕，最终在英子的目送下走向了不归路。最后一段回忆说的是英子家来自农村的保姆宋妈，家里的男人无用，死了儿子，送了女儿却一直不敢告诉她，直至影片最后，得悉真相的宋妈几近崩溃，最后随着男人回乡里寻找渺无音讯的女儿。影片还提到了英子善良正直的父亲的生病与去世，其实也是小英子童年记忆里极为重要的一笔。

　　　整部影片基本忠于原著，在小说分段式的叙说上做了有效的电影化处理，以时间为剧情的逻辑主线，很好地叙述了几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故事不复杂，结构很清晰，这些“简单”的背后是整部电影操作上的困难。如何把一部“并不复杂”的电影拍好，是这部影片试图为我们解答的问题。

　　　首先是利用对场景和台词的有效驾驭来深挖电影背后的历史文化元素。电影叫《城南旧事》，除了旧事本身，到底还有什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老北京城南所独有或应有的呢？电影开场，我们便看到了驼队，看到了卢沟桥，从第一眼开始，我们就随着驼队进入了老北京城。随后见到的古井，打水人，逗孩子们发笑的留声机，黄包车，胡同，枪决游街，小贩，王府的红墙，煤油灯和电灯的共存，五色旗，集市，世界日报，成绩单以及父亲去世时的秋日红叶等等，种种细节都深埋着浓浓的1920年代的老北京味，一切拿捏得恰到好处，融入了剧情之中，让我们在聆听故事的同时，默默地感受着老北京的气息。影片对台词也下了一定的功夫，很多时候人物一张口，我们便知道他们是北京人，这既有赖于京片子较高的辨析度，也有赖于导演细心的安排。我们常说，电影是文化的载体，一些糟糕的电影，其对于载体的认识就仅限于口头上的说教或一两件糊弄人眼球的物件的把玩，以至于电影本身时常陷入文化的虚无之中，甚至闹出了唐朝人说宋朝事，明朝人用清朝物的笑话来。在电影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一切场景和道具都被编排好和分类好，它们无需再被拾掇，只需在某一个条目被激活时心不甘情不愿地出现一下就可以了。电影人在享受其中便利的同时往往丧失了用心做电影所应有的细致，而这种不细心的后果，往往是糟糕的电影呈现。

　　　然后，我想详细地谈谈本片的叙述技巧和情感输出，这里必须把它们作为整体进行评述，下文会有论及。

　　　电影《城南旧事》和原著一样，以小英子的视角为切入点，来讲述几段故事。电影的叙述非常的舒缓，整部影片，哪怕是冲突最为紧张的母女命丧火车的情节都没有用太大的力度去渲染，一切都在平和中推进。这样的舒缓与女主人公一点一滴地在深挖半个世纪前那段童年回忆的节奏暗暗切合，在不制造大冲突的叙述环境里，依然给观众极好的观赏体验，我们似循着女主人公的思绪，在展开的时代画卷里，寻找被遗忘的记忆。舒缓的同时是相当一部份画面的留白，镜头里是美好构图下的北京城南场景，没有主角，没有对白，没有冲突，这正暗合人类回忆时的真实体验。往往我们记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场景里面有人，但具体已经不知道是谁，场景里面有风有雨有雪有大太阳，可我们也想不起具体的温度，唯有情感默默地寄托着。而关于童年的回忆，往往重点处变得格外的鲜明，乃至于艺术夸张，模糊处变得模棱两可，成爲了我们可以自由补充的空白。影片里几个重要的冲突处，英子都似旁观者一般存在，她盯着世界看，她没有在唱歌，没有在说话，没有激烈的表情，到底是回忆中的自己愕然，还是现在的自己情感复杂得无以言表，导演保留了女主人公这份淡淡的迷茫。影片多处运用到了复沓，水井打水的画面出现了三次，学校铃声响了三次，送别的乐声奏起了数遍，在不用任何言语的情况下完成了时间的推进和剧情的衔接，其实也默默地暗示着英子的长大。从冬雪皑皑到秋天落叶红，小英子度过了最为难忘的一年。

