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炮事件

形式前卫先锋，线条化、波普化、装饰艺术受到现代艺术的影响 也是作为现代艺术对于中国发展的介入的暗示 是对时代背景的一种体现 形式表现上与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以及本人后期的以《背靠背、脸对脸》等影片中充满原始野性，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同 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象征化、符号化 的意向：对称 强透视的序列 巨物时钟 作为对于权力和官僚体系的隐喻 （引申为神庙两侧的柱子—上帝的大腿 与作为主体的 放置在空间中心的神像 即可扩展为绝对权力的空间） 以及作为线索贯穿全文的“黑炮” 作为主人公的喻体 当被制度审查 被抛弃的那一刻 也暗示着主人公的命运也是如此任人摆布 荒谬感 ——对于官僚制度运作逻辑剖析 “合理性”自身二重含义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矛盾 ——官僚话语权中的合理性 出于理性的 以实在为基础的合理性。 “官僚制度”的合理性成为不可忽略的在场 原先实在的事实却被排挤出场（除了叙述事实 画面中也有暗示）在本影片中展现的不是“合理性”两种含义的博弈 而是后者对前者的绝对的屈服 这种反“常识”的巨大荒谬使得本片获得了其特有的黑色幽默质感。 记得去年，也就是电影上映36年后，我作为影协的放映人放这部电影时，立马意识到，这部电影，竟然成为了一种危险的，禁忌的，在当下不可复刻的存在。这是极其可悲的。也许下一次当我们能够看到如此电影能够出现在大众视野，表达的自由才能重新回到中国电影人的手中。 1：18：38-------1：21：41。

上周，表演艺术家刘子枫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83岁。

生于1938年12月的刘子枫，一生演了诸多话剧并参演了不少质量上乘的影视剧，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人物形象。

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令其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的1985年电影《黑炮事件》的赵书信。

黑炮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影视行业迎来空前绝后的发展热潮。彼时，“三代余热，四五登台”，三代导演同台竞技，百花齐放。

1985年6月，刚拍完《流亡大学》的刘子枫接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黑炮事件》的邀约。

刘子枫花了一个上午读完剧本，“我被赵书信的善良、谦卑及不公的遭遇震惊了，情不自禁地哽咽抽泣起来，索性放下剧本，让自己哭个够，等心中的憋屈释放之后再接着看”。赵书信这一角色便由此塑造了起来。

雨夜里，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跌跌撞撞地冲进邮电局，险些还撞到门口两位高大的年轻人，他匆匆忙忙地向某地发了一封电报——“黑炮301找赵”。

慌张的神情与敏感的内容，这一超乎常情的悖谬举动引起了邮局女营业员的高度警惕。

于是，在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传统心理定势的支配下，立即报告了公安局。

公安局查出、发报人是某矿山公司一个精通德语的工程师赵书信。

他195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作认真负责，有点怪脾气。同时他也是厂里唯一的懂德语的技术专家。

公安部门最终决定立案侦查，而赵书信所在的矿山公司全体也倍感警惕，开始暗中调查，代号为“黑炮事件”。

厂里进口了大批德国WD工程设备，并且还派来了专家汉斯来指导安装调试工作。

就在事件正在暗中调查之时，汉斯又将再次到访中国。

为了相互沟通顺利，本来应该由又精通德语，又懂得机械的赵书信来负责接待翻译。

但是上次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要好的朋友。并且汉斯还曾向厂里提出想要一个文玩古董的请求，厂里不禁怀疑，“黑炮事件”或许与地下文物交易有关。

（面对外国友人的愿望，他们赠送了一个赝品，并“引以为傲” ）

意识到这一点的厂里，说什么也不让赵书信负责这次接待。

饭后遛弯的赵书信想去探望一下老朋友汉斯，都被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因所谓“黑炮事件”，公司领导将赵书信调离原工作岗位，由一位不熟悉工程安装专业的旅游翻译冯良才接替他的工作。

“术业有专攻”，小冯的德语虽然流利，但是对机械方面的专业术语却是一窍不通，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出错。

小冯对这份完全不能胜任的工作，也是想打退堂鼓，但是公司领导却让他配一个专业字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

