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人

“她呀，就是个毛丫头。”这是在爸爸面前，许灵均对妻子李秀芝的形容，这句话被爸爸漂亮的女秘书称之为甜蜜。的确，“毛丫头”这个形容令人羡慕，在谦虚的同时，也表达了灵均对秀芝的容许和爱。谁会对一个毛丫头有过多的要求呢？不过，秀芝又不止是灵均形容的毛丫头，她还有一身的本事。

“勇”秀芝，在四川闹饥荒，走投无路之时，敢于离开家人，自找出路。坐在一辆拉砖的火车上面逃到祁连山，找表姐给介绍的未曾谋面的“未婚夫”。无奈到了祁连山，未婚夫却因意外亡故了。

“智”秀芝，在无可选择之际，碰到路人郭piǎ子问询，她说出自己的情况，说自己能干活，想找一个吃饭的地方。郭piǎ子说要给她找个家，她点头答应。郭piǎ子已来回跑了三十里路将秀芝和灵均的结婚证办好。

“勤”秀芝，结婚后，秀芝主动洗碗、缝衣服，因为妈妈告诉她，到了人家要勤快。她脱土坯、套院墙、种树。她养鸡鸭鹅，还有鸽子、兔子，被邻居笑称“海陆空司令”，说她养什么成什么。她把家折腾成了她想要的样子，邻居来了都说灵均的家简直换了一个样子。

白天劳动，晚上学文化。她和邻居去看电影《列宁1918》，她学字，写日记。秀芝看到上山放马十天才回来的灵均时，她正在脱土坯，回头对灵均哼了一声，说道：“马儿都知道想家，人都不知道想家。”这是她说出来的，也是她写在日记里的。我觉得许灵均说的“经历就是文化”这句话真是没错。她拿出日记本给他看，像是拿出了一件礼物那样，灵均也很为她的进步开心，一字一句念着。甜蜜的情景着实让人羡慕。翻了几页时，秀芝突然抢过来不让看了，说是土坯的坯字不会写，灵均刚要落到纸上，她伸出手，让他写在手心里。

“下次我也要去，一去就是十天。”

“汉人的女人哪有上山的？”

“那我就化妆成男人。”

话音刚落，她大力抽了一下手中的鞭子，发出一声脆响。正在用毛巾擦脸的灵均被吓了一下，眼神又变成一个爱护妹妹的大哥哥的眼神。

灵均的老右身份被平反，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每月还能领导500元的补贴。数着灵均拿回来的那么多钱，她说：“在我眼中，你还是那个你。”

灵均爸爸来北京接灵均回美国做企业的接班人。临去北京的前一个晚上，秀芝为未曾谋面的公公做了很多茶叶蛋，做完已经很晚，秀芝累得几乎直不起腰。灵均问秀芝：“如果我和爸爸去美国呢？”“你开心就好。”这个年代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小女人的觉悟，竟是如此深刻，即使现代，也是很多的亲密爱人都无法做到的。“你不怕我丢下你？”“你舍不得祁连山的孩子们。”首先声明自己微不足道，其次强调灵均的教师身份。我觉得这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爱人。而她在送灵均上车时，又在汽车开走时刮起来的灰尘中背着儿子追出那么远，我很为她心疼，又感觉她不是那么确定。虽说笑称灵均是风筝，自己是风筝线。

灵均和爸爸在北京相处的一周时间里，灵均和爸爸和解了，爸爸也理解并开始羡慕灵均的简单的幸福了。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爸爸读到了灵均的选择：留在国内，留在祁连山。王子和公主继续幸福的生活。

前几天还和大姐姐讨论独立生活的能力，我甚至还对这种能力大为赞赏，大姐姐提醒了我：追求幸福也是一种能力。是啊，如果可以，我们宁愿选择幸福。

感谢收看

这篇文章的主体依然是原来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最终被我删掉，现改写如下。

顾名思义，“谢晋模式”是指我国著名导演谢晋在编导电影时，所无意识遵循的不成文守则，它于1986年由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所提出，涉及到了谢晋在文革结束后的几部重要作品[1]。朱大可认为，谢晋电影中存在“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和“善必胜恶”的“四项道德母体”，并且评价其影片是“一次从‘五四’精神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2]”。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论断想当然地引发了喧然大波，据朱大可称，他有几个文艺界的朋友因此仕途受阻，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任毛泽东润笔秘书的胡乔木同志竟然想与他约一场公开辩论，可见其观点是多么惊世骇俗。

