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1994)

这是一部安静的影片，不曾出现多少大哭大嚎、大悲大戚和竭斯底里，仿佛只是一段主人公福贵一路走来的注释。 片名为《活着》，可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却是接踵而至的死去，主人公福贵先后在民国失去了父亲，在内战中母亲逝去，在“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女儿。每一次的死亡，看似意外，但冥冥之中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动荡、抑制的时代，是对生存在底层的百姓无情的掠夺，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从形式到内在实现，一贫如洗。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始终怀揣着海市蜃楼般的希望，踩在现实的浮冰上。无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后，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长耐心，在窒息状态下延续生存。生命如同一块海面，对所有的惨剧照单全收。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扭转过来了。 这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一种真实、麻痹的生活状态。按这个定义来说，我们每个人成了受虐狂。 由是，观众，不仅是旁观者，也是套入这个故事中的一员。每个人的自身，既是历史铺展开的卷轴，又是受历史牵引压榨而生的产物。现实没有为人们怎样活着提供选择，而每一步前进的步伐都成了一种必须。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影片平实、朴素的记叙与情节保持了一致，场景永远是灰蒙蒙的，一如那个荒谬的时代和蒙昧的社会。葛优饰演的福贵，表情和动作维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活灵活现地叙述出了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身上那种自然而又悲哀的耐性，在被迫面对各种失去后，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仿佛领略过了生命的各种真谛，但最终兴许还是归于无物，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人世，又赤裸裸地离去。 情节上，张艺谋在原著的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处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插入了一些新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的过程中并没有王教授这个角色。但是引入王教授这个角色，更加直白地揭开掩藏在凤霞之死背后的隐情。观众在经历过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下，看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 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动，是福贵谋生方式的改变。从小说中福贵向龙二借了两亩田过活，变成了向龙儿借了一副皮影戏做流浪艺人。皮影戏又至始至终贯穿了整部影片，恰恰将小说的农村背景搬到了城市，开拓了视角，利于电影语言的表达，达到了更加平民化、普遍性的效果。而给我的理解，“皮影戏”的意象又可以有一种人生如戏、悲喜皆空的意味。 电影将有庆的死因由原来的为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疲劳中被拉去学校做工而导致被春生撞死。揭开有庆裹尸布的血淋淋的一幕，将人物的悲惨性充分视觉化。虽然不及原著的情节在政治上那么尖锐，但是学校逼迫学生搁置学业投入全民大炼钢，在另一个层面上投射出大跃进背景下至上而下的思维模式的荒谬和行为方式的粗糙，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的伪科学路线以及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肆意横行。与之前工作人员来福贵家中收铁器有庆翻开福贵放皮影的箱子提出箱子上的钉子和皮影上的铁丝也是金属又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相较之下，改动之后的情节避免了绝对化，更显意味深长。 在结尾也有大手笔的改动。原著的结尾是这样的：凤霞难产死了，她的丈夫在打工的时候被石板压死了，二喜的儿子由福贵养着，后来吃豆子撑死了。福贵的家人全都离他而去，只有一头老牛伴着他，他说：“人嘛，就是要活着。” 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悲剧而变态，在苦难深处，反而不知为苦。只有沉醉于苦痛，所有的伤口才会不药而愈。 然而电影的结局显得温和得多，凤霞死后，她的儿子取名为馒头，福贵和家珍带着二喜和馒头一起生活下去。这样的处理使悲剧停留在一个适可而止、容易让人承受的范围之内，使观众的视角从纯粹的悲剧更多地转移到生命和历史的关系上。 有几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当年儿子问福贵：“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有庆的回答是“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结尾处，孙子再次问起他同样的问题，他不再回答“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改成了“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对社会寄托的塌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语美好梦想的粉碎，而后生活最终还是落实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这就是活着最坚实的表达。 还有是福贵和春生在战场上面对尸横遍野的情景，不像其他大多数电影，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悲伤，而是惊讶，这种情感也许是面对死亡更直接更真实的感受。他们目瞪口呆地说“家里人都不知道——就这么死了”，“福贵啊，我们可得活着回去了”，“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呀”。 “好好活”这句话深深刺到了我的神经。这是每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愿，但是“好好活”的标准又因人而千差万别。而作为生活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标准始终在不断放低，最后完全依顺于麻木与不幸的世界。 这部平静的影片却被列为中国十大禁片之一，在意识形态上强行批注了“不和谐”。时至今日，这个国家已经有勇气承认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但是又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得彻底呢？既然有勇气面对过去了，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没有勇气面对现在改正现在呢？ 因而面对历史和现实，除了付诸一声叹息，还能说什么呢？ 面对充满苦痛的“活着”，又能说什么呢？

