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

*原载于公众号 深焦DeepFocus

《小妈妈》和《你好，李焕英》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是有一点疯狂。但这正好是在《你好，李焕英》即将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二的当口，上映的热潮和全民讨论的劲头还没过去，柏林放出了席安玛的《小妈妈》。

在这个故事中，8岁的女孩Nelly和妈妈Marion一起去养老院带回外婆的遗物，一家人回到外婆的旧宅，也是妈妈儿时的家。过度悲伤的Marion在一个早上离开了家，留下Nelly和父亲收尾旧宅的整理工作，在Nelly的心中有很多对于母亲的疑问，却无法和父亲交流，她甚至不知道妈妈还会不会再回来，直到有一天她在林中的树屋旁见到了和自己年龄相仿，容貌酷似的女孩Marion。

可以看到，面对相似的故事，一位导演靠的是毫无保留的真诚与情感力量，通过通俗简单的叙事以及视觉方式最大化地触及大众的深层情感，另一位导演通过考究的光影、色彩以及剪辑艺术将其变得私密精巧而充满魔力，去征服口味刁钻的所谓“电影节精英”，这是女性叙事的一体两面，它们一起作为一则实例，展示了曾经被边缘化而如今越来越强势的女性故事内部不可忽视的活力。

《小妈妈》几乎整部影片都十分安静，一种刚好可以安睡做梦的私密气氛。一开始是顺接告别祖母的悲伤感情，再到母女之间温柔的点滴分享，到母亲突然离开女儿默默承受与期盼，感情静谧无声又明确透明地流动。

我们与角色之间没有任何的壁垒，Nelly遇到林中的Marion之后，席安玛用衣着服饰，房屋装潢等方式明确区分两位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区分两个时空，以高效而平等的姿态讲述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悬念，没有对角色的迷惑，我们和早熟聪慧的Nelly同步，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和她一起与这个Marion建立感情，享受亲密。

我们和她一同见到了自己最想见到的人，见到已经不可能见到的人。当Nelly见到外婆的背影，她的第一反应是跑开，但和席安玛其他的女主角一样，她拥有一种不可阻挡的生气与勇敢，她再一次回到林中去找Marion。我们总是与她同步，我们在体会那种欣喜与忐忑，再次回到那座一样的房子里，见到拄着拐杖的外婆，坐到她身边，和她一起玩填字游戏，这时候周遭的一切声音更加安静下来，我们对这里的处境了如指掌，但我们体会到的感情是十分复杂和翻涌。

只需一片树林，一座房子，一个树屋，席安玛构建这个温柔的魔法世界的方式简洁至极，剪辑以及调度在其中被放大出来。当Nelly和Marion从一片葱茏中跑出来，当镜头凝视着外婆老宅旁树木笼罩的藩篱，当两个小女孩划桨穿越金字塔的缝隙，我们清晰地看到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向我们敞开，而它们只是静静地一直在那里，如此简单又十分具有象征意义，此刻它们在席安玛的镜头逼近下散发着魔力，像爱丽丝的兔子洞，或者是彩虹的另一端。

《燃烧女子的肖像》作为席安玛此前最为影迷接受的作品，全片流露出一种明确的奋力抗争的态度，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大力回应女性面对男性社会的凝视的问题。《小妈妈》的表达则更为有机和自然，私密流动的情感取代了政治和社会学的态度表达，但其中对于女性生存的境遇的描述仍然充满了席安玛的笔触。

秘密和倾听是《小妈妈》的中心，在席安玛看来，她是女性社会的中心，是女性精神交流的一切核心。

母亲离开的前一夜，她告诉Nelly自己儿时害怕床脚的黑影，她能看见那是一只黑豹。开场两场戏迅速建立起母女之间的亲密无间之后，第三场戏母亲和父亲在厨房里的气氛一对比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冰冷。

