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影片刚开头，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一张焦黄干燥满是雀斑的脸探进来，二话不说就拿手机开始拍照。昏黄的灯光下，逼仄狭窄的屋子，饭桌旁坐了一个略显呆傻面部畸形的孩子，她盯着那个孩子看了一会儿，又继续拍照。家里的女主人明显被这个架势吓到了，一个劲儿的开口解释：“今天我们下班晚了，就给他随便做了一点饭。平时吃的比这个好。”“你看我们吃的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啊，真是因为今天没时间。”那张脸一言不发，依旧拿手机咔嚓咔嚓拍着，直到这一幕渐渐隐去。

不得不承认，从那一刻起我脑海中已经没有了那个聚光灯下的杨幂，那个精致、白皙、身材姣好的女明星。

影片放映结束后，导演刘杰跟大家做了一次小型的交流会。在提到杨幂时，他说：“我从来不教演员演戏，不去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演。”“但是我会让演员尽量靠近这个角色，直到成为这个角色本身，这样一切就合情合理了。”“片中杨幂的戏份，基本是她进组九个月后拍出来的，那个时候她已经磨出来了。”

“她已经磨出来了。”是的，她不再是那个聪明、狡黠、反应快爱怼人的北京妞儿，而是执拗、倔强、一根筋走到底的南京弃婴。

江萌是一个患有先天无肛的弃儿，并且由于出生后的缺氧，造成了脑部受损，换句话说，她的智商比普通成年人低那么一点点。但她又是幸运的，寄养家庭给了她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还有珍贵的爱。所以她的世界是单纯的、单一的、非黑即白的。

当她在医院做护工时，看到了那个跟她患有一样病疾的婴儿，她好奇、她关切。当她知道孩子父母竟然选择放弃治疗出院后，她焦急、她不解。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治了，明明这个病可以治好啊，她看了看自己，因为我就治好了啊。

于是她偷偷找到了这个家庭的资料，她一遍遍地拨打父亲的电话，她一路找到孩子的家，她跑遍这个城市的医院、福利院、临终关怀医院，她想告诉他，我治好了啊，我跟你孩子患了一样的病，我治好了啊，他也一定可以治好的。

但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有很多事，没有钱没办法解决，而有些事，有了钱也没办法解决。

她在她的世界里，因为年满18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而不得已与“妈妈”分开。跟她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聋哑儿小军，想要跟她一起生活，而且两个人可以节省一半的钱。她说，你去找个能生孩子的人过日子吧。小军打手势说，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她摇了摇头，比划着，不行，我们不符合领养家庭条件。

因为她一生下来就是个无肛婴儿，她这辈子，注定无法普通。

而那位父亲在他的世界里，因为妻子生下了一个无肛婴儿，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治，有这笔钱，应该也能治好，但是孩子一辈子都是个残疾人；不治，这是一条生命，亲手选择终结，要一辈子背负精神道德的双重枷锁。

哪有什么正确选择呢？活着，从来都不是一条非黑即白的路。

这是一部看完会让人沉默无言的片子。因为太真实了，而且无解。每年，中国都有超过10万个新生儿弃婴，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孩子。他们或者被直接丢弃在医院，或者被丢弃在城市偏僻的角落。他们有些直接告别了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歪歪扭扭挣扎着在福利院、寄养家庭长大，悄无声息地活着。

导演说，当他带着这个片子去圣巴斯蒂安去参展时，在城市街道上看到了很多残疾人正常出行活动，但是在中国却很少能看到。是因为中国的残疾人比哪里少吗？肯定不是，只是在这里，他们都生活在暗不见人的地方。

是啊，这个世界，生活着多少我们未知的人与事。

但至少，这部电影给他们开了一扇窗，让光，透了一点进来。

你问风为什么托着候鸟飞翔

却又吹的让他慌张

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

却也湿透他的衣裳

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

却又不能带他回家

——《无问》

关注这部电影一方面因为杨幂那张“毁容式”剧照（后来也就成了海报之一），另一方面也冲着拍摄过《马背上的法庭》《青春派》的导演刘杰，然而直到看完之后才发现这片是侯孝贤监制。

