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三和他的七人党

电影选材比较有意思。北野武的电影，确实适合茶余饭后去看。过瘾、好玩、黑色幽默。 这部电影讲了一个中年危机的事儿，不过不是“好人”，而是一个“高精尖”行业，黑社会。 这部电影北野武将黑色幽默通过镜头正反打和台词上的“时代差异”体现的很好玩，人老心不老的几个黑社会退休人员实在是怀念以前的日子，于是准备一鼓作气焕发事业第二春。 借这部电影我确实想上纲上线一下。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想起了高中看的一本小说，孔二狗的黑道风云。 有很多桥段都很像。“这个世界怎么成这样了”是那本书和这部电影抛给观影人的最大疑问。其实也是自问自答。 当时代在发展，必然有人和物被淘汰，而被淘汰的人和物，除了心有不甘，更多的是质疑社会不要我了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涮火锅，肉会产生肥沫，当我们受不了了，自然会把泡沫撇出去，那留下的，就只有大快朵颐的肉本身了～浮躁的，虚的，是不会“实”的。

山口组成员堀部隆一 的生活现状，与风光不再的龙三有些许相似。

2017年11月底，来自神户县的山口组成员堀部隆一，无意中发现自己投稿的小诗被刊登在最新一期的《山口组新报》上：

“比泄露情报更严重的，是漏尿。”

山口组的机关报《山口组新报》每年发行三次。

从创刊开始，报纸就有一个栏目叫做“川柳”（日本杂俳中的一种），开放接受来自全国组员的投稿。

“这就是你吐的口水？我会喝掉的。多少我都喝，那你敢喝吗？”——除了这种回忆帮派斗争的题材之外，同期刊登的“川柳”，大多透着一股浓郁的小市民作风：

“我的妻子残酷无情，想要播豆种。”

“正月每次见到孩子，我的钱包都会哭泣。”

“年纪大了，医生的诊断很准确。”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与黑帮气质严重不符的打油诗频频登上《山口组新报》，字里行间泄露着一股让人摸不透的中老年失意，让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当年那个“菜刀断指”，“筷子插耳”的狠角色。

连《产经新闻》的记者也忍不住调侃：“大佬迟暮，真是比工薪一族还虐。”

是了，跟龙三等一众年老黑帮成员一样，堀部隆一 也走进了日本黑社会的中年危机。

关西地区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2005年5月21日东京浅草的三社祭期间，组员们骄傲地展示自己的纹身。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日本老龄化危机的大背景下，连黑道组织也开始沦为“老年中心”。据日本警察厅2017年的统计，全国50岁以上的黑道成员超过了40%。

“再加上日本警方的严打，经济又不景气，一些无法加入年金和保险制度的老年极道和同龄人相比，生活更惨淡，”黑帮文学专业户铃木智彦分析到，“于是大家就把这种情绪发泄在机关报上，希望有人一起分担。”

在今天的日本，黑帮做到五十岁，也很可能只是个小弟。图为山口组某小弟为前辈点烟。

黑社会的“中年危机”

崭新的丰田级别高档车，清一色穿着黑色西服的马仔，造价不菲的通体纹身……这一切曾经让不少极道男孩沉浸在拥兵自重的快意中。

但如今，极道男孩变成了极道老男孩，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切手指”的时代已随着他们的青春一去不返——世界上规模最浩瀚的日本黑帮，正面临着一道“生存或是毁灭”式的难题：

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汹涌袭来，日本警方也对他们虎视眈眈。

警方到六代目山口组事务所调查时严阵以待。事实上，警署就在事务所100米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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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黑社会组织要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在日本，暴力团体可以合法接受登记，并在法律监控下活动，日本警察厅每年都会发布白皮书，统计黑道成员的人数。

而这一数字，自90年代以来逐步下降：1990年代初，全国有黑帮成员7万人，到了2016年底则只剩下18100人，去年又减少了4600人。

就连号称“4万人军团（含预备成员）”的山口组也严重萎缩，势力只剩四分之一。

目前，登记在册的有22个“指定暴力团”，山口组的成员人数占其中的46.3%。

“我所属的办公室，现在的组员数只有全盛时期的五分之一不到，好几个直参团体甚至连轮流看守本家停车场的人都没有。”第六代山口组成员说。

这种萎缩不仅与部分成员的入土为安有关，对于多数还横行于世的黑道成员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近年来，动用武器的惩罚变得愈发严苛。深谙日本黑社会内情的牧师铃木启之说：“组织开始请求参与帮派斗争的伙计们‘努力不动刀，也尽量不开枪’，否则高层们也会被连带关进去。”