在女儿和父亲的交流中，我们也看出父亲并不是倾听的一方，Nelly非常犀利地说出，父亲从不告诉她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会说的只是收到什么圣诞礼物之类的实际的东西，在Nelly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小声说自己害怕的是父亲。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不倾听，不进行精神交流是不是母亲悲伤的来源，但其实明显的是，恐怕他也是父权社会僵硬的男性刻板教育的受害者，他们丧失了精神交流和想象，与女性的世界总是相隔阂（说句题外话，要对比《你好，李焕英》中对于父亲的几乎全然工具人化的处理，也十分微妙，两部相似的故事中，也都有意或无意将父亲在家庭亲密关系中的尴尬位置呈现了出来）。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设置巧妙的意象中心，则是绳索。Nelly之所以走近森林能够遇到Marion，是因为她在院子里玩母亲儿时的玩具，绳索断裂，绳索另一端的小球滚入森林不见了。

当Nelly第一次在Marion家中看到外婆的背影吓得回家，之后第二次再去找Marion时就带上了一捆绳子和她一起搭树屋。这一次是她主动想要找回和母亲以及外婆的联结，勾连起母亲的过去，这条绳索便是穿梭两个时空的魔法钥匙。《小妈妈》也不仅局限在Nelly和Marion的母女关系，它同时关照外婆-母亲-女儿这样的家族中的女性传承（由此母亲的手术、从外婆那里得到的遗传疾病也可做此解读），她们犹如在一条绳索上依次出现的几个绳结。

当Marion意识到Nelly确实是自己的女儿时，问道，“所以你是我的未来吗”，Nelly的回答是，“我跟随你的路而来”，两个容貌酷似的女孩的形象在后半段越来越重叠，母亲和女儿的童年并置到了一起，好像并无时间的先后，无所谓区分谁是未来，谁跟随谁，她们的命运平行而无限地轮回着，是一条莫比乌斯环。

这种并置和平等在片尾两位女孩一同划船穿过湖面达到了情绪的高潮，背景音乐第一次出现，越来越昂扬，她们齐头并进划着桨穿越一座金字塔（古老、传统、亘古不变的象征）的裂缝，其实也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席安玛的“宣言”。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瑟琳·席安玛再度来到了柏林。

她曾在2019年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斩获了最佳编剧与同志金棕榈，但她的首个大奖，仍是2011年在柏林以《假小子》获得的泰迪熊评审团奖。十年之后，回归的她再次奉献了一部关于“女孩”的电影。

席安玛已然是闻名电影节的一位女性导演，这里的女性当然不仅仅指涉着性别，也指涉着她高度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稳扎稳打的作品序列中，她探索的主题已然囊括性别认同、性别凝视、女性成长、女性之间的友情与爱情。

《小妈妈》同样致力于女性议题的银幕呈现，但这一次的焦点是亲情与母女关系——席安玛用甚为精准的影像，再度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内莉随父母回到旧宅，却在森林中游荡时遇到了来自过去的妈妈。这个“小妈妈”与八岁的她年龄相仿，带着她四处玩耍、搭建木屋，甚至回到了曾经的家中。于是在孩童的目光中，记忆之河开始交错流淌。

除却搬弄时光的方向，即便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我们也很难将《小妈妈》与许多类似主题的影片相提并论。

后者的母亲常常深陷于影片所属地的文化土壤之中，被迫为了亲情与子女的幸福完成自我牺牲，身为主角的女儿，成为了试图让母亲完成“步入正轨”的人物。

而在前者那位孩童之间的交流中，当然不存在成人所谓的“正轨”，内莉以甚为尊重的姿态，试探着母亲的记忆、体认着母亲的痛苦。

孩童视角成为了理解《小妈妈》风格的核心元素。这种元素在许多影片中只是切换镜头高度或是覆上滤镜的成人视角，但在这部高度自觉性的影片中，它成为了串联影片叙事方向与情感线索的方式。

她在母亲房间里那些属于过去的物件里，捡拾着拼凑自己内心那则童话的零件，正如过去的母亲曾捡拾树枝来建构木屋。父亲也给了她一颗绑着绳索的回力球，那是一个“只能独自使用”的玩具，于是她带着它来到了森林之中，开启了一段“只能独自使用”的故事。

于是，童年时的小妈妈成为了内莉的玩伴。这或许是她在现实中的想象，或许又是她在超现实世界的奇幻之旅，我们对此无从知晓。这种不假思索的合理化叙事，也是孩童视角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的眼中，奇迹实在太平常了——这也是是枝裕和那场动人《奇迹》的主题之一。孩子们可以对着飞驰的列车许愿，也可以在森林的游戏中直接让愿望实现。

