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2009)

看完《母亲》后，我情绪比较亢奋，家猫趴在我边上，看它无动于衷不解风情的样子，我顿时有点来气。于是在它肥大的肚子上连续打了一套咏春拳，打得它惊慌失措。现在很少有哪部电影能够让我如此忘乎所以。 奉俊昊在这部电影的处理上，给人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随着剧情地发展，你会发现自己一次一次地被他牵着鼻子走，并且被牵得心悦诚服。倒不是说导演在和观众斗智斗勇的路上走得有多远，所有的情节都合情合理地发展着，并轻飘飘地一次次地扇着观众的嘴巴子。就像是打太极一样，看似无力，而后劲却源源而来。具体我就不展开赘述了，省得扫了还没看过这部电影的各位影迷的兴致。 《母亲》这部电影表现了这样一个相悖的主题：母爱能走多远？我们从始至终看到的都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即使是劳作的时候，也把关切的目光停留在自己弱智的儿子身上；做错了事毫不推咎，就算金泰无理地要求赔偿5000元也是悉数奉上；雨天拿了一把破伞，还要给人钱（当然老头子也是明码实价，只收了一张票子，在这部电影中，还真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坏人）…… 然而这种母亲的关爱，却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别人辱骂你的时候，你要双倍奉还”，正是这句话赔上了一个女孩的性命；而为了掩盖事实，母亲又不得不杀人焚尸灭迹……如果一个人所深信的价值和情感准则却产生扭曲的时候，那对他来说，天地的边界在哪里？所以当环环相扣的这部电影开始收尾的时候，导演奉俊昊给观众带来了无数铺成下的太极震撼： 母亲到监狱中探望替罪的日本小疯子，她只关心一件事：“你有母亲吗？”这句对白让人心中五味杂陈，小疯子的妈妈会伤心吗？小疯子的妈妈会做出蠢事吗？小疯子如果没有妈妈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让其顶罪？当母亲心虚地回到家中后，弱智的儿子却又不合时宜说起女孩尸体为何会挂上屋顶的事，“一定是为了让人看到，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到医院救她。”母亲在一边尴尬地应敷着，儿子的纯洁让所有人都感到痛心。 随后的场景中，母亲外出与儿子短暂道别，儿子送上一个礼物，不是别的，正是母亲遗留在杀人现场的一个针灸盒。看到盒子后，母亲拼命想甩掉一切般地起身就走，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原来已经淡忘的罪恶感突然又爬满了她的全身。导演仿佛是在说：“一旦你做了什么错事，就别想撇清关系。”而坐上汽车后，母亲拿出针来扎向了自己的大腿根部，这也是导演此前介绍过的消除记忆的穴位，在此之后，母亲加入到了车上乘客欢跳的队伍。母亲把责任“撇清了”，只剩下我们观众迷失在情感、道德的价值判断中。 在整个故事中，唯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戕害的人，就是母亲。也正是她用这种付出暂时挽救了儿子的纯洁未来。为什么说暂时呢？因为弱智的儿子天然地就会忘记一切，但也许正像他忽然会想起打掉奔驰倒后镜的不是他一样，也许哪天他也会想起另外的事。 很多人应该都会把《母亲》拿来跟奉俊昊的前作《杀人回忆》相提并论，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后者的地位还是无法撼动的，但是《母亲》在情感上和剧作内核上无疑都更胜一筹。

我认为，奉俊昊的《母亲》非常不一般，表面上是要展示一个离奇诡谲的小镇谋杀案（若按类型分，完全是犯罪惊悚片），但实际上，它在讲述的过程中延宕了开来，关注了更多、更广的东西，更不是把视角仅仅停留在既定思维大小的狭隘视野里（比如只拿“犯罪”和“亲情”做文章）。于是，可以说，《母亲》这部片子厚度惊人，并成了一个属于现代的、东方的、“社会性”的隐喻。

泛泛来说，这种隐喻，关于人的不信任，承受与极限，关于（社会）机制的冷酷，关于畸零人的生存，关于真相的残酷和不可知，也关于记忆的恐怖和遗忘的必须……这种种问题，其实，渗入到了影片中的个体命运和宏大叙事中。于是，镜头不得不在曲折中徘徊，力图展现出一个社会肌理的多个层面，展现出人的多种状态和可能，而不是如一般的推理犯案片，在抽丝剥茧后，就要直达主旨（最后，我们仍然猜不透结局，却仿佛体会到更多东西，感慨也更深）。

当然，在这里，最需要说的是，这种“很有城府”特质，也渗入在每一处的视听语言当中。

（一）

我选的这一段，讲的是镇宇和元彬不满某教授和其同僚开车撞了人就跑，便在高尔夫球场等候，随后呼喝、追打这群所谓“上流人士”，很是热闹。这一段，是影片最早的一处“小高潮”，出现在开始的六分多钟，值得一说。

首先，整个段落，充分显示了导演的控制力。从“潜伏”到“追击”， 从辽阔的大远景到近处的特写的“冰冷切换”等等，无论是场面调度还是镜头的移动，还是演员的动作、台词的掺入，皆显得举重若轻，流畅娴熟，细节处理的更是精致。

一开始，第一个镜头的视听就相当有魄力——镇宇由山谷出现在地平线，（此时是第三者视角），镜头缓缓向前滑进，越来越快，镇宇在远处看见了什么，赶紧俯下身，悬疑和不安的笛声配乐也随之响起。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此时省事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切到他看到的事物，更加简单也更加直接。而导演没有切，在此选择了无比复杂和费事的长镜头——镜头连推带摇，伴着呜呜的乐声，让广袤草地缓缓掠过眼前，直至移到远处小道的方向，一辆奶白色的高尔夫小车进入视野，镜头才稳稳的停住。

