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极路

     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什么也不缺乏，从财富名誉到地位，他都有。这种状态最难对付。所以他有了更为哲学的追求——我以为这才是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时刻。托尔斯泰纯粹是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人，因此弄了个托尔斯泰主义，但是连他自己也不信。但是这个托尔斯泰主义却高蹈起来了，成为一些尚处于暗夜的小民的遥望的点点星火。

   我对这个复杂的背景着迷不已。在一段关系中，哪些是真实的自己的感受，哪些又被机械化地制作为一个产品——很个人化的感觉被标签化了。哦，原来是这样；事情是本质这样，是的，这些判断完全遮盖了本来纤细和独特的心理悸动。作为老愤青，托尔斯泰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一个宁静的人，所以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自己。托尔斯泰的这一点，是他的伟大之处，不断修正和获得——而像他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可见托尔斯泰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不是因为投机而写作，而是为了使自己平静。

   人在江湖混到了一定的地位，就成了道具，开会的时候你的前面放着名牌，于是你被名牌绑架了。托尔斯泰表面上是被索菲亚控制，实际是被他获取的名声覆盖。他不想享受这个虚伪的但是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他不能无视并且默认。托尔斯泰虽然年老，但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强劲的洞察力和无与伦比的真诚。罕见的真诚！

    82岁的托尔斯泰决定离家出走，捍卫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想做一个万众景仰的大师，只愿逃离。他不是乐意做一个上帝么？他慈祥地抚摩着孩子们的头，送给他们礼物，而上帝怎么可能是一位圣诞老人的角色呢。他必须牺牲。托尔斯泰版权的归属问题，实际是他渴望牺牲的证据——他必须丢掉其他人不能丢掉的东西。但是，托尔斯泰遇到了问题，正如他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他的行动也被放大和美化。寻求安静和孤独的托尔斯泰不得不面对亚斯塔波沃车站外成群结队的记者和粉丝，他的逃避被解释为圣举，无疑这是一个尖锐的讽刺。

   我们都相信这个光环，也忙于制造，却忘记了发光的人。托翁的最后一站——他用尽力气纵身一跃，却不料腾空而起。

一个人，代表了一个主义，爱的主义，以无爱的主义作为结局。一种思想，大声喊叫的思想，因为喊叫的声响，统治了得出思想的人。

这样的故事是一个个古老的故事组成的【大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和这样的故事有关，或者，他们都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当托主义把托尔斯泰自己牵连在内的时候，当拼命反对私有制的托主义反对了他自己私有的爱情的时候，当他将作品“签”给所有人民的时候，他沉默了，可那并不是真的沉默。

托尔斯泰没见过公有制的世界，他曾梦想着，他竭尽所能地建立公有制，文学，思想，主义，权力……让批判和运动推动他进入那个理想的世界。
这时，妻子说：有人要用一万卢布买你的版权，否则你可怜的家人将被饿死。
托尔斯泰回答：我没见过这房子里有谁饿死。

后来，真的有一个类似的 主 义 让人饿死了，就在他脚下的俄罗斯，那片最肥沃的土地，伟大的思想者没能有幸看到，除了他那些伟大的著作。


伴随着一个青年人的即将离去而最终缄口，托尔斯泰消失了，在公众的视野中他永远沉默了，他用这种极端幼稚的方式结束了极端严肃的议题，谁都不知道离去的他此刻能想什么呢？就要将生活抛之脑后了？在我看来，未必。爱？也不一定，运动？更不太可能了，主义？也不对，或许，他的沉默，伴随而来的，只有空虚，或者寂寞。

青年人接受了这个世界给自己的最好教育，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爱的教育，相比之下，那些【名著】和【他教给我们的主义】就像一坨坨SHIT一样无力。
就在托尔斯泰离去之后不久，一个更加激进暴力的主义光临了这个国度，他们推翻了沙皇统治下的一些政治结构，他们要……

未来，在等待着这个青年人，不，在等待着你我。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野草》题词·

