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站

（芷宁写于2010年6月13日）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阅读托尔斯泰长女的回忆录时，除了对其中托翁的理想追求感慨外，还对其中因财产继承问题而常对托翁吼叫的其妻索菲娅印象深刻。又在很多对托翁做研究的文章中发现，几乎清一色地将托翁之妻表述得自私而虚荣，仿佛她是托翁实现人生理想的绊脚石，也是最终导致82岁的托翁倒毙于无名小站的罪魁祸首……看后总感觉这种一边倒的解读过于偏颇，纵然托翁对社会模式的自我构想是美好，但是不能不说他的很多设想趋于理想化，不能得以实现是由诸多现实因素造成的，完全不是某个人就能阻挠的。
   所幸在由迈克尔·霍夫曼执导，改编自著名传记小说作家、诗人杰伊·帕里尼同名小说的影片《最后一站（The Last Station）》中，演技派海伦·米伦诠释的索菲娅性格丰富，情绪饱满，情感激荡，层次分明，将这位比托翁小12岁、和托翁一起生活了48年、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曾把3000页字迹难辨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整洁地抄写了7遍的伯爵夫人跃然眼前。而索菲娅反对丈夫将财产与平民分享的原因之一，也是处于一个母亲为子女的利益考虑。
   影片再现了托翁生命的最后片段，以参与其中的旁人眼光，即托翁秘书瓦伦汀（詹姆斯·麦卡沃伊饰演）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巨匠的最后时光，叙事中虚实结合的做法，似乎意在表述爱的正负作用，实的部分是托翁和妻子的爱恨纠葛，他们爱得很深，又恨得投入，不能分开又无法相处的婚恋生活耗尽了他们的人生。一如某评论所言，“生命中如果拥有爱，那么爱中的人则要承受痛苦；如果没有爱，那么不爱之人将要经受生命的枯寂和矛盾，所以这个真实的故事显得复杂、矛盾和有趣，并且导演赋予了它真实的情感。”虚的部分则是瓦伦汀和托翁信徒玛莎之间的爱，体现了托翁对年轻人的影响。
   可以说，索尼娅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伴侣，但不是他的精神伴侣，虽然她懂得丈夫的著作，但她不能认同其中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做法，晚年托翁生活俭朴，吃住如同农夫，而索尼娅依旧是贵族做派，饮食精致，衣饰华美。个人猜想，最初托氏夫妇之间的关系应该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和妻子，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是个自传性质很强的人物，是一个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农业体制的贵族形象，而列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和打击后，最终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值得依靠的丈夫和父亲。这显然是曾经托翁的缩影，晚年的托翁想彻底摆脱家庭的束缚，于是他离家出走了……
   致力于将托尔斯泰主义付诸实践的弗拉基米尔·切科夫似乎是托翁的精神伙伴，于是，“激进派”切科夫和“保守派”索尼娅之间存在着旗帜鲜明的对立和斗争，切科夫想要把托翁塑造成神一样的存在，想让他成为宣传所需的楷模，于是他致力于让托翁另立遗嘱，并达成托翁将其著作权交给民众的签字，他还着力于让阻挠此事、情绪易激动的索尼娅在托翁和媒体面前颜面尽失……这次保罗·吉亚玛提演绎了一个不怎么讨巧的角色，特别是最后，即便撒谎也要隔离索菲娅，不让她见弥留中的托翁的做法。
   影片为再现托翁晚年时这两股强势又恼人力量之间的争斗，设置了墙上相框的戏份，第一次，索尼娅取下了丈夫书桌前墙壁上切科夫的相框，换上了自己和丈夫的合照，第二次，愤怒于丈夫瞒着自己签署了版权协议的索尼娅对着始作俑者、墙上的平面切科夫猛开枪，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彻底升级。同时，为了表现这两股力量的角力，片中出现了一个有趣情节，切科夫和索尼娅分别送给新来的托翁秘书瓦伦汀一个日记本，切科夫让他记录托翁宅邸发生的一切，并及时汇报，即把监督任务交给了瓦伦汀，索尼娅则只让瓦伦汀客观记录下所看到的事，于是片中出现了瓦伦汀忙于在两本日记本上记事的镜头。
   影片画面颇有怀旧复古色彩，葱茏的原野，静谧的府邸，精致的餐桌，雅博的书房，彼时乡村贵族的生活气息流淌在光影间，而该片最值得观看的部分，在于演员的表演，有评论称——“在迈克尔·霍夫曼的指导下，整个影片呈现出了诗歌一般有韵律的节奏。当然，两位大腕主演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和海伦·米伦的出色发挥也功不可没。”
   其中，拥有白俄血统的海伦·米伦在片中的表演可谓酣畅淋漓，不论同老辈的普卢默、壮年的吉亚玛提，还是后生麦卡沃伊演对手戏，米伦都游刃有余，她以极富戏剧张力和感染力的表演拿捏出了索菲娅的痛苦和愤懑，塑造了一个极有个性和主见的托翁夫人，其中得知丈夫离家出走后她奔向池塘的一路悲恸、滚下渡口入水的身心疲惫，将一个女人的决绝心绪表露无疑，凭借在本片中的出色表现，米伦获得了罗马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再一次的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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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10月28日，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从家中出走——这是他多年萦绕于胸而终于付诸实施的行为。他的出走以及很快在一个无名车站逝世，为世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一个创造出伟大作品，在俄罗斯乃至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采取这样非常的行为？

