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我喜欢注重细节的电影和导演。比如，爱德华·拉班为了躲避追捕，越过查理大桥，沿着城堡的方向跑去。他在一堵贴满海报的墙前面喘气歇息。海报上有“奥德赛”话剧以及“1919艺术展，布拉格大道13号”等字样。位于布拉格大道13号的艺术展其实是埃米尔·里希特（Emil Richter）于1848年在德累斯顿创立的艺术沙龙。进入新世纪后，分离派（Sezession）运动在德国各地如火如荼地相继上演，柏林、德累斯顿（1919）、达姆施塔特以及巴登分离派先后纷纷宣告成立，加速了德国美术发展史的进程。其中，德累斯顿分离派与里希特艺术沙龙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合同内容就包括承办各类艺术展。1920年4日，德累斯顿分离派举办了一场关于捷克表现主义与立体主义艺术群体的艺术展览，展览中提及计划在布拉格办展。再比如，办公室里的打字机是雷明顿牌（Remington），大约在50分钟处导演特意给了特写。美国早期的电脑制造商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于1927年收购了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最后，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景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堡、查理大桥、办公室，还有卡夫卡喜欢出入的咖啡馆。咖啡馆汇集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比如有人在讨论诗歌（关于韵脚的讨论），有人在乐此不疲地与姑娘调情等。诸如此类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卡夫卡时代的文艺、科技与普通的日常生活，即便这部电影只是一部披着卡夫卡传记外衣的政治片。可以说细节是贯穿卡夫卡作品的全部，观察是过程，写作是结果。

索德伯格是如何塑造他的卡夫卡的呢？电影里的卡夫卡是保险事务所一名普通的职员，众所周知，卡夫卡曾经供职于波西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公司。除此之外，电影里的卡夫卡是路人口中时常提及的作家，他也提到最近正在创作一个关于某人男人变形的稀奇故事（<变形记>）。某个夜里，他偶遇石匠贝兹雷贝克，他们的话题围绕着城堡，城堡公墓与惩罚。他甚至提醒卡夫卡要与城堡保持距离。这一切都为电影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罗斯曼小姐，电影中爱德华·拉班的未婚妻，卡夫卡的同僚（小说<失踪者>/<美国>的主人公叫作卡尔·罗斯曼）被捕之前，她也向卡夫卡解释“他们”这一说法，即当权者，警察，城堡以及博格（保险事务所主管），这与小说<城堡>中经常提及的“上面”或者“当局”等指代如出一辙。另外，卡夫卡还与罗斯曼小姐谈及婚姻问题，卡夫卡说：“去年我订过两次婚，和同一个女人”。这里暗示了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菲利斯·鲍尔（Felice Bauer），卡夫卡曾与她两度订婚，后又两度取消婚约。

下班后的卡夫卡回到家，开始给父亲写信。<致父亲的一封信>索德伯格在很短的帧数里指出了卡夫卡所面临的难题，即如何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父亲的权威以及自己对于任何家庭形式的厌倦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不敢邀请朋友来家做客，父亲的存在甚至威胁到了他与安娜（电影中没有详细交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亦是如此。据卡夫卡终生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回忆，因为卡夫卡的父亲，他十分害怕去找卡夫卡，所以在布洛德撰写的卡夫卡传中，很多口头材料均来自于卡夫卡的母亲。除了致父亲的信，关于父子关系的主题在短篇小说<判决>以及<变形记>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儿子的懦弱与父亲的力量之间形成的对比以及对比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是可以追溯到卡夫卡的童年时代。

至于“卡夫卡”（捷克语意为“寒鸦”）这个名字，检察官格鲁班曾质疑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名字。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卡夫卡小说中出现的名字，比如“Josef·K.”<审判>，土地测量员“K.”<城堡>，“Georg Bendemann”<判决>以及“Odradek”等，都有大文章可作。与上司的一番谈话之后，卡夫卡得到了两个助手（路德维西，奥斯卡），两个长相完全不一致但声称是双胞胎的助手。可笑的是，卡夫卡竟然问他们是不是兄弟。这一点可以至少证明，索德伯格了解卡夫卡作品的精髓之一——滑稽。他极力还原上级分配给土地测量员K.的两个如同演员一般滑稽的助手（阿图尔，耶利米亚）或者是布鲁姆菲尔德的两个助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卡夫卡很喜欢用数字“二”，然后把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捆绑在一起，营造出滑稽的感觉。<布鲁姆菲尔德>一文中有多处这样的例子。）