在这个奇迹或想象的世界中，摄影师克莱尔·马松极富诗意与秩序感的影像显得格外自洽。高对比度的用色与摆放齐整的构图，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呼应着绘画与艺术的本体论主题，但在《小妈妈》里，这些视觉元素成为了童话叙事的一部分。

于是刚刚出门的内莉，再度随着自己的小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内莉也在那里遇到了年轻时的外婆。现实版的她已然逝世，而年轻版本的她与未来一样拄着拐杖、玩着填字游戏——这游戏就如内莉投身的奇遇一样，是一则精致的谜题。

诚如上文所述，内莉以尊重与试探的姿态，与此刻同龄的母亲一起，寻求着解开谜底的方式。外婆的逝世构成了谜面的重要线索，也成为了这场跨时空母女交流的关键内容。母亲对于内莉的意义，或许就等同于外婆对于母亲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来说，内莉的想象甚至可能也衔接着母亲的想象。当母亲正处孩童时期的时候，当八岁的她四处捡拾树枝的时候，当她担心自己母亲病情的时候，她或许也与如今的内莉一样，想要一个玩伴、一种陪伴、一个可能理解与体认自身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儿童的时刻，也是属于母女的时刻——同样纯粹如冰、柔情似水。她们在仍未消解于社会建构的自然世界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木屋。这也是席安玛这位高度自觉的女性导演，思考母女关系的方式。

相较蔚然成风的女性研究，关乎儿童的思考便显得有些逊色。但长久以来，儿童的逻辑、想象与记忆似乎与女性一样，处于未受尊重的阶段。“她们不过是孩子”——儿童们就如“她们不过是女性”一样，被排除到所谓正常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之外。

于是不愿受到语言规制的影像们，开始探索着这些边缘的空间。如席安玛这样的导演，在女性与孩童的世界里发掘着更多的可能性。她们的生命经验与想象路径告知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真相，也不只有一种亲情。

《小妈妈》告诉我们的是，这两种世界在某些时刻甚至可能是相通的。在从外婆到母亲，再从母亲到女儿的生命路径中，或许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小妈妈。

她们中的所有人都可以扮演妈妈，也都可以扮演孩子。外婆玩着填字游戏，母亲玩着木屋游戏，而女儿则玩着回力球游戏。母亲与女儿甚至一同玩着关乎警匪的角色扮演，而在更广义的语境下，她们也扮演着女性，扮演着不同年龄的“妈妈”。

在某些时刻，现实甚至浸入了内莉的奇幻世界。八岁时的母亲与现实中的母亲身处同样的场景，甚至进行了温和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是过于动情的角色扮演，只是领着自己的一个朋友会见另一个朋友。

正如《小妈妈》的片名一样，它是一部深沉而轻盈的电影。“妈妈”似乎意味着很多东西，意味着亲情关系、社会身份乃至性别路径，意味着这个世界压在母亲身上的一切。

但妈妈也可以是“小妈妈”，这时的她是一个八岁的好朋友。我只需要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问候，就可以消除她心中的所有苦闷。