        对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的了解，只限于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描绘，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伯爵夫人的自私自利。而这部电影简直是为索菲亚翻案，表现的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在丈夫要把钱给别人时应有的反应，而且侧面表现了为什么后世普遍对索菲亚不待见的原因。在她的家里，简直是时刻在上演情景剧，屋外有摄影师日夜守候，拍下他们想拍下的一切；家庭医生随时记录下索菲亚的激烈言辞，任意歪曲她的意思；秘书也被命令在日记中记下索菲亚的言语，以备后用。有趣的是索菲亚无视这一切，依然率性而为，生气时就大发作，丝毫不掩饰。相比索菲亚的真实，托翁的表现不够，所以观众无法了解他内心的激烈矛盾。反倒是他似乎处处在提醒身边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有人想把他塑造成偶像，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年轻时也像其他贵族青年一样，吃喝嫖赌，样样不缺；他强调爱，并不提倡禁欲。在他的启发下，他的秘书也有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至少在这部影片中，联系到后来俄国革命和苏联解体的现实，托翁所向往的平等社会并没有实现，也似乎不会实现。而本片对索菲亚的偏爱和倾斜，也似乎暗暗嘲讽了托翁的理想主义。托翁在本片的表现是不够的，即使他坚持的理想没有实现，他为此的付出也是值得敬佩的，而不是被功利主义地加以评说，以成败论英雄。

        1910年10月28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从家中出走——这是他多年萦绕于胸而终于付诸实施的行为。他的出走以及很快在一个无名车站逝世，为世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一个创造出伟大作品，在俄罗斯乃至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采取这样非常的行为？

     根据托尔斯泰留下的书信，人们很容易将他的出走，与妻子索•安•托尔斯泰娅（以下称索菲娅）联系起来。索菲娅，由于她的个性，由于生活中间与丈夫的实际冲突，她受到的指责，就来得格外多而集中。

     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在直面俄罗斯贫富悬殊情形时，精神上产生出莫大的痛苦，他对自己富足的生活感到极大不安。他不仅开始尝试平民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素食，还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劈柴、生炉子、修鞋、耕地……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放弃可以有很大收入的着作版权……这些，在托尔斯泰个人，或许可以做到。可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几乎全靠这些收入维持。这个家庭生活的管理者，正是托尔斯泰夫人——这，造成了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的最基本冲突。

     当托尔斯泰以文字宣扬他的这些观念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追随者。一个名叫切尔特科夫的俄国贵族，是这些追随者中一个特别狂热者。切尔特科夫，由于观点、志趣相投，因此与托尔斯泰结缘。之后，切尔特科夫参与进托尔斯泰的宣传等工作中，甚至“帮助”托尔斯泰实践自己提出的主张。自然，他也就介入了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的冲突。索菲娅对他十分反感，视为仇敌。他对索菲娅也很不客气，甚至当面威胁：“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将您和你们一家搅个一败涂地……”

     索菲娅去世后不久，一本名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的小册子出版。该书作者，正是切尔特科夫。书中对索菲娅的态度，可想而知。应当说，在当时的氛围下，这样的着述是会得到一些人响应的。但是，终于有人出来反驳辩护。此人，是真正平民出身的作家，读“人间”大学毕业的着名作家高尔基。“我读了切尔特科夫的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出走》以后，我心里想：一定会有人出来在报上指明这个着作的唯一的、直接的目的便是中伤已故索•安•托尔斯泰夫人。”这是高尔基所写《关于索菲娅•安德列夫娜•托尔斯泰夫人》一文的首句。

     人们或许会产生疑问，你高尔基为什么要站出来替许多人都指责的人辩解呢？是否索菲娅对你不错，使你因情感因素起而撰文？可事实恰恰相反。托尔斯泰身边常常围着许多人，索菲娅对他们大多都很反感，这其中就包括高尔基。

     1900年1月，高尔基初次拜访了托尔斯泰。同年10月，他到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住了一些日子。1901年底，他在克里木，与正在那里养病的托尔斯泰有过多次见面和交谈。根据对托尔斯泰的观察，高尔基写了一篇文学肖像《回忆托尔斯泰》。但是，在这篇为许多人赞誉的文章中，高尔基却没有提及索菲娅。“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她对我也无好感……”索菲娅认为包围着她那位伟大丈夫的人，大部分都是小苍蝇、蚊虫——总之，是“寄生虫”。高尔基，不幸被看成了这样的人物。这虽然引发了高尔基内心的不快，可他仍认为，索菲娅这样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因为确确实实有一批人，非常“适切”，非常“机警”地大吃着托尔斯泰的精神，并竭力想在大作家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印记。