相信如果没有杨幂出演的话，这部《宝贝儿》应该不会获得如此的关注度，因为电影题材，这样的作品，在国内通常被称为“文艺片”。

虽然这个称谓早已约定俗成，但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反映现实的作品就可以被称为“文艺片”，因为在大众眼中，凡是不以商业为目的的作品统统被划归文艺片行列，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恰恰是这样的电影，才更应该被大众所关注。

因为《宝贝儿》不仅仅关注现实问题，更描述了一个平时我们不太关注且不太了解的群体——弃婴、残障婴儿、残疾人群体，以及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

电影并没有过度批判与煽情，平缓的力量但内里暗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个“无解”的现实。

这样的片子，怎么会“文艺”呢？我们来慢慢讨论。

“救与不救”的道德悖论

反映现实的电影，它的题材其实要具备一定话题性，如《一年到头》中的春运、《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婚内出轨、《我是植物人》中的医疗黑幕等等。《宝贝儿》与这些电影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的地方。

★相同之处在于，电影具备有个很有噱头的话题，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因为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杨幂），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缺陷婴儿的故事，在述说无效的情况下，她甚至“偷走了这个孩子”。

★而不同之处呢？就是《宝贝儿》并没有去刻意营造一些意识视角，不歌颂也不批判，也没有抨击现实这些情绪，只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影片有一种时代和环境被还原的现实质感，也体现了创作者的一种态度。

PS，同样涉及到“偷小孩”，这部《宝贝儿》和前不久公映的《找到你》算是两种类型的作品，后者个人认为是一部商业电影，只不过被包装成现实题材。因为《找到你》的剧本更像是一个犯罪片，融合了凶杀和偷婴儿事件，剧情跌宕起伏，但现实不太会出现电影里的曲折情节和因果宿命，只是借助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衬托人性。

但《宝贝儿》就不同了，电影的故事平铺直叙，很简单的叙事，电影情节冲突点不算多，但所以矛盾关系都隐藏在故事之下。从个体到现实，法理与人情，理智与情感，甚至生存与死亡。

电影始终在围绕着“救与不救”这个话题展开。

刚出生的婴儿被确定为先天缺陷，父亲及亲人决定不予治疗。而杨幂饰演的江萌，其人设是该片的核心，她当年也是先天缺陷的弃婴，但最终活了下来，且长大成人。她认为孩子需要被救助，自己就是成功案例。

这样一来，本片的视角就很清晰了，电影避免了道德制高点，以江萌的“过来人”身份入手，来探讨这个生与死的话题。（电影故事跟一起现实案例最大的区别就是江萌的人设）

注意，是“探讨话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因为这问题没有答案。

电影用了大量篇幅去表现江萌（杨幂）的生活状况，确切的说她在是生存，本身就有缺陷的她，求职中被无数次拒绝，能找一份果腹的工作已经非常不易了。而且整日操劳，医生诊断她不能过于劳累，转眼她就披星戴月的打工，用尽全身力气去擦地、倒脏水。她生活条件可以说很惨，且未来还不知道是否她能坚持下来，但起码她努力去活着。

同时，电影也从侧面描述了郭京飞饰演的父亲，当他决定放弃自己孩子生命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痛苦、所承受的绝望之情，这些都是我们身外之人难以体谅的。因为当这个孩子长大后，不但会拖垮一个家庭，其所面对的人生该是多么悲惨的世界，会承受多么大的痛苦？父母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是多么的伤心？

说白了，电影所营造的观点，双方都有理，很难说对错是非。而且其中不涉及到任何法规方面，完全是站在一个于情于理的天平之上：一方面是人类所坚持的人性、人道，另一边是人类自恃的理性。

所以说《宝贝儿》所呈现这个话题，是“无解”的，更像是一个道德悖论。

从“父亲是否有权决定婴儿的生死”的问题，到“每个生命的生存权利”，甚至“安乐死”方面，就是这些大众往往会避之不谈、一旦说起便会争论不休、无限惆怅的话题，这部《宝贝儿》或多或少的都有涉猎。