因为是席导的原因，我无法客观评价，看《小妈妈》就像是做了一个梦，一个醒来共情得泪流满面的梦。第一次接触席导，是因为《烧女图》，当时看完不知怎么就狠狠爱上了。那一句回过头来，再看一次吧的诗人般的艺术性告别；那种我从孤独中体会到您所说的自由，但若是没有您，那自由便毫无意义的炽热的燃烧着的爱意；那夜不要睡，我们把它画下来的篝火晚会和蜡烛裙摆都让人狠狠破防。女性凝视、女性主演主创总能有意想不到的方法展示一个温情的世界，小妈妈也不例外，在我看来甚至比烧女图更佳。 看小妈妈的时候很想哭，但忍住了，看完了以后越想越难过，我就是想到如果我八岁，碰见八岁的妈妈，这个设定真的太容易哭了，你看着这个跟你一般大的小女孩，她根本不知道，以后为了养育你要经历怎样的苦，是无数女人都会经历的苦。 其实女儿看到小时候的妈妈的第一眼就已经认出来了，小妈妈也一定看出来了吧： 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未来吗/我跟随你的道路而来/我已经在想你了/你不是我痛苦的来源 太好哭了吧，之所以会感触颇深，我想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妈妈。跟你好，李焕英相比，不同于李爸的工具人角色，小妈妈里面女儿跟父亲的互动很自然，做饭、玩玩具、跨胡子包括那次女儿说给我讲讲你们小时候的事情吧的谈话中父亲悄悄说出小时候害怕爸爸的秘密。你好，李焕英让我很破防的一点是关注了妈妈成为妈妈之前，她也是一个女孩啊。我又想起了当时看剧场版哭得要死，在电影院看完又哭了，再看一次剧场版哭得更厉害了，还有在斐妈唱的主题曲萱草花评论被翻牌激动得不行。小妈妈则采用了奇幻的剧情设定，外婆-妈妈-女儿的主线设定贯穿了整个七十二分钟的电影，外婆去世后，妈妈和女儿加爸爸去整理外婆的遗物，妈妈过于悲痛先行离开了房子，女儿跟爸爸继续相处。那个线球玩具就好像是一根绳索，将女儿和小时候的妈妈联系在一起，女儿和小妈妈之间开展了一段短暂而亲密的情谊。 母亲的身影，总是这么近，又那么远，我想进入小妈妈细腻温情的童梦般的时空架构中。我小的时候听过很多妈妈的故事，在她的讲述中，我感受得到她的童年时是快乐幸福的，我想认识小时候的她，想看看我们的相像，想成为她的好朋友，想分享她的悲喜。 诶不得不说有时候，血缘纽带联系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小妈妈的结局是女儿还可以跟小妈妈和外婆告别，再见到妈妈的时候，叫的也不是妈妈而是妈妈的名字，而妈妈也不是叫女儿，而是叫外婆（妈妈的妈妈）的名字，因为女儿和外婆名字是一样的，再紧紧相拥。 曾经有人告诉我，敏感是天赋，最近经常有一些很私人化的念头蹦出来，又苦于不能随时都被我记录下来，前几天过完十九岁生日，感觉又想了很多东西，打算不定时出些更新，让大家看看我日新月异的生活好了。

感谢造梦者席导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1年9月4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小妈妈》是瑟琳·席安玛继2019年广受赞誉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之后，推出的一部更为私密的作品。

这位法国电影导演将她以18世纪为背景的电影中的情色渲染和性政治，转换为一个关于爱和失去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八岁的女孩试图与她的母亲建立联系的故事。

故事总有转折:《小妈妈》还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八岁的奈莉（约瑟芬·桑斯饰）刚刚失去了她深爱的祖母，正在帮助父母清理她母亲玛丽昂（尼娜·梅尔瑞斯饰）童年时住的房子。在探索周围的树林时，她遇到了一个同龄女孩，名叫玛丽昂（加布里埃尔·桑斯饰），她很快意识到，玛丽昂就是她的「小妈妈」。

在此次采访中，席安玛讲述了她与女孩们一起工作的经历，日本动画如何激发了这部电影的灵感，以及为什么记忆和想象才是真正的流动容器。

问：你在疫情前就写好了《小妈妈》的剧本，是不是隔离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你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

席安玛：是的。在这次隔离和整个疫情期间，我想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当然我现在也在思考。我觉得孩子们现在需要有血有肉的小英雄，我们需要和她们对话，并包容她们。疫情开始以来发生在儿童身上的种种情况使这个故事更具实时性和紧迫性。

回顾职业生涯，我和很多年轻的观众有过交流。《假小子》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仍在法国的许多学校放映。然后是《西葫芦的生活》。我经常和孩子们见面、交谈。我想给她们充分的电影院式体验。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孩子。

问：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联想到了那些处于隔离中的孩子——因为影片里的女孩们是如此自由，可以跑到树林里玩耍——他们无法拥有这种快乐。

席安玛：当然，他们被关住了。不过孩子总是被关在家里。在这部电影里，我想谈论失去和死亡，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你知道，疫情可能给了我更多的勇气去相信我们可以在隔离的情况下创作电影。我们建组之后，就会把自己锁在摄影棚里。拍电影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某种隔离。

