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日

写实电影理论奠基人安德烈•巴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长镜理论强调了Mise en scène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导演应该完全藏入幕后，通过非选择性的连贯长镜把视点选择权完全交给观众，甚至镜头中景深的变换都应尽量避免；叙事是次要的，导演的全部艺术理念都应通过纯粹的镜头语言表达出来，不借助别的语言元素，不打半分折扣。安德烈•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是二战后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起始，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熟悉的中国影人中，贾樟柯与杨德昌都是长镜理论的忠实追随者。

罗马尼亚导演Cristian Mungiu的《四月三周二天》可说是近年来对巴赞的长镜理论最忠实最全面的一场实践，他凭此片获嘎纳金棕榈大奖，有如法国新浪潮势力卷土重来，令人对罗马尼亚电影业刮目相看。

影片最令人惊叹的是Cristian Mungiu的长镜运用与构图。全片多次采取对称构图的手法，从主人公Otilia与室友Garbita在凌乱的大学生宿舍里的对话开始，到二者在旅店餐馆的对视中结束，每一个镜头都是精心布置细致安排的，处处用对称来比照Otilia的心态情绪。其中Otilia在窄小的卫生间注视Garbita的镜头，尽管只有Otilia一个人入镜，导演依然通过浴室的镜子制造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对称构图。与对称手法互为衬托的，是几乎长到“荒谬”的长镜，不管是Otilia从宿舍出门后的镜头一直跟进，还是她一个人在暗夜里迷茫又慌张的四处逡巡，或是Otilia情绪波动与男友一气呵成的对话片段，这些长镜的运用都可用完美来形容。其中最为经典让人惊艳至几乎言语尽失的是Otilia在男友家餐桌前的场景，镜头将Otilia放在黄金焦点位置，男友在左侧稍靠后，二人左右分别是男友的母亲和父亲，因为桌子小，这四人紧紧挤在正对观众的桌子一边。镜头边缘空隙处是桌子另两边的客人，他们偶尔露出半张脸和吃东西的手，还有占据了镜头下半部主体的碗碟杯盏。此构图以男友家的书架为背景，不仅衬托其“书香门第”的成长环境，也构成了之后Otilia与男友争论内容的一个要素。整个镜头从Otilia落座起始，慢慢行进到她尴尬的听客人们发表种种言论，直到众人起立为男友的母亲庆生终止，没有剪切一气呵成，长度超过十分钟。镜头完全没有任何视点的变化，从背景的书架到视线最前端的杯碗，都同等出现在相同的景深里，视点的主次完全通过构图上的层次差异传达出来，真是一个完美而彻底的Mise en scène。

除了教科书一般严谨的镜头语言之外，影片情节安排尽管简单，确也称得上滴水不漏。最为重要的是，情节的发展变化与镜头语言的运用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长镜头的使用不是脱离故事主题炫技的噱头（比如《赎罪》的海边长镜），也没有喧宾夺主打乱叙事节奏纯粹的为了长而长（比如《三峡好人》中过于冗长的表现人物无所适从心绪的长镜）。不管是静止的画面还是跟进式的移动拍摄，每个镜头都是与人物的心态情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手法强烈增加了影片的实时感带入感，我数次跟着人物一起焦虑、烦躁、痛苦，那真切的感受如临现场，余波悠远。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除了以上这些学术性的要点，故事的背景还具有某种时光重现般的共鸣。1987年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物资相对匮乏，供给制依然存在，Otilia要买Kent牌香烟还得几经转展求助黑市；旅馆服务员态度傲慢无礼，住宿旅馆需要详细查问原因，处处需要出示证件；大学生毕业全是硬性分配，父母为了孩子不用被分到乡下而欣喜雀跃；学校的情侣面对即将来临的毕业选择茫然失措，面对分离无所适从……变革前的罗马尼亚与十年前的中国是何其的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与中心情节直接相关的制度差异，在这一点上，中国观众所感受到的震撼度大概要远远小于天主教为主的西方国家。从这个角度看，罗马尼亚处在与西欧一脉相承德传统文化与东欧激进变革统一思潮的夹缝之间，除了经济匮乏所带来的郁闷，这种夹缝间的无所适从所强加给他们的，大概是更为令人无法忍受的另一层苦闷吧。

