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纳与小星期二

如何来界定儿童文学呢？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好像不少作品都有这些特征，有人把《小王子》当人生之书，翻来覆去地读，同时也不会忘记苏佩里的《夜航》和《人类的大地》里更广博的温情。而卡斯特纳起初打算只写一部儿童文学，像苏佩里那样，但二战后，他再也没有触碰其他类型作品，他的故事不再涉及第三帝国。这部电影就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埃米尔与侦探》（又译为《埃米尔捕盗记》）的故事。

创作和人格的双重纠葛

卡斯特纳把作品称作自己的儿子，他拒绝结婚生子，对自己的作品无比信任，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志得意满地和书店老板的开玩笑。但汉斯的妈妈明确表示卡斯特纳不懂孩子，会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尽管她觉得这一切与写作并无关联（地点是产房门口）。他并不把自己算成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是不喜欢孩子的文学作家。

而汉斯的缺席的父亲形象，恰恰满足了那时的文学追求——“无父无母”。

汉斯擅自拜访他，并请求他为校报写一份稿子——被主任称为“悲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诗作：

如果我们打赢了战争 我们的祖国会光荣无比 躺在床上请求他们饶过我们 我们的双手放在裤缝处 所有的辩论都化为枷锁 在法庭上待上数小时 如果我们打赢了战争 战争将变成轻歌剧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赢

成长和链接

汉斯买下了那本《埃米尔与侦探》，他给卡斯特纳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书籍的喜爱，还用自己赚来的钱给卡斯特纳买了巧克力，祝愿他以后会像埃米尔一样成功。

随后利用信件打广告的契机，卡斯特纳在大院里认识了和他们做游戏的小孩们——那简直就是《埃米尔》的场景。他告诉了他创作的秘密，并用报纸上的新闻来举例子：写作的诀窍在于“是否发生不重要，但是要真实”。

两人之间关系对应创作的一致在沃尔夫那里受到了挑战——他无法解释如何在没有理性的国度里一边不做恶事、不袖手旁观的同时理解反抗有时是愚蠢的。

阻止坏事的发生和不做坏事同样重要，这是他教给他的独立思考。这是阅读和读者、写作之间的关系。两人之间互相抛弃，代表着写作的取向和归属，在乎对纳粹的看法，卡斯特纳希望读者年龄再大些，却又渴求完全信任的读者，汉斯在理解的同时无法做出判断。

交谈之中，那些飘忽而过的人名和时事新闻都在预示纳粹统治和战争的迫近。汉斯无法理解闪米特媒体、红党、布尔什维克作家，打着反对极端犹太理智主义的雅利安种族主义者横行霸道，他和沃尔夫做朋友一起遭受排挤，卡斯特纳作品被下架、烧毁，出版社把存书退回他的住处。

这件事可怖之处在于戈培尔和军方都没有组织那场烧毁书籍活动，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德国的学术精英（雅利安幸存者）只能坐着看，平凡人也是如此，可怕之处在于我们都目睹了那件事，却不知该如何反应。

汉斯问了出来“为什么没人发声呢？”之后，就是第三帝国的崛起和知识分子的出走。

那么是什么在发声呢？

是代表智性、趣味的黑白故事片被恶搞、政治宣传、德国战胜的彩色电影取代：报纸作为一种公信力越来越差的工具（起初在片头餐厅众人对报纸的看重和错登卡斯特纳死讯的对比）；无限制、无止境地对文学、美术作品进行审查。一切都像是最后真正放映的《埃米尔与侦探们》的原片，那是最粗砺的真实，不是美化的幻象。

克服恶心，保持清白

最后留下来的创作者们都很在乎拥有一个完全相信的读者，即使他们并不是只为谁写作的，但目光所及之处，好像只剩下特定的小星期二，在这个时候把自己和写作抽离开来、理解读者、发现人生和创作都是充满危险的。让他留下来的原因，绝不是溢出的20%的怨恨、20%的堕落、10%的愚蠢、20%的懒惰、5%的英勇和100%的不让母亲伤心，而是绝对的真实。

卡斯特纳决定留下来，因为离开就没有真实的感受，接触不到真实的纳粹，他经历现实、名声、信仰和写作诉求的全方面破灭，他在盖世太保的审查中被要求他发表文章反对移民来表现他自己的爱国精神；他亲自赶走了最后一个信赖的读者——把写作的方向的具体受众推到一旁；法律判决剥夺了他德语写作的权力；他只能靠写作搞笑剧本维生。而汉斯面对的是家人的不理解、不信任，学校同学的排挤、被迫参加党卫军、种族主义学校带来的苦恼、席卷而来的战争恐惧。