且没有任何主观情绪，只是单纯的呈现故事，完全依靠电影语言和镜头呈现，杨幂偷婴儿那场戏，气氛和镜头张力十足，最终孩子的死或生，这座“伦理”的天平朝向哪方倾斜，整体带来了强大的情节推进力。

这就是隐藏在本片简单故事之下的强大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由此反映一个“无解”的现实。

本片的观感是很压抑的，也很揪心，不单单因为这个无解的道德悖论，更在于电影整体情绪非常非常克制，这个本该生离死别、悲悯天人的故事中，所有人的情绪被隐藏着很深，大家都是少言寡语，因为他们是一群“边缘化”的群体，代表了“失声”。

没有安全感的他们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原本以为本片是另一个版本的《亲爱的》，但最后却发现电影是另一个版本的《万箭穿心》。

如果说《万箭穿心》是中国平民史诗的话，那么《宝贝儿》就是一平民悲剧。或者说“平民”这个词有些笼统，电影中的视角人群，以残疾人为主，是社会的边缘人士。

关于角色，除了电影中出生缺陷的婴儿等待命运宣判之外，还有江萌为首的残障人士，寄养家庭中的留守老人。乃至故事背后，所表达他们从小到大的境遇、步入社会后所面对的困境、甚至弃婴、福利等社会话题。

这些群像化的角色中，无论何种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是建立在当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而残疾人，外来人员，寄养关系，雇佣关系，所有一切社会关系和人类情感，都是模糊不清。

而作为处于上帝视角的观众，自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且更能体会到这个阶层人士在人与人关系之上的孤独与飘摇。生活没有保障，未来无处安放，又无端的被人误解。一个众生相的百态就这样呈现在观众面前。

结尾两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

其一是郭京飞找到杨幂，木讷的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

简单的一句台词，说者有意，大概是作为孩子父亲的郭京飞对她的“惩罚”：你的行为不但让一个家庭遭受非议，更无端的承受痛苦，最终还是没有救回孩子。对于杨幂饰演的江萌来说，大概只有万箭穿心的痛。

PS，电影有意淡化了舆论方面的影响，只有一个镜头表示郭京飞他们家被泼墨“杀人犯”，尤其是杨幂被抓之后到释放，这个事情被捅出，按理说会有一些展示社会舆论的情节作为加持，但电影并没有这样的情节。可能涉及到审查方面的问题，总是感觉这段情节内少了点东西，可能遇见了“剪刀”。

其二就是李鸿其饰演的哑巴小军，向江萌表达希望今后在一起的情节，江萌告诉他自己不能生育，应该去找一个健全的女子，生一个孩子过日子。

这段平静的手语对话，无声胜有声，太扎心了。杨幂的话言外之意，我们的生活都是困难，甚至连领养孩子的能力都没有。

（没有相关政策说残疾人不能领养孩子，因为在国内领养的门槛很高，像电影中的二位，双方经济状态不达标且有缺陷，是不可能领养到孩子）

残障人士的生活，就像是风中的蜡烛，那样的飘摇不定。

所以这部电影中，大家的情感都很克制，因为没有安全感，甚至不敢表露自己情感。

仅有一场情感宣泄的戏份，就是在警察局杨幂跟郭京飞对峙的戏份，这几乎是全片唯一能看到“人间情感”的段落。

加上电影冷静的镜头，展现我们一直浸淫其中的一种现实，电影以上帝视角，没有任何盖棺定论，而是留白，给了观众思考空间，去思考这样的无解现实。这种现实并不离奇，但很残酷，身处其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焦虑和不安。

关于表演

最后说说杨幂的表演，可以说尽力了。

在电影整体焦虑和不安的氛围之下，电影的情绪渲染都很克制，也决定了角色的表演方式。

不同于我们在《三生三世》里见到的那位身世跌宕的女子，此次她饰演的江萌其实让人可怜的。化妆技术下灰头土脸的造型，且根据人设，这位少言寡语的角色眼神戏很多。很多场景中就感觉整个人是怯生生的，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样子，也从侧面决定了该角色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化妆的功劳，这是演出来的。尤其是出狱那段，这位目光游移不定，感觉危机四伏的样子，整个人都是焦虑不安，演出这样的状态其实值得鼓励。