Cristian Mungiu的这部《四月三周二天》拍摄得扎实稳健，每个镜头都匠心独运，几乎如一篇满分的毕业论文般全面而忠实的论证了巴赞的长镜理论，仿佛重返法国新浪潮，再次印证了纯粹的镜头语言也可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强大表现力。电影学院气息浓厚，可说是一次严肃而完美的理论实践，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大概并不具娱乐性。

今天世贸天阶观影活动恢复，不过由于天阶施工，活动地点由露天转到星巴克室内。

    今日放映的电影为《四月三周两天》。很多同学可能已经大体看过这部获得过金棕榈的罗马尼亚影片了，剧情呢，我就不再赘述，就是讲了一个女大学生怀孕四月三周零两天之后堕胎的事情，当然，女主角是她的室友，那个为了帮助她堕胎，宁肯牺牲贞操的女孩。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起观看电影的林同学一直在反复地问我：如果你是女的，你愿意为自己室友堕胎，两肋插刀，奉献贞操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女的。林同学你呢？林同学说在那种情势下无疑是会的。靠，如果我是女的，在那种特殊情势下，也会的。

    其实整部电影，都是在讲这个“特殊情势”下的一件普通堕胎事件，如何引起一个少女内心和现实的双重历险。怎样的“特殊情势”呢？1987年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要我说，除了堕胎这件事本身不太像中国之外，整部电影都给人以一种无比亲切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会一边观影一边忍不住地赞叹：这太他妈的中国了！不愧都曾是同志般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虽然远在东欧，社会主义的生活场景竟是可以如此相似，如此同构。

    那破旧的街区，那公路，那宾馆里打着哈欠的服务员恶劣的服务态度，宾馆可怕的住宿制度，随便扣留人身份证的保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不让你感到熟悉，感到亲切；那热烈而乏味的生日家宴，家宴上的那种种有关学生、就业、毕业分配、家庭出身等等的无聊话题，无不让你感到熟悉，感到亲切，这一切都太社会主义了，都太中国了。我们仿佛在看一场怀旧的电影，有关逝去的充满了某某主义优越性的快乐而虚妄的日子。

    但是，那个被男友抛弃的女孩，已经怀孕四个月三周零两天，她的堕胎计划，足以使参与者的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只有这一点是非常不中国的，我们知道，堕胎，在中国，不但不会坐牢，有一个时期，国家还会强迫你去堕。这是一件再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过，几乎不会发生电影中那种因为堕胎冒着重刑的危险。但是生命危险还是要冒的，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堕胎女孩室友的一天，从帮女孩筹钱，到宾馆去订房间，去约见医生，到被医生胁迫献身，到协助医生为室友堕胎，到参加男友家的生日晚宴，到回到宾馆，将接近5个月的胎儿装在包里，寻找丢弃的地点，无一不充满了紧张和恐惧，似乎一不小心，一切都会败露，不可挽回。最后她们坐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旁边是一家婚礼的晚宴，也很中国很社会主义的，婚礼上有人吵架，受伤流血的人被抬到了宾馆的大厅。

    故事就在两个女孩等待饭菜的画面中结束了。然后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的电影。你可以理解为是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的电影，也可以理解为是反社会主义的电影。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和社会主义无关的电影（甚至可以嘲笑那些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电影解读方式），是啊，这只是和人有关的电影，是啊，生存和生活，道德与人性。但是这些人还是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中和政治制度下不是吗？

    一个也许无聊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来了：该影片能够获得金棕榈大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是或者否。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也相信，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而我们暂时还不会像东欧人那样去做这样的反思，只有清醒的失败者才会去做这项工作。我们还在不断地胜利前进中。

有一场戏的镜头剪辑印象深刻，感觉很新颖。就是两个女孩和江湖医生在房里的讨价还价中的一小段。先是拍医生给女A在床上做初检，然后镜头跟着医生摇到床对面的椅子上，这时女A已经不再镜头内，只有医生与女B，接着一场很长的讨价还价，都是一个镜头；接着，直接切到已经坐着的A，她说的话的内容一开始与医生和B的讨论一样，会让人有她加入了讨论的错觉，但是随着她与A对话的深入，观者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在私底下商议；商议完之后，镜头一拉，出现了原先医生坐过的椅子，这时是空的，这时医生从背景的洗手间内走出。

