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

1

Q：我们知道这部片子有摄制的困难，遇到补拍，是哪一部分的补拍？

A：杀青之后发现拍漏了，就漏拍了一场，然后后面有一些剪辑上的问题，断断续续补拍了两三场。

2

Q：为什么去选择舟山去拍摄那场超现实的部分，而没有选择文化地貌差异更大的地方？

A：其实有一天在朋友圈发现一个朋友发“上海周末好去处”，然后我就去看了看景，发现还挺好，受到了看景的影响才有那段。

3

Q：摄影的风格的问题，前段都是手持的风格，后面则是平稳，相对慢下来，整个超现实部分也是比较稳定的，当时是与摄影沟通还是别的？

A：肯定是我与摄影师沟通出来的结果，摄影师与我看景，一起看了两年，连续三年春节是在广州过的。爸爸的段落不同，是因为想做一些尝试。

4

Q：我想您介绍一下拍摄过程？

A：剧本是14年底写，15年完成，之后就去参加创投，FIRST创投和香港的创投。拍摄是在去年冬天的事情，应该是18年年初。然后零零碎碎补拍两三次，都是补拍一两天那种。

5

Q：男女主角是夫妻，两人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所以在戏里戏外的表演上，有什么干扰吗？

A：其实就按剧本去演，因为写的很淡，很生活化。

6

Q：三个人物转场是怎么考虑的，就是先是慕伶，再说一鸣，最后是伟明？

A：因为医生会把得病情况去告诉亲属。慕伶是最直接的冲击，而且是唯一女性，女性在情感处理上面，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孩子的反应，是一个高中生，其实对于世界认知刚打开，他情感反应会混沌。爸爸最后知道自己得病，是因为是病人，我是想把他放在最后。

7

Q：怎么看待小孩子对于爸爸生病这个事情？他给我的感觉是太冷静了？

A：我觉得小孩子会寻找情感出口，应该会释放在学校，压抑会反应在学校的行为里面，逃课，翻墙，厕所抽烟。

8

Q：当父亲回到海岛的故居时候，他和他哥的关系好像有矛盾，还有就是一鸣进入那个老屋的时候没太看懂？孩子在缝纫机前那段。

A：其实是父亲进了无人村，然后是以前的老房子，还有人烟，里面住着自己的老母亲还有哥哥。这段是超现实，他走到过去的回忆或是一个梦，人之将死，回光返照。儿子走进老房子，跟之前爸爸的不一样，是破旧的房子。现实世界的人，走进去之后，其实是儿子代替父亲，在工作缝纫机的是他妈妈，让孩子携带着父亲的意识，我是想重现父亲当年年轻时候离开那个岛的场景。

虽然故事背景在广州, 可是整个sound scape/城市景观/地貌与我所在城市差不多, 永远嘈杂的施工声/交通声, 山的公园, 面色凝重的匆匆行人, 狭窄的居室, 日落时昏暗的阳台, 所以尽管生命体验重合度不高, 仍然让我感到亲近.

摄影上有非常多的思考, 失焦的开头~前中段缺乏的曝光~最后的过曝/为了突出阴影, 无补光或者弱补光的人脸特写/医院里鬼魂般的兼顾不上的燥点长镜头/超现实小岛的俯视大远景. 虽然伟明的段落有超现实的部分, 不过整体的调子都是现实主义的, 所以当一些运镜和打光设计感很强时, 还是会有镜头的在场感, 比如空境之后还慢摇一两秒, 转移观众的视角焦点去堆满药瓶的茶几, 还有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用光影做成frame来突出视觉信息, 不过我也完全不讨厌就是了.

我还喜欢晾晒这个元素, 里面有很多晾晒的镜头, 隔壁老奶奶的看护在他们逃学时撑上的晾衣杆/小岛上被大风摇拽的被单/正在滴水的衣物/晾衣服都有一个自己的特写长镜头/最后母子的抽烟会话也在几排晾衣杆前进行.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也许只是生活感的塑造也不一定. 不过于我来说, 衣服里的水被太阳和大风蒸干, 亦是一种挣脱的象征(对应了伟明离开小岛, 一鸣想要离开中国, 慕伶想要离开这个困境), 尤其在南方城市里, 潮湿的感觉几乎永远没办法摆脱. 伟明也常常拖着身体坐在阳台的独椅上, 太阳落山都不舍得离开. 而且悬挂着的衣物好似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仅保存了人曾经的记忆和痕迹.