     这还不是全部。高尔基认为：由于灵魂上永不懈怠地求索，“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他常常是不管不顾世俗生活层面，而世俗生活的负担是由其妻子承受的。为了自己的理念，托尔斯泰要放弃庄园，放弃所有着作版权，而这，却是他们一家生活的来源，包括他那帮追随者的吃、喝、住……有时，也许托尔斯泰自己并未意识到，倘若没有索菲娅地坚持，以这些来源维护生计，那托尔斯泰就不可能静心坐下，完成他那些伟大而辉煌的长篇巨制。从这一点看，“做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责任繁重的任务。”在高尔基的印象里，托尔斯泰一家人大都软弱多病，几乎全凭索菲娅在“那磨人的琐细事情的漩涡中”辛苦挣扎。高尔基感叹地说：“那个女人跟一个富于独创性、而又烦躁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生活了五十年的难堪的长岁月……而眼下，人们只有在高兴毁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托尔斯泰与索菲娅之间，在长久的生活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冲突，这些对对方都造成了伤害。但是我们应当注意，高尔基在文章中几次说到，索菲娅是多情的托尔斯泰几十年里唯一的妻子。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有一根线牵连着。这根线，应当是爱情。在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常常有对索菲娅种种行为谅解的话，他也认为索菲娅的行为是因为爱。而索菲娅，在她成了许多人指责对象后，在她也自认为对托尔斯泰出走负有责任后，临终之时，她仍然对孩子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一个忠实的妻子。”

     伟大的人物，常常会因为其辉煌的精神和事业而领受景仰的目光，而伟人身边的那些人物却非常容易被忽略，他们甚至还常常会获咎——为伟人的过失。高尔基是一位从底层挣扎起步的作家，他对人性、婚姻的本质，倒见得比一直生活在贵族圈中的人更为深刻透辟。所以，在有人攻击索菲娅时，他起而为这位他并不喜欢的人辩护，这的确显现了他的目光和胸怀。高尔基的文章，放在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篇认识人性及婚姻的有借鉴意义的佳作。

这是我扫一美电影时看到的。虽然这部一美并不是主角，只是一部比较重要的配角。

一美饰演的瓦伦丁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脑残粉，有幸成为他偶像的秘书，但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入他心目中的天神的生活之后，发现托翁本人和他想象中相去甚远，他不像托尔斯泰主义中宣扬的那样无欲无求，他也只是一个有喜有乐、有悲有欢的人而已。

在托翁晚年的时候，他的激进派弟子切科夫支持他将所有著作的版权交给俄罗斯的人民，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他的妻子索菲娅则认为这些财富应该留给家人，两人争执不断，而同时托翁也不满妻子奢侈的生活态度，矛盾重重。

历史上对于索菲娅此人颇有争议，因为从后来许多的报道和文献资料中似乎都将这位大文豪的夫人记载成一个自私自利刻薄寡义的女人。但是高尔基却曾经为索菲娅正名，他没有把托翁放到人民文学家的神坛上，也没有把索菲娅放到人民文学家的妻子这个身份上，而是单纯地将两人当做普通的夫妻来看待，多情又暴躁的托翁一生只有索菲娅一个妻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全家人的生活都依靠索菲娅的打理。他们夫妻两个脾气都算不得好，却也摇摇晃晃牵绊着一起走向人生的终点了。

我们在电影中可以看到托翁和索菲娅琐碎而温馨的日常：他们会一起吃饭，听着戏曲，互相打趣，托翁对着索菲娅学鸡叫逗她笑那段实在是暖心。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的争吵，索菲娅和托翁的争吵，索菲娅和切科夫等人的争吵，索菲娅厌恶那些人明目张胆地观赏他们的私生活，居心叵测地记录他们的一言一行，她数次追问着托翁：你不爱我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
后来托翁留书出走，身体状况越发糟糕，在最后一个火车站停留之时已近弥留。索菲娅得到消息之后立刻赶来，却被女儿和切科夫等人拦在门外以免她破坏“圣洁的死亡”，但最后他们在听到托翁含糊的呓语和瓦伦丁的劝说之后，终于让索菲娅见到了她的列夫。

瓦伦丁将这一切的故事写成了他的日记，他也终于摈弃了本来极端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并且收获了属于他的爱情。

很多人熟知海伦•米勒高傲端庄的女王，在这里她真是演活了这么一个刻薄剽悍的老太太。索菲娅这个角色从后代的角度来看绝对算不上讨人喜欢，可是恰恰如此才是凡人之间的爱情不是么？在她的眼里托尔斯泰不是托尔斯泰，而是她的列夫，她不要那么多人整天围着她的丈夫和家人打转，她也不要她的丈夫将一切的财富交给人民，她不停地争吵，像个泼妇；她不停地被嫌弃，但依然争吵。
但那又怎么样呢，她就是个小女人，她就是爱她的列夫和她的家人。

结尾处，切科夫等人为了那崇高的、圣洁的死亡而阻止两人相见，她坐在外面的火车里看着门里昏黄的灯光状若痴傻，他回光返照一般含含糊糊地说：“你们告诉索菲娅了吗？她什么时候来见我？”这时候的他们就像是两个孤立无援的老孩子，不谈理想了，也不谈主义了，不想被注视了，只想互相拥抱着这一生拉扯不断的那个人。