这个剪辑很简洁。其实整部影片所追求的影像风格就是简洁，虽然有一些体现纪实性与渲染气氛的跟拍镜头，手提摄影机有时也会微微晃，但看完之后，简洁却是很深的印象。这和导演在关键场次的镜头剪辑很有关。像上面这个有趣的例子，就省略了很多东西，所以显得有趣。比如女A坐起来，医生退场去洗手间，都通过很新颖的剪接被略掉。看到这里时，心里疙瘩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动，其实是导演没有用常规的人物对话的剪辑方法。

固定长镜头当然也让它很简洁。有一个很大胆的又长又大的特写镜头，以前从未曾见过。就是镜头长时间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去的四个月大的胎儿。一般上对于这种事物的拍摄，大部分电影都是一个快速的运动镜头一扫而过；更残酷一些的，就是长镜头拍摄装它的容器，以引起观众的想象共鸣。但这个长时间的血淋淋的正面特写，逼着观众去凝视，去思考，导演真是个残酷的人啊。

这个镜头不仅融合在这部电影的美学取向内，也充分表达了导演的追问。因为通观整部电影，导演其实都是在力图客观地讲一个故事，他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都点缀在背景中、次要人物的言谈中、以及开头的时间提示之中。唯一的一次他的情绪（愤怒、悲凉、思考？）的主动表达其实就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拍摄这样的镜头是需要勇气的。当一部索然无味的电影出现这样的镜头时，创作者会被称为不尊重生命，或者当另一部严肃讨论生命的失败之作出现这样的镜头，也会被视为哗众取宠。这个企图还原天亮之前的黑暗的罗马尼亚导演，他不但拥有使用这种镜头的道德勇气，也具备了相当的技术实力。

知耻近乎勇。嘎纳在六十周年给它大奖，不是因为它微微出色的技术，而是一个国家电影人敢于反省的勇气。而罗马尼亚近年电影的回暖，其题材，无一不是直面现实与历史。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领导人身上，以逃避历史对自身的审视，几乎就是人类的通性。责备齐奥赛斯库很容易，反省自己却很难。但每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对历史的悲剧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导演力图用镜头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犬儒、冰凉、以及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也试图用镜头寻觅在犬儒、冰凉和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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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罗马尼亚。阴冷肮脏的融雪天。铁砣似的交通工具在路上叽叽哑哑。

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女大学生Ottila在学校宿舍楼里购买走私的进口香烟、食品、香皂 ，为和她在同一宿舍的 Gabita准备着秘密的行李。Gabita 怀孕了，而堕胎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是非法的行为，她们找到了一个叫Mr.Bebe的男人来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在Ottila几经周折找到的廉价小旅馆里，Mr.Bebe提出了要挟，不仅是金钱，也包括Ottila的身体。没有选择的Ottila满足了Mr.Bebe的要求，并且帮Gabita处理了胎儿的尸体：她把他扔进了垃圾箱里。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结束之后，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沉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Gabita整整怀孕4月3周2日。

描述剧情对某些好电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听起来乏善可陈。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如果你能坚持在二个小时忍受住影片表现出的巨大压抑，你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39岁的Cristian Mungiu，影片的导演、编剧、制片人能够获得2007嘎那影展的那片金棕榈。

外面

用导演Cristian Mungiu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电影。故事源自于我们生活中不可对他人言述的经历和隐密。 最主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堕胎的故事。1966年，齐奥塞斯库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死去，社会主义政体在罗马尼亚结束，这项法令才被废除。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关乎于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