     根据托尔斯泰留下的书信，人们很容易将他的出走，与妻子索•安•托尔斯泰娅（以下称索菲娅）联系起来。索菲娅，由于她的个性，由于生活中间与丈夫的实际冲突，她受到的指责，就来得格外多而集中。

     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在直面俄罗斯贫富悬殊情形时，精神上产生出莫大的痛苦，他对自己富足的生活感到极大不安。他不仅开始尝试平民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素食，还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劈柴、生炉子、修鞋、耕地……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放弃可以有很大收入的着作版权……这些，在托尔斯泰个人，或许可以做到。可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几乎全靠这些收入维持。这个家庭生活的管理者，正是托尔斯泰夫人——这，造成了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的最基本冲突。

     当托尔斯泰以文字宣扬他的这些观念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追随者。一个名叫切尔特科夫的俄国贵族，是这些追随者中一个特别狂热者。切尔特科夫，由于观点、志趣相投，因此与托尔斯泰结缘。之后，切尔特科夫参与进托尔斯泰的宣传等工作中，甚至“帮助”托尔斯泰实践自己提出的主张。自然，他也就介入了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的冲突。索菲娅对他十分反感，视为仇敌。他对索菲娅也很不客气，甚至当面威胁：“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将您和你们一家搅个一败涂地……”

     索菲娅去世后不久，一本名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的小册子出版。该书作者，正是切尔特科夫。书中对索菲娅的态度，可想而知。应当说，在当时的氛围下，这样的着述是会得到一些人响应的。但是，终于有人出来反驳辩护。此人，是真正平民出身的作家，读“人间”大学毕业的着名作家高尔基。“我读了切尔特科夫的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出走》以后，我心里想：一定会有人出来在报上指明这个着作的唯一的、直接的目的便是中伤已故索•安•托尔斯泰夫人。”这是高尔基所写《关于索菲娅•安德列夫娜•托尔斯泰夫人》一文的首句。

     人们或许会产生疑问，你高尔基为什么要站出来替许多人都指责的人辩解呢？是否索菲娅对你不错，使你因情感因素起而撰文？可事实恰恰相反。托尔斯泰身边常常围着许多人，索菲娅对他们大多都很反感，这其中就包括高尔基。