而对于口音来说，南京口音，矫正的稍显出戏。

要说《宝贝儿》没有什么大开大合考验表演的地方，因为电影的风格就是如此，所有人的状态都是内敛的，但并不是“呆滞”，因为一些上述细微的东西，角色状态对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杨幂少见的在自然光和真实市井下拍戏的电影。

彩蛋：这些我们不知道的群体和故事

最后说点题外话，之所以开篇说这样的作品更应该被大众关注，不单单是电影中这个道德悖论的故事，更因为故事背后，这群“边缘人士”，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群体，他们来到这世界上所面临的困境。

弃婴是一个大问题，杨幂饰演的江萌就是弃婴，什么样的孩子会被遗弃？就是出生先天有缺陷的残障婴儿，甚至还有女婴。

查了一些资料，如下：

★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 *此报告未有更新版本)

★全国每年近100万出生缺陷儿，其中30%在出生前后死亡，40%造成终身残疾，只有30%可以治愈或矫正。

★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0）》

这些是官方保守数据，真实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我记得小时候，暑期去我爸部队玩，他部队有个靶场，靶场后面有个山头就是乱葬岗，其中就有大量的遗弃死婴，也不知道是生下来就是死胎还是有缺陷被扔到的。里面好点的给你装一鞋盒，其余的基本埋都不埋，直接露天。当时我记得后山我都不太敢去，太吓人。 那时候有淘气的小伙伴用木棍把其中一个鞋盒子盖子挑开，看里面的死小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死孩子三个脚趾，四个手。。。

我们都知道外面很多偷孩子、拐卖儿童的事件，说句不好听的，TM孩子是可以被丧尽天良的人拿去卖钱的，却还有扔孩子的现象，足以说明，究竟什么样的孩子会被扔掉。

那些弃婴侥幸活下来的，被福利院收养，从小缺爱，而且这些先天有缺陷的孩子，被领养的几率很小。在我国还没有如此健全的福利制度和意识，去让一个家庭有足够的动力和保障去领养一个有缺陷的孩子。

所以就出现了寄养家庭。

我国寄养家庭大多数是在农村，政府每月拨款，寄养家庭负责照顾弃婴，起码让孩子们可以在家庭的环节中成长。农村家庭也不会亏，因为每月有钱拿，孩子长大后，可能的话可以成为劳力。但这样的比例其实不大，而且万一弃婴有些比较严重的缺陷话，寄养都无法实现。

电影中杨幂跟留守老人的关系，是寄养关系。但有个问题，他们不算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所以电影中老人最后要被送到养老院，杨幂打算跟“母亲”一起住，为她养老送终都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法定关系，老人被认定无后，只能送到福利院。

还有，就是那些出生有缺陷的婴儿们，家长最终选择了救治，孩子活下来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无法举例，很多社会新闻都有报道，我们也耳濡目染。只是借用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所著的《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的一句话：

“对于病人来说，治疗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对于家属来说大都会一厢情愿地抢救；更令人难过的是相反的情况。”

除此之外，就是杨幂和李鸿其所表现的残障人士的生活，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宝贝儿》所关注的就是这部分群体，在讲故事的同时，将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实和现象，融入在电影的情节之中，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地方。

公号：电影文酷

dreamcrowflim

微博：乌鸦火堂

刘杰：“这会是你票房最低的一部电影。” 杨幂：“这也会是你评分最低的一部电影。”

有幸参加了《宝贝儿》的点映场，映后谈环节，导演刘杰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杨幂当女主角”时，和现场观众分享了这句玩笑话。