一次汉斯叫小冯去拿一些“子弹”，小冯虽然心下不解，但是仍然照着汉斯的指示去做。

矿场哪里来的“子弹”，这下难为了小冯，小冯不惜走层层手续，去军备库申请“子弹”。

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拿回来的“子弹”倒是令汉斯一头雾水，原来汉斯想要的“kugel”既可以翻译成“子弹”，也可以翻译为“轴承”。而很显然，汉斯想要的是后者。

小冯拼命地拿着字典向汉斯解释，而急脾气的汉斯却气得甩手走了。

为此，汉斯时常向单位反映情况，要求把赵书信找过来，单位领导却一直不肯让赵书信回来工作。

文山会海，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开，却一直没有进展。

会议上针锋相对的行事小心的周玉珍书记和抓生产技术问题的李任重经理，就赵书信是否能回岗这件事始终意见分歧巨大。

虽然会议里大家争论不休，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赵书信却什么也不知道。

来到新岗位上班的赵书信被告知根本没有需要处理的工作，他只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一样，翘着二郎腿、看看报纸即可。

郁闷的赵书信也不明白自己被“架空”的理由，回到家中的他便专心地研究起来他的一大爱好——象棋。

专心致志的他甚至连老友汉斯的造访都没有意识到。

俩人探讨起进购德国器械的事，汉斯表示，明明有更好的设备，为什么公司不选择那一套。

在工厂里工作了多年的赵书信似乎在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意见会被无视一样，无奈的向汉斯表示，自己早就向公司提出，但从没有人重视他，一个高级工程师的专业意见。

好巧不巧，一直希望赵书信能重回工作岗位的李任重也来到了赵书信的家里。面对棋盘上一个黑色的圆形小盒，李经理不禁疑惑，问这是什么。

赵书信表示之前自己的象棋中的棋子“黑炮”不慎遗落，拿着个黑色的小盒子代替一下罢了。

听见“黑炮”二字的李经理突然醒悟！原来所谓的“黑炮”竟然只是一枚棋子！

想到此处的李经理夺门而出。

留下赵书信和汉斯原地满脸问号，汉斯不解的说“中国人真难理解”

明白事情真相的李任重继续在大会上据理力争，同时也有不少同事表示，还是应当以生产为重，“黑炮事件”或许真是“莫须有”。

即使面对如此明白的解释，周玉珍书记仍然不以为然，认为赵书信如此节俭的同志，怎么会为了区区一枚棋子，发上一块多钱的电报费，大费周章的寻找呢？

争锋相对之时，厂长跳出来“和稀泥”，认为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赵书信重回岗位的事即使是证据确凿，也仍被搁置一边。

终于有一天，“黑炮”被寻回，周玉珍书记面对寄来的包裹，仿佛如获至宝，始终认为其中必有猫腻，便与人擅作主张的拆开了包裹，盒子里面赫然出现一枚真真正正的“黑炮”棋子。

正当周玉珍书记错愕之时，赵书信来拿寄回的棋子，却不料，包裹已经被周书记在为请求他的意见时被打开了。

赵书信面对此情此景，终于明白了自己不被信任、被迫调岗的原因，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便转身离开了。

设备安装好投入使用后，麻烦果真降临了，设备出现了问题。

各位领导工程师都闻讯赶来，面对这一情况，周书记立刻询问“是不是德国人的问题？”

几人坐在办公室中，仔细翻阅着说明书，终于问题被赵书信找到了。

原来又是翻译的问题，本来要求是将轴承浇上油，而小冯却翻译成了将骨架浇上油，导致轴承烧坏，几百万的设备惨遭报废。

面对如此哭笑不得的结局，周玉珍书记不禁向赵书信问责，究竟为什么要花一块五的电报费，只为寻得一枚小小的“黑炮”。

而赵书信却默默回答，他只是觉得一副象棋少了一枚棋子，很是难受。

如此重大的损失，好像总要有一个背锅侠出来才算完，赵书信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下棋了。

鲁迅先生曾解释何谓“可恶罪”：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黑炮事件》通身萦绕着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感，并始终在大脑里不断闪动，但是却很难直接道出其中荒诞感的来源。

在这个故事里，黄建新把独具风格的黑色幽默式的小冲突穿插到公司的大事件中，使小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最终引发大事件的“雪崩”，从而形成了辛辣的讽刺意味。

如此敏感的主题还是令《黑炮》险些流产，是黄建新的老师吴天明出面周旋，才让电影通过审查。

他以浓厚的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赵书信这一中国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正如有评论所说：“《黑炮事件》里‘赵书信性格’的成功创造，艺术地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率先觉醒，鸣响了震撼人心的一炮！”