影片中军营式的大学生宿舍，冷漠而警惕的旅馆看门人，用西方国家的物品来代替钱的私下交易，乃至堕胎被强加的黑暗色彩，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如此相似，而且我相信，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曾经有更多的版本。因为某种公共制度禁忌而产生的个人经历，以及不可预料的人生选择：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或者为了勇气和责任，我们只能象Ottila那样去经历难以启齿的、不堪回首的过程。因为隐密，它甚至不能称之为悲剧，它是划在心里的暗伤，它是被时间吞噬的秘密，多年以后，耻辱感退去，才能够平静地向他人讲述这些经历，如同讲述他人的故事。

1987年，东欧政治剧变的前夜。今天的西方评论者和观众在看这种背景的电影时，常常过于敏感地指向政治压迫和隐喻。然而我更相信导演的本意，他在导演阐述里说得非常清楚：“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而不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不是影片的语境和主题。我试着尽可能地尊重并且还原事实，而不是聚焦在对共产主义末期的老一套和标志性上。那个时代在那里，在我的电影里，但是它们在镜头之后：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形似熨斗般的罗马尼亚轿车，劣质的行李箱，盖满书页的墙，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习惯，比如Kent牌香烟可以代替货币在私下流通。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这部电影。”这段话让我想起参加同届嘎那的娄烨的《颐和园》，在我看来，那是一部首先立意于描述“时代”，而不是人物和故事的电影，既然如此，还是让西方人把政治隐喻和宣传噱头留给《颐和园》这样的电影吧。

里面

和柔弱而略显自私的Gabita相比，Ottila代表着另一种女性：坚强，勇敢，用中国人的话讲，有情有义，她象Gabita的守护神，承担着种种濒临崩溃的局面，尽管她也无助而惶恐。被Mr.Bebe侵犯之后，Gabita赤裸着下身冲进浴室，用力地搓洗身体，之后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浴缸里，她一直背对着镜头，看不见她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痛苦。在中途离开旅馆去往男友家的公车上，镜头里远远地，Ottila无声地留下眼泪 。她不是不怨恨Gabita，Mr.Bebe的要挟和Gabita之前无意中撒下的谎言不无关系，可是这点怨恨很快转化为对Gabita的牵挂，因为她，是唯一能够帮助Gabita的人，就像她把最后一根烟留给了Gabita一样。

影片中有一个堕胎后胎儿尸体长长的特写镜头。4个多月的胎儿，看得十分真切。他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布满血污。Ottila把他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我们只能看见Ottila黑暗中晃动的背影，听到她急促而压抑的喘息声，因为害怕和紧张，Ottila迟迟没有找到丢弃胎儿尸体的地方 ，她的头发在冬天夜晚的雾气里变得潮湿。最后，她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个居民楼，迅速地把装着胎儿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她的剪影，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

就像这场戏一样，影片充满了这种“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悬念设置，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极度压抑乃至惊涑的时空，我们仿佛可以清楚地听到Ottila和Gabita的呼吸声和心跳声。Mr.Bebe侵犯Gabita，拍的始终是房间外惶惶然不安等待着的Gabita，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Gabita独自一人在旅馆里，中途赶去参加男友母亲生日会的Ottila始终心神不宁，打给Gabita的电话几次都被意外打断，打通的电话也无人应答；影片阴沉的调子，Gabita的柔弱形象，似乎象征着一场悲剧的降临，我们和 奔向车站的Ottila一样焦急万分，又在最后一分钟为看到还好好活着的Gabita而长呼一口气。

令人难忘的还有影片的拍摄方式和演员的表演。Cristian Mungiu决定让影片保持一种阴暗的基调并且避免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刻意组织的场面。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 ，他大胆地采用一些不无极端的拍摄方式：长到极致的长镜头--每场戏基本上只有一个镜头；肩扛拍摄，没有斯坦尼康，没有脚架，也没有刻意的晃动；大量的画外音，人物常常在镜头之外说话，观众完全看不见说话者的脸，一切的手段，都为了呈现这部电影最初确立的灵魂：情感和真实。