确实，刘杰与杨幂的合作，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回顾两人的作品，很难将一位关注社会议题的艺术片导演，和一位古装偶像剧大女主联系到一起。 但其实也不尽然，刘杰在《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等早期作品中专注于以接近纪录片的形式去呈现道德困境和社会问题，而从《青春派》到《捉迷藏》也不难看出刘杰对商业题材的试探和转型，可惜结果并不太尽如人意。《青春派》中导演擅长的对真实感的营造，还算能视作与市面上其他青春片截然不同的一次反类型尝试，而《捉迷藏》对韩国悬疑片的翻拍，则暴露出导演在执导商业题材时的些许吃力。 童星出身又曾在《神雕侠侣》《仙剑奇侠传3》中展现过不俗银幕天赋的杨幂，自走红以来一直是争议和话题的主角，一部部大IP电视/电影累积的人气也伴随着整容、诈捐、离婚等负面新闻，年过30的杨幂清楚地知道，不可能一辈子吃古装偶像剧的老本，但除了《绣春刀II：修罗战场》中尚算稳健的完成度，杨幂的转型并不成功。 一个寻求市场与艺术平衡点的导演，和一个急需用作品和演技完成转型的流量小花，这次合作倒也是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

《宝贝儿》中，杨幂饰演的江萌是一个先天无肛的弃婴，她试图拯救另一个因父母放弃治疗而失去活下去的机会的“弃婴”。这次，刘杰将视点聚焦在残疾弃婴问题上，触及社会保障体制、孤寡老人赡养等问题，抛出了个情理与法理的道德困境。依旧是导演一贯的客观视角，冷静克制，近乎纪录片式地呈现真实，不做批判和煽情，从而引出更深层的社会性反思。

导演在映后谈中，提到了影片特殊的拍摄方式——为避免做戏产生的不真实感，除了杨幂、郭京飞和李鸿其三位专业演员，片中出现的所有警察、护士、福利院工作人员等都是真实的素人从业者，并且没有剧本。 这无疑对几位专业演员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没法预知对戏演员接下来的台词，因而在影片拍摄的前期，都是杨幂、郭京飞和素人演员直接的磨合与试戏。 导演也高度肯定了杨幂对影片的努力和付出，前前后后准备了9个月的时间，蓬头垢面地贴近角色，在片场放弃特殊待遇，在短时间内记住大量手语动作，模仿南京口音（在南京试映时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接近南京郊区口音）。对杨幂而言，愿意放下明星光环去做这些尝试，多少是值得肯定的。

江萌这个角色的核心是“一根筋”，很容易联想到《秋菊打官司》或是《我不是潘金莲》。但当江萌瞪大眼睛，一遍遍重复着“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的时候，她的执拗、执着是难以令人共情的。 但这些，绝不全是杨幂的过错。导演也在映后谈中提及，江萌有后遗症造成的智力缺陷，片中也给出了一些暗示性的台词，因而这个角色身上的“一根筋“和“多管闲事”是无法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审视的。 对于郭京飞角色的踩空更直接加剧了观众无法代入情绪的问题，导演只拍出了郭京飞家门口触目惊心的猩红色“杀人犯”，却没有对郭京飞选择放弃治疗这一核心问题做出任何交代。

李少红曾这样评价杨幂的演技：杨幂最大的问题是从小待在剧组，对演戏太习以为常，都下意识去程序化表演，快乐就是哈哈哈，痛苦就是哇哇哇，她不过脑子，以至于她最后想过脑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过。 而杨幂在诠释一根筋的江萌时，她的表演同样是一根筋式的，戏中的情绪都是对的，可欠缺层次感。

而这里不得不说，表演这回事有时天份比努力更重要。只拍了七天的李鸿其，从出场的第一场戏起，每一处肢体每一个眼神都在散发光芒。杨幂为角色付出再多的努力，和李鸿其对戏时，她的表现还是显得不够令人满意。

当然，单凭一个或几个演员的表现并不能左右一部电影的命运。刘杰导演在处理这种非商业类型的现实题材影片时，放弃了洒狗血和煽动情绪，相对克制和冷静的讲述方式让它并不能被普通大众认可，距离内地电影市场接纳这个并不完美的《宝贝儿》，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

看完电影后，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表哥刚。刚的父亲（我叫他表叔）罹患癌症，辗转各大医院，经过多次化疗，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我跟家人去探望时，表叔在重病房里，远远地看了一眼，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刚为了治好表叔的病，卖掉了房子和车子，还欠了不少外债。现在表叔每一天住院都要好几千的住院费，这对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探望完毕出来，我看到几个亲戚围着刚在说话。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亲戚们的意思：人已经没救了，与其这样躺在医院浪费钱，不如带回家吧。刚听完后，没有说话。大家说了一会儿，也都静了下来。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是要尽最后一丝力量挽救父亲的生命？还是选择放弃，既然人已经快没救了？