作为生长在现实土壤上的知识分子，“赵书信性格”凝结了对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性格 的哲学沉思。

赵书信主体与自我丧失表现在，其面对被书记私拆包裹的敢怒不敢言、强加于个人爱好上的罪责的无奈叹惋。

黄建新大胆的揭示了传统的精神文化力量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却又大方的展示出了赵书信作为中华文化下孕育出来的含蓄的勇气。

在西德专家汉斯面前,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而是以相互平等为基础, 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朋友, 充分显示了一个中国人的荣誉、尊严与人格价值。

当发现德方公司计算错误时, 他毫不客气、毫不留情, 敢于与汉斯摔盏怒目。

影片结尾小孩子用砖头做成了多米诺骨牌，一个个砖头的倒下推动着另一个砖头的倒下。

这似乎像映射了整个“黑炮事件”，一步一步由小至大。

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的“陨落”，陷入僵化的规则与体制，“多米诺骨牌”的停止或许是艰难但是必行的。

本文作者：

从黄建新《黑炮事件》看80年代文化现实与知识分子境遇

一. 八十年代，“文革”后崛起的第五代导演对历史的个人化重写，如《红高粱》、《霸王别姬》、《孩子王》，纷纷以寓言化倾向呈现了他们眼中对特殊时期历史与民族困境之思考；而1986年由黄建新指导的《黑炮事件》则与盛行的理想主义氛围和宏伟视角有所不同，它以多内景、小聚焦、色彩浓重却冷静荒诞甚至错愕的现实批判意义，显得独树一帜、矛头尖锐，以喜剧外衣书写80年代知识分子本身的困境与悲剧，也给大家长式残存的文革话语以冷嘲。

影片改编自张贤亮小说《浪漫的黑炮》，讲述了矿场科技工人赵书信给一起下棋的朋友发电报找“黑炮”，而被上级调离职位调查，党委拒绝让他为德国派来辅助安装WD机器的科技公司负责人汉斯做技术翻译，取而代之的旅游翻译冯良才专业性不足，导致安装故障，工厂损失百万。最终被党委领导责怪的赵书信却只无奈、说自己“再也不下棋了”。

关于《黑炮事件》，“赵书信之性格”引发社会讨论，笔者更从党委及工厂、“家长”及知识分子等诸多人物对立中见到市场经济受到意识形态权力制约时，所有人的不安。导演巧妙地在这件事件中安插了许多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图谱，让影片极具现实感与话题性。后现代的画面色彩“对冲”、布局的风格化、倒叙而多视点的叙事手法等等，都赋予了电影艺术上的强烈先锋性，使得欣赏影片更如置身装置艺术博览会中，视觉隐喻建立了尤为鲜明的场域。 《黑炮事件》与文化、社会及个人的联系获得大众共鸣的同时，也奠定着导演黄建新的独特风格与鲜明立场。本文将从美学特征、人物形象与权力结构、社会现实等方面，结合渗透其中的联想与比较，来解读令人“笑得苦涩”的《黑炮事件》。

二. 解构现实：表现美学及黑色幽默

《黑炮事件》的重要特色，便是多以表现主义手法实现黑色幽默之效。

艺术上，表现主义是直接表现内心情感而忽略现实外设，注重现实的扭曲，表达一种恐惧甚至罪恶。无论是卡夫卡充满异化的小说还是康定斯基以运动中的大色块点染而成的抽象绘画，一种以“现代”进程作为背景的内心外射从情绪化、充满节奏与冲突的神秘创作中产生。它与精神分析联系紧密，同时能提供社会现实、人心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与解构。

《大英百科全书》对“黑色幽默”的解释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力图引出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其中饱含创作者对滑稽的现实之嘲讽。这一概念首先在二战后兴起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过译介进入中国，《黑炮事件》以荒诞戏谑来嘲弄真实的手法，则与当时早期八十年代整体风格迥异。 （一）黑 首先的反讽在影片开头：黑色夜空，一道闪电中，赵书信匆忙跑进邮局，遇到两个壮汉，又匆匆鼠窜离开。雷电雨夜，暗色调，猛然的撞见，这是一个颇具“十七年”（1949-1966）反特片意味的片段，让人联想到米家山的反特惊悚片《圣保罗医院之谜》中在闪电中令人发指的阁楼人形。这大概是一种反讽，赵书信形象的胆小谦让，稍后将面临的冷峻现实后果，都被一一预设，悬疑式的开头何其黑色幽默。