超了短评字数限制才转到长评, 有幸看了柳州唯一的点映场, 观影体验很好, 还哭了几次, 很是被导演和制片团队的真挚所感动, 很多细节也许不是太准确, 可是还是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作者： Heure Bleue

听到癌症，许多人觉得它离自己很遥远。但事实上，在我国，每65个人当中就有1名癌症患者，每年有超过400万人被确诊癌症，每天有超过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就有超过5人死于癌症……

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最新全球癌症负担数据来看，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依然在全球排名第一。

抗癌，也是许多影视创作者表达的主题之一，无论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青春期少年在抗癌中实现了自我觉醒，还是《缉魂》中用科幻笔法描摹的医学奇观，都以癌症作为小切口，去展现人与病魔的斗争。

而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癌症的影响远远不仅是对患者个人，更影响着千万家庭。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小伟》（又名《慕伶，一鸣，伟明》）就取材于他的个人经历，真实地再现了患癌家庭的生活。

影片以母亲、儿子、父亲三人的视角呈现了癌症对他们各自产生的影响，生活的细枝末节如同无形的纽带系在三人之间，在现实和超现实的交织中，每个人的心绪都在暗流涌动。

在这样一部主题沉重的电影中，导演并没有放大死亡和痛苦，而是更聚焦于展现人在面对病魔时的精神困境。

如此独特克制的表现手法也让《小伟》获得了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最佳导演奖。

《小伟》原名为《慕伶，一鸣，伟明》，是影片中三位主人公的名字，分别对应着母亲、儿子和父亲。影片以父亲肝癌晚期的病程为主要脉络，根据人物篇章依次划分为查出病症、治疗期和父亲去世三个段落。

角色海报

在前两个段落中，导演集中展现的是现实部分。母亲慕伶为顾及丈夫的感受，隐瞒了他癌症晚期的事实，并独自一人挑起家庭重担，但这一切非但没有得到父子的理解，还加深了她与叛逆期儿子的矛盾。

如开篇就是母亲慕伶在学校寻找儿子一鸣未果的场景，这一小小的细节也为之后的母子矛盾埋下了伏笔。

第一段落除了起到交代剧情的作用，其中相当多的医院场景，导演选择用手持长镜头跟随慕伶的步伐，带领观众走遍医院的每个角落，营造出直逼银幕的焦虑感。

慕伶在医院走廊里留下的长长背影，折射出一个被生活拷打的女人的艰辛与不易。

但这种隐匿的伤痛并不是只有母亲一人有，在一鸣和伟明这对父子身上也有所呈现。

处于青春期的一鸣抽烟、逃课、不交作业，有着18岁少年的叛逆和迷茫。出国还是高考，即将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题。

起初，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鸣不敢告诉父母，面对父亲的病他也选择保持沉默。表面和平的家庭关系让他逐渐抽离其中。

随着父亲得知实情，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一鸣陷入出国还是高考的“两难”，似乎只有与伙伴逃离学校，逃到深山的时候，才能够给他一丝喘息和思考的时间。

与母亲的段落不同，一鸣的段落洋溢着校园的青春气息，苍翠的山谷就像一鸣内心的避难所，空旷的山景也和现实中医院狭窄逼仄的场景形成对比。

到了父亲伟明的段落，导演让困惑的三人来了一次“寻找之旅”。而这段旅程，也是一场与父亲的告别之旅。

在这一段落里，导演加入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以三口之家回海岛扫墓为主要事件，让伟明在迷雾中发现无人村，那个废弃的村落里还住着伟明的母亲和哥哥。

迷雾退散，伟明完成了“回家”的心愿，也与儿子一鸣、妻子慕伶达成和解。

不难看出，导演以含蓄的笔触将原本令人痛苦的死亡和告别刻画得神秘而温柔，通过伟明多年心愿的达成，实现了片中人物之间的内在和解。

三个段落相辅相成，内容主旨层层递进。同时，通过影片收尾处播放的电影片段，导演黄梓也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小伟》作为一部少有的粤语片，从内而外都透露着岭南特色，也埋藏了太多导演自己的记忆。

低矮的楼房、青翠欲滴的山林，交织的天桥和马路，这些场景都让观众体验到远离喧嚣后的广州静谧的一面。

手持跟拍镜头赋予影片浓厚的生活气息，而第二、三段落中逐渐趋于平稳的镜头则像画卷一样平铺开来，让观众更易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除此之外，三个段落之间通过人物的的画外音和打光实现“无缝连接”的转场也凸显了导演在视听语言上的设计巧思。

影片中演员自然无痕的表演也给《小伟》增添了贴近生活的真实感。

片中饰演慕伶、伟明夫妇的演员是香港话剧界的戏骨演员彭杏英、高瀚文。二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对夫妻，因此在那些充满日常感的片段里，他们不露声色的表演显得格外有烟火气。

