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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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棉花不种了，农民的辛苦依然存在；列车远去了，记忆的拥挤仍然还在。
一部纪录片，唤醒了记忆深处的一些片断。
这些片断于某些人陌生，于某些人来说，却是他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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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纪录片有一种偷窥别人隐私的感觉。

正如在农村老家的时候，搬一个小板凳坐到众大妈旁边，听他们讲东家长西家短，张家媳妇儿不要脸。

震惊于徐童《游民三部曲》的暗黑（算命、麦收和老唐头），也感动于周浩的接地气。

周浩的纪录片涉及很多种题材。比如，讲农民工生活的《厚街》；讲社会小混混的《龙哥》；讲派出所日常的《差馆》；讲高三学生生活的《高三》；记录官僚日常的《书记》和《大同》（这两个猛！好奇导演是怎么说服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要跟拍他们的）；以及讲农民和工人的《棉花》。

其中《棉花》和《大同》分别获得了2014年和2015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第一次听到《棉花》是在看金马奖颁奖直播的时候，那时我还诧异，这个录片名字是如此直白，而且涉及没落的纺织业题材，到底能有多好看呢？

看过《棉花》后，恍然大悟。原来那里展现的，就是我父母的日常和我所经历的触动。

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这里的农民提高收入的方式大多是选择种植棉花这种经济作物。相对于小麦和玉米这种一斤只能卖几角钱的粮食作物，三四元一斤的棉花对农民来说无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华北平原是富饶的，可是无论在哪，农民的生活永远是最苦的，而且没有一样农活是轻松的。

假如你看过《小森林夏秋或者冬春篇》里的爱酱在大山里的劳作，并对着大地母亲搔首弄姿，导致你产生想做一回农民的想法，也只能祝福你去日本做农民吧。

虽然生长在农村，我却是拿做作业当借口的那种四体不勤、好吃懒做的人。

正像片中的红和强姐妹，终日劳作的父母对我们寄予了厚望，让我们一门心思读书，很少让我们干农活，只是偶尔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农活的艰辛。

从开始种棉花的那一刻，农民的辛苦就一刻也没有断过。

春天的时候，开始平整土地，选种子，播种。

再到后来，一遍一遍地，一株一株地给棉花整枝打叉，还要一遍一遍地喷撒农药。

这个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天，农活也越来越重。顶着骄阳，一株接一株地修理棉花株。

望不到边际的棉田带来的绝望，犹如初学者到游泳池的深水区里游泳，不容有懈怠，心里恐慌却怎么也游不到头。

整个炎热的夏季在这种重复的艰辛中过去。棉花株开花儿了，结出一个个棉花桃了，绿色的棉花桃在成熟过程中慢慢变黑了。

秋老虎时节，雪白的棉花从棉花桃里绽开，棉花开始收获了。

收获的季节，更加忙碌。如果下雨会影响棉花品质，卖不上好价钱。到了晚上，还要担心棉花在田里被人偷去。

第二天早上如果听到有人在大街上叫骂，一准是他家的棉花昨夜被别人偷偷地采摘去了。正如街坊四邻调侃村中有小偷小摸习惯的人家：“不种棉花，可是他家收获的棉花比谁家都多”。

棉花收获时，每个人在腹部围一个口袋，像袋鼠那样，采摘下来的棉花就放在口袋里。

正如歌谣唱的那样“袋鼠妈妈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子就是为了保护保护乖乖”。

无论修剪棉花株，还是采摘棉花，整个人都要一直弯着腰，弓着背，犹如受酷刑一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民的背也就这样渐渐佝偻。

片中爸爸把棉花苗从塑料薄膜里放出来的时候，还要像狗一样爬着，从田垄的这头爬到那头。

棉花桃绽出雪白的棉花后，棉花壳变得异常坚硬、锋利。一天的采摘过后，每个人的手会布满了鲜血淋淋的口子。年复年，那双双伤痕累累且粗糙的手就成了母亲们的手。

在我的家乡，大面积承包土地种植棉花的情况不多见。除了华北平原，新疆是另一个产棉大区。新疆棉花的品质据说比华北平原的棉花品质高。但是由于新疆地广人稀，承包大面积土地种植棉花是常态。

由于缺乏劳动力，顺势催生了大批的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村妇女在棉花采摘时节奔赴新疆打工。

这也就是片中展现的那位河南农村妇女在县政府组织下去新疆农场采摘棉花打工的一幕。

据说周浩正是在列车上遇到了这样一群妇女，才萌生出拍摄这个纪录片的想法。

片中，成千上百的中年妇女背起行囊，告别丈夫，乘坐着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结伴远赴新疆。