     1900年1月，高尔基初次拜访了托尔斯泰。同年10月，他到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住了一些日子。1901年底，他在克里木，与正在那里养病的托尔斯泰有过多次见面和交谈。根据对托尔斯泰的观察，高尔基写了一篇文学肖像《回忆托尔斯泰》。但是，在这篇为许多人赞誉的文章中，高尔基却没有提及索菲娅。“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她对我也无好感……”索菲娅认为包围着她那位伟大丈夫的人，大部分都是小苍蝇、蚊虫——总之，是“寄生虫”。高尔基，不幸被看成了这样的人物。这虽然引发了高尔基内心的不快，可他仍认为，索菲娅这样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因为确确实实有一批人，非常“适切”，非常“机警”地大吃着托尔斯泰的精神，并竭力想在大作家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印记。

     这还不是全部。高尔基认为：由于灵魂上永不懈怠地求索，“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他常常是不管不顾世俗生活层面，而世俗生活的负担是由其妻子承受的。为了自己的理念，托尔斯泰要放弃庄园，放弃所有着作版权，而这，却是他们一家生活的来源，包括他那帮追随者的吃、喝、住……有时，也许托尔斯泰自己并未意识到，倘若没有索菲娅地坚持，以这些来源维护生计，那托尔斯泰就不可能静心坐下，完成他那些伟大而辉煌的长篇巨制。从这一点看，“做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责任繁重的任务。”在高尔基的印象里，托尔斯泰一家人大都软弱多病，几乎全凭索菲娅在“那磨人的琐细事情的漩涡中”辛苦挣扎。高尔基感叹地说：“那个女人跟一个富于独创性、而又烦躁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生活了五十年的难堪的长岁月……而眼下，人们只有在高兴毁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托尔斯泰与索菲娅之间，在长久的生活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冲突，这些对对方都造成了伤害。但是我们应当注意，高尔基在文章中几次说到，索菲娅是多情的托尔斯泰几十年里唯一的妻子。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有一根线牵连着。这根线，应当是爱情。在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常常有对索菲娅种种行为谅解的话，他也认为索菲娅的行为是因为爱。而索菲娅，在她成了许多人指责对象后，在她也自认为对托尔斯泰出走负有责任后，临终之时，她仍然对孩子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一个忠实的妻子。”

     伟大的人物，常常会因为其辉煌的精神和事业而领受景仰的目光，而伟人身边的那些人物却非常容易被忽略，他们甚至还常常会获咎——为伟人的过失。高尔基是一位从底层挣扎起步的作家，他对人性、婚姻的本质，倒见得比一直生活在贵族圈中的人更为深刻透辟。所以，在有人攻击索菲娅时，他起而为这位他并不喜欢的人辩护，这的确显现了他的目光和胸怀。高尔基的文章，放在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篇认识人性及婚姻的有借鉴意义的佳作。

当一个人被推崇为一个圣人的时候，也就是他活得最没有人样的时候。

晚年的托尔斯泰，就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而是被弟子们推向了“全人类”：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版权，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当那群弟子把他这个大活人变成一种“主义”的时候，同时也把“理想”膨胀成了野心，把“自由”扭曲成了教条，把"爱"蜕变成了占有和利用。

渐渐的, 那个曾经给妻子写情诗的男人开始嫌弃她只会打扰自己的工作，只会阻止他把自家的财富拱手让出，只会妨碍他成为那个伟大的，崇高的，无私的，无欲的，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弃小家保大家的圣人。

他的妻子苏菲亚则落得一身的恶名，“自私、贪婪、狭隘、刻薄...”，因为请求老公留财产给自家子孙，因为在人前耍drama queen的臭脾气，因为憎恨那些萦绕在丈夫身边给他灌圣人迷魂汤的家伙。

直到弥留之际，这个干枯羸弱的老人才发现自己其实无力撑起圣人的盔甲。他最后的留恋，不是什么伟大的全人类的事业，只是那个陪伴自己走过48年光阴的，唠叨的，任性的，不识大体的老女人。