因此，如今所谓的“火拼”，只不过是深夜把人塞进车里，或者向敌对团伙的办公室扔个灭火器。

按照现行的日本法律，扳动机枪就已构成犯罪，即使你没有目标对象。也因为难有实弹操作的机会，成员的枪法之差众人皆知。

这样的日子就像兑了白开水的奶，“最近喝酒应酬或是唱卡拉OK几乎都在白天，因为晚上容易卷入纠纷，所以实在无聊。”

再加上在组里“没饭吃”，许多底层成员其实都一贫如洗，退出组织的人也越来越多。

“黑道这一途真得让人待不下去了。”黑道成员在纪录片《黑道与宪法》中抱怨。据日本警察厅的资料，仅2013-2016年间，就有2万人脱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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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进来，一切都将停摆。”

为了招募新人，作为行业标杆的山口组不仅建立了养老金体系，意在激励资深成员为年轻人腾地儿，还把眼光瞄向了互联网。

他们创建了一个名叫“反毒品，净化日本”的网站，页面设计则完全是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 不少照片是他们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日本海啸时亲赴现场救灾的场景。

山口组官网

1995年阪神发生大地震后，山口组就曾积极参与赈灾救援。他们统一着装，行动迅速，悄无声息。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后，山口组又再次先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将食物、水、毯子、盥洗用品等救援物资，运送到日本东北部灾区。据统计，70多车救援物资，总价值超过了50万美元。

但这种方式对年轻一代“新不良”来说吸引力接近于“0”。

“我们不加入暴力团，也不愿成为暴力团。我们热爱街头，追求自由。”来自北九州的钻石家族创立者阿嘉奈津说。

按照传统，只有九指（或更少）的人才是正统道中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被称为“博徒”的赌徒会以“断指”作为清算赌债的凭证。20世纪，日本黑帮也采取了这一做法。图为1998年一名断了两只手指的黑帮成员在寿司店喝酒。

为表忠心，黑帮成员还必须接受耗时100小时、过程极其疼痛的传统纹身——以表示自己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了另一种社会的成员。

“头儿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收了礼物要双倍奉还”、“被打了一定要打回去”、“闯了祸就把自己小指切掉”……以往这些黑社会成员的自我修养以及坚信不疑的科学发展观，在漫无组织的街头地痞眼里已经腐朽不堪。

如今在黑帮内部，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也无需再切手指，向组织付一笔巨额赔款就完事了。像背叛帮派这种问题，也被看做是像跳槽一样的家常便饭。

如今，非法结社、只有数人的新型坏蛋组织正在崛起，他们被称为地痞（半グレ）。战后形成的“暴走族”和“关东联合”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代表。

曾经的“必要之恶”

即便如今黑道混得十分惨淡，但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直到1992年，日本政府实施针对黑帮组织的《暴力对策法》以前，在日本社会上，黑道的存在仍被认为是“必要之恶”。

1973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无仁义之战》就以这样一段旁白开篇：“日本败战已经过去1年，虽然战争这个巨大暴力消失了，但是失去秩序的国土上又卷起新兴暴力的漩涡，人们要如何对抗这种失序状态，唯有靠自己的力量（黑帮）。”

战后的名古屋民生凋敝。

二战后，日本国内一片混乱，经济全面崩溃，黑市又被三国人（当时日本对旧殖民地如朝鲜、台湾、中国人的称呼）把持。

为了与认为“战胜国国民无需遵守战败国法律”而四处肆虐的“三国人”抗争，已初具现代黑帮雏形的赌徒、贩夫走卒以及无业人员纷纷联合起来。

以暴治暴的手段立竿见影，当时甚至出现了官方求助黑帮对付三国人的荒诞场面。因此黑道们开始被自尊心已严重受创的国人称为“侠客”、“侠道”。

自江户时代末期开始，日本黑帮在民间由赌徒、贩夫走卒自发形成，赌场和摊贩是主要的营生进项。图为1911年，露天市场里的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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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从战败阴影中走出的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

凭着早期黑市的原始积累和政府的纵容，黑道们也透过“恐惧”，建立起黑白通吃、规范良好的经济事业群。

日本社会甚至还出现了“黑道的活动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腾飞”的看法，与此相对，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