从河南到新疆，绿皮火车要走两三天，大部打工的人只能买到站票。

与片中表现的一模一样，我也有过一次和这样一群人同乘一列车的经历。

大概是2005年暑假末尾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要从济南去兰州。好像每人只花了55元钱就买了从济南到兰州的绿皮火车的半价学生票，站票。

这个时候，乘坐最便宜绿皮火车的人大多是到各地打工的农民工，和一些即将开学的大学生。

在济南上火车的时候，车厢内早已经人满为患了。我和刘杰一上车就把行李堆在了洗手池旁边，并且霸占了洗手池，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坐到了洗手池的上面。

这样一坐就是30个小时，等到达兰州的时候，两只脚都是浮肿的。

火车进入河南地界，走走停停，上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基本没有下车的乘客。

刚开始，乘务员在车厢里走了一个来回后，接下来30个小时内，我没有看到任何乘务员的影子，车上没水，更没人打扫卫生。

后来，我发现陆陆续续上车的人中大多数是农村的中年妇女。从他们的言谈中了解到他们是去新疆采摘棉花的打工者。

我见到的这群人，还没有像片中那样由县政府出面组织，统一行动。这群远赴新疆打工的人看起来还处于自发组织的状态。以至于还有人（看似是为新疆农场招工的掮客）在各个车厢间开始谈价钱，抢工人。

上火车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已经根本就没办法通过车门上下车，所有的人都是通过窗户来上下车。

晚上路过一站时，有几个女大学生要上车。由于没办法从车门上车，她们也是拼了力气从车窗爬进来的（丝毫没有钱钟书先生笔下“情人就喜欢爬窗子”的浪漫）。

因为是夏天，其中有一个女生穿着一件吊带的上衣，吊带分别在左右两个肩膀上系着。等到她爬进窗户，要踩着座椅下来的时候，一边肩膀上的吊带突然被扯开了。

那时，这个小姑娘无助、恐慌而且羞愧地哭了起来，也是她旁边一位去新疆打工的大妈帮她整理好衣服，并且腾出一点地方让她立足。

多年以后，我还是能依然记得这一幕。只是记得的是那位善良的大妈，还是那位羞愧的小姑娘？我也不知道。

火车上只要是有空间的地方都横卧着人，座椅下也都躺着人，也有人爬到行李架上，挤出个小空间，在上面小睡一会。

到了兰州站，我下了车。火车继续载着他们开赴新疆。从济南到新疆，走到兰州才算走了一半的路。下车时，我的脚早已浮肿酸麻。再过30多个小时，他们才能到达新疆。

自从上大学开始频繁乘火车的这十几年里，只有这一次的乘车经历印象深刻。有时也在想，他们到了新疆的打工生活会是怎样的……

看过《棉花》，它让我了解了这群人在新疆的经历。

或许，我碰到的那群人的经历比片中的人们还要坎坷，因为他们孤身去新疆，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有热菜热汤等着他们。
 
后来随着粮食作物价格升高，大概2010年以后，小麦和玉米大概能卖到到一元左右多一斤。而棉花的价格依然是三四元一斤。

这样算来，一亩地两季产小麦和玉米总共也可卖到1500元左右。一亩地的棉花依然只能卖1500元。

想想种植棉花的辛苦，有的人家开始减少棉花的种植了。

（
注：
由于周浩连拿了两个金马奖，关注度蹭蹭蹭上去，好多次看到有人转载拙作。故特此声明——
转载请注明【本文原载于“澎湃-有戏”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030】
毕竟我是拿过稿费的，所以还是不要太随便了。。。
之前没标注，十分抱歉！
）


在当代华人纪录片导演中，周浩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南方周末及新华社摄影记者出身的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带有明鲜明的记者思维的烙印。在《高三》、《厚街》、《差馆》等纪录片中，周浩表现出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采访与突破能力、抓典型能力，上佳的情感控制力，并且他的拍摄具备深度新闻的周密性，可以说是呈报道式的。

新作《棉花》同样秉承了这种新闻记者特有的思维风格。他的镜头跟随了一株棉花的命运，从种植到纺纱到批发至USA的过程，以此展现了“中国制造”下的各个经济环节上的个体命运。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种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发了拍摄一部关于棉纺产业链纪录片的想法，最初的野心，甚至大到要进行跨国拍摄，去印度、泰国等地走完整个链条，苦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选择与法国剪辑师合作，结束掉拍摄《棉花》的工作，将其成片。《棉花》大致以棉花种植、棉纺厂、牛仔裤生产公司三条主线的交叉剪辑而成。其中棉花种植部分以时间为线，依次经历了种植、摘顶、抬纱、运输等环节进入纺织厂，农民的辛劳与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憧憬，令人唏嘘。棉纺厂的部分则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片子一反周浩过往拍摄的常态，不再具有强戏剧性，而是平淡舒缓，出现大量的抒情镜头。比如在拍摄棉花种植部分，周浩捕捉了田埂上的光，以及遥望农人接连步入田间构成的线条，令我想起阿巴斯的构图与意境。在讲述工人的部分，还运用了许多对人群的俯拍，充满同情。在女工乘坐列车的桥段，则使用了低角度的平视特写来体现物理上的拥挤，且可引申理解为从事密集劳动力产业对人的心理产生的逼仄感。