回到电影上来，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如果我的孩子生出来后，是个缺陷婴儿，治疗他会因此倾家荡产，结果可能还是个傻子，那我还要不要治疗？如果我知道的余生都要面对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害怕他犯病，那我还有勇气继续养着他吗？……这是影片里徐先生面临的问题，也是千千万万有同样境遇的父母最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观看时，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一边是很多人会选择像江萌那样指责他，“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啊，你为什么选择放弃治疗他？”一边是他的家人们为了未来的生活，建议他放弃这个孩子——一个会带来无穷无尽麻烦的累赘。这中间，选择哪边都是绝路，都需要承受着内心极大的折磨。

当一条生命，无论是你得癌症的父亲，还是你的缺陷孩子，其生死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在情感上都是难以承受的。从理性上来说，人不做无用之功。一旦涉及到生命，理性往往呈现出来的是无情和冷血。回到现实中来说，有人选择了继续治疗和抚养缺陷孩子，虽然日后承受了沉痛的代价；有人选择了遗弃孩子，让其自生自灭。电影中的江萌就是被遗弃的，她先天心脏不好，通过福利院寄养在别人家中长大成人。不只是她，电影中还呈现了一批跟她一样通过寄养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或帮别人搬运蔬菜，或在医院当护工，因为身体都不是太好，所以用人单位都不愿意用他们，所能选择的工作也很少。他们能依靠谁呢？原生父母早就抛弃他们了，寄养的家庭十八岁按照规定必须离开，在感情上他们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在生活上也难以看到希望。

然而日子如此艰辛，但依旧要坚韧地活下去——毕竟他们已经在出生时已经“死”过一次。电影的主线是江萌想尽办法拯救被徐先生放弃治疗的孩子，我们不妨把这个行为看成是“自救”。她是父母遗弃的孩子，这是她一生的创痛。因而当她看到徐先生的孩子被“放弃”时，她一根筋地想要去挽救，哪怕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我认为她是看到了是十八年前的自己，“我是可以被治好的啊！爸爸妈妈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你们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她无法把这个质问抛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她抛给了徐先生，“孩子是可以治好的！你看看我！孩子是可以治好的！”她还有很多的质问，按照国家规定，像她这类孩子寄养到十八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她理解不了：她的养母已经老了，需要她赡养。可是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她一遍遍地质问福利院的领导，“我为什么不能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为什么？”她被迫“遗弃”自己的养母。爱他的男人想跟她一起过日子，她也拒绝了，因为自己的子宫被切除，无法生孩子……她的生命充满了缺憾和无奈，但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她决不放弃。

电影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平平淡淡的，看完后心里却是揪着的，不敢去深想。多少人间辛酸事，都潜藏在电影叙事之中。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说的，“人的生命之轻也就在于此，生命不能够永世轮回，此生的所有决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仅此一次，一笔略过，所以一个人的责任感很重要，对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对他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这句话，对我的表哥刚，对徐先生，对江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

早在八月中旬，刘杰导演的新作《宝贝儿》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海报乍一出炉，便在影迷圈炸开了锅。大家都纷纷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杨幂与侯孝贤的名字同框，着实是活久见。而与此同时，《宝贝儿》所聚焦的“弃婴”这一争议性话题也备受关注。

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弃婴10万名，较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万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而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弃婴问题，绝对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向来观众缘极差的“大幂幂”，这次是否真的得偿所愿摆脱了演技灾星的头衔。

近日，随着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我们也终于得见了入围影片《宝贝儿》的庐山真面目。这部颇受争议的新作究竟品质如何，作为第一批观众，我首先便可以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杨幂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吗？绝对没有。

那杨幂在《宝贝儿》中的表演达到角色要求了吗？我也敢说，绝对达到了。

回想这一年，我们最常将“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员的表演中呢？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樱，仅仅一段固定的凝视长镜头，便将人物内心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遗传厄运》中的托尼·科莱特，用“歌剧式的表演”将恐惧感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再比如《犬舍惊魂》中的新晋戛纳影帝马尔切洛·丰特，不动声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诺诺又渴望反抗的性格。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中的高光时刻，往往都是将演员置身于故事漩涡中心，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演技爆发点。