此时的切科夫和女儿显得尤为面目可憎。

虽然崇尚托尔斯泰主义不是错误的，但是这一次导演似乎仍然是站在了感性派的一方，毕竟爱情才是最迷人的、亘古不变的东西。

最后说一下这部电影还是存在缺点的，首先是它的节奏感实在是太糟糕了，挺简单一个故事却用了挺复杂的表现手法：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表现历史上的大人物，用得好就像一美的《末代独裁》一样让人身临其境，但用得不好就会显得旁观者这个角色很鸡肋。

所以这估计也是唯一一部我嫌一美戏份太多的电影，感情戏更是非常非常一言难尽……

最后的最后，安姐演的托翁的女儿，这个角色真的也……也太不讨喜了吧，切科夫追求理想对索菲娅出言不逊也就罢了，这可是亲闺女啊对母亲那么说话真的好吗？导演是抽了什么风非要这样安排角色啊……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会不会把你的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呢？

很多基督徒都曾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曾明明白白地这样训诲他的门徒。而在我最新听到的一个故事里，发问的人真的挥掌打了前来传教的牧师，而且是打完了右脸再打左脸——被打的牧师人高马大，曾经是一个武官教头，毕竟没有还手。

这还不是登山宝训里最挑战人的训诲，还有：“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多数人把耶稣的话看作一个隐喻，并不真的照字面意思来遵行；然而也有人严肃对待，诚实、努力地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好像托尔斯泰。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如此吩咐那个想要跟从他的富有的少年官。于是，托尔斯泰释放了他的农奴、放弃了他的版权，开始处理他那庞大的不动产。

然而像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样，他遇到了信仰与现实难以调和的痛苦与折磨。他放弃了打猎、烟酒和肉食，却舍不得钢琴和家具，他将物业转到妻子的名下——始终无法实现他渴慕的那种完美与自律。

传记作家威廉·希勒在《爱与恨》一书中，描述了托尔斯泰的三种搏斗：与自己的写作困境搏斗，欲望与信仰的搏斗，与妻子“至死方休的搏斗”。而后两种搏斗其实因果相连。

《最后一站》表现的是托翁最后的几个月，也正是他与妻子桑尼亚的“搏斗”到白热化的阶段。搏斗的焦点正是版权问题。早在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妻子的反对，声明放弃自己从1881 年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的版权；而到了1909年夏天（去世的前一年），他甚至草拟了一份遗嘱预备捐出所有的著作权。然而，桑尼亚并不理解丈夫的信仰实践，版权的放弃对她而言，意味着剥夺了子孙的权益。桑尼亚的斗争对象是切尔特科夫——这位为夺得托翁所有著作权而不择手段的托尔斯泰主义的门生。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日子，终于逼得82岁的老人半夜离家出走，最后在喧嚣的镜头前落寞地死去。

电影的片头，导演引用了《战争与和平》里的话：“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这句引文，连带信仰背景的缺失，再加上海伦·米勒过分卖力的表演，电影多少沦落为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爱情表达和利益斗争；也使得许多人在同情托太太之余，错解了托先生，继而指责他自私和虚伪：既然他反对贵族特权，为什么还生活在大庄园里，让一大群戴着白手套的佣人伺候着呢？

托翁身后百年所承受的指责，与他活着的时候所面对的一样犀利。妻子在日记里抱怨他从来没有向她和孩子们表达过爱意，兄长也说他言行不一，而他的对手们更是挑战他：“你讲得非常好，但能实现你所信的吗？”

但是，托尔斯泰并非是虚伪的，“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茨威格语）其实是真诚到无法自欺。他说：“攻击我吧，我自己亦这样做，但要攻击我而不是我所追随的道路，就是我向任何提问的人所指出的那条路。倘若我知道回家的路而我跌跌撞撞地行走于其上，那条路是不是就因为我左摇右摆而变得没那么正确呢？”

作为一个被福音深深吸引却同样无法实现耶稣理想的人，我完全理解托尔斯泰的处境。然而，就像杨腓力说的，“登山宝训逼我们认识到上帝跟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而任何企图通过降低需求去缩短那距离的都完全错失靶心”——托尔斯泰（以及他的攻击者们）所错失的，正是在这遥远距离之间抓住上帝的恩典。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在世上实现福音理想的遗憾，托尔斯泰在晚年塑造了聂赫留道夫（《复活》）这样一个人物，来表明自己所坚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