无政府主义者在继续活动。一阵爆炸声之后，卡夫卡被带入一栋大楼的阁楼里（卡夫卡喜欢用阁楼，<审判>中法院办公室就在破败公寓的阁楼上），并被要求加入无政府主义的伟大行动之中，即对审判/判决的调查。他们称，爱德华·拉班死于城堡。当然，爱德华之死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惨遭的暗杀之开端。其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被处决（刺死）的地点是在城外的郊区，约瑟夫·K.同样是在远离城市的郊区被处死。为了调查爱德华之死，为了找到失踪的罗斯曼小姐，卡夫卡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公墓里的秘密通道前往城堡的医疗档案专区。中途误打误撞遇见了手背被钉子钉过，头顶被剃秃一块的“犯人”。医疗实验室美其名曰研究人类大脑，实则是卡夫卡笔下的“杀人机器”。（<在流放营>）电影里的卡夫卡说：“我只是想象噩梦，而你们却制造噩梦。”机器与暴力，即上层建筑意义上的机器与实验室里的机器，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在电影的现实里上演着。最后，在一系列如梦般的摧毁实验室之后，卡夫卡沿着原路返回城里，在办公室和咖啡馆里继续写着那封写给父亲的信。

电影里某些设计可以看出索德伯格对于卡夫卡的了解，或者说他确实下过功夫去了解卡夫卡，连卡夫卡身子虚弱，脸色苍白，肺疾咳血之类的细节都考虑进去了。但是，索德伯格的野心似乎也很大，他在电影有限的时长里疯狂地加入能暗示卡夫卡作品的线索，造成了一种违背真实性的混乱。我在想，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卡夫卡？如果我们把电影名字以及主人公换成X，抹去几个城堡的特写镜头，删去那句“关于某人男人变形的稀奇故事”的台词，敢问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部卡夫卡传记？这样一来，卡夫卡似乎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生却并未活着，如同死去却并无死亡：书写将我们抛向这些谜一般的句子。 ——莫里斯·布朗肖《灾异的书写》

将对索德伯格的这部《卡夫卡》的解读仅仅局限于政治寓言是不够的，正如起初对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将前者视为“官僚政治的讽刺画”一样停滞在了恪守拟真原则的旧批评传统的阶段，再难以窥伺其蕴涵于作品更深处的焦虑与关怀。

尽管，影片行至三分之二时，我们看到Jeremy Irons扮演的卡夫卡从地窖爬出，推开那扇门之后，画面顿时由黑白变成了彩色，复杂交错的回廊将卡夫卡拽入一种不可抗的秩序当中，以及随后卡夫卡在城堡中的一系列见闻：城堡外神秘消失的异见者正在被施以某种暴力的精神疗法（卡夫卡并未亲见）、被割掉头皮的受试者裸露的大脑回路通过放大镜投射在天花板的圆形玻璃上形成具有惊异美感的花纹、城堡的实验师（当权者）向卡夫卡洋洋得意地昭告自己的精神控制理念（“公众比个体更容易控制，公众是无意识的”）……这个城堡太像一个《一九八四》式的乌托邦了（连黑白部分也几次提到“双重思想”（double think）），以至于令观者眩目，产生出这样的错觉：索德伯格“浪费”了卡夫卡。

回廊即深渊

又尽管，小说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将城堡与威权/父亲进行了象征性地联系（坚不可摧的巨大实在，逃逸与接近、毁灭与修葺是同时发生的），同样地也生动地表现了办公室官僚政治的可怖图景（令人生厌的两个助手、密集的办公桌和桌上的卷宗文案）。