谢晋电影是国产电影爱好者所不能绕过的重要序列，在我参阅过的一些文献中，发现许多影迷与我一样，曾对谢晋遭受重大冲击的事实充满着困惑：这样一位饱含批判性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导演，为什么要受到如此苛责？即便影片真有什么缺陷，那么从作者论角度将这些“缺陷”当作症候客观指出即可，有必要表达出严重的价值判断倾向吗？但是，随着一点点深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我逐渐开始理解这些批评家们的逻辑：总得来说，“谢晋模式”的确从创作思路和内容架构上限制了电影艺术的发展可能性，而且，它做为一种后文革叙事的主要策略，已经逐渐脱离当时的特殊历史语境，增殖演化为中国电影涉及创伤性叙事与批判现实主义时所遵守的新教条。

在朱大可发表“檄文”后，还有着如汪晖、李奕明、戴锦华等学者的冷静理智的声音值得我们参考，他们从文化分析、女性主义与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了另一种更犀利的剖解，属于“直接涉及它（谢晋模式）的合法性问题[3]”。以我的能力，很难对谢晋电影进行彻底解构，但是在充分阅读以上文献之后，我还是可以抖胆从中总结出“谢晋模式”的两个创作守则，以便后文论述。这两个守则是指：“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

为了节省时间，本文稍稍对这两条守则进行一番简述：“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旨在为影片设计反面角色时，严格控制其人物数量及阶级地位，从而将制度问题退化为个人操守问题，转移观众对体制的仇恨。谢晋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是要为当时的最广泛观众提供一个对于文革的合理解释，与此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反抗的煽动性。于是，“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即成为谢晋用来设计矛盾与戏剧冲突的绝妙技巧。

反面角色作为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代表，他所维系的行政职能愈高，愈贴近权力中心，他身上所蕴含的“精神之父”的隐喻就越锋利，也就愈能激发观众反抗冲动。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将反面角色限定为底层官僚，最好是只影响一村一镇的头目，这样在临近结局时进行清算的难度也低一些。与此同时，还要尽量避免提供反面角色在组织内的人事服从关系。即，虽然剧情会提供一个可供批判的基层官僚对象，但这个基层官僚的直接上级要避免出现，最常见的作法是将其科层背景与“命令—服从关系”被一并隐去。当更上一级的官僚有必要出现时，他的形象更倾向属于“拨乱反正”的清醒个体，与“机械降神”模式相通（《高山下的花环》）。很显然，如此操作可以显著阻碍观众将对个体失范的批判上升到对组织关系、运作机制的批判层面，诚如汪晖所言：“权威人物必须与整个权威系统加以区别，这样，个别权威人物以至相当普遍的权力者的过失才能不导致对现实统治秩序的怀疑[4]”。

再来谈谢晋模式的第二条守则：“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谢晋电影通常将主角置于浓厚友情、亲情等场域之中，通过由本性至善的民众和忠贞不渝的爱人给予未来的希望，利用道德感化抒解主角信仰破碎的焦虑，从而进一步弱化观众的反抗欲望。这条守则同样会制约谢晋电影的情节结构，除了结局的趋同，影片通常将“道德拯救”的重任压在女性角色的肩上。《高山下的花环》全片后三分之一都是在讲述如何抚平“战后创伤”，几乎就相当于唐国强饰演的指导员不断道歉、王玉梅等人饰演的牺牲者家属不断原谅的过程。为了使这种原谅不至于有过分的宣教意味，主创还利用“机械降神”的模式，塑造了因战争而失独的雷军长，另一方面对冲主角的负罪感。

从功利的角度而言，“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属于非常方便有效的实用技巧。从亲情维度上，它可以体现为亲子和解、家庭和解；从爱情维度上，它可以体现为将爱情作为保障人性底线的工具；从友情维度上，它可以体现为“良心发现”与“迷途知返”的友人主导结局的光明走向；从更大的社会形态上，它可以体现为“淳厚朴实的工农群众”与“人间自有真情在”等等广泛的底层乌托邦。谢晋电影非常巧妙的将这几个维度全部实现：亲情：《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母子和解；爱情：《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中的伉俪情深；友情：《天云山传奇》中周渝贞的热诚与宋薇、吴遥的忏悔；社会形态：上述四部作品中弱小、普遍又坚持道德操守的群众……通过这些多样的手段，谢晋试图拯救被极左思想破坏的中国家庭的亲情连接，以及底层的道德场域，这的确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然而，也正是这样将政治矛盾替换为道德矛盾，用膨胀的道德为影片的社会矛盾进行兜底，才让影片的批判态度“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在补充共同政治信念或信仰体系的同时，实现刚性意识形态的软着陆[5]”。