而此时，他的女儿和弟子却竭力阻止苏菲亚来探望垂死的丈夫，因为他们希望他“简朴而高尚地死去"，就像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有种奇妙的本领，能够打着“为了全人类”的旗帜，去做彻底反人性的事情。

电影最后，面对这杆“全人类”的大旗时，革命青年瓦伦丁愤然说道：“我没有见过全人类，只有不完美的男人和女人！”

是的，我们都没有见过全人类，只是太经常看到全人类的不完美。

     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什么也不缺乏，从财富名誉到地位，他都有。这种状态最难对付。所以他有了更为哲学的追求——我以为这才是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时刻。托尔斯泰纯粹是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人，因此弄了个托尔斯泰主义，但是连他自己也不信。但是这个托尔斯泰主义却高蹈起来了，成为一些尚处于暗夜的小民的遥望的点点星火。

   我对这个复杂的背景着迷不已。在一段关系中，哪些是真实的自己的感受，哪些又被机械化地制作为一个产品——很个人化的感觉被标签化了。哦，原来是这样；事情是本质这样，是的，这些判断完全遮盖了本来纤细和独特的心理悸动。作为老愤青，托尔斯泰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一个宁静的人，所以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自己。托尔斯泰的这一点，是他的伟大之处，不断修正和获得——而像他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可见托尔斯泰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不是因为投机而写作，而是为了使自己平静。

   人在江湖混到了一定的地位，就成了道具，开会的时候你的前面放着名牌，于是你被名牌绑架了。托尔斯泰表面上是被索菲亚控制，实际是被他获取的名声覆盖。他不想享受这个虚伪的但是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他不能无视并且默认。托尔斯泰虽然年老，但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强劲的洞察力和无与伦比的真诚。罕见的真诚！

    82岁的托尔斯泰决定离家出走，捍卫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想做一个万众景仰的大师，只愿逃离。他不是乐意做一个上帝么？他慈祥地抚摩着孩子们的头，送给他们礼物，而上帝怎么可能是一位圣诞老人的角色呢。他必须牺牲。托尔斯泰版权的归属问题，实际是他渴望牺牲的证据——他必须丢掉其他人不能丢掉的东西。但是，托尔斯泰遇到了问题，正如他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他的行动也被放大和美化。寻求安静和孤独的托尔斯泰不得不面对亚斯塔波沃车站外成群结队的记者和粉丝，他的逃避被解释为圣举，无疑这是一个尖锐的讽刺。

   我们都相信这个光环，也忙于制造，却忘记了发光的人。托翁的最后一站——他用尽力气纵身一跃，却不料腾空而起。

1)5,6年前看过几部列夫托尔斯泰(译)的小说: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年少无知,没有看透列夫托尔斯泰深层的社会价值反思,惟依稀记得他小说笔下那几段打得火热外又大喜大悲的交错爱情线,这部电影的卖点也正正是从"爱"出发。

2)在决定观看如否之前,查看了一下预告片,我疑问,也好奇导演如何撇开旧有的电影模式,在一部以描写历史传奇人物生活作串联的电影能突出和该人物成就无关的主题,单从预告来说,可说是引人入胜。

3)实际上电影以列夫托尔斯泰遗产归属为中心,整部电影都是重覆著类近的对白,话题,James Mcavoy的爱情线也略显肢离破碎,"因爱而理解"虽然在开首以文字提及,结尾4人也因而爱走在一起,看似顺理成章,实则除这两部分外,"爱"的话题仅被略略带过,矢口而道,率意而陈,列夫托尔斯泰最后也没有因为"爱而理解",James Mcavoy的爱情线也混淆了性。

4)Helen奶奶的表演较为压场,尤其是群戏中她的演出较为亮眼,可惜其他部分以歇斯底里居多。

5)总言了是欠水平,浪费了古装钱,浪费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