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星期天

我一直有一个小念头就是拥有一个餐桌，就摆在电视的正前方，可以坐在椅子上直起腰吃饭，而不是窝在茶几上。可以在桌子上摆许多许多的菜。旅行的时候看到适合做桌布的布也都毫不犹豫的一并买下，如今也收集了不少。当你对一个东西期待的越久，在心里对它的要求就越高。去家具城看过不少，不是做工太粗糙就是尺寸不合适，想着“反正这么久都没有了不差那一时半会儿不能凑合”结果拖着拖着一直没有如愿。本来是个很简单的小念头。如今看到所有的住宅，餐厅都是我的关注重点，一定必须有张饭桌是未来自己房子的第一标准。

“红沙发”其实就是一个小念头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梦想与现实差距的电影，我看也不一定啊。片子中也有很多人怀疑这个大红色的沙发是这对菲工偷来的。这些不动脑子的怀疑当然就源自“歧视”。但你说有哪个小偷会去偷一个这么醒目又不方便携带不方便销赃的“大家伙”呢。如果真有，那绝对是有梦想的小偷了。就像这个大红色的沙发，有人说它是“梦想”，沙发有多贵呢？一个简单的小沙发如果他真的想要，节衣缩食肯定是没问题的，再不济买个二手的肯定不难。电影中那个瘦子菲工为什么一直没有为那个在天台有个沙发的小想法买单呢，因为其实这样的小念头他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泡个妞儿，成个家，有个自己的小乐队……它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梦想对这个红沙发真是个大词，其实它就是那么一个轻松的小念头。这是我们对梦想的歧视，动不动就把什么都上升高度。

对一件东西期待越久，要求就越高
有个星期天，那个在天台幻想着沙发的人在街上遇到了那个梦想的沙发，于是就把它抬走了。我是一个不太执着的人，所以很多次我都想“那就算了呗”甚至当他们被送到回收站的时候，我在想“正好儿在这儿找找，换个轻松一点的吧，那个镜头里的黑色小沙发就不错，准能搬上公交车”。这一路上那对菲工其实对这个红沙发期待了很多，比如放在哪儿，想坐它的人收他们多少钱……期待越多，要求就越高，于是不是这个红沙发别的就不行了，蓝衣服的菲工从原来的想把沙发扔了走人，到越来越不舍，都是源于期待。

总有一些小事情不能实现，不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只是它们不太重要。我们的精力有限，而这些小念头却有很多。

这是一部小电影，它讲了一个看似无厘头的小事。很少有带着种族歧视的片子能拍得这么轻松，导演把这么大的事情都淡而化之，所以我觉得也不必给它太过沉重的评论了。

片子刚开始放时，我就知道，这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在这之前我对本片的了解仅限于之前的一次颁奖）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我们要把那张沙发带回去，因为那是上天的旨意”于是两个男人为了他们的红色沙发，为了屋顶上空的星星，为了呷一口那冰爽的啤酒……踏上了回去的道路。但是这一路上走的并不轻松，抄捷径被机车大叔撞到，战战兢兢进了警局，误打误撞的救了想跳楼的男孩，也因为此还上了电视。一路上跌跌撞撞但不乏笑料，虽然一路艰辛但俩男人从未放弃过他们的沙发，直到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流（这个剧情好像荒野生存ORZ~是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咩？）但正是这条河流的出现，影片的高潮也逐渐出现：当小蓝的“女友”在电话说她只想快快乐乐的过完一天时，两个男人呷起啤酒，开始回忆往事，这个时候的音乐来的恰到好处，（每当这两个男人说起自己的美好愿望时音乐总会很合拍的想起）虽然我很好奇他俩是从哪里拿来的吉他和鼓，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沙发湿了有什么关系！门禁有什么关系！就算被遣送回去又有什么关系！至少现在能躺在沙发上，抬头看就美丽的夜空，就像电影里说的“如果上面是天堂，那么我现在身在何处？那如果我现在已经在天堂，那上面又是哪？”
当我以为电影应该就这样结束时，新的一天把我拉回了现实，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沙发，坐上了原本应该回去的公交，也许有的时候把不方便的东西放下，才可能走的更远。但我总觉得这部片子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星期天是他们最快乐的一天。
那个红色沙发承载着他俩的幸福与美好。