山口组第三代田冈组长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战后不久就开始经营艺能社（娱乐经纪公司），将当时崭露头角的艺人如田端义男和美空云雀收入麾下。图为他和高仓健的合照。

及至90年代初，社团的各个分支都形成了自己的“九指经济”。除了染指娱乐业、色情业、赌博业、放高利贷等非法业务，更渗入金融界，经营不动产，核能产业及电子业，如同一个现代化公司一般“高效运转”。图为黑帮成员的商务打扮。

在文化活动方面，田冈一雄曾主持举办过“民办二十大歌手演出”，而这正是日本春晚“红白对抗大赏”的前身。图为1952年1月3日，东京广播会馆第一工作室举行的第二届红白歌会。

彼时，黑帮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非常好：“他们穿着华丽服饰，开着名贵汽车，在凉爽的酒吧里饮酒作乐，只要身负象征山口组的‘菱形代纹’，手下就会有一帮为自己卖命的年轻组员。”

1990年前后的经济泡沫时代，手上“不劳而获”的钱比谁都多的暴发户就是黑帮干部。在当时大阪的北新地或东京的银座等闹区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挥金如土的身影。

被称为“欲望迷宮城市”的歌舞伎町，在日本人眼中是黑社会的代名词，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的町内盘踞了上百家黑帮事务所，活跃在其中的黑帮成员达1000多人。

另外，日本黑帮的行事风格独树一帜。他们基本不会危及国家的经济以及大中规模企业的利益，事实上，也极少诉诸暴力，如果确实对某个人使用了暴力，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另一个帮派的成员。

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帮派成员杀了人，他多半第二天就会拿着枪找警察自首：“这事儿是我做的。”

日本流传着一个笑话：日本黑帮遇到手法残暴、不计后果的中国黑帮时，往往是要报警的——比如非法结社的“怒罗权”，这个团伙由中国遗孤后代组成。早期靠买卖假电话卡、在弹子机房做手脚和盗窃之事营生。90年代初，又把向中国人收取保护费当成主业，被日媒称为“最凶暴走族”。

黑帮组织往往自带社会责任感。图为阪神大地震中，成员三之宫站将受灾情况汇报给本部，请求支援。

阪神大地震赈灾期间，山口组收到受灾居民送来的鲜花。

如此的行事方式为他们赢得了一段时期的生存空间。

当时就连警察也认为黑帮具有一定的作用。“黑社会的谋生方式是在法制和人治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一种协调人的角色，虽然其存在方式相当敏感，但却必不可少。”

在进行突击搜查前，警方会提前通知黑帮组织，既是出于尊敬，也是给帮派成员留出时间收拾好犯罪证据。

虽然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黑帮组织，但仰赖于警匪之间的相对平衡状态，在过去十几年里，日本的犯罪率并不高。

从坐拥“豪宅、跑车、美女”的黑帮梦，到“难以维生的职业”

在2010年之前，黑帮组织会在东京歌舞伎町举行年度“团拜”。他们西装革履，集体出动，在自己的地盘上向每一个人问好。

“街上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氛，混合着尊敬，恐惧，愤怒，不知所措以及羡慕。”——这也是日本黑道最后的光景。

1998年，在日本浅草参加祭祀活动的山口组成员。

随着黑帮组织的触角遍及政商各界，甚至延伸至海外，日本官方的危机感也日益加重，警方发誓，赌上国家的威信也要瓦解这些恶势力。

从2010年起，黑帮年度“团拜”被官方禁止。一股反黑潮也在民间旋即升起，很多商店和公司门口会挂一块牌子，写上：“暴力团追放”，也就是痛打黑社会的意思。

山口组辩护律师山之内幸夫说：“对日本黑帮来说，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年代了。”

神户市民的“反对暴力团”示威游行。

在《暴力团对策法》颁布的20年后，2011年各都道府县也相继推出了《暴力团排除条例》。

它的精髓在于非精准、包围式打击，“你跟黑道来往，你就是反社会势力”。

在这些条例中，不仅黑帮成员无法开银行账户、租房子、进入公共浴场，就连与黑帮成员多次吃饭、聚会、旅行或者打高尔夫的人，都会被警方列入“接触过密”的黑名单。

即使是宅急送，也不敢送到事务所门前。

大牌歌手细木数子被爆出与黑帮组织关系甚密的铁证。

因为不能开设银行账户，黑帮成员的孩子只能拿着现金到学校交学杂费。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黑帮的人。