他们听着那场被安排好的球赛里，重新接受曾经互相抛弃的关系，通过试探地拳击幻想，轻轻把真实拍回地面，重拾创作的信心。

周围戈培尔还在大搞歌舞升平、捷报频传那一套，但是他靠着汉斯接触到了真实的战争体验、犹太人遭受到的残忍对待。汉斯靠着自己的思考，明白了那些颠覆言论“犹太人的臭气污染了森林”、“黑人运动员无法胜过雅利安运动员”、“在战场上光荣捐躯才是自由人”的诡计。而最后他靠着那句忠实读者的“暗号是埃米尔”出逃，拍的电影叫《颜面尽失》。

那些从恶心的泥沼中脱身而出的是哪些作家呢？是图霍尔斯基（《柏林、柏林》）、布雷希特（《夜半鼓声》）、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魏费、雷马克（《西线无战事》）和曼恩兄弟。被投入烈焰的是什么呢？卡尔马克思和卡尔马茨基的全部作品，创造可耻的性别主义生活、侮辱人性灵魂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全部作品、在一战中背叛文学的雷马克的全部作品、用堕落和败坏的道德损害文化和习俗的亨里希·曼和卡斯特纳的全部作品，嗯以及布劳恩，他被以宣扬失败主义、打击军队士气的名义逮捕、暗杀。

两个细节，他们谈论各自的“儿子”时，有个插画师说他的“儿子”并没有给自己赚到钱手里拿的那张，就是《父与子》。在烧毁手稿时也是那个经典形象的特写。

这部电影，并不像一般的二战电影，只是把责任单纯的归咎于希特勒、纳粹党，而是审视了同时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群众。

一场运动，有其广泛的心理基础，一次大战后的悲惨经历，在德国人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希特勒上任之初的成功，又激励了民族自豪感。于是，爱国的学校老师，慷慨激昂；渴望身份认同的青少年，一个比一个激进；热心的街坊，变成热忱的基层干部；邻座的老大爷，举报想逃避兵役的少年；躲空袭坐在前面的大妈，检举发表失败言论的漫画家……。

他们都是坏人吗？正好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认真教学的好老师；积极向上的好学生；热心助人的好邻居；好打抱不平的老大爷；热心公益的大妈……。

所以，广泛的心理基础，再加上权威人士的肯定，经由少部分积极分子的煽风点火，在多数人的旁观下，最后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悲剧之中，像森林大火一般，一直要到烧无可烧时，才能渐渐冷却。

纳粹德国如此，十年浩劫如此，美国的民粹主义方兴未艾，如今的香港也是如此。

德國電影《卡斯特納與小星期二》，是改編自德國兒童文學家、編劇家、作家及詩人，卡斯特納和一名七歲男孩間的真實故事。 這位抱著不婚主義，而且完全討厭小孩的文學家，不但四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更獲得安徒生勛章。這段歷經威瑪共和國、希特勒上台到倒台的忘年之交，用的是溫馨不煽情的拍攝手法，卻每每在幾個真摯的鏡頭下，催我熱淚。 我好喜歡這位演小星期二的小演員(他今年16了啦)，自信又活潑的演出，讓人打從心底喜歡。 而男主從容自在的演出，與之前看的德劇及電影，有著不同的呈現方式(他是波士頓音樂學院畢業的，畢業後從事音樂劇一段時間後，才改走電視電影) 在查男主資源時才赫然發現，我下午偷空看另一部德國電影《最爽的一天》(最美好的一天)，居然是男主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耶~可惜我時間不夠，沒能看完。 #一開場的流暢度及氣味讓我聯想到海上鋼琴師 #最後呈現小男孩演出電影的真實片段時徹底打趴我眼淚不自覺直流 #雖然沒有拍出希特勒暴行但從他們經歷的事情上可以感受到肅殺氛圍

德国二战视角反战电影。以和平主义者、德国著名作家，诗人，编剧和讽刺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在那段黑暗的第三帝国统治时期，这位文学家和他忠实小读者汉斯的忘年友谊犹如黑暗中一点星光闪烁。

埃里希·卡斯特纳（1899年2月23日 - 1974年7月29日）曾于1960 年获得国际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勋章，四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28年秋天，他出版了他最着名的儿童读物《Emil und die Detektive》，也因为这本书，他最忠实的拥护者汉斯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小家伙给这位崇拜的作家写信，甚至登门拜访，后来汉斯在1931年卡斯特纳编剧的同名电影里饰演了一个角色“小星期二”，这段往年交的友谊也刚刚开始。