《台北星期天》影片中，讲述的是两个菲律宾外劳在忙碌了一周工作之外的一个周末，无意在街上发现一张红色沙发，两人商量着一起讲其搬回工厂宿舍在路上所发生的事。菲律宾的人名真难记，姑且叫一个黑胖子迪爱斯（还真那么像屌丝的发音- -），一个瘦胡子马诺奥好了。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部电影，没有所谓的养眼明星，讲述的是两个平凡的小人物，现称屌丝，在台北驮着沙发漂流的故事。在漂流的过程中，以异乡人的身份见识了台北这座城市的人情冷暖，台北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经受着他们互相友情的考验。其实仔细窥视两个主人公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是马诺奥，对别人要求太高对自己要求太少，不想付出又想得到最多，空有想法有怠于行动，企盼着生活的美好企盼着美人环绕，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朋友迪爱斯，在你做白日梦时不识相地戳破你塑造的梦境，然后你特厌恶地大骂一声“这是我的白日梦！你做你的去！我做什么样的不用你管我！”两个人幻想着他日的富贵，在一起YY中走向了屌丝的永恒。

“你看着上面的天空，如果你上面是天堂，那你现在身在何处？如果你就在天堂，那上面又是何方？”多么的屌丝，可是又多么的真挚。我就这样被这两个抬着红色沙发穿过台北大街小巷的外劳感动得一趟糊涂，或者说，把很多人的屌丝心态都暴露无遗。

菲律宾劳工在台湾的处境，我想在这部影片里展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不过其中表现的漂洋过海的外劳对“家”的感情细腻的刻画，对外籍劳工在城市中生存的问题的思考是发人深省的。整片拍摄的调子还是清新的台湾式小品，宝丽来色彩的处理，那张台北街道中扎眼的红色沙发，都不忍让人大赞导演和摄影的功力。总的来说，这部片，我很喜欢。

http://axinlove.com/2011/04/pinoy-sunday/

《Pinoy Sunday[台北星期天]》没有成功，没有就算了
by @xinl.ve 110412

Movie Rating：8
为什么会比较在意《Pinoy Sunday[台北星期天]》的结局，实在不符合我一贯的作风。期待温情脉脉的台湾会给两个外来劳工一些关怀，表现台北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天道酬勤，老天爱笨小孩等等鼓励人奔向上的台阶的词汇，也就是我看片时期望结局的心情。毕竟，只是在阳台，坐在沙发上看着星星月亮，喝点台湾产的冰啤酒，这样小小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但电影没有给，没有给也就算了，不妨碍两人继续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信心比金子重要。

能如此熟悉菲律宾人的生活，又能把他们的故事放到台北这个城市，如此跨越国度社会和文化壁垒的导演，经历必然会有异于普通人之处。何蔚庭马来西亚的华裔，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定居在台湾，然后在台湾的电影体系中创作本片。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历，让他把握住了在台北生活的菲律宾人的状况，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两位菲律宾人的视角，感受在台北的生活。故事的主线并不复杂，但呈现的生活细节是用心的眼睛才能发现。在那些点滴中，体会到渴望生活美好的努力，异域谋生的艰难和人生的一些苦涩无奈。

已婚的Dado在台北有一个女朋友，未婚的Manuel幻想着从舞厅辣妹到槟榔女的一切异性，沙发和小推车的得来也都显得不那么光彩。用绝对的正义感评判二人，他们在台北的生活，并不符合没有一丝差错的谨慎小心，也并不是那种任劳任怨渴望出人头地强烈追逐成功的欲望。但他们从当下的生活中不停寻找快乐、希望和短暂的人生意义，使他们能继续着艰难而并不成功的人生。

台北的布景在电影之中显得太弱，少了借外界之眼看台北人生活百态的深度。Anna住家的台北人家中有老人和年轻的小夫妻，为什么会有不休止的争吵？行走不便的老人有怎样的看法，能否说出精炼人生智慧的平和之语等电影可能扩充的环节，在本片中只尽了一个呆呆的道具作用。不熟悉台湾电视圈生态的观众，是无法感受片中电视台播报“是小偷还是英雄”的夸张，大概只会觉得是滑稽地表现了二人搬运沙发的事实。

