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伪造帅导大作时想起件事儿。电影“青红”别名“我十九”，海报问“你19岁时有没有那个”，而“红高粱”里“我奶奶”是十九岁过门，算虚岁的话，1987年落生的红高粱，今年又正好芳龄十九。

十九岁的中国电影。

截断百年沧桑，第五代中国导演坚决地改变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1988年，柏林，金熊奖颁给一部符号感强烈的作品——红高粱，红色中国的电影首次在全球四大电影节中获奖，自此一发不可收。

那年我们矿山的厂子里没有像样的电影院，职工俱乐部能放，空间有限，最后用头顶上安了大锅的的差转台把片子播到宿舍区千余户电视机上。破频道死活调不清楚，一会儿是雪花一会儿没声音，而懵懂少年的我已经能看懂电视里的译制片了，那次没头没尾的观影今天想来竟然完整而清晰。

厂子放红高粱是众望所归的结果，因为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叔伯们的谈资。说是红高粱在县里已经放了，有人看了，根本没有什么三级和剥皮的镜头，就有人反驳说，那是被剪掉了，没有那些东西怎么到外国拿奖。

三级说的是姜文把巩俐抢到地里，掰折大片高粱，巩俐朝天一躺，姜文跪她脚下，一时间镜头摇曳，高粱起伏，唢呐齐鸣，残阳如血——剪掉的部分一定很三级，没准四级五级都有了。

剥皮的时候电视机及时准确地糊满一片雪花，我听到撕裂的惨叫和“x你姥姥”，心下大乐，小男孩听到粗口总是很兴奋。暗暗感激把黄色部分剪掉的人，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因为害怕和害羞而闭眼了，身为男人，不敢如何如何实在是很丢人的。

很多年以后，好赖窝的“天兆”开始学姜文的样糟蹋庄稼，英吉利试着在大众影院放沾汤挂水的“九歌”，法兰西也有毛茸茸的“fxxx me”，血淋淋的画面在全世界都不算稀奇。而我一直没有再看红高粱，传说中的删节，我一直相信它们的存在，也许会带着这信念老去。

很多年以后，内地放的电影还是常常被剪，不光剪黄色，还剪绿色，不光剪剧情，还剪台词，剪到不知所云，剪到颠倒结局。要说香港的电影人还真聪明，故意剪成挨骂的德性，让市场替他们喊冤。

很多年以后，那位一鸣惊人的谋导活跃至今。有人说他靠造星红火，他就全部群众演员；有人说他损中国形象，他就拍最美的武侠给世界。意大利歌剧，日本车广告，他其实在那征服自我，不鸟咱们褒贬的。

很多年以后，有人真拍出个号称“五级”的电影，可惜内容连三级都够不上。那导演跟谋导老熟了，曾经一个导，一个摄，弄出黄土地，大阅兵。等谋导自己导红高粱的时候，摄影是顾长卫，录音是顾长宁，这哥俩就是俩金鸡奖。

很多年以后，顾长卫成了导演，把我童年的点点拍成了电影，柏林很给他面子；顾长宁给姜文导演的电影录音，姜文在戛纳也很有面子。包括帅导在内的他们，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第五代第六代聚聚一堂，个个板着脸，有个很胖的老头往桌上画线说，第五代负责赚钱，第六代负责拿奖，谁也不许欺负谁。