如果说这个镜头还是“半个主观视点”的话，下一个远的惊人的镜头，就是一个让人惶恐的“全知视点”（摄影机几乎架到了野外场地的最边缘），把元彬、镇宇和教授一群人的位置以及高尔夫球场的“庞大”展露无疑，也可能是有一些“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个人猜测）。而第三个镜头则极为突兀，变成了摇晃在车后的一堆高尔夫球杆的特写——第二个镜头的极远视野和第三个镜头的极近视野构成了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互文”效果。

第四个镜头，描绘了车上的教授一行人的“生态”。仅仅一个数秒的镜头内部精准描摹，就可以隐隐猜出这些人各自的身份、地位以及关系，而此处，依靠的完全是景别的选择（近景），镜头内部位置的安排（两前三后），以及人物的外形和表情（坐在前面副驾驶坐傲慢的老头肯定是教授，驾驶者是同事，后面座位的两男一女是跟班），此处最不容易的地方在于，既有幽默藏在内部，又隐隐显露出真实世界的人际流，俨然是大手笔。

这里多说一句，奉俊昊要描写“非社会性的人”的悲剧（“母和子”两人作为脱离正常社会关系网的典型），而其立足点就必须是具有强大社会真实感。比如，全片气质冷冽、格调灰暗、一再以“写实感”为先，甚至有些段落，对于真实残酷性的揭示让人毛骨悚然。然而，这一段却略有不同——把“真实”插入一种静中带闹的冷幽默之中，表面上看趣味盎然，仔细想想，又不全是如此——段落的外延意义，也是影射某种形式的社会不公——某大学教授在一群吹捧者的护拥下，去豪华高尔夫球场打球，撞伤了人却可以没事，而玩笑性质的“报复”却让穷的揭不开锅的家庭要赔偿其巨额修车费（天理何存？）——只不过这一些，导演把它们隐藏在叙事的深处（潜在暗流），不特意思索，也不易发觉。

回到视听语言的分析，后面小道和小树林的段落，非常巧妙的使用了“移动中的小车”这个道具。让镜头在不断滑动，配合着元彬和镇宇两次手持木枝的奔跑位移，渐渐营造了一种略带喜感的张力和氛围。比如很多镜头都是安放在小车上拍摄，取代的是车上人的主观视角，并在车拐弯的时候还伴有一个90度的摇镜头（因为人的脖子可以扭动），下一个反打镜头则都是这帮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的近景（甚至还有集体扭头）。再加上，往往是车（镜头）近，人（元彬）退，车（镜头）远人（镇宇）追，而镇宇追来并向车上投掷木棒的时候（主观镜头），镜头后面甚至传来吓的“喔喔”喊叫的声音，由低转高。于是，整个场面就显得有些滑稽，更有些“身临其境”，而背景的“铮铮”乐器声显然也有推波助澜、烘托氛围的效用。

最后一段很长镜头、一气呵成的元彬和镇宇围殴三个“德高望重”的中年男人的段落，非常精彩，尤其是中途镇宇偷偷扔球杆入湖，镜头是跟着球杆“噗通”入水后，又不急不缓的折回，继续关注他们扭打的场面，显得格外的“气定神闲”。其实，这一段之所以这么拍，不仅仅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一种“长短句”语法的搭配平衡。换句话说，长镜头和短镜头的搭配均衡，是整个段落“节奏”优劣的关键，也是最终“韵味”能不能出来的重要一环。

因此，让我们再看看这一段。一开始，是一个长达22秒的长镜（对整个空间的勾勒），而不知是不是巧合，最终的一个扭打长镜，也是22秒。而中间，正反打镜头居多（尽管是比较怪异的正反打），都是以3到4秒一个，快速剪辑在一起，让人看的目不暇接，而接近结尾处有个跌宕（是一个12秒的镇宇追车的侧面全景跟镜）。整段基本上的节奏趋向是“慢-急-慢”，首尾绵长呼应，中途又是一阵快鼓快筝，所以说，此段给人的心理感受是相当的扣人心弦，却又回味无穷。

（二）

从剧情上来说，此处看似是一次非常痛快的“发泄”，是无规则的叙事。实际上却暗暗处理了三个叙事任务，一是，埋下高尔夫球和高尔夫球杆的伏笔（这两个道具在后面的剧情中有极为重要的线索作用）；二是，深入描绘镇宇和元彬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一个是强势且有心计的混混，另一个则是天真不谙世事的傻子，后者显然视前者为偶像，而前者却对后者有鄙视）；三是，通过一场戏描摹出一幅垂直的社会图景，精英人士和弱势群体的悬殊地位，当然后者也会有爆发式的反抗，虽然此种“暴动”必然会受到惩罚，比如元彬作为最底层，受到社会和执法机构的“冷暴力”——赔偿巨额的奔驰后车镜。

而这个欢腾的段落，却是镇宇和元彬联手实施的“热暴力”，一方面源于他们的年少热血、唯恐天下不乱，另一方面则是反衬了教授一行人的懦弱和丧失活力，没有国家机器的维护，也只能挨打罢了。至于镇宇则是想好了让元彬承担所有的过错，才会为所欲为（此人甚为狡诈，在这一段中就有几个细节展示，比如特意扔高尔夫球杆入水、比如主张有计谋的从后面攻击）。

其实，通过这一节奏有致，张弛有力的段落，我已经可以清晰的看见，《母亲》当中，一套强大的压抑系统是怎样巧妙搭建起来的（尽管这一段其实是抗压抑，和别的部分的剧情截然不同）。奉俊昊一如其在惊世之作《杀人回忆》中所做的那样，把一个人逼上绝境，必然先是展现社会组织的不可信（教授、律师等精英阶层丑态毕露、为所欲为），司法执法等权力机关的高度不可信（警察在案件中扮演了极为荒谬和可笑的角色）——于是，“公权”被彻底否认，“国家”丧失其对内的基本公允，整个社会制度出了让人心寒的问题。