安藤樱《小偷家族》

托尼·科莱特《遗传厄运》

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

那么《宝贝儿》呢？尽管杨幂饰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并不是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力，而是将故事本身作为叙事的核心线索。难得的是，刘杰导演没有以“卖惨”为噱头，无论是主角在激烈冲突对撞时刻的情绪爆发，还是本可以进行更加商业化操作的煽情泪点，都在导演极尽克制的镜头语言下被抽去了情绪发散。这样作者型的创作方式，其实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冷静。

相较于极尽所能地利用情节冲突和情绪张力，来编排人物弧光和叙事泪点的电影，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却只用最简单的跟拍、固定镜头，在景别上的选取也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反而并没有太多的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经不起面部特写。但正如卓别林所言，拍悲剧才要用特写。想来刘杰导演并不想把《宝贝儿》拍成那种哭天抢地的催泪悲剧，他的创作美学一如既往地更趋向于冷峻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宝贝儿》反映的第一个社会议题，来源于两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弃婴；准确说，是残疾的弃婴。

影片中的江萌被亲生父母遗弃，在社会福利机构安排下被寄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乡下老人家里。养父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养母与她相依为命。而残忍的是，艰难长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养母也只能被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导演在电影开篇便隐晦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寄养弃婴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到政府补贴，因此有不少农村家庭借机谋取利益。这便与江萌的寄养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无肛症的女婴江萌，正是在寄养家庭视若己出的照顾以及接二连三的手术下，才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幸运地拥有了生命的权利。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所以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这样一种乌鸦反哺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的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从江萌的角度而言，报答抚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观众们也很容易设身处地想到这一层，并产生共情；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为了不让寄养家庭承担道德的压力，政府强制执行这一制度，也确有其长远考虑。

而《宝贝儿》反映的第二个社会议题，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决定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儿的生死。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统计内容，我国每年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缺陷残疾的孩子，大约占全部新生儿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导演刘杰透露，制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遭遇了一个痛苦抉择——是否要放弃一个先天重度脑瘫的亲生骨肉。在三天的决策时间里，刘杰导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如今，他们带着孩子在宁静的郊区生活着，妻子也为此放弃了自身事业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刘杰导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里，发现原来有众多的残疾儿童被遗弃。而那个郊区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个残疾孤儿以寄养的方式生活着。

刘杰导演

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选择是否值得，也感慨于太多被遗弃的残疾孩童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落，刘杰导演遂决定用镜头记录现实一角，也便有了《宝贝儿》这部电影。

在影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放弃亲生缺陷儿。对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量，导演进行了留白，放弃了“卖惨”的商业片拍法，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似乎无情的决定——经济实力问题。

徐先生的设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在传统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但天生残疾，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意味着毫无尽头的医药费支出，意味着上天给这个新生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这个白色谎言，便是对这一父亲角色复杂性的丰富。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人物备受煎熬的内心困局，我们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张的“救”。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她，看着眼前这个与她同病相怜的缺陷儿，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要被无情剥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力，自然心生不忍。而其对救治的坚持，更是透露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与全片贯穿始终的倔强形象高度相符。

或许是与养母的相依为命带来的情感维系，尽管作为弃婴，作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经历着病痛长大的江萌，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妈妈是不要自己小孩的”。我想，这也是她拼命想去说服孩子父亲改变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江萌这一角色十分不讨喜。尽管对于“父母是否有权力决定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的生死”这一议题的讨论十分复杂，但作为一个旁人，对他人家庭的无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观众心中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别人家的事，外人何须多管闲事。

这背后其实还牵扯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关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如今，这类封建糟粕虽然无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软权力高下关系却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尽管国外普遍将新生儿的生命权定义在其个体身上，国内大部分人依旧认为父母是有权决定一个重残孩子的死活的。

而这种观念导致父母在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也都是不同观念的体现。或者说，是浓缩着观众想法的输出代表。