　　　影片的情感输出和其叙述方式相映成彰。如果说叙述是舒缓的，那么情感就是委婉而含蓄的，这种委婉含蓄在场景配乐的渲染下大大提升了艺术感染力，形成了本片独特的审美意趣。先是小英子认出妞儿就是小桂子那段，妞说完自己身世后，两个人相顾无言而只有雨声雷声没有断息，这巧妙的留白让我们彷彿听到了两个孩子心灵的颤抖。小偷被抓那段，镜头拉远，配乐响起，枯藤老树昏鸦，悲剧的结局在声画中被勾勒，我们不禁在心中凝鍊起一份凄凉。而宋妈得知真相那段，男人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宋妈无声啜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景。随后宋妈麻木地抱着英子的那段，沉寂得让压抑的氛围进入了每个人的心间，直至校园钟声响起，才回到了电影之中。影片对于情感的把握始终落脚于英子的理解，“我分不清海跟天，也分不清好人和坏人”，其实是用孩童的迷茫来控诉时代的荒谬。

　　　电影的开场是苏轼的词作《江城子》里的名句：“不思量，自难忘”，这让我迅速联想起其上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林海音女士生命的前五十年，神州大地正在种种革命的浪潮席卷之中，无数个大事之间，往往就是生死两茫茫的怅然，五十年生死迷途迈过了，回首最为牢记的反而是童年时发生在北京城南的那些事、那些人。这种对于老北京城和对于童年回忆的强烈追思，需要电影以极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去应和。而电影《城南旧事》正是以诗歌和散文的态度自我约束，完成了对这样的情感最好的表达，我在其中，看到了电影寻求诗性的可能。诗性是真诚的，激烈的，美的，而与此同时它和虚构的，舒缓的，残酷的又毫不冲突。它是用人性的真诚，激烈与美去冲击记忆的虚无，日常生活的平和与社会现实的残酷。本片用演员质朴的表演，场景的写实，配乐的切合，剧情设置的合理，以及技巧的巧妙运用达到了这样一个诗性的境界，难怪有人说《城南旧事》是中国第一部散文电影，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篇用中国式的电影语言写成的散文诗，为中国的电影拍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说了那么多，《城南旧事》给我最为震撼的地方还是老电影人对于电影制作的用心。思想，价值观，世界观都可能桎梏于时代的限制，唯有用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优秀背后不变的法则，而这或许正是当下华语电影最为缺失的环节。最后附上弘一法师的《送别》，感谢这样一部好电影的诞生。

　　　《送别》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很喜欢小英子，就是《城南旧事》的林英子。2001年林海音逝世的时候，才去买了《城南旧事》珍藏版，而吴贻弓导演的同名影片，是如今看的。那是部老片子，2001年时还未上大学，也没有网络，比较难找。在我没有出生前，小英子清澈的眼神早已映进了许多人心里，影片在国内与国外得了大奖。

还有那首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也是自电影《城南旧事》起盛行，电影的《城南旧事》与《送别》是不能分离的，无论从主题或是画面摄影上。这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著名校园歌曲里，真正能感怀别离的，莫过于逐渐告别青春而成长的学子，最美好的青春与天真渐行渐远，带着淡的哀愁，与童年作别，带着浅的忧伤，与青春作别。

什么时候我们越懂事了，就越难忘记小英子。因为长大的我们无法再像小英子一样，睁大眼睛，稚气而极认真地对询问名字的人说：“我叫英子！林英子！”那认真的神情，是天下顶顶有趣的事和最自我的肯定。一个人的成长割舍不开童年的经历，当你开始懂得人世，与己浑然一体的世界渐被拆开，苦难或幸福被划分开，我们必须顾及生活的一切细枝末节，而无暇再用简单的快乐去想象着拼凑故事。