红 红色加橙色的色块配置，在马克·罗斯科经典的的色域绘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画带给人进入潜意识的沉浸体验，具有压抑、恐怖、深邃的性质。影片中，持续了长达三分钟的《阿里巴巴》表演，无疑是通过殷红、晃动的灯光色调，给人表现主义的眩晕、烦躁感：舞台上，舞女以各种舞姿配合热情放歌的歌手，镜头从不同角度切过来，反应镜头时刻展示观众被舞台吸引、与之互动的狂欢场景；更值得注意的是舞台背景是一个漩涡结构、不断嵌套的黑白长方形几何图案，给人被推向深渊的错觉，此种线条的是现代绘画中取消“平面性”的表达法。耸动暴露的舞女与观众“窥视”之眼相映成趣，这种前卫、奔放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而逐渐进入，给国人新鲜与亢奋，而红色象征党政、“文革”时期的极“左”经验。

黄建新将其形容成“危机暗示”，提示了我们“表现”的实质内核：“阿里巴巴”打开了四十大盗的宝藏，却时刻提心吊胆着他们的归来；这便与谢晋“文革反思三部曲”等直截了当的“举证”叙述有所区别，而是以其渗透在环境中的的风格来表现。

同时，我不禁觉得，“阿里巴巴”舞台场景与米家山在1988年所拍《顽主》中的T台时装秀形成一种“同构”，在那个魔幻现实场景中，京剧角色、满清遗老、五四青年、解放军、国民党军官、红卫兵、模特、健美人士等各种文化元素、身份主体被并置，而滑稽地和谐而进入狂欢共舞，成为观众消费对象的同时，提示出：他们立场的对立本身有其喜剧性在，而八十年代当下的青年正进入新潮与自由，甚至抹除了阶级对立的意识——与之相对、可笑的是，《黑炮事件》中周玉珍、武克功等代表着文革时期斗争话语残留的大家长们却依然固执地以当年的视角来曲解知识分子，生怕任何“右派”被遗漏。

当然，影片这种红色的提示在多处显现：红色电话、红色小轿车、李任重房间红色灯光、饭店的红色布景等等，同样具有焦躁不安的情绪暗示作用。

白 另一颇具意味而且经典的便是几次开会的长镜头。纯白大会议室，白色墙壁、桌布、纯净水、党委们白色衬衫，诸多布置凸显了“白”：无瑕疵、严肃、庄重、乏味、紧张；另有会议室尽头一面充满镜头的大钟瞩目，显得逼仄；唯有人们的头发、钟表指针盘是黑色，黑白构成单调与对冲。这样后现代的场景不存在于真实的八十年代的政府会议室中，却以其“科幻”的风格化装置效果提供了有张力的提示与反讽：主持者冠冕堂皇、无效率的党委会议，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人公正。

“会议”话语在黄建新另一部以“赵书信”为主角的“科幻”片《错位》中出现，这时的赵书信已从被权力控制者转为了权利的共享者，无法忍受过多很对无聊的会议，制造出可供自己剥削的机器人代替自己开会，最终影片却揭示了这一机器人身上有着异化的人已丧失的人性，可谓是对《黑炮事件》的呼应承接。对党政会议的讽刺，由长镜头的时间效果、镜头摆放的广角平视、色调的纯白紧张，而凸显出来。剧情上也确实是，这些会议留给渴望帮助赵书信的经理人李任重万般无奈。

特写与蒙太奇 一些特写或者蒙太奇或反应镜头有着反讽效果。在众人围坐、发现WD安装失误的房间，作为反应镜头，镜头不断地切换到吹动的电风扇特写，在闷热、焦虑的人群中显出烦人的滑稽感。又或是会议室的烟灰缸、无聊时的绘画、摆放成六角形的火柴等物件特写，直指无人用心开会。煤矿厂大型机器的运作，呈现中国工业化的现状，更多提示了人与机器的对比与关系，暗示“国家机器”与人在其中的无妄之灾；而阳光下，人与机器的影子同构也是巧妙的。另有多处的车流外景，以及结尾处连续出现的十二个不同角度方位的落日镜头，给人时间的尺度感，以及城市的声声不息，但是这些格外匆忙或者宁静的事物中，暗色的橙黄同样提供着与赵工命运相似的哀伤。