《棉花》中的人物，并不算个性鲜明，而是像加了一层滤镜一般，变得模糊，甚至有些符号化。这种符号化，我想并非周浩导演的疏忽，而是一来是早期宏大的拍摄野心导致的必然——拍摄对象与所需素材过多，个体的“戏份”自然减弱；二来，这更是当今的“个体”的客观现实。

在与一名牛仔裤加工工人对话时，那位中年男子淡淡地说着“贫富差距太大”，这一镜头被指责“肤浅、不深入”。然而，我的理解是，这句话并不是指向工人的肤浅，也不能指向导演的肤浅，这句话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成了和“吃了吗”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这和人们在饭局中骂腐败，或一遇事就说“体制问题”一样，是压抑至麻木后的一声虚无的叹息，一种对于无法改变的处境的绝望表达。

在观片的前半程中，我一直怀揣着“周浩是左是右”的问题。但当看完全片，我明白了这个问题不再重要。

敏感多思的艺术家，往往对劳苦大众充满深挚的同情，却又在对经济的认知上比较天真。卓别林便早已创作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这样的影片来探讨资本工业与个人幸福间的关系，对时代的不满毋须多言。杜琪峰导演的《夺命金》则描绘了小人物在逐金时代的迷茫，却同样在刻画人的贪婪之外，没有超越“跟钱有仇”的层次。另一位同样对劳动者充满爱的“环保电影大师”宫崎骏，早年醉心社会主义，一直到1994年连载完《风之谷》，思想才产生转变。

关心穷人，不能等同于攻击富人或占有资源的人。周浩在关切的镜头之外，并没有流露出批判的锋芒，这被一些观众诟病为“妥协”。但假若要在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作批判，“剑”又该指向何方呢？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乡村的凋敝、工人生活的枯燥，情绪化的表述显然无法解决问题。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给出了药方。原《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辉格认为，若要改善农村生活，应当仿效美国，建造人们“按各自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的新型村镇，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在《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一文中，他写道：“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文中举出了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客户”的特拉华州阿登村，和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自治社区雷顿斯为正面例子，以示改良村庄的可行性。

事实上，20世纪初美国人掀起的“回归乡村”运动，在江浙沪一带，已隐隐有了苗头。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持和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上海郊区松江的泖港、新浜、叶榭三镇于近年推行了家庭农场试验，以期可辅助缓解城乡失衡问题。

但是，上述这些评论家的构想与步履维艰的改革举措，是否最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乡镇的生活质感，是否能使工农获得抵御全球化的内心力量？这些仍是难以知晓的，更遑论让一部纪录片来承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任务。

在《棉花》中，周浩没有流露出自己的立场，只是默然地注视着这些勤恳的、在讨生活中失去个性的农户与工人。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聂欣如所言：片子有很多没有说，这些就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想的。纪录片学者吕新雨则评价，这部节奏趋慢的片子，是周浩“最有诗意”的一部作品。

周浩历来抵抗任何标签与过度解读，他曾在拍完《高三》之后说：“我不是一个改良者，只是一个记录者”。我想，作为记者，周浩的内敛应当并非囿于新闻教学书籍中诸如“记者应客观记录而不表述观点”的设定，或对“直接电影”理论流派的信奉，更非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在追溯了整个链条之后、反复体察全球化与土地生存模式间的缝隙之后，走向了无奈的平静。周浩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不再激烈。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已没有话可讲。

全片最感动我的，是女工集体乘坐火车时的一幕。一位纺织女工在众人嬉笑的簇拥中，对着摄像机自信地唱起了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乡亲门才有这吃喝穿
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身上看
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他们裢那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婚来嫁
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
这女子们哪一个不如儿男
唉咳唉咳唉

这一刻的河南话，好听得犹如黄鹂。这一刻的个体，终于在群体的背景下，得到了锐化，却又并不与集体分离。清亮的嗓，唱得我身上一阵阵的麻，让我终于回想起生活原本的甘美——无论被稀释成什么样，都是绝无仅有的甘美，就像棉花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过程本身一样。

注：《棉花》于6月12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行点映，吕新雨、聂欣如及周浩的部分话语来自点映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