影片一开始小英子模仿着骆驼咀嚼草料的样子，相信可以让很多人回忆起儿时也曾对着简单的事物好奇地玩味半天的情形。到底，成长是怎样地叫人渐失了童真呢？英子从中快乐着的，皆不是什么愉快的结局，惠安馆疯子和进步学生的凄惨爱情和骨肉离散；妞儿受尽打骂的孤苦生活；社会压迫下走向犯罪的小偷叔叔；失去儿女却深爱他人孩子的宋妈。大人眼里爱听事儿的小英子有时觉得委屈：“哼，你们说什么我可都知道！”想起儿时的自己也常这么想，我就可理解英子了！可不是，明明都知道，可就是分不清，为什么大人偏说小孩子不懂事儿，可小英子，就只是想帮秀贞找到小桂子，帮妞儿找着她亲爹妈，让宋妈把栓子和丫头子都带在自己身边，还有和“小偷”叔叔去荒地说话。这一切，到了大人眼里怎么就成了声声叹息。待到小英子分清海和天的颜色，分清好人和坏人的时候，已要和这童年天真无邪的岁月作别了。

虽然对内心的刻画没有如今一些电影来得细腻与细节化，但是我至今认为，这部二十多年前就拍摄的电影，是描写童心最为动人的一部。不思量，自难忘。从电影开场，便是叫人浸在一切回忆里的。片头吱扭的水车，片尾香山的红叶，老北京的城墙，都从几十年后远居台湾的英子回忆里走来，近了阵阵驼铃，又远去了这清脆的铃声，远去了“曾经有我”，真真切切的城市的变迁。

想起七月离别，岁岁年年，多少校园里还会唱起“长亭外，古道边”，多少人会唱起离歌，祭奠逐渐远离了我们的青春岁月。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城南旧事》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小女孩英子随父母从台湾来到北京，在南城胡同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经历。小说通过小姑娘林英子的视角讲述了三个故事：疯子秀贞思女心切，却不料在找到妞儿后惨死于铁轨之下：哥哥为了弟弟的前途铤而走险做了小偷，结果非但没能帮上弟弟，自己最终也免不了被捕的厄运；宋妈为了儿女的生计来到林家作奶妈，却由于丈夫的无能落得个女散子亡的悲惨结局……小说在揭示了三个大人悲惨命运同时，也渲染了他们身上所透出的中国人固有的善良品质、隐忍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小说《城南旧事》在台湾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大陆去台同胞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思乡浪潮。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城南旧事》便是其中的一部。北京电影制片厂老编剧伊明读了这部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后，觉得是个“拍电影的料”，便立即着手将其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看了伊明写的本子后很是欣赏，当即指示北影厂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北影厂拍电影的事一直未能有个着落。陈荒煤这下坐不住了，北影厂不拍，他又将剧本推荐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厂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导演吴贻弓来执导这部影片，因为吴贻弓的导演风格与这部作品比较吻合。

吴贻弓看了伊明写的本子后，感到统战意识太强，猜想改编者一定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考虑才这么做的。他于是向厂领导提出希望能看看《城南旧事》的原作。果然，当吴贻弓读了厂长帮他弄来的小说原著复印本后，觉得原小说较剧本更为打动人心。小说笔调虽然是淡淡的，但其中流露出对故乡那种难舍的情结却是浓浓的。他对厂领导说：“伊明搞的剧本统战意识太浓了，这么好的小说，只要老老实实拍出来就行了。而且故事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根本用不着加什么，我再写一个导演台本吧。”

在征得厂领导同意后，吴贻弓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一个新的剧本。如同小说的散文式的独特叙述风格一样，吴贻弓在写作导演本时也没有刻意去寻求小说外的东西，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理解把它演绎出来。他说：“小说中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这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情很朴素地打动了我。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作为影片的总基调，那里面有一种抽象又具体的‘乡愁’。”吴贻弓撰写的《城南旧事》导演分镜头剧本无形中使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散文式电影的“开山之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伊明看了吴贻弓写的本子后说：“小吴，你胆子蛮大的嘛，里面怎么一点政治都没有?”吴贻弓说：“这个本子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只要拍出来，统战部肯定欢迎。”
以假乱真的“老北京”与“捡来”的“小英子”