导演何蔚庭在小情绪上的把握非常好，短片《夏午[Summer Afternoon]》中已经有过体现。在本片之中处理Manuel和Dado的性格和在整个事件中的关系，主从表现的非常好。凭空出现吉他和鼓是平地惊雷，梦想照见现实的感触都在其中。

PS:两人搬沙发经过的一个Y形路口，矗立在那的一栋楼与《人民公厕[Public Toilet]》里的印度兄弟居住地非常相像。

Pinoy.Sunday.2010.DVDRip.Xvid-XTM

       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台湾控，是的。第36个故事、台北一页、蓝色大门、艋舺、听说…………好多好多……是喜欢台湾味的小电影，清新、简单，当然，有点小资。。也带点文艺。。
    这部是讲述菲律宾劳工在台湾的故事，幽默，也有点心酸。我很愿意把它也理解为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Manuel，有点痞样，一开始不是很喜欢，但是在他们尝试把沙发搬过河失败后他的样子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很多时候，外表的吊儿郎当又何尝容易？没有家庭，没有女友，而对爱情敢于付出，努力追求，不管是否切合实际。与Dado的老实谨慎相比，至少他还有梦，还敢做梦。河边的DAdo反而突然放开了轻松了，在Manuel都要放弃的时候，他都不去想准时回工厂了，这段是我最喜欢的，煽情也好，老套也好，至少我看到了两个人的心灵对话。对旧时光的回忆充满温情。后来的弹吉他打鼓唱歌或许是在做梦吧，很美的梦，轻松的曲调、月凉如水、反映着灯光的幽暗河面，还有河岸滋长的草丛……最后，沙发是不得不放弃的，这是现实的。
    两人之后似乎没有回到原来的工厂，在海边，应该是菲律宾，他们梦想开家具厂，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有着梦想，讨论着晚餐吃菲式卤肉还是菲式卤菠菜，这种日子很惬意啊~~
       影片是否主要想反映外劳在台的状况，这个导演比较清楚，但是他们确实不容易。Anna的善良，还有Dado时刻担心被遣送，背井离乡的不容易。。而片尾的情节和配乐暗示着一个美好的结局，看上去很美好，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有点童话。。
    好吧，配乐我很喜欢~~

在今年金馬奇幻影展《台北星期天》作為開幕片首映，風光轉戰電影院，卻苦無門路可循，全台只排進五間戲院。根據導演所言，這部以菲律賓移工為主的幽默劇，除了某些大戲院慣常以票房為由拒絕之外，某大連鎖戲院更以「不希望菲律賓人聚集在戲院門口」等有礙觀瞻之由，拒絕排入該戲院檔期。另一方面，在新聞局國片補助申請上，第一階段已通過的《台北星期天》，卻在審片時因「國語比例不足」卡住，補助目前下不來。一部輕鬆的喜劇片，只因為主角為菲律賓人，拍攝以移工故事為主，在政在商雙雙受阻，恰巧成為一部得以拿來檢驗台灣有多麼政治不正確的電影。

從一張紅沙發開始

導演何蔚庭在訪問時，表明立場說，《台北星期天》最初構想純粹是從「搬沙發」的影像開始。5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黑白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裡的故事，成為何蔚庭口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畫面，「因為會在街上搬東西，代表這些人是比較不富裕，比如我們大學唸書就會這樣做，如果在台北有人搬東西，比較不會是居民，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學生或外胞，想到最後覺得外勞比較合適。」於是，被遺忘在街頭的沙發，成為串起《台北星期天》中兩名男主角對於家庭、情感、休戚與天堂的象徵物。