这些镜头普遍是通过特写及跳切完成的，屏幕闪烁的瞬间如读图式地给予我们各类的信息；对话中，人物反应镜头的来回跳切将也以他们五官生动的表演将党委层面、工厂管理者层面、工人层面与知识分子层面的矛盾与个性呈现开来。

象征隐喻 当然，在黑色幽默的对面，影片也穿插着一些救赎现实的温馨，是有其特点的。一些场景中的群演角色，用某种人或物品传递情绪，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孩子。赵书信女友刘玉梅与女儿在温暖的房间为他包饺子；李任重、赵书信花园见面时，玩皮球的孩子们作为背景形成反差，皮球滚到了李任重脚边，被他弹回去；赵书信在得知自己被“黑炮”事件误解后，悲伤地走进教堂，站在门口，小女孩吃着棒棒糖对赵书信微笑，赵书信也对她温暖笑笑；影片最后玩多米诺骨牌的孩子对赵书信做了鬼脸，又笑了出来。“孩子”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着脱离社会话语、纯洁无辜而又颇具“善意”的角色，就像是一个个隐形的天使，在有些糟糕的境遇下回他以信任。而赵书信本人，是一个有些麻木却善良的老好人，受到哄骗与不公却将就，笑了出来；赵工的笑与孩子的笑皆是出于人类微笑的本性，但相异之处却在于赵工提供的笑中带泪，这是有价值的悲喜剧特征。

影片最后的场景很具有象征意味：小男孩们在草地上摆放砖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场景，既像是这一层一层的误会逐渐压垮了被蒙在鼓里的赵书信、导致了WD安装不顺；又像是通过孩童们无知的游戏，与现实中蒙受苦难的知识分子产生反讽对立。最后赵书信把糖给了孩子，离开多米诺牌阵，在此处，青青草地黄昏天空，脱离了人造的表现美学，唯有砖块的摆放是有人为意义的，而前面的紧张感也被淡去，可以说是一个温和、有给人些许难过的朴实收束，非常自然。

倒叙手法 影片叙事中的倒叙，穿插着不同视点的回忆：汉斯与赵书信初次合作视点、汉斯第二次来中国与冯良才合作视点，同时以李任重最后在打字机前叙述故事的视点结合他客观却内容讽刺的画外音作为主线，徐徐展开。这种逻辑顺序的叙事手法帮助故事展开地更具戏剧效果，因果并不凌乱，结构严谨。 《黑炮事件》电影整体，可谓是荒诞中的现代装置艺术与自然人情的融洽结合，表现与再现、陌生化与通感化在不同的场景提供了相应的效果。在需要表意时解构了现实，同时突出了现实的荒谬可悲。 三. 苦涩的笑：80年代知识分子之形象、“乖离感”与命运

影片中赵书信的形象是鲜明的。种种大型工厂场景给人以陌生的疏离，体现赵工成为了在高大机器、煤矿堆中拼命认真工作的“零件”，然而却并不受到组织的信任，赵工检查零件的镜头与其命运让人感到惋惜。对外，赵书信在汉斯面前，自信、稳重、智慧，在发现与国家利益相关时，坚定而厉声地要求对方承认错误；但黑炮事件整个过程中，对内，我们听不见他对组织行为的任何反抗之声或不满，他被调离职位却依然热心负责地理解组织安排，他将领导送给自己烟和糖认为是党对自己的认可与关怀，他甚至在结尾不该负责却受到训斥时只无奈地说自己以后不再下棋，在结尾留下了苦涩的笑。我们从中见到八十年代，受到意识形态规约的、逆来顺受、懦弱谦逊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认为主角赵书信对黑炮事件的感受应当是村上春树笔下的“乖离感”——没有能力将不合常规的事物合理化，而产生的一种奇怪感觉。一颗关于棋子的电报，竟然被提心吊胆的“冷战思维”怀疑、调查到如此地步，这对于观者带来了戏剧中的惶恐，对于主角本人带来的是信任危机与对自身的无力。电影将这种错位的“乖离感”呈现于大众，试图以这种感觉揭示、反省知识分子悖谬的命运与性格：他既非“右派”，又无别的什么辫子，生活的环境也已是知识分子开始真正成为时代精英的历史新时期。 却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失去了技术与知识带给他的话语权，反而受制于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