导演分镜头剧本完成后，吴贻弓便带着一班人马投入了电影拍摄的前期准备工作。《城南旧事》是反映老北京的故事的，因而关于老北京风貌氛围的营造便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找到林海音笔下的“老北京”，吴贻弓手里攥着一张北京地图，带着一班人马整日穿梭于北京的胡同小巷中，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东走到城西。然而一圈走下来，却没有找到一处中意的地方。虽说有几处尚保留着老北京的风貌，只可惜那黑黑的柏油马路、高高的电线杆将老北京那种独有的历史静谧感给破坏了。带着无奈与失望，吴贻弓不得不回到上海“另起炉灶”。没多久，上海郊区一个空旷的机场上便出现了一个被人称为“老北京”的风景点。虽说是老北京，但由于是刚刚搭建的，难免给人以“老的不够”之感。但吴贻弓似乎并不着急，外景搭好后，好长时间也不见他开机起拍。其实，吴贻弓是在耐心地等这个“北京”慢慢变老。果然，两个月过后，当屋檐上的草籽变成了几撮随风摇曳的野草，当落寞院子里的假树桩经风吹雨打后有了旧的模样时，林海音笔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便生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以致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后还以为这部影片是在北京拍摄的。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与演员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林英子是贯穿故事中零零碎碎人物和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物的表演如何直接关系到影片的成败。说来影片中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还是吴贻弓从其他导演那儿“捡来的”。

在拍摄《城南旧事》前，吴贻弓曾于1979年拍过一部儿童片《我们的小花猫》，对儿童演员的选拔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在选拔儿童演员时，吴贻弓非常注意眼神的考察。他说儿童和大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探询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从他们的眼神就可以观察的到。他要找的小英子就是眼神要特别的纯，而且充满了对成人世界的好奇。当时上影的宋崇为拍一部儿童片《闪光的彩球》也在进行小演员的选拔，吴贻弓便带着助手一起前去“碰运气”。一眼扫下来，吴贻弓就看中了两个小孩子，一个名叫沈洁，另一个名叫袁佳奕。令吴贻弓感到既意外又高兴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没有被宋崇“点中”。最后，经过一番考察，吴贻弓选择了沈洁。对于沈洁入选原因，吴贻弓后来回忆称：“沈洁她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表现欲望，有些忧郁。但是我感觉她在心里面探索，她琢磨在这里面谁最大，谁说话最有用，谁是导演。她那种求知的问号式的眼光与我设想的小英子的需求非常吻合。”

吴贻弓选中了沈洁来扮演小英子，小沈洁自然也是兴奋不已，一连几天都没睡好觉，决心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她在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上把所有属于自己的355个镜头都打上了记号(这也意味着小英子在影片中出现了355次)，对小英子的每一个镜头都细细琢磨、推敲。然而令小沈洁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开始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吴贻弓见状对她说：“你不用去硬演，你自己就是小英子。”果然，经吴贻弓这么一点拨，小沈洁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正如她后来所说：“在真正表演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在演戏，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角色里。那时候我真的把宋妈当作了老妈子。让她给我干这个干那个。”事实上，如果没有她在影片中那自然的一颦一笑，没有她随时流露出真实感情的眼神，影片《城南旧事》中那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情感线索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看过影片的人对片中郑振瑶扮演的宋妈印象一定也很深刻。其实，吴贻弓选郑振瑶来扮演宋妈这个角色在当初也是颇有争议的。郑振瑶以前在电影中扮演的大多是公主、贵妇或者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演过像宋妈这类北方农村出来的佣人，她能担当起这个角色吗?当时许多人都面露疑色。就连郑振瑶自己对演好宋妈也没有信心。她对吴贻弓说：“你要做好准备，这部电影有90％的可能砸在我手里。”然而，吴贻弓却对她很有信心，鼓励她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演好这个角色。”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在片中，郑振瑶对宋妈这个角色无论是造型还是内心世界把握得都非常到位。多年后，郑振瑶在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演宋妈是从外部造型改造开始的。化妆师先拿剃刀把我的脸给开了，也就是剃掉鬓角和额头上的一些头发，把我原先很秀气的脸型变成北方农村妇女的方型脸，然后描粗眉毛、将头发扎成那种撅起来的髻。化好妆之后，我一看镜子就把脸给捂住了：‘真难看!’服装师给我准备了肥肥大大的衣服，连做给我的布鞋都是那种前头尖、后头放开的形状……还有许多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是它们让我感觉到我就是宋妈。等试拍胶片出来之后，大家才都对我有了信心。当然，在演的过程中还是会碰到很多难题。譬如说最后那个骑毛驴的镜头太长了，而我本来根本不会骑，毛驴也不听话，如果镜头再长一点点，我真的就要摔下来了。”