问：这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但你处理时间旅行的方式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或《回到未来》完全不同。大多数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通常由男性导演制作）关注的是时间旅行的机制、流动的容器等等。是什么激发了你关于时间旅行的创意，为什么你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席安玛：我最初并没有刻意去写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剧本，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写完初稿后，我心想，「哦，这是一部穿越时间的电影。」一开始，我想当然觉得这是一部关乎现在的电影。这不是一部关于过去或未来的电影，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确切背景。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时间中旅行，而是在空间中旅行。

我想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我们以往在电影中习惯的时间旅行。通常，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里都有一种环游的桥段。它们通常是关于角色获得了什么？在《回到未来》中，时间旅行让你回到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在那里你的父母很幸福，你也有很多钱——这是资本主义版本的时间旅行。

在我的电影中，时间机器给了小女孩现在，给了她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一次让人们重聚的时间旅行。而且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我们自身就具有这种能力。

你可以把我的时间机器看作是关于记忆的，但它也是关于想象的。你可以看看父母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把自己放进照片里，想象着自己回到了过去。这部电影试图解开我们自身的时间机器的秘密，它就在我们的脑海中。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部很好的疫情电影。现在我们必须依靠脑海中的想象机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独自呆在家里，不能旅行。很多人都在失去亲人。我们需要想象力去旅行，去联系彼此。

问：你刚刚提到这部电影没有设定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可能是2020年，也可能是80年代或90年代。你是如何设计场景和服装来营造这种模糊感的？

席安玛：老实说，这是拍这部电影最难的部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违反直觉的。一开始，我打算建造两套相同的房子，也许通过厨房将它们连接起来，你明白吗？联通现在与过去。

然后我意识到这并非现在和过去的联系。它必须是同一栋房子。我们决定让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灯光，同样的公共空间。衣服也是一样。声音设计也是如此。这「两座房子」的声音效果完全一样。你过去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和你现在听到的一样。

这部电影的服装是我自己做的——除了《燃烧女子的肖像》，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很会买服装！每一套服装、每一件衣服都来自于当下。但是影片没有表明具体的时间。这也使得这部电影可以超越时间。

当然，可能对于和我同代的人来说看起来会有感触。我42岁了，成长于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里的很多东西都来自我的童年。但从目前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来看，不管属于哪一代，人们似乎都能产生共鸣。

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两个女孩的？她们是同卵双胞胎，但性格却截然不同。

席安玛：其实选角过程很快。我总是和同一个选角导演（克里斯特尔·巴拉斯）合作，尤其是这次因为疫情，很难去见很多人……我只试镜了三个孩子，包括这对双胞胎。

我真的很想和双胞胎姐妹一起合作。有几个原因。这部电影的想法——如果你遇到你的「小妈妈」会发生什么——延伸出了很多问题。她是你的妹妹吗？她会成为你的朋友吗？她是你的妈妈吗？还是你是她的妈妈？你们的母亲是同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当你说到核心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们确实拥有相同的基因和DNA。所以我想要通过一次大胆的选角来解答这些问题。

我也很想让这两个女孩彼此熟悉，这样她们在一起拍戏就会很舒服，而且她们的场景会有一种直接的亲密感。

而且这很美妙，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导演，我总是准备得很充分。我属于掌控型的导演——我不喜欢意外，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控我所拍摄的东西。但她们这对双胞胎姐妹创造了一些独特、美丽和令人惊讶的东西。

问：你怎么指导这么小的演员？

席安玛：我们不排练。与年轻演员合作关乎于信任。我从未见过她们预先准备。因为那不是她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一切发生在片场。当我和青少年打交道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会认真排练。但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当然，这有点疯狂，毕竟这些孩子将出现在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里，而你不确定她们是否能表演得当。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你必须信任她们，必须相信她们的智慧和能力。我觉得孩子们太令人钦佩了。我完全信任她们。她们一点也不愤世嫉俗，极尽诚实。关键是要信任她们，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们一起拍摄，你每天大概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能在片场拍摄，所以你必须知道你想要什么，可能要拍四到五条才能拍到一个满意的场景。

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遇到了你的「小妈妈」，你会问她什么？

席安玛：当然。毕竟我写了这个故事。我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秘密。一旦有了想法，你就可以用几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你可以拍一部「小爸爸」——一个小男孩遇见他的小爸爸，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也很有兴趣看到这个故事。