最可怕的是，《母亲》不仅对“公”的一套概念灰心丧气，连“私”的世界也未给人以半点希望，仍是“他人即地狱”的囹圄——友情不可信（朋友认钱不认人），亲情亦不可信（被害女孩的祖母靠其卖淫的钱生活，却对她的死无动于衷；坚信儿子不是凶手的母亲，最后也在“真相”下信念崩溃）。在这样的构造下，人的孤独性被彰显到极致，一如开头和临近结尾的镜头中，在荒原里麻木晃动的母亲，她杀了人却无人可以诉说，她恐惧她的儿子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和她都杀了人，她企图通过扎自己腿上的穴道来忘却记忆。

同时，我们更清晰的看见，在这种一层扣一层的信任崩塌中，传统意义上的“非社会人”是怎样的被无情的删除出去。先是母亲和儿子元彬不断遭人歧视（儿子又对母亲对自己的关心无动于衷），生存已经空间畸形，儿子元彬却又因冤屈啷当入狱。接着，元彬在狱中突然回忆起了什么，大声对母亲叫道：“我五岁的时候，你想毒死我！”母子之间的建模瞬间被损毁。而结尾带着更强的弱肉“弱”食意味——永远只会是一个弱势个体残杀了另一个弱势个体——元彬用石头砸死了卖身女孩，母亲则杀死拾荒老头。而接着，承担罪名的人，另一个弱智少年，必须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畸零者” ，并且更加彻头彻尾——他甚至连没有母亲都没有。在这个系统里，所有的精英阶层、执法机关、普通社会人都在安全的领域，正如我们，只需要和冰冷的镜头一样，冰冷的注视着他们的不幸和挣扎就可以了。

的确，我认为，奉俊昊在这部片子里与其说是强烈的控诉，倒不如说是冷漠的注视了（他真的已经修炼到了很高的段位）。这种不带温度的冷漠，贯穿在镜头和视听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只要仔细体会，皆能发现其精妙之处。


完

我这一生的时光又苦又长——《圣经·创世纪》


自由开放对于文化繁荣的重要性是可以从韩国电影的崛起历史上得以管窥：伴随着八十年代末的政治解冻，韩国电影人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一次电影史上值得书就的赶超和跨越，磨剑二十寒暑而使得今日之韩国电影成为亚洲电影的一个重镇，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电影界的关注。

韩国电影《母亲》则代表了一个典型的亚洲电影人在剧本的诡异和人物心理刻画上走出的深度。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读起来丝毫并不轻松的故事：十六七岁泰宇是一个有些弱智的少年，与自私而有些痞气小混混青阳为友而浑浑噩噩度日，与单亲母亲相依为命，却常常因为遭受危险而引起母亲的焦虑和恐惧。寒门常遭祸胎，一次泰宇因在醉酒后跟踪高中少女而陷入一场谋杀案中——他所跟踪的女孩在第二日清晨被发现曝尸房顶。虽然母亲和泰宇坚信自己没有杀人，但泰宇终于因为在现场留下的物件而深陷囹圄。电影的一个小高潮也在此来临。而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泰宇的母亲开始了艰苦疲惫的洗冤之路，她潜身儿子的损友青阳家暗访、到警察局声泪控诉、哀请昂贵的大律师，最后看起来终于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剧情暗示了一个流浪汉很有可能是真正杀害女孩的凶手。就在观众等待泰宇母亲走访流浪汉而真相大白时，剧情却急转直下，流浪汉的坦诚回忆揭示了一直被包括泰宇母亲在内的案情认识者都一直忽略的一个可能性，即稍许痴呆的泰宇确实因为暴怒和无法自控而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杀害了少女，也就是说泰宇才是真正的凶手。而在此情况之下，长期坚持自己信念的泰宇母亲终于情绪失控，而走向了一条杀人灭证的道路。而案件此时也发生诡异的变化，一位当地的日本籍精神病少年因为身上有死者的血迹而被拘捕和定罪，泰宇也因此被“洗冤”，安全回到家中。

如果关于电影的本质是一个梦境的假设是正确的话，电影《母亲》在这个维度上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通过看似平淡无奇略显压抑却在处处暗藏机锋诡奇的剧本，导演将入了镜的观众引入一个布满隐喻的梦境中。在这个世界中，以泰宇和泰宇母亲为代表的“人”，成为了最主要关涉的对象。许多地方的洞见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镜头甚至具有了寓言的性质。从文本学角度来看，电影当然也是文本的重要代表，并且创作出来之后，就具有了独立于创作者的生命力。笔者将截取四个镜头，剥蚀此电影的几个方面深刻之所在：

镜头一：母子二人立于高墙之下
你能从一滴水中看出一个女人一生的的历史，因为每个女人身后都站立着一部历史。《母亲》的这样一个电影名称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这是一部描述母子情深和颂赞母亲伟大的电影。无论如何，这的确是本电影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

一个含辛茹苦的单亲母亲，一个不成器的弱智孩子，再外加上贫贱无助的生活，使得电影中泰宇母亲生活的一针一线在最寻常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折射出莫名的悲哀来：这位母亲我们不曾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她的儿子有着一个普通的韩国名字“尹泰宇”。生活中的泰宇母亲以私卖一些草药和替邻里扎针治病为生，吃穿用度之拮据，早毫无保留地体现在日常的柴米油盐和她干瘦的身躯上。母子两人蜷缩在一个小小的作坊家中。然而儿子泰宇却从来不是早当家的穷人孩子，智力的残缺使得他玩混度日，并很容易在被别人叫做“弱智”的时候勃然大怒起来。泰宇唯一的朋友青阳是一个自私而富有心机的小混混，在一次泰宇不幸遭遇的小车祸之后，他率领泰宇找奔驰车主报仇，也不曾忘了把踢坏奔驰车后视镜的责任嫁祸到泰宇身上。