饰演儿子一鸣的演员薛立贤曾在《童梦奇缘》中有过精彩表现。以童星身份出道的他丝毫没有表演痕迹，再次出演18岁的高中生也少年感十足。

成熟的演员给影片赋予了真实的气质，提升了观众观影时的沉浸感。

受台湾电影新浪潮影响颇深的黄梓在采访中曾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那些对故土和家乡的眷恋也成为他创作的养料，凝聚在处女作《小伟》之中。

《小伟》中所展现的抗癌家庭日常，一部分取材于黄梓的真实经历。据黄梓介绍，他在青春期时比片中的一鸣还要叛逆。性格尖锐和个性要强的他在年少时没少和父母产生冲突，为了逃离家庭，黄梓选择高中一毕业就出国留学。

但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回国两年后父亲就查出癌症。这不仅给黄梓普通的家庭造成不小的打击，同时也让他开始用影像记录下这段家庭变故的经历，思考自己与父母、与这个家的关系。

这正是黄梓创作《小伟》的初衷。

由内剖析自己，拍摄成一部半自传的影片，对于黄梓来说，剧本是《小伟》整个创作阶段中最困难的部分。

他曾在采访中提到，“初始创作带着很强烈的个人情绪，很用力地想表达一些东西，一方面想表达自己的家庭关系，自己对家庭的理解，对与父母关系的深刻认知，一方面又想表达自己独立的世界观。”

这样的矛盾让黄梓觉得自己就像是愤青在写剧本，为了不太刻意和说教，黄梓用三年时间反复修改剧本，在冷静和克制的状态下完成了《小伟》的剧本。

从影片呈现的特质来看，《小伟》的确没有过于在亲情关系上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癌症的痛苦。相反，导演通过自己走进三个人物内心，以冷峻的手法展现了三人不同的困顿与迷茫，让观众在观影后能够细细回味。

《小伟》在抗癌主题的基础之上，从家庭这个小单位延伸到了对其中每个人精神层面的探索。

当然，影片中也有许多温暖时刻，比如在返回老家的火车上，伟明提出要和妻子儿子挤在一起睡。

这个场景设计来源于黄梓的真实经历。那时候黄梓的父亲也提出要和他一起睡，但被他拒绝了。火车上的这场戏，不仅实现了片中父子的和解，黄梓也在用这样的方式与自己的父亲完成和解。

随着母子二人共同整理父亲的遗物，电视机里播放着三人海岛旅游的温馨录像，《小伟》的影片落下帷幕，慕伶、一鸣和伟明的故事也结束了。

一个令许多观众疑惑的问题是，影片为什么要改名为《小伟》，“小伟”似乎并不是影片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一颗由过往凝结出的“珍果”，导演将把关于片名的答案以彩蛋的形式告诉观众。请大家去影院寻找吧，那是一个富有温情、会让你回味无穷的答案。

不知道是不是近几年的文艺片都拍“飘”了，我就不点名了，反正最近看过的一些，要么就故作矫情，在正常的对话里突然冒出些看似玄妙却谁也不懂的台词，要么就刻意去剧情化，平淡如水却又不见生活。

《小伟》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舒适的，因为看到了生活。我自己也曾是癌症家庭的一份子——我父亲2011年因胃癌去世。全家面对压在头顶的死亡的克制和压抑，我是经历过的，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不允许大悲，但心里的阴云笼罩，偷偷跑厕所打120，人前嬉笑人后哭，这些细节在电影里都把握得很好。

影片算是导演为自己人生拍的一部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母亲慕伶，她如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操劳一生却得不到理解。她因忙碌而沉默，因沉默而卑微，因卑微而悲哀。

但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行”的隐喻和典故，这个“行”可以指“走”，也可以指“跑”，也可以是“逃”，也可以是“归”，甚至可以是“停”，但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

电影有一个支线情节，就是邻居家总是偷偷逃跑的痴呆老太太。因为她知道那个家不该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年纪大了，就想回到梦里的家园。可是在外人看来，她只不过是老年痴呆罢了，所以她每次出走，都要被送回来。

一鸣一家也不会管她，他们自己家都千头万绪。

影片反复提到父亲脚臭，也说到一鸣自己脚臭，这可以说是导演自己记忆中的生活细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因为走的路太多，到的地方太远，脚在鞋子里闷久了，自然会臭。可伟明父亲却非说这是芬芳的，对啊，一生走的路，成败与否，怎么能允许他人随便就一口否认。