这一系列乌龙事件的表征下，隐藏着是“文明与愚昧”和“权力结构”的反思：以周玉梅为代表的老一派党政干部不懂技术，却保留着文革斗争时的一套顽固话语，甚至以身份占据着“不讲道理”的控制地位；而以李任重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理解与认同感，怀有正义与理智，却身为经理而没有实质权力越过党委做决定；于是，夹在中间的赵书信彻底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这也是中国现实对“知识即权力”这一西方话语的悖谬。

影片以此达到反讽：掌握新鲜知识者却不具备引导顽固话语反思、改正的能力。这让我联想到1986年杨延晋执导的电影《T省的八四、八五年》中显示的党大还是法大之争，影片中厂长程戈到法院状告党委以权代法，在多方纠结后虽然胜诉，却在回到厂内后被党委免职，这其中党委组织的权力与《黑炮事件》中呈现了相似的压制性，也强调“健全法制”对党和国家刻不容缓。

影片对知识分子命运反思所呼吁的思路，正如惦棐老师所说，我们需要关注当代文化思想背景中自1978年的三大命题：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端；二、“人的重新发现”和“人的本质”的深人探讨；三、对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宏观反思。

十年“历史倒退”之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时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这才指引人们关注知识分子受到戕害的境遇。而影片中赵书信对内的唯唯诺诺正揭示了：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政治上“被批判”后，纷纷地接受并认同了这一悖谬的逻辑，而产生了“认同的混乱”；同时，延续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儒家思想使得其虽然对外展现英雄爱国的品格与勇力，却对内仍旧保持着“惊人”的奴性。 于是，作者对这种畸形而生的文化心态开启了重新启蒙的呐喊，要求他们的主体性被认同，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自己身上恢复、醒悟。这便是我眼中《黑炮事件》最重要的社会意义。 四. 黄建新：“忠实的时代之子”

黄建新与第五代导演整体性的对于文革时期的经典化反思叙事风格相异，就如戴锦华所说：黄建新似乎亦不善于营造历史的寓言，或民族的神话。他始终是他所观照的都市人中的一个，他不能、也不愿漫不经心旁观着街市上的人流。 于是，我们从黄建新掺杂幽默痛楚的特殊关照与不断带来的“震惊体验”中，勾勒出外表与众生“间离”、却实则是充分内省后的现实主义。 他在作品中观察着城市的形成，尤其是在黑炮事件中突出的，将工业现代都市的造型作为戏剧性情节的前景——这体现正在人们在大机车周围的全景谈话、赵工在煤堆上丢下棋子、车间机器的轰鸣和经过人们面前的大卡车——这些大量的缺乏人在场的空镜头，留给我们“情节部的缩小与情绪部的延伸”而将影片真正的戏剧性建立在现代都市空间与“村落”式人际关系群落的不谐与冲突之上。 在当时，他的作品被人们着眼于“现实主义”荒诞，却忽略了其实这就是荒诞的现实；于是，八十年代后期追随“黑炮”而来的一系列“荒诞”电影很少有接近《黑炮事件》的高度。

黄建新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症候，而第五代如张艺谋、陈凯歌普遍着眼于“重写历史”与“寻根”。无论是《黑炮事件》里赵书信的不被信任，还是《错位》中赵书信成为政治精英却作为“权力的轮子”的恐惧感，或是八八年《轮回》中对商业大潮的迷茫与困境，九十年代《背靠背脸对脸》中难实现的副馆长“转正”，都展现了现代社会空间里人们置身于变革中的幻觉与现实劣性，他的社会批判立场使他直接地参与了社会现代化实践。既不是《孩子王》中回到文革时期支教的场景，也不是《人·鬼·情》对文革时期的掠过与失语，黄建新始终将人沉浸于当下历史的体验中，充分体现体制与人的紧张关系，并以鲜明幽默的风格下了一剂猛药。 五. 结语 所谓荒诞镜面中的现实关照，从《黑炮事件》的美学风格与情节、再到黄建新本人独树一帜的电影态度便可得出。黄建新电影表现的、黑色的荒诞剧甚至科幻之“镜”，折射出的却是症候性社会现实与知识分子命运，引起特殊的悲慨。

作者：李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