电影开头的一个镜头成为了母子俩生活的一个巨大折射：泰宇在路边厮混被奔驰车擦着而倒在了地上，其实却并没有受伤。而在马路对面一边做工一边望着泰宇的母亲却因为心中大骇而被手中的小铡刀砍伤。当母亲狂奔到泰宇身边的时候，她误以为手中自己的血是泰宇车祸所致，心中悲苦哭出了声来，竟不曾知道这手中的血是自己的血。可是日后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泰宇母亲的含辛茹苦而能变得平淡下去，泰宇殴打车主而必须赔偿的风波才刚刚停止，就因为酗酒厮混而卷入了一场不明不白的谋杀案中。一位单亲无助的母亲，就因此走上了一条与整个社会的冷漠偏见对抗的道路。

十指连心，怎能不痛？因此看到泰宇被车擦伤的那一幕，我有过很多的想法。在那一刻，母亲从自己小小的作坊中狂奔而出，鲜血不顾。这世界上哪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不是泰宇，世界上哪一个因为因为关切而惊慌的母亲不是泰宇的母亲呢？或者说，世界上哪一个因为身处险境而让母亲担惊受怕的儿子不是我自己，世界上哪一个愿意为自己的儿子一跃而起飞奔而出的母亲，不是我自己的母亲呢？

世上的每一位儿女看着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都应该看到自己曾经生活在许多相似的镜头中：在这部电影中，泰宇的母亲因为生活的重压和让自己多惊多虑的儿子而素颜朝天，少露笑颜，面部的表情总是处于一种拘谨和惊蹙之中。偶尔流露的一颦一笑，也因为嘴角的皱纹而显得有悲凉的味道。然而只有某些时刻，就是她给泰宇喂药的时候，就是她和泰宇一起吃饭的时候，此时的她看着自己的儿子，眼神中不再有着让观者流泪的惨淡和恐惧，而是变得温暖而响亮。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一个自己所生所养的儿子——即使这个儿子有着先天的弱智和后天的种种不成器——成为了她所有快乐和欢愉的来源。

谋杀案风波横空出世之前的最后一个明亮镜头，是一片高墙之下，泰宇的母亲给匆匆忙忙要出去玩的泰宇端来一碗药。那一刻的镜头充满深意，泰宇在墙边小便，并一边喝着母亲端来的药，导演随后将镜头后拉，高墙逐渐扩大，母亲两人在墙下的构图显得压抑而渺小。那一刻，泰宇继续一个不懂事儿子的无知无畏，然而他的母亲，分明是在轻轻地笑。

而那轻轻的笑中，孕育着一切救赎的终极力量：爱。除了它，谁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因此，我敢这样说：如果你曾经关注任何一个因泰宇母亲的辛劳和悲苦而变得并不那么明媚的镜头，我相信你懂得人间这最可贵的感情；如果你曾经因试图保留这种感情而留意泰宇母亲的每一个笑容和蹙眉，我相信你也会一样爱自己的母亲，我相信你也有着一颗和本片导演一样细腻的心。

镜头二：暴雨之中，母亲在独自行走

如果泰宇并没有卷入一场凶残的谋杀案中，虽然担惊受怕，虽然活得艰苦，泰宇母亲和自己儿子的生活也许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因此当泰宇醉酒的第二天早上一个叫文慧中的女孩的尸体被曝尸房顶的时候，整部电影在迷雾中迎来了一个高潮：泰宇因为在犯罪现场被发现了刻有自己姓名的高尔夫球而锒铛入狱，并在简单的询问中因为自己弱智的回答而被确定了为谋杀犯。

而电影在泰宇醉酒当晚的镜头给了包括母亲和电影观众在内的人这样的暗示：泰宇生性懵懂，虽然确实因为醉酒后春意萌动而跟踪过文慧中，却因为没有得逞而离开了现场，他也曾目睹巨石从黑暗中被抛出，却和这件凶杀案没有丝毫直接的关系。观众在这样的认知下，将随着泰宇的母亲而纠结：这位坚信自己的儿子弱智而善良、卷入此案肯定是被警方诬陷的母亲，将走上一条艰辛的洗冤道路。

泰宇的母亲所独自对抗的，是包括混乱草率的侦缉、司法制度在内的整个污浊社会，每一个关注此片的人都曾经目睹这位瘦弱的母亲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出了多么远：泰宇所在的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负责侦缉此案的警察们甚至是泰宇母亲看着长大的，然而却凭借现场发现的一个高尔夫球而可笑地定了罪——因为这个高尔夫球上，刻有尹泰宇的名字。在询问犯人的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做到丝毫的权利告知，也没有律师到场，而因为弱智的泰宇对警方提问的弱智回答而被警方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被定罪了。而在定罪之前，泰宇甚至受到了变相的体罚和虐待。一个制度如此混乱，无视一位母亲的声嘶力竭，而草菅人命是如此容易。

对泰宇母亲而言，压力不仅仅在此。她为了寻求文慧中家人的理解而到了女孩的葬礼上，却遭遇了谩骂和毒打。更吊诡和反讽的不仅仅在此，在受害女孩的葬礼上，电影镜头聚焦在那些女孩家人的毫无愁容的脸上。文慧中的祖母依然酗酒，远道而来的亲戚们谈论和自己有关的生活，叼着烟头，并丝毫没有和一身缟素匹配的惨淡。在这样的社区中，泰宇母亲面对着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儿子一定是凶手的偏见，开始了疲惫而布满荆棘的道路。

在泰宇母亲试图洗冤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过转机：她一开始认为儿子的损友青阳是凶手，并且在潜入青阳家中后，惊喜地发现了沾有“血迹”的高尔夫球棍，并满怀希望地拿到警察局化验。那一刻，走在雨中的她如此轻松，以为可以用这支球棍换得自己儿子的清白，虽然之后不久，那“血迹”就被证明是口红；在此之后，无助的她找到了一位昂贵的律师，却发现这位以“吃自助餐一定要站着吃”为信条的自私律师关心钱要胜过关心自己儿子的清白。当律师提出以承认泰宇是精神智障来减低罪刑的时候，她在喝完一杯酒之后，决然地拒绝了。