Emil und die Detektive（1931年）海报

1933年，魏玛共和国在元首希特勒的上台后结束，而和平主义者卡斯特纳因反对纳粹政权，加之他没有像很多文化界批评专政的文人一样流亡国外，曾一度遭到盖世太保的审问和威胁，他们焚烧他的作品，指责那些书违背了“德国精神”，而卡斯特纳则认为留在柏林能更好地记录事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表明立场「我是萨克森州德累斯顿的德国人，我的祖国不会让我离开，就像一棵长在德国的树，可能会在那里枯萎。」

为了不影响“小星期二”，他勒令那孩子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汉斯偷偷收藏起了作为禁书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著作，直到若干年后，“小星期二”成长为“大星期二”（最感动的是那只腊肠犬还陪伴着战争动乱下的男孩），他偶然看到报纸上登出卡斯特纳先生去世的讣告，他为了确定这个大朋友是否安好又来到了拉斯特纳先生的住所。再次相逢的忘年交在那样的岁月已然带给对方很多喜悦，即使身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这位少年依旧保持着正确的三观，不抛弃自己从小的有犹太血统的玩伴，可见童年时期他受到卡斯特纳先生的影响有多深远。

而二战后期，兵源匮乏，德国前线开始疯狂的征兵，那些无辜的少年们都被迫参战，汉斯也未能幸免于难。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张讣告，但战争的残酷溢于言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年人犯下的错，挑起的战争，最后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成长为青年的孩子们去送葬和善后，元首帅军的铁蹄之下摧毁的不仅仅盟军国家千万个家庭，也让德国本国的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1944年，卡斯特纳在柏林的住宅在爆炸袭击中被摧毁。1945年，亲历了德累斯顿的轰炸的卡斯特纳在他的自传“ 自杀传奇”中为德累斯顿发出哀叹「我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即使你的父亲，孩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不能让你看到它，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在一千年中，她的美丽被建立起来，在一个晚上被彻底摧毁了。」

电影几乎没有正面描述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疯狂，而是透过主人公的经历去侧面表露，汉斯战死之后，卡斯特纳先生再未写过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除了两人以外，《Emil und die Detektive》这部电影里的其他儿童演员都未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汉斯和其他27761位阵亡者一起被埋葬在科博沃的士兵墓地里，「口令是埃米尔」这句台词已经是绝唱。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 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 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 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 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 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 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 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 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 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 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 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 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 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 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柴静

如果国内视频网站不是删减版的话，这个电影完成的很令人遗憾。战争背景下的成人与少年的友谊，再加上真人真事改编，包括父与子的作者等著名配角，可以说的很多。但是它浪费了一个很不错的题材。前半段还好，节奏还比较稳。但后半段真正开始吃劲儿的时候，开始囫囵吞枣地糊弄，太着急推进剧情，所有关键节点都一闪而过，根本没有给出深入延展的时间。比如好友那句“你还要写搞笑剧到什么时候”，以及好友自杀前后等等。不写怎么糊口？成年人这种问话显得低幼，而因为没有背景交代，诸如“在猪圈里没有清白的人”这类台词就如说教般僵硬。

我想不通这个题材怎么才做了90分钟，实际可以说的内容有太多了，每一个配角人物的侧写都可以更深入，整体时代背景和小星期二的个人背景也可以再展开，战争前后对比也可以刻画地更强烈。课堂老师是脸谱化的凡人恶魔，就很老套了；而《父与子》的作者和小星期二的理发师朋友，明明可以详细聊聊的人物却着墨太少，比例分配极其不均衡。全片都围绕着作家展开，而实际对于作家也没有拍的很透，产房前后的戏对这个人物来讲没有太多意义。。主演德国小鲜肉我看了他好几部片子，演技还是在线的，只不过对这个片子来说不够厚，当然其他人的演技更是拉垮。而片中有三对明显的友情线，成人/成人，少年/少年，成人/少年，但勉强只完成了其中最后一条。

酒吧侍应生、钢琴演奏者、书店女销售，其实这些小配角都可以略铺开一些，影片就会显得更丰富，“时代切面”也能更饱满。但可惜的是，全片没有出彩的点，平铺直叙的十分寡淡，场景也过少。

最打动的人应该是作家最后过关卡时，纳粹小兵那句“密码是埃米尔”。那一刻会让人感到爱、艺术、文学，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巨大。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相通与情感相连，是可以跨越时间、立场、身份等等分野的。最后真实历史影像出现，“当年电影参演的小演员，战后只有两个幸存”—-这太难受了。所以这样的片子应该多拍，有一个机会就要拍好。这样不咸不淡的处理，远远削弱了现实本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