扮演Ottila的Anamaria Marinca令人印象深刻，她之前只是一个在伦敦闯荡的罗马尼亚小演员。导演Cristian Mungiu直到拍摄前一周都没有找到饰演Ottila的演员，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飞去伦敦见Anamaria，他在导演阐述中这样写到： “第一次在夜晚的机场见到她，我很失望，因为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象Ottila，但是第二天，当我们试戏的时候，改变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她完全成为了Ottila，我看见我的人物通过她的嘴唇被表达出来。她是如此令人难忘，整部电影可以说都是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完成的。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完美，那就是演员的表演。”正如Anamaria Marinca的演出，我深信每一个好演员身上都有一种常人未所及的惊人能量，以及或多或少的神经质，当摄影机转动的时候，他们熠熠发光，角色附体，他们是完美的谎言，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他。

好电影都是纯粹而完整的，好电影的好是一个整体。剧本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音效好，灯光好，美工好，剪辑好，都好。事实上，好电影让你看不见导演或摄影机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演员个体的存在，所以以上所写只是基于某种背景介绍。其实我们说不出什么，只是更多地了解到一点他人和表象背后的那个世界，或者被感动，或者微小的快乐和悲伤，或者久久无语。

电影就是色相，李安说。

 

　　 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
　　
　　 为了同室好友能够顺利堕胎，而与打着道德幌子的流氓医生发生了肉体交易，这是影片里最让人心悸和动容的一幕，它说明堕胎在1980年代的罗马尼亚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中，是非法的，压抑到足以让人为之作出极大的牺牲，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说，“为了增加国家劳动力，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为自由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犯罪行为。”他强调1980年代后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堕胎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和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抵制。”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影片发生的1987年正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实行独裁进入第22个年头的时候，两年后，他长达24年的统治将在一场革命中灰飞烟灭。“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使堕胎合法化。”当局的确有太多的理由把“堕胎”恢复到道德的领域。
　　 由此它所营造的叙事规则与《维拉·德维克》这部同样反映堕胎的电影有很大不同，虽然有人认为它们除了社会背景不同，主题倒是一致，但社会背景的功能差异恰恰把这两部电影引向不同的主题表述。对于《维拉·德雷克》来说，背景描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影片中能够随着故事的进展从而对英国1950年代的堕胎情况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它在这里承担的是一种道德含义，尽管迈克·李不否认影片的政治性，“我的电影都是有政治意义的，《维拉·德雷克》决不例外：主角被社会体系驱逐在外。”但主人公维拉力争堕胎合法化的行为终究是为人的权利，而不像《四月三周两天》，后者的政治性不允许它在道德上浪费笔墨，要不它连一些人所说的“政治隐喻”都将消失殆尽——“堕胎”喻指齐奥塞斯库独裁的流产。
　　 灰暗的城市街道、死气沉沉的气氛、逼仄的空间所指无不表明罗马尼亚政局的残酷和对人性的窒息，吉姆·霍柏曼说，处在这样的社会里，“甚至连关个车门都能引发争议”，蒙吉希望这种现实“只是故事背景，而不是主题”，他为影片做出的一个美学贡献也正是“去背景化”，如果我们不了解罗马尼亚当时的历史或者不刻意在资料里为它和影片之间寻求必然的联系，那么这影片不过是一个枯燥而乏味的故事，事实上，它的确让人犯困，但是“尽量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使背景成为影片的第一主角，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的美学，正是“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和“避免过多聚焦社会主义末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紧张构建了这种美学的价值，而最大限度地对“故事和人物”进行开发则恰如其分地规避了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
　　 从人物关系到社会背景，蒙吉从而建构了一系列对东欧剧变之前的罗马尼亚社会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射，“影射”或者“隐喻”在这里需要商酌，因为它不是一个寓言体，而是一段历史的呈现，只不过“去背景化”了而已，“去背景化”是卡夫卡作品的属性，寓言体写作是这位20世纪排名第一的德语作家的天才所在，但瓦尔特·延斯甚至都认为卡夫卡的解读不存在“意味”、“象征”、“隐喻”等等这些寓言性质的语汇，《城堡》本身就是一个拒绝拆解的寓言体。不过对于《四月三周两天》来说，我们不妨相信蒙吉对它的评述，“城市传说”。长镜头是否实现了如巴赞所倡言的那种现实质感？在“城市传说”里，它的角色扮演在为数不多的空间交替里的确很难让我们轻易走出来，因为它以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冷战时期的东欧政治让我们既感陌生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