泰宇母亲之所以决然拒绝，可能是一方面坚持自己儿子彻底的无辜，彻底的无辜当然是不需要减刑的；另一方面，可能是不能忍受自己儿子在“制度”（institution）上被确立为一个弱智。这就是一个瘦弱的女人在精神上的强健，当一次次尝试都失败之后，泰宇的母亲在回家的路途上，遭遇暴雨倾盆。那一刻，所有的雨水都打在了一个女人多灾多难的肩膀上。

就是她一身雨水回到家中之后，在青阳以收费为代价的帮助下，案情开始发生转机。她深入到受害女孩的生活中，发现了许多被警方草率忽略的情节：受害的女孩家境同样悲苦，和自己的祖母相依为命。为了改善生活而在高中同学中变相卖淫，人称“米糕公主”。一些曾经染指文慧中的男生在受到青阳殴打之后暗示真正的谋杀案凶手很可能是那些和文慧中发生过关系的男生中的一个。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所有男人的照片，被文慧中毫无疏漏地保留在自己的手机中。

案情的发展当然开始变得愈发曲折，当泰宇的母亲费劲机心终于拿到了文慧中的手机，泰宇的回忆暗示他曾经在现场看到一个相貌丑陋的中年人。而巧合的是，那位中年人的照片确实也在女孩的手机中。

案情似乎在此时就要全部真相大白了，泰宇母亲在此时鼓起勇气，到中年人——中年人原来是一位捡破烂为生的流浪汉——家中刺探真相。就在观众以为故事要圆满结束的时候，之后的交谈却让一切在瞬间急转直下：流浪汉对当晚时候的回忆证明了泰宇确实是真正的凶手，确实在酒醉中杀死了女孩。而此时的泰宇母亲终于因为不能接受事实而突然精神崩溃，并在崩溃中以利器杀死了流浪汉。就在万念俱灰的情势中，警察局却给她带来了绝好的消息：警方在当地同样智障的一个日本流浪青年身上发现了和文慧中血型相符的血迹，并因此将其定罪。泰宇至此无罪释放。

在这部电影中，泰宇母亲一路走来中路旁的风景成为了整个社会病态的一个镜像：

草率定罪办事散漫的侦缉机关，从来不曾顾及案件涉及的一个个家庭的悲欢。这样一个草率的制度系统起先单单凭借一个高尔夫球就将泰宇定罪，不曾顾及泰宇母亲的呐喊和哭诉。而更加吊诡的是，就在泰宇的母亲认识到案情的真正事实后陷入深渊，这个侦缉和司法的系统凭借同样的方式将罪名加给了同样患有精神病的日本籍青年身上。在泰宇母亲与这个制度系统对抗的过程中，整个系统的虚弱、草率与混乱被暴露的一览无余，发现真实是不予考虑的，保障案件当事人的权利是不予考虑的，相关者的哭诉呼号是要置之不理的。整部电影的高潮以警察局草率地把手铐拷到泰宇手上开始，以警方同样草率地将手铐从泰宇手上移开拷到另一个人身上结束。一个小小的警察局来隐射整个侦缉系统乃至人类的一切政治系统，导演的讽喻力量，让人敬佩。

衣着光鲜的宇峰大律师是泰宇母亲请的第一个律师，也是唯一一个。这位律师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极其繁忙，并且在许多地方显得见多识广——他的 “吃自助餐时候一定要站着吃”的信条将一个律师唯利是图的生活哲学勾勒完毕。这位律师初见泰宇的时候表情调侃，似乎觉得眼前的这对母子很有意思。而他的最后一次出场是在灯红酒绿的KTV中，身边都是当地的司法精英们。这些司法精英们将小姐们左拥右抱，漫不经心地指出本案的唯一一个法律拯救途径就是将泰宇鉴定为精神病患者以求减刑。正如前面所说过的，泰宇母亲在喝完一整杯红酒之后静静离开，她的离开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一个法律精英们唯利是图毫无善良价值观的法律世界里，精英们对拯救之道离真正的救赎之道从来就是越来越远，“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世界如此广大，寻常巷陌里面的升斗小民，才是整个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在泰宇母亲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些最不起眼的细节中看到了导演试图为我们构筑的世界：泰宇的唯一“好朋友”青阳在被泰宇母亲“诬陷”后潜入泰宇家中，对满身雨水夹杂疲惫的泰宇母亲进行敲诈勒索，将其仅有的钱财抢走，并用之买了一辆私家车；文慧中的同学们在谈起这位不幸惨死的“米糕公主”时毫无悲悯之情，反而以之为乐甚至对其香艳之事垂涎三尺；而或许更为典型的，是文慧中的手机里面那些相貌猥琐的男孩男人们，真正成为了对当地市民的道德生活一个绝好的隐喻：在这个世界中，男人们靠一些小米而和贫穷的文慧中发生关系，并将自己的不堪留到了文慧中的手机照片中；文慧中的亲戚们包括她的祖母，对女孩的惨死毫无伤感，在祖母的眼中，自己的孙女早已经单单是靠出卖性为自己换取粮食的工具而已了。

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泰宇母亲一步步行走着，换一个中国化的说法的话，“为自己的儿子讨一个说法”。一路上她看到了草菅人命却不以为意的侦缉机关，看到了满身铜臭味的法律精英们，看到了勒索自己的“泰宇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相貌英俊，看到了文慧中的家人们冷漠的眼神，也看到了文慧中手机中赤身裸体的男人们……