还有一个，老师总在讲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关于阿基里斯悖论我们就不谈什么微积分了，我觉得它在这儿的隐喻是，我们永远无法撵上既定的命运，哪怕我们脚步已经很快，命运只是拖着缓重的脚步沉稳地行着。

先他们一段的命运，成为始终环绕影片的惨雾愁云。那么努力想摆脱这一切，可死亡就在前面等着，你还不能跑慢一点，总要追上它，成为它的附庸。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太不能承受的事，所以一鸣想选择逃离。他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自由潇洒的，所以他太想跑远一点，跑出学校，跑出这世间所有的喧嚣。

最后他的朋友，一只鞋子被保安拽了下来，他朋友又扔掉了他一只鞋。可以说，总有不得不留在原地的拘束，总有万般不自由让一个人没办法飞翔。而那只被扔掉的鞋，可以说是对自由的向往，身体虽不能赴行，心永奔之。

然而一鸣又下山，把鞋子扔了回来。

出走美国，或是留下陪病父度过最后的时光，人生渐渐好像，变得不在于最后的抉择，而是这抉择中间所必经的思想上的撕裂。

快结束时又讲到一个只能追逐阳光的人的故事。

有人只能追逐阳光，因为TA看不得黑暗；有的人追逐阳光，是因为TA经历过黑暗里无止境的绝望，所以TA不得不“逃”，TA只有逃。然而黑暗在后面追赶，TA只能加快脚步，跑快点，再跑快点，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这又让我想到，王家卫那个关于“无脚鸟”的比喻。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鸟生来就没有脚，它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为什么这是我的命呀，思考只会坠落，只有不断扑棱翅膀才是意义。

阿基里斯永远在追乌龟，我们永远在追一个未知。可惜人生没有什么写好的剧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踏过山河，发现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最基本的两个字：活着。

可以说，三个人，孩子在“逃”，母亲在原地踏步，而父亲，已经逃过一次，现在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就只剩“归”。

第三段我觉得最有毕赣风格，关乎一种沉静的死亡气质，关乎梦境的回归。兜兜转转地找寻，最后回到的家园如梦似真，恍若隔世，这对于很多在异乡飘零许久的人是有感同身受的。我们国人最讲“落叶归根”，似乎回到故土了才算完整，但很多人不解的是，如果对故乡那么留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留在故乡呢？

所以说到底，我们所留恋的，是记忆中被美化了的故乡，那是当一个游子沉湎于无声的呼唤时，内心会浮现的一个可以逃离的场所，避风的港湾，失落的精神家园。

但它一触就碎，当你真的踏上故土时，又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恍惚感就由此产生，我想这也是毕赣电影里所有呓语和梦幻的出发点。

伟明还有点不一样，他是带着死亡踏上这片土地的，一个将死之人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生不过鸿雁踏雪，生死由不得自己，不知从何始，不知在哪终。

或许父亲也意识到自己带给他们母子俩的沉重，在火车上有了那段经典的场面，他努力按住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睡一张床，还邀请妻子一起躺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想完成许多未竟的事，比如和最亲近的人，再接近一点，没有任何罅隙地相拥。

因为平时，大家心都很远啊。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不是么。

最后影片以一些生活琐事结尾，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人生也不过如此吧，面对生死的无可奈何，也不能总在悲伤中度日，努力装作正常，心里却知道一切都不正常了，大石压胸口，再喘不过气来，当镜头在拍你了，总得笑一笑吧。

终于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小伟》是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导演本人看上去青涩、内敛，声音也软软的，带有浓浓的南方口音，是个不怎么张扬但内心坚定的人。拍《小伟》的时候，黄梓还不到30岁，但故事已经酝酿了三四年，期间他四处找投资、跑创投，想要将这个带有自己私人情感的家庭故事拍出来。

而这一切都始于家中的一次重大变故，即在他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退学回到广州，又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黄梓的父亲突然得了癌症，并于不久后离世了。

电影是导演的回忆，也是一个梦，大概逝去的亲人，只能在梦里相见了。

《小伟》的故事三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对应一个人物视角，分别是母亲慕伶、儿子一鸣和父亲伟明，主要讲的是父亲伟明确诊肝癌晚期之后，一家人生活上的改变和他们各自的困境。片中描绘的家庭生活也是导演本人家庭生活的缩影，一家人既紧密相连，又各怀心事，而在这家人的爱与疏离中，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真实面貌。