從這裡開始，何蔚庭跑到中山北路與桃園等地開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初在星期天獨自跑去中山北路晃，認識了一些人之後，開始有牧師、菲律賓移工團體（Migrante International）的幫助，聽聞的、閒談的，都成為何蔚庭納入劇本的細節。特別的是，曾有牧師知道何蔚庭要拍攝《台北星期天》中男主角迪艾斯的故事，竟然對他說：「不！你不能拍迪艾斯的故事！他已經回菲律賓了，你沒有他同意不可以這樣做！」搞到後來才澄清，何蔚庭的虛構迪艾斯，竟被誤以為牧師真正認識曾經在台擔任移工的「迪艾斯」。而田野調查當中認識的在台菲籍移工或外配，也成為何蔚庭片中穿插演出的角色們，像是劇情中設定嫁給台灣計程車司機的菲律賓新移民，必須會說菲律賓方言，而在導演到教堂尋找具備此特殊語言能力的女性時，經導演一問，在現實生活中這名女性的丈夫竟也是名台籍計程車司機。種種巧合，導演笑說：「這應該表示我的田調做得不差。」

《台北星期天》帶給台灣觀眾的挑戰

從兩部短片《呼吸》、《夏午》崛起的何蔚庭，挑戰首部長篇、喜劇電影，也同時接下他所不認識的文化、語言帶來的功課；在拍攝完畢後，上映與補助也成為他所帶予台灣觀眾的挑戰，挑戰絕大多數觀眾不看「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習慣，也挑戰了那些「不播放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戲院。而在這場遊戲的第一階段，顯然地戲院早就舉白旗投降，台北唯一上映的戲院是光點，戲院選擇了將購物商場空間保留給貴婦、白領與青年，同時等於排除了「台灣人眼中」有色人種的消費權益，而導演曾經在與戲院交涉上片時，其中一間戲院表示，不願意上片的原因在於，不希望菲律賓移工消費者聚集於戲院附近，更透露出戲院挑片背後的邏輯，實際上與商業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更有國族與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在背後。然而，在記者去電詢問時，這間戲院的媒體聯絡人卻轉而表示，是以消費者族群定位為考量等官方敷衍的回應，而排片經理也未回應此問題。接下來，恐怕就是觀影消費者的挑戰，有人為此在網路上號召台灣人「擠爆戲院」，以表達對戲院體制的不滿。

而《台北星期天》這部片生產在台，最詭譎之處恐怕在於所有的挑戰與發燒，其實都是座落在戲院之外。片中輕鬆的、極富幽默感的，如同導演所說：「移工的悲慘故事已經很多人拍了、講了，但從沒有人拍過這些人假日的、快樂的時候。」撇開到底還有多少移工沒有休假的現實問題，或者片中有些不符合真實移工工作場域面臨的情況，這部片在觀看時，並不會帶給台灣觀眾過多的道德指控，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其實是無負擔的，然而此片帶出的播放議題，實際上是真正觸及到社會脈絡之中的，也因此，觀眾以集體身分現身電影院觀看《台北星期天》，實際上就已經是一種對戲院（好萊塢）商業取向體制與歧視的抗議。

而另一方面，《台北星期天》同時挑戰了新聞局內部對於「國片補助」的結構。因語言比例而補助撥款出現延宕的情形，實際上在吳米森的《松鼠自殺事件》中便曾經發生，然而何蔚庭自己表示：「吳米森那部片中，日語的比例比我的來得低。」因此順利解決，而《台北星期天》目前則繼續延宕。雖然導演工會目前表示，倘若補助最後破局，會出面聲挺，然而，整件事件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破局或順利撥款。當我們翻開新聞局國片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時，可以發現所謂「語言使用比例」根本不在其中，倘若要以國語推廣為主，那末蔡明亮的電影恐怕向來是無言地敬陪末座。這時也許該詢問的是，國片究竟是什麼？是以地、人、語言為導向？導演何蔚庭回憶最初尋找補助管道時說：「本來是想報外片補助，但新聞局表示我們還不符合外片資格，要我們報國片輔導金。」這些位置的模糊，正巧透露了在這個全球化狀態底下，無論是地方或人物、文化上跨國合作關係的現實，近來台北、高雄、基隆等地，紛紛祭出地方拍片補助的誘惑，期許不同電影團隊進駐地方拍片，以促進地方觀光，因此《霓虹心》從瑞典而來獲得補助，然而與此同期，蔡明亮的《臉》飛向法國，卻也獲得新聞局補助三千萬。在此，無論是地方、人物或語言，實際上都是無從判別何為國片。假使我們唯一的準則，只能座落在「電影發行業」的註冊，那麼在這裡，也許該請教一下新聞局，《台北星期天》發行的穀得電影，到底算不算國產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