一路上，泰宇母亲看到了很多的风景。就像在球杆上面的“血迹”被证明了是口红之后她走入大雨倾盆中一样，一路上，她都是在独自一人在天地肃穆的大雨中行走。她只是一个寻常的母亲，胸中不藏甲兵，也从未曾试图和我们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丑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然而事实既成，这些路旁的风景组成了一条并不光荣的荆棘路，泰宇的母亲走了进去，满身伤痕的她用自己带着泥水的脚印白描了这一切，也最终解构了这一切。

镜头三：泰宇麻木的笑容

本电影如果仅仅是体现了笔者以上所昭示的一切，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它的思想性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导演的许多地方给了我们许多的暗示——我们无法揣度这种暗示到底是有意还是无心，因为电影本身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力——这些暗示促使我们去思考这部电影在漫长的剧本之后可能存在的终极关怀。这些终极的思考经过我们一些可能显得一厢情愿的剥蚀，开始显得深邃甚至可怕。电影中也许大量存在着隐喻——这里用也许，是因为无法揣度这种隐喻运用背后的目的是否存在，这些隐喻白描了人类社会的许多侧面。

在电影中，支撑着母亲走下去的可以说是一种信念——即自己的儿子从来就不是杀人凶手，但或许更可以说是一种爱，一种母亲对自己儿子一以贯之的爱。然而在导演故意安排的细节中，这种爱开始变得脆弱而富有悖论，故事安排了一个如此吊诡的情节：在监狱的看望中，母亲努力让泰宇回忆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泰宇在一次殴打后自称“自己什么都回忆起来了”，可是他回忆起来的场景居然是：“妈妈，你曾经试图杀死我，在我五岁的时候。”母亲此时大惊大骇起来，试图给泰宇扎针来安慰他：在这部电影中，泰宇的母亲一直说人的大腿有一个穴位，扎进去可以让人舒服，忘记了一切的痛苦。

如果笔者没有妄言的话，本部电影中弱智的儿子泰宇其实是人类的一个隐喻，至少隐喻了人类的一个侧面：一个弱智的少年可以记得五岁时候的往事，那一年，自己的母亲因为生活的绝望而试图杀死他而后自杀。泰宇不能记得自己母亲对自己的爱，不能够记得母亲对自己无数次的叮嘱，却可以记得这一次母亲对自己的伤害，并且冷冷地告诉母亲“你以后不要来了”。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每当别人说自己弱智时辄立刻大怒，并因为这个原因在醉酒后无法控制自己，杀死了斥骂自己跟踪的文慧中女孩。

泰宇的自私、健忘爱与善记恨更连同他的弱智，共同构成了导演对人类天生的畸形人格的一个讽喻：这个地球上面的许多人不曾记得别人施与自己的爱，甚至自己母亲施与自己的爱； 不曾记得生命给自己的可能性及这背后富有的无限美感，不曾丝毫怀有感恩之心，却记得任何人跟自己的仇怨，并且深深铭记在心，睚眦必报。在这部电影中，泰宇作为无知的人类或者说人类的无知的一个代表，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并且更为吊诡的是，在杀害女孩之后，因为这一场酒醒将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仿佛一切真地没有曾发生过。

电影的观众中，也许会有许多人对泰宇的弱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电影的观众们，你们把视野从电影中转到我们身边的社会，那些因为睚眦之恨动之刀枪的人，不是比泰宇更无知吗？那些自持聪明而伤害别人的人，其实不是比泰宇更加“弱智”吗？那些对过往的灾难置之不理，丝毫没有历史感情的人，难道不就是在一场酒醒之后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的泰宇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每一位自己的母亲面前，我们都是泰宇这样不懂事的儿子；在整个人类社会面前，如果我们曾经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对他者进行过伤害，我们的无知与泰宇相比，或许比其智力上面的残障更加不堪。

在整部电影中，泰宇一直在“吃药”，因为他一直在病态之中。然而比弱智更病态的是人性，泰宇的无知、自私、暴虐和更可怕的——这一切背后的无意识，都在镜头的一次次转移中隐喻地如此深刻，深刻到无法面对这样的语词：在《圣经·加拉太书》中，救世主这样告诉世人，“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腐败、嫉妒、凶杀、醉酒等类，我从来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一种终极的智慧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知的泰宇。圣经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镜头四：草原上的独舞与客车上的群体狂欢

人一生的时光，在这部电影中，开始变得又苦又长。

电影一开始的镜头是很让人难以理解的：在一片广袤的草地上，泰宇的母亲远远走来，并在四顾无人之后开始了一段并不曼妙的独舞。平时拘谨甚至略带恐惧的面部表情在独舞时显出莫名的诡异，而这难以捉摸的表情在单色调的广袤草原背景映照之下伴随着僵硬的舞蹈语言，让整部电影具有了一个令观者无法轻松的开头。

而如果最后流浪汉的回忆叙述没有出现，这部电影也许会拥有一个令许多观众睡个好觉的结局：流浪汉是杀死女孩的真正凶手，泰宇被无罪释放。然而导演的高明就在于此，在破草棚中居住的流浪汉并不有着一个观众预期的丑陋灵魂。而他的回忆昭示了一个让观众和泰宇的母亲一样五雷轰顶的结论，即泰宇居然是真正的凶手。在此事实的揭露之下，泰宇的母亲终于精神崩溃，杀人灭证。

泰宇母亲在杀人时候的暴虐、杀死人之后的恐惧和大哭以及她一路走来时表现出来的善良和正直——这位贫穷的母亲甚至并不愿意从流浪汉三轮车偷一把遮雨的破伞，即使这三轮车的主人并不知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讽刺，一位善良的母亲，为什么可以基于母爱而杀死一个活着的生命呢？如果杀戮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话，母爱这种最强大的力量到底是让人类更加善良，还是更加盲目了呢？如果母爱是一位母亲唯一所拥有的力量，如果母爱是一位母亲生活全部意义的来源，那么，人却又为什么走上杀死别人儿子的道路的呢？这世界上的哪一个男人，没有自己的母亲呢？