我拍这部电影的方法是提出一些大问题，那些我们都会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对角色进行太详细的描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将其与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在其中看到自己。但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我小时候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这是非常私人的。

问：你曾提到了宫崎骏是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

席安玛：其实应该是宫崎骏和日本动画电影。我认为《幽灵公主》是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之一，它对于孩子全神贯注，并且将孩子视为最聪明的观众。宫崎骏电影的节奏和韵律中一直都有那种信念。

我也很喜欢宫崎骏电影中的音乐和孩子们，比如《龙猫》。这些故事相信电影的力量，相信作为观众的孩子的力量。我相信电影的激进诗意，以及电影的工具性。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电影界的女性先驱们，她们发现了摄影棚拍摄这一手段，她们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我想：「我有和她们一样的工具。」

这部电影本可能在电影院重新开门之际拍摄。封城期间，我看了很多梅布尔·诺曼德和许鞍华的电影。于是我想：「让我们用同样的工具，用同样的信念来制作一部电影吧。」

问：电影中你和让-巴蒂斯特·德洛比耶一起写的那首歌——《未来之歌》（The Music of the Future）——的灵感是什么？

席安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想要一首歌。并且是我第一次想要给电影中的歌写歌词。当然，《燃烧女子的肖像》里的歌也有歌词，但它们是拉丁语，所以没人懂。这次我尝试写一首法语歌，一首给孩子们的歌。

我们讨论着，写一首可以作为一部动画片的主题音乐的歌，那种我们会在小时候看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动画片。而且在儿童动画片中总是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这可能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有点怀旧的地方，但歌词都是将来时态的。这首歌叫作《未来之歌》，第一段歌词是：「孩子们的声音会唱出你的梦/和你一起做成为孩子的梦/在没有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在远离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最终做一个和你在一起的梦。」

这首歌很符合电影。这是一首超越时间的歌曲，因为它使用的是将来时态，寄望于未来。这部电影也是如此。

原文链接：

//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berlin-film-festival-2021-celine-sciamma-interview-petite-maman-4143344/

记得导演采访时说过她自己的剧本都是从确定了结局部分开始倒着写出来的，我非常理解那样的创作方式，毕竟也曾喜欢那样的方式去结构故事。这次也不例外吧。

异性恋家庭，小时候的经验是妈妈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整个家的氛围，自然会希望她总是高兴的，自然会总是去做取悦她的事儿，直到意识到那不是我的责任。。。逗笑了妈妈，那时候还是不懂为什么她又那么容易恢复到悲伤状态？片子里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全世界的做妈妈的女性心境都差不多一样的吧。

现在关心照顾老妈的时候，她会高兴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燃烧女子的肖像》那场花事了后，导演瑟琳·席安玛很难不让我惦记。她与她的作品也像是那晚艾洛伊兹的裙摆，本是融在夜色里的，在悄然未觉之时，就让篝火爬上，照亮了不只是玛莉安的记忆。

静候良久，终于等来一部新作，去擦亮那隽永的情感。只不过，那是似乎跟「烧女图」迥然不同的《小妈妈》。

不同，但自然不是不好。如果说《燃烧女子的肖像》是用貌似删繁就简的繁复笔法，把一段浓重情感给化到简朴大道中，《小妈妈》就是用更寥落的笔触，在更疏淡的光景里，写那不断发酵的斑斓情绪。

《小妈妈》有着非常小的视角，因为它的主角是八岁的奈莉。但席安玛是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或者是过来者的身份，去给这小小孩童施压的，她只会引导摄影机以及观众，一同蹲下来，平视这小女孩所遇到的困惑与快乐。

奈莉的困惑在于，还没来得及好好道别，或者说，还没来得及理解死亡，外婆就撒手人寰了。可母亲玛莉安也无从消化这个噩耗，一家三口重返老房子整理遗物，被悲伤压得喘不过气的她，最终还是在某个清晨，选择了逃离当下，而这又加重了奈莉的困惑。

