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部

1、关于回旋余地。什么事情都不要刨到根追到头没有退路了，要注意留点回旋的余地。否则一切都会僵化冻结，无力回天。

2、再次印证斗争最高哲学：不争才是大争。夏中民同志真的是当不当这个市长无所谓，可是周围的一切因素最后却致使他胜者全得。而那些得失心很重的人不管怎样绞尽脑汁还是一无所获。最后甚至落得满盘皆输。当然所谓不争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和作为为什么性质的。

3、胜者全得。想起邹谠先生的胜者全得之说。说中国的政治哲学一直都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大家的哲学仍然是革命年代的你死我活的斗法，鱼死网破。其实许多国民的思想也有类似的特点，我们更需要的是双方协商、有容乃大和无欲则刚。

4、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应该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吧，但是各个领域中能成功的所持理念却是不同的，在官场，估计现实主义吃香，而要做学术的，以理想主义要求自己才能出色，比如孔飞力多年潜心钻研才出《叫魂》等等。

5、关于为民做主。如今的国家总不能把希望放在等待好干部来为民做主吧，为什么总没有人能为自己做主，如果人们还是以盼望清官来指望以后的生活，山重水复呀。如何酝酿出一个好的机制来，任重道远。

6、相信大家都是相信“一切邪恶到最后都是斗不过老百姓的”。这个“到最后”说得很准确，历史上这个到最后一般要等多少年，人民水深火热多少年后才能“到最后”，乱世出英雄后，历史几乎又是轮回登场，人民继续沉默，等待着这个在沉默中的爆发，之后重复。期间最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7、陈正祥的高观全局、现实主义、做大好人和怕正视困难，然后竭尽所能排除困难可不可取？

同志们还是要乐观要继续努力，相信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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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著名作家张平（山西省文联领导、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国家干部》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为主旋律作品，获如潮好评，有评论说没有勾勒出我国民主政治前景，存在某些言犹未尽的现实。种种未能反映在作品里的诸如此类，多少使人感到了一丝怅然。当然，能够有这种感觉的人，似乎应该脱离作品，多看现实！
因为王志文先生主演本剧主角夏中民，所以使得我常常想起另一部电视剧。

2005年播出的是本剧，早于王志文2007年的作品《天道》，二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妻子（未婚妻）都是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后面“丁元英”的“命”不是很顺。但二个主人公在关心农民，关心经济，一心大事上，倒是很一致，所以二个剧，让我这个观众有了穿插、恍惚的感觉。
抛开剧迷的视角，看二部作品内涵，本剧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天道》。毕竟所谓一个细分行业的小小商战，怎能和关系百万人民的权力之争比较呢？王庙村的脱贫事业，最多只能是登江市农民减负工作、政府冗员精简的一点而已！
因此《天道》成为个体的特性表现，《国家干部》就是群体特征的反映，高度和深远意义更大！前者只能回味出小心眼或者一不留神掉进禅机，后者给观众更高视角更广胸襟。

但《国家干部》一作本身还是有不足的，我借用相关评价来叙述，就不自己饶舌了！
小说的精彩之笔毋庸赘言。笔者身为公务员，对小说描绘的某些情节略有体验。这里只想挑剔一下该小说中某些令人扼腕称憾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缺憾堪称败笔之作。　
首先，小说依然没有脱离“清官政治”创作模式。主人公夏中民勤政为民的高风亮节，确实震撼人心。显然，张平对清官类的人物刻画已是轻车熟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对清官以浓墨加以褒颂，体现了大众对社会正义的渴求，也顺应反腐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但是，对张平而言，仅仅把夏中民等人的勤政行为描绘得登峰造极，并未实现创作上的超越。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民主政治的建设尽管不否认清官，但反腐败不能单靠清官，而应该跳离“清官政治”的框架，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范畴内，去解决腐败现象和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病。《国家干部》的结局虽然圆满，但读者没能清晰地感受到小说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呼吁和呐喊。换言之，小说只是发现了问题，并没有着力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其次，《国家干部》中，“省委书记解决问题”的创作思路，显得老套而无奈。在许多反腐文学作品中，正反两股势力的厮杀，最终总是要归拢到高级领导面前，由他拍板定音，正义一方才会取得胜利。此类创作模式，已经见怪不怪。《国家干部》也概莫能外，它的创作思路依然是换汤不换药，无异于“旧图纸盖新房”。小说中，夏中民代表的正义势力，遭遇了刘石贝所代表的腐败势力的冲击，当正义一方遭受重创后，不仅惊动了省委书记，而且引起了党的总书记的关注。省委书记亲临现场，这才导致了反腐斗争在整体格局上发生了质变。试想，假如夏中民没有遇到省委书记的支持，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为什么正义与邪恶之间非要厮杀到省委书记面前呢？这好像古代戏剧的冤案，官司打到了朝廷，皇帝下了圣旨，大官管住了小官，冤案才能昭雪。这样的描写，表面上看，反映了党的高层领导反腐倡廉的决心，但在另外一个侧面，隐射出我们的反腐斗争在政治体制上的脆弱，令读者感到了一股失望。　
第三，《国家干部》对某些场面的渲染逐渐接近一种变形的夸张，似乎脱离了现实生活，令人产生某些窦疑。群众为了挽留夏中民，二十万人上街集会，数千人奔赴省城请愿，甚至生命垂危的病人也去为夏中民鸣不平。夏中民当选市长后，嶝江城彻夜狂欢，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这样的情节，夸张得好像有些离谱了。在现实生活中，读者对这种过分的拥戴清官的场面，是存在怀疑的。俗言道：糖多了不甜。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在情节的描述上，对某些场面进行渲染或者适度的夸张，当然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刻意把某些场面写得极具感染力，而导致了变形的夸张，就显得有些虚假了。