这一切都深深困扰着这位母爱的拥有者，当然，也许她所想的并没有这么深刻，也许她只是被杀人的负罪感折磨罢了。这种折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电影的最后警方来告诉她泰宇无罪的喜讯的时候，她也没有多展笑颜。也正是这种困惑和负罪，使得她面对同样被无辜定罪的日本弱智青年的时候，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嚎啕大哭地问道：“孩子，你也有自己的母亲吗，你也有自己的母亲吗？”自私的母爱和对他者的悲悯，冲突地如此深刻。

电影最后的一小组镜头，给了全部故事一个终结性的结尾：母亲将在一切都结束后要坐客车出门旅行散心，泰宇在车站中将母亲不慎遗留在流浪汉被烧毁的废墟上的针线盒交给了母亲。这小小的针线盒也许是泰宇家中最精致的物事了，一个女人全部的美丽与精细，都雕镂在针线盒上的梅花图案上。母亲看到这个针线盒后自然想起了整个案件相关的故事——当然包括自己的杀人——后悲从中来，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趋步走上客车。此时客车缓缓开出，夕阳西下，满车的游客纷纷站起来在车厢中起舞。一缕夕阳打在母亲满腹心事的脸上，而她终于缓缓取出针来，刺中了自己大腿根部的那个穴位。正如之前所说，那个穴位据说可以让人忘却一切苦恼和痛楚，而单单给人快乐。随后她站起身来，加入集体的舞蹈。

在集体的狂欢中，母亲暂时忘却了这场谋杀案风波中的种种不愉快，包括警察局的不公、律师的贪婪和身边人的冷漠，也忘却了文慧中手机中男人们的丑陋与不堪，当然也试图忘却自己杀人灭证的经历，而单单在车厢中起舞来。这舞蹈的情节和电影开头诡异的草场独舞达成呼应，一次社会群体的众生相、一次对整个社会的讽喻也在这场用针药忘却过去的起舞中达到高潮。在这场扎着针的起舞中，那一刻母亲也许忘却了所有的苦楚和生活的不堪，告诉自己，“不如跳舞”。 在拥有了快乐之后，母亲加入到游人的狂欢中。整部电影也在此落幕了。

我们或许不应该在评论的路上走得太远太深，或许我们以上的所有都和导演的原初没有任何关系——导演也许单单是想说一个复杂的案件罢了。然而如果现代性的本质真的是猥琐，在《母亲》这部电影中，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单亲母亲的荆棘路上显得不堪和猥琐，而这位未尝不是伟大的母亲，也在最后的杀人灭证中走入人性的卑劣。在整部电影中，没有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没有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人们只能起舞，用肢体的愉悦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堪。这就是现代社会，这就是群居的人类。而善良的“母亲”和他们唯一的区别，也许就是她起舞之前，需要在自己的大腿上刺上一根针。或许因为她还有善良，因此需要戴着镣铐起舞来。

从任何一种维度上说，那些在享乐中失去了自己自由的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你曾经目睹人类的种种不堪，如果你曾经目睹过自己的不堪并且因此而痛苦，你就是泰宇的母亲；只要你最终试图在痛苦中起舞，最终试图逃离这种痛苦，你就是泰宇的母亲。我们曾和她一样目睹痛苦，我们曾和她一起经历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她。

因为在现代性的时代里，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韩国母亲的生活不会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人和人之间的生活早已经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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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竟系我五年前所写，白驹过隙，蹉跎岁月，是为记。

■一句话点评：面对被视为无法超越的《杀人回忆》，奉俊昊告诉世人他可以出乎所有人意料。


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记不清事情。含辛茹苦的母亲，千思百虑为孩子。儿子被当作杀人案件的嫌疑犯被捕入狱，周围没有任何援手，只有母亲一人去拼死抗争。铁窗泪、母子情，这样的题材放在中国，必定会催生悲情版的事迹。放到日本，前年刚好有一部《即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儿子被错抓，母亲极力为他争取机会，请到了负责任的律师相助。在《母亲》里，母亲并不是一开始就想铤而走险，无法回头。对她而言，那样的做法就显得过于非常规，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她也找了律师，可惜对方贪钱且不负责任。她动用直觉判断，结果证实是假象。她被误导，虚惊一场。最后接近了真相，结果当即崩溃，酿成惨剧。

影片没有耗费大篇幅去渲染母子亲情，更准确的说，《母亲》一片并非要追求建立在母子关系基础上的依赖与信任，正好相反，看待里面的母子关系不能选择常态角度，一旦你这样做了，那么就被导演很顺利地牵着鼻子走了。在相同的场景里，母亲忙着手头的事情，双眼一直离不开儿子。虽说儿子就在不远处，也是个眉清目秀的大人了，可在母亲眼前，他依然是个稍有不慎就会出事的小孩。然而别人说她儿子是傻子，但这个小哥也不是智商全无。他知道很多事情，会抗拒母亲无时无处不在的出现，会向母亲证明自己有正常人的能力了。《母亲》遗留给观众的最大问题就是儿子到底傻不傻，有几分傻，暗藏了多少事情。

孤儿寡母的人物设置令人同情，儿子锒铛入狱，母亲悲痛无语，这完全是老天不公，法律不正。过了开场序幕，《母亲》就进入了找凶手时间，一个几乎所有观众都会感兴趣的话题段落。原因就在于多数人都秉持了善恶有别的天性定论，一定要把凶手绳之以法，不能冤枉好人。更何况影片用一些黑色手法去表现了不中用的警察还有贪得无厌的律师，这些令人厌恶作呕的嘴脸，成为了引发悲剧的根本原因。