电影中，父亲患癌之后，种种问题扑面而来，首要的问题便是家人是否要告知伟明他的真实病情。母亲一开始选择了隐瞒，联合儿子、亲戚朋友和医生护士们共同制造了一场骗局，告诉伟明他只是肝硬化，让他放宽心，于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伟明本人真的感觉轻松，身边的人都只好故作轻松、强颜欢笑。然而想瞒不见得瞒得住，随着病情加重，病人的怀疑也就越深。就在伟明开开心心回家的当天，他吐了血，那一刻他全懂了。

作为一个成年人，理论上，伟明对于自己的病情是有知情权的。但在实际生活里，大多数家庭担心患者承受不住，纷纷选择了隐瞒真相，能瞒多久是多久，甚至有的癌症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家庭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集体，更缺少个体的权利意识，家人们会很自然地觉得我有责任替病人做主、替他承担这份精神压力。

问题是，这样的事真的可以被家人替代吗？

中国的家庭看上去联系紧密，什么事都要一起面对，以为这就是爱，却缺少对彼此个人边界的尊重和有效的沟通。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家庭题材的电影关注到这一点，如在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阳光普照》中，父亲都可以为了儿子好去杀人，却不能关心和理解一下自己的儿子真正需要什么。

同样在《小伟》中，活在一个屋檐下，三人之间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疏离感，病情暴露之后，父亲在家中养病，感到失落，开始自暴自弃，儿子在学校抽烟、翻墙、翘课，母亲则忙里忙外的，是最辛苦的一个。

然而从父子二人的视角看过去，母亲的辛苦并没有被看到和理解多少。电影中有一幕是一鸣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在门外冲他喊：“隔壁的婆婆走丢一周了，我不明白她家人为什么不去找她，你是不是希望我像她那样你就开心了？”这一刻，母亲因家人长久忽视自己而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

这里也反应出中国家庭内部存在的另一个普遍问题，即女性在家里不受重视，女性在家中的劳动付出也不被看到。

导演本人也说过，他觉得中国社会的家庭，女性不是在一个主导的位置，所以电影中的母亲更多成为了父子的陪衬。

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常常是被忽视的，虽然我们的社会文化惯于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归到女性身上，但是家庭中的劳动，既不像社会上的工作可以换取实际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还可能被家人们视作理所应当，认为女人们天然愿意为爱付出。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就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犀利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 a labor of love）。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劳动’。而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家庭中的劳动是有价值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却总被社会文化认定为这是女性的责任而非男性的，可即便有家人们的肯定和感激，也不能说这就该是女性做的事。

就在不久前，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怒斥她的一个女学生做了全职太太。不自立自强的视频流露出来，又掀起了一波关于女性做家庭主妇就不是独立女性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并不认可家庭主妇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仍然还在要求女性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事实上，许多女性就是在被社会文化要求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前提下，才处于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困境之中，被迫中断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而在家庭的这种疏离背后，还有深沉的爱。电影里，慕伶、一鸣、伟明三人之间细腻、复杂的情感是非常动人的，就像伟明一时崩溃，把药扔到地上，慕伶也生气不理时，一鸣会默默地将地上的药一颗颗捡起来、放回去，他们三人始终彼此关心，即使不爱言语。

电影结尾，伟明离世后，母子俩一起平静地收拾遗物，怀着共同的哀伤，生活继续，突然移动的镜头仿佛是父亲的眼睛，仍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家。

绝症和死亡带来的哀伤，逐渐填满了这个家庭的裂缝。

而在电影之外，通过感受这个家庭的变化与处境，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理解自己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被看到、被理解、也被爱着。

——首发毒药，勿转——

去看了《小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因为足够真诚温柔克制收敛，所以还是打动了我。

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准确来说应该是一部关于“死亡不在场”的死亡电影，导演拒绝展示出疾病和死亡的冷酷惨烈，几乎是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开对生活的追踪思考。

整部电影划分为三段，对应着母子父三人的叙述视角，结构上有点首尾呼应之感，结尾即开端。通过幻想与现实、梦境与存在、过去与未来、死亡与新生的对立融合，将生活中茫茫无边的焦虑、痛苦、反抗与逃离像雾气一样拢在整部片子之上，使得最后的表达充满了一种只能顾及当下的不彻底和暧昧的美感。

这种当下性没有任何承诺，无法具有超越的意义，所以看起来琐碎与平庸，不过这就是生活呀，这就是通过对死亡的叛逃描述一种生活的存在性，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常态就是接受，不是英雄式的剧烈反抗，也不是软弱的屈从与跪下，而是接受，然后活下去，这也是这部影片风格个人化的原因，导演拒绝用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影响大众，他没有选择一种讨巧的策略，他不鼓舞人心，他不呼唤正确，他拒绝了一种媚俗的升华，于是看完之后会找到一点平静和稳妥之感，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