“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与“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的叙事策略，可以看作是谢晋为挽救中国人岌岌可危的共同体信仰所做的一次努力，可谓用心良苦。然而，这种后撤式的安抚只能暂时压制社会的不安情绪，而无益于对问题根源的深刻解构，更无益于真正尊重遭受苦难的广大人民。伴随着这种压制而传承给后辈的不是历史的真相，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云淡风轻”、“沧海桑田”、“命运无常”、“天道轮回”之类模糊的虚无历史观。曾因《电影的锣鼓》而饱受迫害的理论家钟惦棐在他的《谢晋电影十思》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如没有一场把神还原为人的政治改革，则历史两千年的‘金缕玉衣’就会再次发出它随同入殓的臭味[6]”。虽然，用电影促发政治改革很强人所难，然而谢晋电影，以及与之同期的其他新时期电影，能够在影片中做到“把神还原为人”吗？恐怕是不能。不仅如此，这些影片还精妙的同构了文革后官方话语重建的过程（诸如将毛泽东与党中央区别开，再将江青与毛泽东区别开，最后让底层民众无底线地包容“历史错误”），如果我们从对一直停滞的政治发展的观察出发，就会很轻易地推导出一个结论：中国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从谢晋至今，除视听语言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大规模的、超前的进步。“谢晋模式”原本只是一个不够完美的开端，却遗憾地成为创作者们传承至今唯一能用的批判性手段，这么看来，钟惦棐曾对谢晋下过的另一个论断，仿佛一句讖语，始终笼罩在我国电影界的头顶：“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

[1] 朱大可的文章《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涉及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三部作品。《芙蓉镇》上映后，包括朱大可在内的许多学者也直接将此片纳入“谢晋模式”的讨论序列中。

[2] 朱大可.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N].文汇报,1986-07-18

[3] 刘海波.重审“谢晋模式”的合法性——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46-50.

[4] 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 谢晋电影分析[J].电影艺术,1990(02):23-45.

[5] 刘海波.重审“谢晋模式”的合法性——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46-50.

[6] 谢晋电影十思[N] .中国电影时报,1986-09-13.

可能是突然之间，这部电影又火了。

可能，70,80,90,00年代的每一代人看这部电影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年长者看到的可能是现实；而90,00后们看到的是理想，因为在这个社会，我们太缺少一种东西——纯粹。

牧马人里，爱情是纯粹的，劳动是纯粹的，父老乡亲是纯粹的。这种纯粹直击着北上广深的每一个年轻人的灵魂。

曾几何时，我们再也没了纯粹，是从哪一代人开始的呢？我们不得的而知。我们变得这么功利，变得这么现实，因为我们无奈。只能去电影里找寻感情的寄托。

有网友直呼，想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我又何尝不是呢？

“老许你要老婆不要”这句话在去年火爆全网，这话出自1982年上映的电影《牧马人》。

《牧马人》于1982年上映，当时共有1.3亿人观看了这部电影，假如按照25元一人的票价，换算到现在相当于32.5亿票房，该片可以凭文艺片的属性排到历史票房前十位。

女主角丛珊在同年当选《中国青年报》“最喜爱的十大青年银幕形象”，成为了当时无数少年的梦中情人。

但丛珊绝不会想到，34年后，她又成为了无数单身狗心中的“最佳老婆”。

1

一部文艺片的火爆，必然契合了一个时代的人的心理需求。

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wenge时期留在人们心里的伤还在隐隐作痛。

《牧马人》的主人公许灵均是戴了20年右派帽子的地主家的儿子，他在被人称作“老右”的日子里苦熬，终于熬到了摘帽，重新成为教师，还获得了500元补贴。

但就当许灵均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他远在美国身价达亿万的富豪老爹跑来中国找他，希望许灵均能跟自己回美国发展。

许灵均回顾了自己这些年来所经历的一切，他满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抵挡住了诱惑，选择继续留在了国内。

“秀芝，你说得对，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这里有我生命的根。”——《牧马人》

2

如今牧马人能再次大火，主要源自这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淳朴爱情，这恰好满足了当代单身青年对脱离物质的爱情的向往。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使人们产生了恐婚的心理。

现在男女双方要谈恋爱，可要比做黄冈的高考数学模拟卷都要难。

于男方而言，一提到找对象，就特怕女方谈房子、车子，“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成为了很多男同胞找对象的阴影。

反过来，女方拜金，难道男方就不拜金了吗？

如今许多男性找女性怕遇上扶弟魔，所以要找独生女，最好岳父还有能耐，与之相对应的，也有“找个富婆少奋斗十年”这种俗语在民间广为流传。重金求子的骗局，就是专门为这种心理的男同胞而设置的。