可以注意下影片人物的出场顺序，高尔夫球场事件带出了警察，对儿子朋友印象不佳导致母亲有了怀疑对象，朋友的分析进一步误导了观众，母亲又借他来审问学生，所有的内容都是环环相扣，没有错漏。再到后面的垃圾老头和猥琐学生，他们的出场也完全是精心设置过的。老头就在指认现场的前景处，母亲在路上问他拿了把破伞。两个男学生一开始都是以背景人物出现，后面才有正面表现。就连警察嘴里的某个案件、女学生流下的鼻血，最后都成了关键的细节点。

奉俊昊也擅长指导群戏，《杀人回忆》里的案发现场，《怪物》里的混乱葬礼，《母亲》同样有类似的戏，指认现场后紧接着葬礼，一样的精彩独到。有恶搞的细节，像人模的头部掉了下来。有暧昧的细节，儿子脱下面罩和女学生招手示好。有影片必须的细节，母亲在现场发传单，争取民众支持。换到葬礼那边，家属故作悲伤的姿态，疯老太的出现，双方扯打，激化了矛盾。再到可以单独分出的段落戏，母亲的两次小屋探访都相当有代表性，前一次涉险过关，后一次万劫不复。朋友意外来访、游乐场审问两段更是采用了不同拍法，前面的阴冷诡异，后面的血腥暴力，奉俊昊掌握了如此的技巧，一点都不会有堆砌的嫌疑。处理过去时空的闪回闪念上，影片就好像在一道滑动门上任意穿越，在不同部分的讲述里跳来跳去。死者的现身说法，更加重了电影的悬疑气息。

《母亲》能轻松地把一般杀人犯罪片比下去，原因就在于它一直鼓励找凶手，也明确告诉观众有凶手，到头来观众发现原来凶手就在那里，是自己失去了判断能力。然而《母亲》不是一个推理片，它用了亲情伦理片的包装手法，母子情的存在让很多人失去了分析的依据，更加重了反思的难度。如何跳出母与子的泥潭，影片似乎给不出答案。当母亲用针灸让自己暂且忘却伤痛，随着车内的人欢歌起舞，记忆能否随之而去显然是个麻烦问题。在儿子身上，记忆表现为毫无征兆地出现，也毫无征兆地消失，他会不时记起，又时常忘记。那场大火，那个黑夜，母子的记忆之殇就在这里。他们无法离弃对方，也不存在伤害。从内在的血缘到外在的身份，由始至终，他们本就是一体，命运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

韩国导演奉俊昊的风格是令人过目不忘的那种。最先抓住我的是《杀人回忆》中韩国警察的腾空双踢，狠、准、稳，踢人的同时自己也全身而倒，不怕摔不怕疼，个个勇猛凶恶，审问罪犯无所不用，比黑帮还敬业，看得人倒吸凉气心惊肉跳。

《母亲》也有类似的审问细节，但故事并没在审问过程上逡巡——无论如何，这虽然也是部寻求案情真相的“侦探类”电影，但重点远不在于案情的真假，甚至你一开始便大概能猜出来这案情的真正罪犯到底是谁。令人意外的，是在寻找过程中我们随着母亲的眼睛所观察及感受到的一切。

韩国影后金惠子饰演的母亲很有一切伟大母亲的共性——对智商偏低记忆紊乱的儿子不离不弃，百分百以儿子的利益为己任，为孩子打理一切安排一切，竭尽全力的保护儿子，不论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表现在故事中，是儿子被当作杀人犯收监后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儿子的口供是事实真相，而是倾尽全力找律师，找儿子交往的朋友，找儿子曾去过的地方，不放过任何线索启示，只为了替儿子脱罪。

电影中有很多表现这种无条件母爱的细节，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儿子（元彬）跟朋友在高尔夫球场闹事后被抓进警署，母亲带着一篮子瓶装饮料来领儿子的片段。她垮着篮子，经过警署每张桌子时都给人家放上一瓶，同时点头哈腰面带讪笑。母亲的卑微姿态让人觉得心酸：这世上有什么是一个母亲不愿为了孩子牺牲的！

在表现母爱的同时，母亲的独自调查过程也展示出了韩国社会底层形形色色人群的生活状态：拣垃圾的老头，孤身疯婆子，被欺负的高中女生，被抛弃损害连母亲都没有的先天愚儿；对比他们的，是行乐的律师，酒醉的精英，行凶的学生恶霸，还有儿子仰慕模仿的混混朋友。母亲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站在她一边。但母亲的姿态与作为背景的弱势群体又有所不同：她抗争，用一种决绝的勇气毫无保留的为儿子奉献一切。

但母爱便是尽头吗？奉俊昊让我们看到了母爱惊心动魄的另一面：五岁儿子的回忆，金色荒原上烧作焦黑的废墟。母亲以爱的名义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尤其当这爱被逼至绝望尽头的时候。爱在创造的同时，又能毁灭一切。超现实主义影像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曾说过：“人从不自由，却不断奋斗想成为他永远不能成为的。这便是悲剧。”《母亲》的悲剧并不止于人终生无法自我实现的绝望，更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而不知不觉成为所对抗反面的一部分，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降格成为侮辱者及损害者，并因此带来的情感坍塌与位置失衡。

但个人的悲剧比起制度的悲剧，又算得了什么？缺乏家庭关爱的死者，脸上被人刀刻的女学生，沉默寡言的拣垃圾老头，还有最后那个被关起来的愚儿。他们才是真正的牺牲品，这些被社会遗忘抛弃的弱势群体们，除了沉默与忍受，他们别无所依。母亲在荒野上的悲怆舞蹈，或者在公车上忘乎所以的庆祝，与费里尼在《卡比利亚之夜》中最后的狂欢何其相似！除了遗忘，除了沉沦，除了自暴自弃，母亲们还有什么选择？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那么，便让一切都落幕吧。我们以爱的名义，弘扬这个运转和谐自成体系的文明社会，弘扬所有的母亲和她们的牺牲与毁灭。就让舞蹈继续，狂欢继续，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