很多年以后，喝了咱的酒卷起的黄土风，n多好嗓子只剩田姐姐笑语依然，圆滚滚的脸蛋越发年轻，开口就唱“有没有免费的爱情可以下载”，受到从我老妈到班上小女生的爱戴。

那片高粱地也正年轻，十九岁，谁说他老呢。

　
大胖 05.12.24

《红高粱》是爸妈带着看的。虽然那时候还很小，小到还不懂得爱不爱的事情，但是却牢牢记住了姜文的眼神，他盯着巩俐的样子。也算是最早的爱启蒙了。《红高粱》是一部多么热烈的电影。过去20年了，再看的时候，还能在电影红火的节奏中不时触摸到还做小朋友时看这个电影的紧张心情。
我觉得好电影使人感到自己的呼吸。不论是沉重的，或是压抑的，或紧张、热烈，这些呼吸的感觉仿佛在唤醒自己对于生命的感觉。《红高粱》让我体验到元气充沛、酣畅淋漓的呼吸。整部电影都活跃着热与力的碰撞，在激烈的色彩、高亢的音乐以及精致的构图等等每一种电影的元素后面，都隐藏着导演执着而饱满的生气，让人感慨。无论如何，这样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所有的激情与热烈，在我可见的将来，是不会再看到了。它里面有那个年代里激情洋溢最真实的张艺谋。
在《红高粱》里，张艺谋的色彩还没有像后期商业巨作中的那样华丽与精致，但是却充满力感。所以当导演灵感迸发的时候，一个红色的滤镜就可以解决掉导向平庸的所有问题；再豪华的阵容和充足的资金，也没办法挽回一个权威导演的才气。《红高粱》是有仪式感的电影。人是喜欢用仪式来陷入某种情绪的动物，张艺谋成长的那个年代，刚刚好正是最喜欢仪式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在一个火热理想的感召下，文化大革命的集会、讨伐，都是用仪式的方式使人们陷入激奋。张艺谋受到的影响也可见。在电影里，婚礼、野合、消毒、祭酒、杀人都是很富有仪式感的。电影的构图，用光，乐器，也全无例外，都为仪式感服务——不仅是红色，还有红高粱、耀人的光和十八里坡的土门。道具并不很多，但是却用的很极致。风中呼拉拉的红高粱，站在土门旁的姜文的身影，迎着阳光眩晕的镜头，就是这些，让人体验到毛茸茸有活力的呼吸。因为是这样的富有仪式感，电影里唯一的一场不好看的戏就是讲两个人家长里短吵架的细节——九儿和他父亲的争吵。真希望这场戏用别的方式出现。在电影里，这段戏因为太琐屑而格格不入。
《红高粱》里还有《黄土地》里的底气，有《一个和八个》对构图的探索。所谓第五代的视觉叙事，这部电影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从颠轿开始，那群光着膀子的汉子无论如何组合，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在荒野里，在酒窖中，在烛光下，在阳光里，都构成各种质感很好的油画。我想只有最年轻的心态，才能够把这群汉子的朝气，从镜头中蒸发出来，散到银幕上去。经典的红高粱不必说了，一瓢一瓢的红高粱酒，呃，谁看了会无动于衷呢。这不是几个镜头的组合，这是一个电影导演的欢乐与呼啸。是一个从生活的底层，经历过坎坷的艰辛的年轻人，怀着改变电影模式的雄心壮志，“酒酣胸胆尚开张”，卯足了劲儿要拍的漂亮，表达的酣畅。这又不同于陈凯歌和田壮壮，他们的生活环境一向是从容的，不能有这样的爆发。
很长时间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了。有一个时代的狂放与压抑，有一个从底层走出的青年人的压抑与狂放，还要有那样的机遇。

《红高粱》：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范达明


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影片《红高粱》开始的一段旁白

                        