就连第六代山口组组长司忍，在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也忍不住说：“我们是黑帮，但我们也居住在这个国度里，也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有父母，还有孩子……可是现在，他们却因为有黑帮的父亲而被欺负和歧视，我知道我们没有人权，但没必要牵连家人不是吗？”

2015年，由于时局不稳，再加上内部分裂，山口组本部停止了万圣节给小朋友发糖的年度活动，并贴出道歉告示。

随着2019年天皇退位、2020东京奥运等非常时刻越来越近，兵库县警方最近加大了排暴行动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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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团对策法》三番两次的修正，再加上各地的排暴条例，许多企业都不敢再和黑道接触，和过去经济泡沫时代相比，如今整个日本黑道的事业规模缩小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黑道们的金脉越来越匮乏，只能依赖“不正当”事业维生——规模较大的，除了传统黄赌毒项目，也利用P2P网路借贷平台，以及像比特币这样的先端科技进行欺诈。

而规模不大的黑帮团体手法就略显“可耻”，具体来讲，就是贩卖兴奋剂给未成年人，或者专门骗一些“单纯的老人家”。

歌舞伎町，两名警察正在追查一名毒贩。毒贩在路上扔了一袋白色粉末，拼命逃跑，但最终被捕。

“现在正是金盆洗手的好机会！？”

生存空间所剩无几，越来越多“不想给家人带来困扰”、“有了孩子”、“对组织的高会费不满”，或者，只是单纯因为在帮里待着“无法养家”的黑帮成员选择脱离组织。

曾为第四代组长竹中正久保镳、山口组旗下“义龙会”会长的资深黑道竹垣悟，也于2005年金盆洗手。

北九州市福冈县的前黑帮成员金盘洗手开起了乌冬面店。

长年的极道经历，让他始终挂心于那些焦虑的道上兄弟。2012年，他成立了五仁会——这个听起来也像黑道的组织，其实是个NPO法人团体，专门协助黑道成员和犯罪者回归社会，重新做人。

2017年6月，奈良县政府商讨原黑帮成员回归社会的问题。

“现在正是金盆洗手的好时机！”竹垣悟认为，在这个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社会，原黑帮成员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有九个指头、透过衬衫便能看出满身纹身的中年男人，那么你在日本的就业前景将会非常暗淡。

据警察厅的报告，“脱黑人员”的就职率只有2.5%，因为害怕暴力、担心吓跑客户，北九州市80%的企业表示不愿意冒风险雇用“脱黑人员”。

2015年11月25日，北九州市小仓北区的一家商店门前贴着标志：“暴力团员，立入禁止”。

即使脱黑人员找到了工作，也还有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职场欺凌。

作家广末登在《黑社会与护理》一书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小山的护理师，在职业培训期间遭到同期学员恫吓的经历。

2016年12月27日，西日本新闻也刊登了一篇题为《前帮派成员的艰难现实》的文章。文中提到某前黑帮成员，经朋友介绍到了一家电气工程公司工作。可是有一次公司丢了备品，同事们纷纷投来怀疑的眼神，甚至当面辱骂“罪犯能干什么活儿啊”、“不要脸的东西”。

就这样忍了三年，他最终打了上司一顿然后离开了公司。

20年前，新宿曾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叫「破門通り」，即“开除者之街”。被组织开除的成员在这里聚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比组织成员更恶劣的犯罪者。有人担心，若官方一味赶尽杀绝，「破門通り」会死灰复燃，黑帮成员会在倒逼之下会变本加厉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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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希望养老不想再生事端的老年极道吉田退出了黑帮组织。然而根据“原暴五年条款”，即使他脱离了黑帮，但在法律层面上，5年内他仍然是道上人。

不久前，吉田因为“向店员隐瞒黑道成员身分购买手机”而被警方带走。

监狱里没有黑得骇人的丰田商务车，也没有令人疲惫的猫鼠游戏。此刻，戴上手铐的吉田，正在蓝天白云下的监狱运动场上，看着自己平生最爱的棒球赛。

“我的身体也在这里的警官照顾下，定期服药，越来越健康。但是我不敢让我妈妈知道我被关。妈妈93岁了，入狱时我骗他说我要去中国做生意，听我小孩说，妈妈虽然已经痴呆了，但还记得她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儿子。”

混混的时代已经过去，活着就是最大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