困惑之中的奈莉去到房子后的树林，寻找母亲当年搭建的小窝，不料遇到了正在搭建小窝的同岁女孩玛莉安。很短暂的时间，就够两个独生女迅速热络起来，找到那非独生的快乐。这快乐，在一团忧郁的气息里，探头探脑地可爱着。

必须说，席安玛太会拍了，她就像是在那鹅黄色的秋色中写五彩的诗。女孩们淋过一阵细雨后，在浴室里用同样的蓝色毛巾蒙头擦拭。她们吃巧克力，在白色的碗里还倒入了牛乳。她们庆祝生日，熄了灯，那烛光把所有人的皮肤都抹成了蜜色。

更妙的是她们演戏。成年人的剧本错综复杂的，她们就兴兴头头地分饰那十数个角色。演的是些似懂非懂的故事，但是彼此都被那老成的肃穆给镇住了。玛莉安背着台词：「秘密不是指我们想拼命隐藏的事情，而是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说的事情。」念着念着，各自心里也感受到「无人可诉」那种状态的秋意了。

但哪怕是知道「无人可诉」的分别在即，孩童也有孩童的敞亮。于是玩棋盘游戏、炮制可丽饼、撑皮艇、睡在同一张床上说悄悄话，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那份喜乐先给撑大的。叫人看着看着，心里头的一丝怅惘，就被灿烂先吞了半口。

为这弥足珍贵的童真，席安玛给调上了温暖饱和的色彩。看似随意但实则精心的家居、服饰与外景搭配，依然堪称一绝。

《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摄影师克莱尔·马松再度掌镜，把本是难逃萧瑟的当下世界，给拍出了暖融融的质感，也像是为这两个一度孤独的女孩，构建出一整个世外桃源，供她们在面对手术的恐惧、分别的忧伤前，有更多值得印入生命的体验和回忆。

在这种色光下，两个小姑娘的对戏格外令人动容了，而她们又是如此相像，在挑选演员时，席安玛就特意要了一对双胞胎，于是举手投足间，更添了几分自来的亲昵。

不过这对姐妹，实质上演的是一对「母女」。在二人初遇那刻，听到「玛莉安」这名字报出，大家都会知道所谓「小妈妈」，纸面意义就是这个。

但时间是穿越的谜底摆在台面，谁也没有那份心思去做过多阐释，席安玛不需要画蛇添足，观众也不需要科幻理论来打破这一派祥和。那么，两个时空的拼接，就如同秋日邂逅那般寻常而自然。

故事有了这么一个设定，就不只是展示两个女童的友谊，并从友谊去生发些抵御失去的力量了。《小妈妈》让她们在八岁这同一时期相遇，也是尝试让两代人可以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对接。

这时候，本该是成人的玛莉安也没了成人的经历和主意，她与未来的女儿一起，面对那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感到困惑与惊怕。手术能不能成功？母亲还能陪伴自己多久？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时候你就要从我眼前消失？人跟人走散了，还会再见吗？

「女儿」反而成了「妈妈」的先知。在为玛莉安提示往后日子的遭遇时，奈莉也在尝试着理解妈妈一路的抉择，特别是，妈妈对自己所倾注的爱，以及她自己也无从招架的悲恸。

八岁的孩子自然还是孩子，但是孩子并不会一如我们误解的，或者宁肯相信的那样，处在一个绝对懵懂的阶段，而是对所谓的成人话题，比如死亡，比如分别，比如难以应对的巨大悲伤，具备绝对的敏感。

席安玛让一对母女在这个难得的平等台面上，互相做对方的启蒙。奈莉在为八岁的玛莉安揭晓命运安排的时候，对方也在为三十一岁的自己做一些申辩、反思与启迪，反过来又帮奈莉摆渡到进一步理解母亲，也理解人生的彼岸。

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好在喜剧的篇幅里，做一些忧伤而又不致于卖惨的文章。奈莉已经真切感受到了成人世界的荒疏与难堪，提前预知了长大不是万能的，成长也不是担保愉快与舒畅的。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更深切地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各自为战。妈妈在伤痛面前，急着飘走了，但爸爸在这个家庭里，哪怕有着温柔的关怀，却也还是相当陌生的存在，所以奈莉才一再问他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害怕的。