一曲《送别》愁断肠影片上映获好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看过城南旧事的人对片中的这首插曲一定是记忆犹新。歌词与旋律中那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与影片的主题融为一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许多人只知道这首歌是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小说中引用的著名音乐教育家李叔同创作的《骊歌》(又称《送别》)，其实这首歌的曲子并非李叔同所作，而是出自美国人John Pond Ordway之手，歌曲原名为《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这首歌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人犬童球溪对其重新填词，并取名《旅愁》。李叔同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听了这首歌，很是喜欢，填了新词，并将歌名由《旅愁》改为《骊歌》(又称《送别》)。由于由李叔同填词的这首歌很符合《城南旧事》主题情调，林海音便在小说中引用了它。吴贻弓对这首歌也是情有独钟，他特地找到音乐作曲家吕其明说：“《送别》这首歌我在学校时就学过，林海音肯定也唱过这首歌，所以在小说里她也写了这首歌。小说《城南旧事》的基调是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影片的音乐也要有这种基调，我打算就用这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音乐。但如何在片中用好这首歌，这就看您的了。”吕其明欣然接受了吴贻弓交给他的这一任务。

电影《城南旧事》很多地方没有台词，这也给音乐留下了非常大的创作空间。然而，如何将这首歌与影片主题巧妙地融为一体，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作一首新的电影歌曲。好在吕其明在影片歌曲创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为《送别》所配的旋律，尤其是“小和弦”的应用，通过不同场景和心态下的复奏和变奏把片中的那种伤感情绪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影片中小英子心境的变化，歌曲《送别》都会有些许不同的味道，而片尾那段近五分钟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的画面堪称电影音乐中的经典之作。正如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那样：在《送别》的背景音乐声中，小英子坐在大车上离开了旧家。一颠一簸中，故居、故人、旧日时光都一步一步的远去了。那颗纯洁无暇的童心，终于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了“告别”的况味。城南的旧事渐渐淡去，淡不去的是对旧时京华的回味，对往日悲欢的留恋……。

影片《城南旧事》拍摄于1982年，在当时政治教化仍被视为电影基本功能的情形下，《城南旧事》独树一帜，它以清新隽永、淡雅质朴的风格，以一种深沉的思念、爱与同情打动了亿万观众，并荣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乐奖。

电影《城南旧事》上映后不久，林海音的儿子夏祖焯先生来到大陆，由于拍摄这部电影在当时无法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作者及其家属对此是否会有什么意见呢?吴贻弓和上影厂领导对此心中都没有底。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此事告诉了应邀前来参观的夏祖焯。不曾想，当获知母亲的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夏祖焯先生非常激动，当即代表母亲象征性地拿了一美元稿酬(当时原作者稿费有800多元)，并风趣地说：“我代表我母亲拿过版税了。”夏祖焯此举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吴贻弓后来感慨地说：“我们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她的小说拍成了电影，他们一点都不计较，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爱国行为吗?”

临别时，上影厂特地委托夏祖焯将《城南旧事》的录像带转给林海音，这也是《城南旧事》在台湾的第一个录像带。由于电影对原小说内容没有加进任何政治的因素，这部影片很快在台湾上映了，并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1991年林海音到大陆访问时，特地来到上影厂与《城南旧事》主创人员会面，这也是这部影片拍摄完成近十年后小说作者和影片创作者的首次见面。当林海音听了吴贻弓对影片创作过程的介绍后，感慨地说：“您幸亏没加进任何政治的因素，否则台湾决不会放这部电影!”他还感谢吴贻弓让自己在内地出了名，并对沈洁在片中的表演赞不绝口。

电影《城南旧事》不仅在大陆和台湾获得轰动效应，同时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1983年，影片《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影片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性电影节的综合性大奖，同时打破了电影节上影片最多放映3场的惯例。在同年举办的南斯拉夫第14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上，《城南旧事》获最佳影片思想奖。1988年，在厄瓜多尔第10届基多城国际电影节上，《城南旧事》又荣获二等奖——赤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