即便双方条件相符了，你敢将自己的心全给掏出来吗？

万一对方是个PUA咋办，骗财骗色，睡完晒群。

万一对方是个渣女咋办，十动然鱼，你怎么不追了？

即便是男女双方谈恋爱了，男方能熬过自己被绿的猜忌和各种求生欲测试吗？女方又是否能保证男方耐得住寂寞不去找别的小姐姐玩。

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给子女介绍相亲会引来他们强烈的排斥！我爸告诉我，他在我这个年纪已经结婚了，要是有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其实年轻人也并不是真的只想就这么一直单着，不然，我们也不会自嘲单身的人为“单身狗”。

我们只是担心，担心自己还不够优秀，担心真心喂了狗。

我们希望在尘世间多磨砺一段时间，让自己配得上理想中的那个他\她。

恋爱之路的两旁满是诱人的红色玫瑰，但玫瑰的枝条上长满了毒刺，到底摘不摘？

有的人戴着金手套，有的人戴着银手套，屌丝们看着自己赤裸的双手，想想还是攒钱买副手套再摘吧。

但与此同时，满腹心事只能交由漫漫失眠夜，不离不弃的陪伴，相濡以沫的爱情，谁会不想要？

3

此时，有个神仙般的黑胡子大爷忽然闯进了你的家门，问你：“老许，你要老婆不要，只要你开金口，我待会给你送来。”

老许以为是开玩笑，于是笑笑说：“那你就送来吧。”

后来，大爷真的给老许送了个老婆，两人还没见面，结婚证就先领了，属于先结婚后恋爱式的爱情。

不管如何，这种简单粗暴、先斩后奏的包办婚姻首先就将广大单身同胞的纠结之苦给解决了。

更令人激动的是，秀芝和老许认识的第一个晚上，就相互确定了对方的人品！

电影中老许已经三十多岁的年纪，性压抑了十几年，但是他第一晚见到秀芝，就掏出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让她回娘家探望。

秀芝没有接钱，她只是流下几滴大眼泪，哭着说：“你嫌我长得丑！”

这时候老许急了，他可不是这个意思！他也哭着说：“我，是右派。”

秀芝说：“姓郭的大叔跟我说，你不是坏人。”

之后的对话，就是老许揭底，诉说自己的穷困，秀芝表示不嫌弃。

老许：“我是犯过错误的。”

秀芝：“犯过错误，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老许：“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

秀芝羞答答地说：“一辈子有什么不好？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老许：“那也太可怜了。”

秀芝：“我不可怜，我命好，我看出来了，我遇上个好人了。”

秀芝非但没有嫌弃老许，还认为自己捡到个宝，认为自己是个潜力股。这对于长期受压迫、苦哈哈过日子的老许而言，是多么大的精神宽慰。

同时，这对于广大单身男青年，也是具有巨大的心理安抚作用，让人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

4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段话出自前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电影中秀芝看了这场电影，记住了这段台词，在电影中不断念叨着：“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中国人有句俗语叫“贫贱夫妻百事衰”，但老许和秀芝这对贫贱夫妻，却将生活过得温馨又幸福，让原本寂寥冷清的土房子变得生机勃勃。

老许出去放牧，秀芝就在家里打土坯，在院子里养鸡养鸭养兔子，还为老许生了个大胖小子。

等老许回来，秀芝就告诉老许自己有多想他，在老许离开的这段日子秀芝还记了日记、看小说。

夫妻俩读着秀芝的日记，秀芝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老许还在秀芝手掌上教她写她不会写的字。

秀芝嫁给老许几年后，老许就被平反，还当上了教师，邻居们都到他们家来祝贺夫妻俩。

郭大爷对秀芝说：“秀芝啊，你还真得请我喝一杯，许老师不光改正，现在还是国家教师啊。”

秀芝说：“我不管什么教师不教师，在我眼里，他是许灵均，他就是当上大官，我也不稀罕，再放二十年马，我也不嫌弃。”

秀芝接着说：“从结婚的那天起，我就把他给改正了。”老郭开玩笑道：“你改正有什么用？你改正也不能补那500块钱呐。”

秀芝动情地说：“我把心都挖给他了！比钱贵重得多！”

这是很多文学作品、电影作品一直都在试图告诉我们的道理：真心比钱重要！

这种质朴的道理仿佛被提了太多次，导致人们都有了免疫，再次朝着物质至上的方向发展。

回过头来我们惊觉：若感情夹杂太多的物质因素，会变成一条荆棘丛生的路，会变成一道极难的选择题，会让生活的重担压垮你的精神。

5

很多人会批判，电影终究是电影，将爱情渲染地过分美好，我们也只能看看受点安慰，现实中怎可能有这样好看的媳妇忽然闯入自己的生活？

现实中，也极少有辛苦劳作后不嫌夫穷的好老婆、飞黄腾达后不嫌妻丑的好丈夫！

但我想这便是电影的意义，向我们诉说美好的存在，向我们描绘爱情应有的样子。

纵然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我们也要飞蛾扑火，去寻一个许灵均or李秀芝。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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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拍得是人性。