警察是执法机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调和双方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徐先生的行为是否合法。而福利机构向来偏感性，所以也会关心婴儿的死活，防止弃婴的出现，但不会插手其中，只有适度的出于道德的劝说。

这双方，可以说是社会大众的缩影。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对者。

那么江萌的支持者呢？影片中的小军，一直是守护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于对江萌的感情联系。他不愿意拯救孩子，认为残疾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过都是“和我们一样”；但他也不愿江萌孤身犯险。其聋哑人身份，也正是这场纷争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将永远生活在病痛里，那放弃治疗是否才是最好解脱？

可见，尽管本片中的重要人物不多，但在这看似只是“救与不救”的抉择下，导演利用人物身份达成了全方位的多元对立关系。而在这多元的对立中，冷静、客观、没有立场介入的导演自身观点退出，使得画面有了一定的高级感。

毕竟，现实不正是如此，哪有唯一的答案。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杨幂没有尽可能地以更加细腻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转变，实在可惜。而且尽管看得出其在南京话和手语的学习中下足了工夫，但偶尔突然夹杂的京味儿口音，实在令人有些出戏。但这也不能掩盖其在台词上的设计亮点——重复。

在影片中，江萌有大量台词都是重复的，对警察的询问往往也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这是极为符合人物设定的展现。对于残疾人而言，天生的疾病往往关联了全身的器官，杨幂选择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来体现这一点。而对警察询问的答非所问，也生动表现了其不知如何回应对方的胆怯心理。

总体而言，杨幂的表演中规中矩。不过，陪伴其左右的聋哑人小军的饰演者李鸿其，一定能借此获得不少人的赞许。全片没有一句台词的他，仅靠着眼神便演出了对江萌的疼爱，以及作为一个边缘人群在社会环境下的不自然与不自在。这样的演技，后生可畏。

而另一位主演郭京飞，对他所饰演的徐先生这一复杂角色的把控也十分到位。那种心力交瘁感，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得十分真实，估计这也得益于其在表演前刻意不眠不休整整三天，才达到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除了三位主演，其余演员皆是当地的素人；影片中出演警察和福利院院长的演员更是本色出演。由此，不得不佩服刘杰导演的执导，不仅看不出素人演员们的表演痕迹，也不会有小成本独立电影的通病——生硬感。

而对于这群演员来说，最折磨人的地方，便是导演的无剧本拍摄手法以及重复拍摄。导演刘杰说，他并没有创作剧本，只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大纲，为的是避免台词的设计感。因此，无论是江萌还是其他群众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演员们在代入情境后自然而然的对话。这无疑增加了表演的真实感，同时也减弱了某些主旨台词的刻意感。

而这90分钟时长的影片，却整整拍了一年。为了找到导演最想要的感觉，整个剧组重拍了两次。最终的呈现，可以说是三部影片的剪接。

回归到影片本身，在手持摄影与冷色调的处理下，影片既不强调戏剧冲突，也不强调情感对撞，而是以平静的步调让我们关注了残疾婴儿这一群体。对于每一个初为人母与人父的人来说，一个家庭里的新生命都是“宝贝儿”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不完美，我还是你们的宝贝儿么？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的伟大，又有谁会强调他们是“不完美”的呢？

对先天性残疾婴儿的亲人而言，救与不救都只是关乎道德的决定而已。但无论选择了哪种决定，都应该负责到底而不是选择抛弃孩子。毕竟，抛弃这一行为，显然已经关乎到人性层面。

对普通人而言，生命从来不该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完美”的定义标准。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让更多“不完美”能够呈现在阳光之下。毕竟，阳光会眷顾每一片叶子的汲取，无论其是否完整。

所以我很庆幸，在现实题材影片接踵而至的2018年，能够在影院里看到有关“不完美”生命的探讨，以及那些被我们忽视却终究不可忽视的新生命。

影片结尾处，一直执拗的江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打算去办理残疾症。她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检查，似有忧虑地望向远方。那一刻，曾扎根在她身体里的犟，突然消失了。那么她对自己之前的执着，是否有所改变呢？

答案，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作者| 此去经年；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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