《红高粱》给我的总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达了影片作者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这是一部带上张艺谋强烈主观意念的影片，应看做是一部较典型的作者电影。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对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赞颂与褒扬，堪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达到了几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对性的神力的崇拜。在“颠轿”一场戏中，从表层来看，它是偌多抬轿的粗野壮汉对花轿中一位红装红盖头新娘的戏谑式恶作剧；但从深层来看，它既是几条赤膊壮汉面对新娘九儿的魅力所萌动的性的潜在欢悦与渴望的自发宣泄，又是对九儿面临不合理不人道的两性结合却又爱莫能助的悲凉、怨愤之情的自发发作。而惟一能使这一载歌载舞的“颠轿”迪斯科从疯狂的顶点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别的，正是轿中九儿的几声哽咽的啜泣声。编导在这一情绪与节奏的转变点中，把这群粗野壮汉内心合乎人伦天性的美好性灵洞悉与烛照出来，是影片开始首先打动人心的点睛之笔。这一节奏休止造成的情绪落差，确定了九儿在野汉们心中实际占据的真正神圣的地位，是影片对性的神力崇拜的一个明证。而在这群抬轿壮汉中，又惟有“我爷爷”余占鳌，以其更加强烈的受性的神力驱使的生命意志力，敢于把自己内心的骚动与渴望一一付诸外在的实际行动——比之于其他壮汉，余占鳌确实高出一筹，是名副其实的独占鳌头——凭着九儿曾给他的一个美目顾盼，以至于接踵而来的杀夫、劫妻乃至高粱地里的交欢野合，都成了一桩桩不再是施暴施恶而是全部顺理成章的一揽子“仁”事美差了。这里的“仁”，不能以狭隘的法的定律为准绳，而必须从更加宽泛的自然与原始的生命定律——种的良性繁衍与发展、种的优胜劣汰中去寻找；而这里的“美”，自然是进行了艺术的选择与渲染的电影美（如略去了“杀夫”的直接描写等等）。当银幕上展现九儿痴迷地后倾倒地的诗一样朦胧的近景，余占鳌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红色“大”字状展开的九儿身前的俯瞰大远景（这里干脆是一个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肃穆仪式了！）以及逆光中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的动态空镜，可说是把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铺绘中推到了艺术美的制高点——不过反观影片，张艺谋实在应当在此处把文章的浓度做得更足一点，以使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红高粱地交欢场面，华彩乐章般地达到更其神圣化的境地！

其次是对死的神力的崇拜。在《红高粱》中，张艺谋要展示我们的人生图景是：这些十八里坡人，他们男欢女爱，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为族仇国耻，他们也一定奋起抗争，报仇雪耻，哪怕是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生死爱恨之两极，相反相成而一致。确实，这些人说死就死，那个李大头、那个冒充“秃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又那么无声无息。这里自然不是指这些消极意义的死。而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死、那些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义之死——无论罗汉大叔还是九儿乃至“秃三炮”之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与炮火之下，都成为壮烈牺牲之死、震慑人心之死！为此，张艺谋在影片中不惜让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并让牛的被屠宰与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牺牲做了强化对比。对此，我们当不能表面地视之为在对“牺牲”一词做其概念本义的训诂图解，而是内在地在隐喻牛的牺牲与人的牺牲之不可同日而语。影片的结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牺牲，人则在爆发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牺牲，并将与屠宰者同归于尽。这一表现，也最终成为了对死的神力的证明。

第三是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红”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复唱过两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奖：“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口不臭……喝了这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而余占鳌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儿在高粱地里的私情一吐为快，并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传为美谈的——红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羁的神力；红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一四七，三六九：九儿，这个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为掌柜的那一刻，向酒坊众伙计们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儿”（酒儿）吗？酒与人，其神力与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为两者都诞生于红高粱地。十八里坡人以酒为氛围，十八里坡人以酒为依托；酒弥洒在十八里坡的人群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调节与强化人际感情关系的催化剂。说穿了，影片对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对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现，使影片不同凡响地“游乎逍遥放荡纵任变化之境”1。这是当今中国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尝试与探索。我认为，影片得以在国际影坛赢得共鸣与一致喝彩，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断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


注释：
1 借用王先谦对《庄子·大宗师·八》之“（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一句所做的译文。


1988年4月3—4日写于杭州
2005年6月29日录入电脑
原载《银幕天地》1988年第6期（总112）第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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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信息
荣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88年2月）
西安电影制片厂 彩色宽银幕故事片

编剧：陈剑雨、朱伟、莫言
导演：张艺谋
摄影：顾长卫
主演：巩俐、姜文、滕汝骏、计春华、翟春华、刘继






                                       
                                       

其实很后悔当时去看了这部电影，因为那是童年的噩梦，直到现在都不敢忘怀。日本鬼子端着枪，将老百姓绑在柱子上，逼迫着姜文活剥人皮，一直恐惧着在我的童年里，再然后就是高梁地里那经典的一幕，甚至到现在都被大家津津乐道，直至咀嚼成为黄色泛滥的桥段。
不知道莫言创作这部红高梁时，脑中呈现着是怎样的画面，想表达中国老百姓的不掘不挠？还是在日本强权压迫下的极致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