这是她从八岁的玛莉身上学来的，即人一定要有一些亲密的交通，彼此才能穿过表面的相熟，走向真正的相知。

这也不啻为把成人问题，转换，或降格为孩童问题。由此对成人社会的发问与思索，就有了最是本真的态度。《小妈妈》文本里的这些真挚与纯澈，就是极其打动人的介质。

在这介质里，除了外放刚才提到的化解忧伤、逃避伤痛等问题之外，还揭露了家庭成员，无论是夫妻，还是父女、母女，都无法真正达到深层次的沟通。

这当中，父亲作为家庭内的唯一男性成员，也在不自知地以一种雄性的、高傲的身姿来拒绝女性家庭成员的靠近，以免威严流泻，间接导致了玛莉安的短暂逃离，而这背后又有一个父权、夫权与男权主导的权力叙述。而等他告知奈莉自己的恐惧，又让她帮助自己剃胡子后，这种主动「削权」的方式拉近了双方距离。

席安玛是有一路抛出这些问题的注脚，但是并没有去刨根问底，更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战或反击。她最多是替伤怀开了一个出口，整个温暖的故事中，就讨那一丁点的「宣泄」，彼此心照不宣就好，更重要的任务，是让情感的流露，来给人物一个转好的契机，也来给故事一重温软的层次。

比起把幽微心理放到了天地那样大的《燃烧女子的肖像》，《小妈妈》在这方面的力度，是有所降低的。它不再需要倚赖那些隐晦手法和悲剧结局，去冷不丁地咬那世情与人心一口，达到猛烈精准的抨击效果与荡气回肠的余味。

它所做到的，就是在最小的切片上，实现对女性幽秘心理的精妙捕捉。这反而是席安玛一贯的做派。她镜头下的许多故事，都在聚焦女性的这类心理。

比如说她执导的长片处女作《水仙花开》，自觉不够漂亮的女主角玛丽就对花样游泳队队长弗洛利亚那产生了说不出口的爱慕情愫，可当对方终于接纳自己，甚至希望她来拿走自己的第一次时，玛丽的犹疑就愈发口是心非。那种「叶公好龙」，真把少女心思研到了极细腻的程度。

《水仙花开》

与此同时，弗洛利亚那也有许多在两性之间摇摆不定的迷惑。一个女孩子需要树立「荡妇」人设来巩固自己的安全与骄傲，为此宁肯与所有队友为敌，那里头就有个对权力倾斜、荡妇羞辱的讽刺。而玛丽的闺蜜安妮，则一度挣扎在身体焦虑之中。

《假小子》里的女孩劳拉特别希望能以男孩子的身份出现在新朋友面前，她想尽办法去做那些男孩子「该做」的事情，甚至吸引到了莉莎的爱恋，奈何我们都知道，二元身份对立的环境里，容不下这种离经叛道。

《假小子》

席安玛在一个又一个小故事里，观照形形色色的女孩子，在她们未必经事的心理空间里，探寻到那些几乎不能与人说的心思。说出来，似乎就有了羞赧，有了不自在，站在俗世里的观众，都要为她们即将被俗世否定而惊心了，又发现席安玛用骨子里的骄傲，在坚执地护着她们。

身为一位现实中的同性恋者，席安玛对身份认同这类议题的着迷与着紧，让她得以在温和柔软的隐秘故事里，蕴含着巨大的爱与关切，以及坚定的反抗与抗诉。

到了《小妈妈》，她已经能以极微缩、极稚嫩的角度，去讲那想被看见的渴望，想被尊重的情感。这种超然的柔情与锐度，在当下影坛自不多见，而那身份书写的电影支流，一不留神就被她充实与拓宽了。

（贴下短评：踩过一地悲伤的秋叶，也还是仰望到鹅黄色的秋阳。席安玛太懂得女童纯澈而幽微的心理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老成，演员那样的，成人那样的老成，去抵达八岁尚未能全然理解的逃离与悲恸。我把你代入了，你也把自己还原了，那么，倒数计时的相聚也还是小窝、棋盘、蛋糕与皮艇。成长是有那么多骤然而降的离别呢，所以要好好说再见，未来又有那么多忧愁与恐惧呢，但是你不会是原因。这么一个暖融融的故事，清浅地把遗憾给弥合了，但看得人，怪想替她们消受那份秋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