影片《活着》的高潮是凤霞生孩子遭遇大出血，大特写镜头逼视下的家珍泪如雨下，富贵与二喜急得团团转，本来被拉来救人的王教授因为一口气吃了七个包子奄奄一息，无法动弹。最终众人只能眼见着家珍惨烈异常地死去。这是火爆煽情、催人泪下的一场戏。但是这场戏与余华原小说的整体立意大相径庭，由这场戏也可以看出一些影片的立意。

这场戏的设定非常明确， 凤霞的直接死亡原因就是文革。富贵一家的苦难高潮也是文革。而之前有庆的死亡虽然是春生的误伤，但其实直接原因是大跃进期间的大练钢铁导致有庆长期睡眠不足，以至于会无法忍受地睡倒在墙根下，造成了死亡惨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跃进，有庆想来绝不能以如此方式死去。如此一来，有庆的死亡是因为大跃进，凤霞的死亡是因为文革。历史在张艺谋的镜头下被简化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富贵一家的不幸死亡事件直接归因于此。这是张艺谋对小说作出的重大改动之一。这也是张艺谋对时代与个体关系之理解。在张艺谋的叙事中，历史没有什么偶然性，历史就像是一个个公路站牌的串联，个体走到了这个站牌底下，就必然会有规定的动作发生。

必须要指出的是，张艺谋的改动，并非是仅仅强化对于恶劣时代的疯狂控诉，影片整体走向反而是喜剧式的。影片收尾于富贵的外孙馒头玩耍小鸡、富贵直接说出“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台词。整个场景表达出类似生活在继续，生命在繁衍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喜庆又温馨的大团圆式的结尾。富贵一家渡尽大跃进与文革的劫波，终于看到光明。

我们不妨再揣摩下余华的小说叙事意图。在小说中，富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平实叙述了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一一死去的过程。有庆虽然死于大跃进期间，但死因与大跃进并无关联。县长妻子生孩子由此引发的权力滥用问题在中国社会具有普遍的历史延续性。凤霞死于文革期间，但与红卫兵学生乱搞无关。确实是大出血而死，但最多不过是医生医术不精，与草菅人命无关。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电影中改为“馒头”）的死，其时代背景已经换作了“光明”的包产到户期间。余华对于死亡、暴力的叙事，与时代相关，但又超越了时代。小说中以平实口吻娓娓道出的极致死亡经验让读者不断地体会生活、生存、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与之对照，张艺谋的《活着》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富贵一家人在两大恶劣的历史事件下的惨境。张艺谋这一次难得放弃了高度造型化的视觉仪态，试图动用一些通俗剧（melodrama）的手法（不过张艺谋没有彻底放弃所谓民族化的器物，他为影片添置了小说中不存在的皮影戏，但皮影戏的功能似乎只停留于民族符号的展示）。造成的效果却是每一场戏都显得非常的戏剧化：富贵的赌博过程、富贵父亲一命呜呼的段落、富贵因为误会打骂有庆、有庆戏剧化地被春生的车压死、大炼钢铁的过程、二喜迎娶凤霞的过程、凤霞的死亡……这些高度戏剧化的情节，有一些确实来自小说，但小说中极致的死亡经验与戏剧化至荒诞意味的情节是唇齿相依的。电影中的这些高度戏剧化的情节，叠加出来的效果是，我们确实会非常关心富贵一家人的命运，也同欢乐也同愁，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是晚间八点档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