然而，如若将索德伯格的这次创作看做一次对卡夫卡的复杂精巧的互文式再现而非只是简单的元素挪用，那么，仅仅通过影片中这十五分钟的彩色部分便将其定性为政治寓言无异于暴殄天物。这座高耸于墓地中央的密不透风的哥特式建筑及其辐射地带，也应该是一种灾异（désastre）的中性空间，在这种空间中，“生存是不可能的”。

影片开场不久， 伴随着保险公司的打卡流程的几个简单特写镜头和一个随着人物交接运动左右来回拉扯的长镜头，卡夫卡登场了（或者说“被抛入”了，如同格里高尔被抛入变形为甲虫的早晨），与此同时，还辅以一段卡夫卡的旁白，矛盾如此清晰明了：日复一日平庸的工作与不得不写作之间的二律背反。“工作在它和让劳动者获得权力的唯物主义运动一样被赋予很高价值的社会里，变成最高形式的惩罚：不再关乎剥削或剩余价值，而是成为界限”。

这种矛盾之后也多次被强调，比如，上司对卡夫卡语重心长的教诲（“我了解你自负是个作家”），升职及其所代表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背后潜藏的人生观念与卡夫卡的书写的疯狂和罪恶之相悖已然无比昭彰。甚至，当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员向卡夫卡抛出橄榄枝时，他仍然拒绝为报纸撰稿这类写作，这是一类反对自身的写作，他说：“我的写作只为自己而写”，这是一种将语言从权力中剥离的迂回的写作。与自我兼容的写作是一种特有的显现方式，藉由现象学方法证明其存在，也就是说，不写作与死亡/消失/缺席同义。

卡夫卡的写作是疯狂的，但他通过臣服于此种疯狂（“意识之外的清醒”）来抵抗另一种疯狂（存在的困境），然而这种抵抗是西西弗斯式的，“那些在构建谜题的同时也致力于被写下的”“灾异的冗长的、永无休止的句子”。

当卡夫卡从城堡中逃出后，画面再次回归黑白色，像是城堡中的经历不过是一场悬浮的梦境，那是真相吗？卡夫卡也怀疑，然后在给父亲的信里开始否定自己曾经执着于真相的意义，希望这一切能“让我们的生活和死亡变得更简单”。

卡夫卡对于城堡的书写如同布朗肖对奥斯维辛的书写，在这个伴随着遗忘的灾异空间中，写作是必须的，就连沉默也是一种言说，“我们凭借语言的丧失——一场迫近而又追忆不及的灾异——来言说”。在对这个梦魇空间所进行的种种隐喻式描摹中，对世界作出预言式的表达，“书写，站在永无可能的真相的诱惑下书写，灾异在这个部分，在这里，所有的现实，安全且完好无损地下沉”。

而那些满脸脓疮的疯人、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压抑冰冷的保险公司、可怖的极权政府，无论是被淹没的还是被拯救的，都只是于风格上辅佐了对这种荒诞和灾异的困境的表现，并不应该喧宾夺主成为电影的主题并使之降格。

让我们再看看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吧：“城堡还像往常那样静静地屹立着，它的轮廓已经开始消失了；K还从未见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也许从那么远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是眼睛总希望看到点什么，它受不了这种寂静。”

在那星辰分崩离析后光芒幽微的天体之下，“统治权被悬置、缺席、永远在那、无止境地投向死去的法则，在坠落自身之中，就像死亡那没有法则的法则：法则的他者”。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

电影最后，卡夫卡在写完（其实永远都是未完成的状态）给父亲的信后，抬头看向窗外（镜头外），Jeremy Irons此时忧郁的、射向空洞与虚无去的凝视极类卡夫卡本人，“不读、不写、不说”，不是缄默，而是一种沉默的言说，它打开了这样一个不幸的、未知的空间：“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

参考资料： 《城堡》弗兰茨·卡夫卡 《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 《灾异的书写》莫里斯·布朗肖 《批评与真实》罗兰·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