美国老爹说老许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其实是误解了，有血有肉的人，无关主义，不计仇怨，无论政治和历史。 这绝不是一部爱国主义宣传片。老许“爱国”的选择，不是出于某种宏大的政治理想，是从个人与牧场、牧区的人民、妻子和孩子的真实情感中生发出来的。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情感，从爱家、爱家乡，再到爱国。

如果牧场的乡亲们不是把老许当做人来善待，而是把他当做老右来批斗，他对这些乡亲和这个牧场、这个祖国和这段人生经历，会是怎样的情感？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牧马人的生活才真正是“人”的生活。男人牧马、教书，老婆孩子热炕头；女人打坯、种树、养鸡，学字、写日记。现代中国经济上越来越接近美国，不幸精神生活也越来越接近美国了——人们发现了空虚，像老许的儿子期盼小汽车，现在长大后的他，会像他父母一样幸福吗？ 台词真的是太有力量了—— “不管他是老右还是老师，在我眼里就是许利军。” “有文化的人就应该干文化的事儿，来放什么马。” “我也想当老右。” “桌子板凳都平反了!” ……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都经历过”革命年代“（1966－1976），在“革命年代”结束后都拍摄了关于“革命年代”的电影，但两者通过影像呈现出的姿态却截然分明。如果没有谢晋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孤例——横跨第三、四、五三代影史分期——为参照，第五代导演身上本质性的问题便可能被遮掩得更加深重，无法一目了然。

革命开始之时，谢晋43岁，已经拍过不少电影作品。这就是说，谢晋是在心智完全成熟后才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但对第五代大多数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正好是他们成长的黄金时期：张艺谋（16岁－26岁）、陈凯歌（14岁-24岁）、田壮壮（14岁－24岁）……

为何要计算各位导演在“革命年代”的具体年龄？因为在我看来，对一个人成长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正好是他们的青春到青年初期。若以我自身为例子，大致可以定为15岁到25岁这个时间段。这个阶段完整地形塑起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

由此看来，无论第五代导演有没有真正“介入”这场运动，“革命”的力量都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深重影响，这种影响在我看来是永远摆脱不掉的。但谢晋是不同的，他同样经受了“革命年代”，但因为他在进入新中国前（26岁）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位正常之“人”所需要的教育，所以“革命”在他身上的影响并非根深蒂固、无法抹除。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谢晋和第五代导演的“革命”叙事中呈现的真正差别，这种差别与他们卷入“革命年代”所处在的不同人生阶段是分不开的。我并不想去分析这些“革命”叙事背后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心智状态（不妨交给无所不能的文化研究者吧），而是简单地将其限制在通过影像进行的情感表达上。

看过谢晋在“革命年代”结束后拍摄的几部作品——这里指的是最初的几部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我们可能需要暂时排除《芙蓉镇》，因为这是一部在表现手法上真正有突破的杰作，与三部曲中另外两部区别了开来——的观众都知道，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电影中的情感表达是非常夸张的。

它们延续了《舞台姐妹》（1964）中更靠近“表现主义”的表达模式：动情化的表演，毫不克制的特写、主观化的镜头运动、美化柔光的色调、饱满过度的音乐……使得角色在情感表现上直接又剧烈，而与谢晋后来在《芙蓉镇》中所使用的极端克制的“自然主义”手法迥然不同。

但这些“夸张”不该成为谢晋电影的缺点。如果我们考虑到拍摄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考虑到“革命年代”造成的影响，这些残留的痕迹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而应该看到在这般厚重刻意的表达背后，创造者传达情感的真挚。即便我明显感觉到谢晋电影中情感表达的过度，我还是被感动了，它们都是对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刻画。

相反，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即便我们看到了创作者想要与观众进行情感交流的真诚，但这种交流总会走向无效，我们甚至还会因为它的生硬与干涩感到难受。我不觉得这只是张艺谋个人的问题，这是第五代导演的普遍状况。他们对人的认知有一种明显的偏离，因此从未能拍出刻画人性之深刻的真正杰作。

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谢晋的电影便因此高于第五代的作品，也不是为了贬低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的集体成就，他们确实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无非说明了“革命年代”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表现在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中。作品是最好的发声者，以此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