不过，话说回转，要脱离一些桎梏去深度诠释，那应该是内参或者专项报告吧，而不是小说了，您说呢？
毕竟，干部的利益、群众的利益，首先都是利益，而一旦涉及这二个字，出现局部分配不平衡，实属人类常态化现象，基尼系数也说明地很透彻！


附注：
因为张副主席是山西省文联的，所以其中会出现小流域治理。为何？
因为杨文彬 （太原市文化局局长、山西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及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在1996出版的《省委书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已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剧本《走过柳源》，并录制播出)，其中就有一个重点细节，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具体指：
中国山区农民为了利用沟道进行农林业生产，很早以前就开始闸沟垫地、打坝淤地，对小流域实行坡沟兼治、综合治理。1949年以后，中国在水土保持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大规模的流域治理工作。截至1986年，全国治理的重点小流域有3400个。凡是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的小流域，均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控制了水土流失，发展了农、林、牧等生产事业，增加了收入。


山西作为山区少地省份，过去几十年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不奇怪。而杨文彬和张平同为山西文联官员，当然互相熟悉，这就是创作中的无形影响吧！

作品创作中的逸闻，就分析这一点吧。

最近把根据张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国家干部》看完了。总体感觉不错。上小学的时候，在亲戚家看到一本小说《天网》，随便翻了翻，知道了张平这个作家。后来还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去年，听说他当了山西省副省长，很是诧异。这位官场小说作家，如今也步入官场，分管全省教育事业。在市经委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位政界人士喝茶。聊到临汾矿难，他们提到了宿青平这个人。宿是临汾市尧都区区长，《国家干部》中夏中民的原型。宿在山西政界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个另类的政治明星。他的理想主义甚至要超越剧中的夏中民，从“华门事件”就可见一斑。“临汾市的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也看不到天安门, 给老百姓建一个天安门难道不行?”。这样的逻辑似乎有点天真，但宿确实是一个像夏中民那样，时刻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官员。正是出去对宿的好奇，我看了这部电视剧。

近几年我发现，人们对国家干部的态度，是有成见的，鄙视的甚至憎恨的。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平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官本位的思想，与其同时存在的，就是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官员们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利，获得了许多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富了一些官员和其亲属。而普通老百姓通往富裕的道路，被一些所谓的潜规则阻碍着。这种局面长期存在，民间对国家干部的整体态度，不可能好，短期之内也不会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过点书，明白点事理的人，对这种现象应该有一个理智的认识。

剧中陈正祥说：“干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理想主义者，二是现实主义者，三是实用主义者。廉洁自律、大公无私，算是理想主义者；那些基本能够遵守规章制度、基本能够完成各项任务的，算是现实主义者；那些听话、能干、不出大事的，算是实用主义者。我们只能够提倡理想主义，面对现实主义、控制实用主义。”这段话说的很好。夏中民是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太少了。说实话，要想让这种人改变官场生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人太少，形不成一股力量，去和实用主义者对抗，单枪匹马是于事无补的。真正强大的力量，是现实主义者，中国的干部体系之所以现在还能维持下去，就是因为这些现实主义者的存在。他们左右逢源，支持理想主义者，又不得罪实用主义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但又恪守原则。陈正祥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其“和稀泥”的本事，让我想起了《潜伏》中的吴敬中，恰巧这两个人物是同一个演员扮演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先求生存，再求发展；而后者可以为了目标放弃生存。就像宿青平，他早已放弃的升官的前景，因此，才能不顾一切阻力的去为老百姓办事。而又有几个官员愿意像他一样，放弃仕途，去为民办事呢？

官商勾结是当今官场的一个普遍现象，说的专业一点叫权力寻租。以前有一个外教给我们讲过，guanxi这个拼音已经成为英语中一个单词了。他意在告诉我们“关系”在中国社会的重要程度。其实关系在哪里不重要呢。卡耐基说：“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归结于他的专业知识,而85%归于他表达思想、领导他人及唤起他人热情的能力”。这说明关系在西方社会也很重要。其实guanxi的真正意义是权力寻租（rentseeking）.这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杨小贵和刘家的关系是很典型的，就是官员收了商人的钱，就等于在商人手里留下了把柄，从此不停的为商人提供便利，从此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王石一直宣称万科不行贿。我很欣赏王石，也很认同万科的经营理念。但我还是对其不行贿是否属实将信将疑。在中国最赚钱的行业里，能做到不行贿太难了。何况土地资源是政府垄断的，做房地产不行贿如何拿地？也许王石说的是真的，毕竟他也有点理想主义。可是每年有多少官员落马，多少官员被商人“拖下水”，社会有目共睹。黄光裕一出事，好几位副部级官员都身陷囹圄，其他小官都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现象也会长期存在。其实商人使用糖衣炮弹也是出于无奈。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为何政府打交道而发愁。说到底，还是体制，制度有问题。欲望是无限的，人性的贪婪无法克制，只有用制度约束。在制度无效或低效的情况下，产生问题在所难免。完善制度是一个漫长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说到底，在中国最难做的职业其实就是国家干部。上面得对领导负责，下边还不能得罪老百姓。出了事上边问责，下边请愿，时不时还发生群体性事件。既要小心群众举报，又要应付纪委调查。一不小心就会丢官甚至锒铛入狱。就算这样，每年的公务员考试还是成千上万人报考，为什么报考，公务员地位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