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山红柿

如果不是满山红柿，山形县牧野村就会在日本众多古村落中寂寂无名。但是有了红柿就不同了。每当秋末时节，诱人的红柿就爬满了柿子树，远远望去是一片美丽的红。纪录片《满山红柿》就讲述了牧野村村民对红柿进行采摘、削皮、晾晒，然后储藏与买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一直遭遇变故甚至濒临流产，最大的变故当属导演的易手。
纪录片原先的导演是小川绅介。相信小川这个名字，大多中国影迷是陌生的，但是在亚洲纪录片领域小川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 在短短57年的生命历程中，小川给世人留下了高达1亿日元的借债，18部优秀纪录片，和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正是小川的创作使得亚洲纪录片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而长期的劳作使得小川身体极度透支，小川过世后，小川的遗孀洋子委托彭小莲继续拍摄。
小川是日本纪录片大师，而彭小莲是来自中国的故事片女导演。洋子的邀请显然在小川曾经的合作伙伴中招致不快，加之中日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并非易事。彭小莲面对的困难并非局限于此。与大手大脚的故事片不同，纪录片的拍摄总是让人拮据。而这有限的资金更是洋子与山形牧野村的农民集资整整准备了六年。可以想像这些钱来得多么不易。
彭小莲辗转反复，最终接手烫手山芋。不仅是因与小川的一见如故，与村民们的嘱托，更是内心深处割舍不断的纪录片情结。其实无论困难以何种面貌呈现，它们都是检验我们内心对纪录片是否真正热爱的试金石。彭小莲在困惑与疑惧中进行拍摄，并不断与小川进行精神对话。影片跨度数年，历经两个不同种族与语言的导演之手，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流畅动人的纪录片。
对于纪录片而言，遭受冷遇是常态。作为农教冷门题材的《满山红柿》，却取得了出人意外的小丰收。影片入选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柏林电影节放映时五场放映票子更是完全卖完。在美国纽约放映时，《纽约时报》更是对影片大加赞赏。到底这是怎样一部影片历经磨难又柳暗花明最终绽放？
还是让我们回到影片，与农民一起劳作，体味丰收的快乐。
牧野村的秋末，诱人的柿子又爬满了树，村民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开始了采摘。采摘之后的树上仍旧留着为数不少的柿子，不是因为那些柿子不好，而是留给喳喳叫的鸟儿。鸟儿啃食着鲜嫩的柿子，与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一同分享自然馈赠的食物。联想起近年来中国破坏性的放牧与竭泽而渔，纪录片中这种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差点忘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曾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劳作不能离开工具。丈夫看到妻子总是在削皮的时候碰伤手指，就给她制作了安全的削皮工具。对于农民来说，对于手工的工具有着自然的亲切感，正式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工具融合着他们的智慧与体温。它们不是机器车间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是携带着情感的体温。就像是伙伴，他们一同劳作，一同休息。
对于劳作而言，尤其是经济拮据的农民，机器能否耐用自然重要。但对于以卖机器为生的人而言，这并不全然是好事情。由于机器的持久耐用，反而没有给他们带来利润。在这点上，影片触及了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的本质性冲突，在强大的商业社会中农业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丧失了应有的尊严与力量。
晾晒也并非可以草草对待。 红柿的晾晒时对于光线、 温度、土壤有着较高要求。按照经验丰富的老农的讲法，同样的柿子在不同的地方晾晒也会有着不同的口感。挂成串晾晒的红柿宛如漂亮的女子的脸，散发着诱人的彩，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
影片以红柿的制作流程为主线，穿插着对当地人的采访。当地的农民面对着镜头，是自然与舒展的，全然没有什么隔的感觉。对于摄影机粗暴地干涉他人的生活屡见不鲜，对于小川镜头里的农民却有点陌生起来。而当小川出现在镜头里时，更是让人屏住了呼吸。这就是小川——那个和当地农民大声聊天的胖子。他像只鸭子嘎嘎叫着，却又与周遭如此和谐。这并不奇怪，他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了。
然后是捆扎与买卖。超级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日本传统食物消失了，很多细微的味觉正在消失，因为这些食物都没有人会做了。而尚存着的红柿日子也不好过。价格过于便宜，以此为生的农民生活拮据。 但是他们仍就感觉到快乐，毕竟买卖的成功预示着一年的劳作没有白费。
社会在变化，有些东西都在慢慢走在消失的路途中。在纽约的电影院上映时《纽约时报》如此评价：“《满山红柿》最后表现的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状态，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表现了人类在发展中渐渐受到文明的影响。”对此导演并没有沉浸在悲伤之中，相反了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影像和声音。小川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东西正在存在着，即使消失了，它也曾经鲜活地存在着。
影片结束了。小川也不会回来。影片中那个村子于今已经人都没有了，完全荒了。
生活却永远没有结束。彭小莲还在拍摄自己的电影，曾经的翻译冯艳跟随小川的步伐拍摄了以三峡拆迁为题材的《秉爱》，因小川身体力行而举办日本山行电影节仍旧继续。小川绅介，这个用数十年岁月收割电影的人，仍旧活跃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