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可兄弟

本文是导演给自己影片写的解读。原文链接

从维尔加到葛兰西

文/卢奇诺·维斯康蒂

作为一个对于种种搅扰意大利人的生活，使他们心怀忧虑、渴求变化的深层原因，始终保持兴趣的人，我从来都视“南方问题”为我创作的一大主要灵感来源。有必要说明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是通过一条纯粹文学层面的路径接近，或者毋宁说发现这一问题的：通过维尔加的小说。那是1940-41年我正在准备《沉沦》的时候。当我平生第一次以电影的形式——尽管是在法西斯主义强加的诸多限制之内——处理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题材，整个意大利小说史上似乎唯有《杰苏阿多工匠老爷》[Mastro Don Gesualdo]和《马拉沃利亚一家》[I Malavoglia]作为叙事文学是可以继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之后重新被我吸收的。可以说我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有了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计划。随后战争开始了，战争带来了抵抗，抵抗[运动]带来了对意大利所有问题的——至少对于一名像我这样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来说——全新观念，使我认识到它们不仅是文化、宗教和道德风气，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

【*】他也没有说是哪部（虽然《大地在波动》改编的是后者），也许他把这俩看成一部小说，因为它们都是维尔加“被征服者系列”的一部分。

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开始激发我的兴趣，使我走出了身为北方人对于神秘的南部和两岛之地——那时在我眼中差不多仍是加里波第率领千人军开拓的未知领土——[单纯的]迷恋心理。维托里尼的“谈话”【*】为我们适时敲响了警钟。维尔加笔下那种神话式的想象，我曾经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却不再满足了。我迫切地需要了解到底是哪些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构成了南方悲剧性现状的基础，而正是阅读葛兰西【**】带来的启示使我得以洞见真相，尽管这一真相至今仍未被充分研究与阐明。葛兰西令我信服之处不仅在于他通过敏锐的历史-政治分析，深入论证了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即南部地区社会严重离散[una grande disgregazione sociale]、沦为北方统治阶级（殖民地式）开发对象的特点，更在于和其他重要的南方问题作者不同，他同时指出了对于解决这一事关我们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真正具有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行动方向：联合北部工人和南部农民，打碎“工农业集团”[blocco agrario-industriale]【***】的铅斗篷。葛兰西并且进一步向我揭示了南方知识分子，一旦成功脱离[对统治阶级的]封建式逢迎和对国家官僚体系的崇拜，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占据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在西西里的谈话》是维托里尼的小说名作。

【**】就本文而论，他引用的葛兰西似乎完全来自写于1926年的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

【***】wiki：北方的进步工厂主接受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抬高粮食价格，换取南方保守的大地主维护政府的稳定统治。1887年上台的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了这种利益联盟的形成。

葛兰西理论框架的价值在战后的斗争中已经得到了验证。而且，虽然南部和西西里地区的形势以争取土地改革，争取自治权和争取工业化的农民运动为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看来这位伟大的反法西斯斗士指出的方向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但是有人或许要问为什么我本人取材南部地区的电影作品着重探索的却是本质上属于心理层面的冲突，而并未偏离对于失败或者说“被征服者”这个维尔加式主题的传统呈现呢？下面我就要尝试回应这一批评意见。

所有电影都是特定文化大环境的产物。想要处理有关南部的问题，我不可能不从维尔加的作品入手：因为它们代表了迄今为止以此类内容为基础的最高艺术水平。然而，仔细留意便可看到，我在创作《大地在波动》时业已尝试将经济矛盾[的地位]凸显出来，作为全片剧情发展背后的根源和驱动力量。换言之对我来说，社会因素总是解读人物精神状态、心理机制和矛盾冲突的关键，尽管我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人性层面的，也必定要落实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这是根源和酵母。但是，公民热情和社会问题始终在故事的血液里流动着。

《洛可》正是这样。诚然，兄弟关系、母子关系对我来说是与一个来自南部的类似家庭、一个南方人家庭同等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我在呈现我的[艺术]选择的时候并非局限于搜集特别具有感召力的人性素材，而是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让影片]回归到北方与南方的关系问题，这正是一名不仅希望使观众感动，更希望引发他们思考的创作者要做的事。

想想看：在当前时刻，官方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南意大利、西西里和撒丁岛地区已经在更多的柏油马路、工厂、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和受到保障的行政自治权存在下改头换面，而我则希望听到南方的现实世界里那些更低沉的声音：当一个群体，一种文明，在所谓意大利的经济奇迹盛宴上只分到一点残羹冷炙，至今尚未走出精神和道德上的隔离状态，而典型的意大利式偏见也即认为南方比全国其他地区劣等的观念仍在支撑着这种隔离，从这样的现实里发出的声音。在推进这一主题的时候，我的方式也许是坚决的乃至激烈的；但绝不会有人说它是专断的或者灌输的。新闻报道中日复一日记录的，南部劳动者们为了工作和机会北上的冒险故事，为我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然而无论我多么确信《洛可兄弟》讲述的故事完全可以成为其中一篇报道的内容，我仍然致力于赋予它足够的典型性。在我的人物和事件纯粹出于虚构想象的独特性背后，我认为我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伦理和观念问题，一个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历史时刻、以及对于特定的精神状态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人们]一方面仍然保有对南部复兴的希冀和志愿，另一方面又不断由于救助的缺乏被推向绝望，或者推向各种只能片面解决问题的出路，其中之一就是由作为个体的南方人独立地融入到外界强加给他们的生活之中。

我的电影情节就安排在这一框架之内——正如大家看到的，它最终发展为一场凶杀——其间突出的是南部地区的特点中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荣誉观念，它的法则，以及它的禁忌。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个体情感冲动中最为高尚的部分，在社会面前遭到挫败和嘲弄，这一主题的当代性不会比其他任何题材逊色。但是处理它的方式则至少可分为两种。一种方式追求的只是美感和愉悦感，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称为非社会性，更准确地说反社会性的；另一种则将[人物的]挫败放在现有社会秩序如何[给他们]造成困难的框架之内考察，作品越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社会困境的真实面貌、和相反愿景在衬托之下的光明，就越是从艺术加工中凸显出来。

维尔加的创作和分析对后一种方法的运用停留在初级阶段。我的意图则是沿着与维尔加方法相同的根系挖掘[人物]悲剧的根本原因，并将它们在某一个身处崩溃过程（《大地在波动》：瓦拉斯特罗一家的经济困难；《洛可兄弟》：经济状况最大程度稳定下来时的道德危机）顶点的人物身上明确地，甚至几乎是说教式地[didascalicamente]——我并不惧怕这个词——呈现出来。在《洛可》中，这个人物理所当然地就是西罗，这位进入工厂的弟弟不仅表现出一种不流于浪漫幻想的、持久的深入生活的能力，并且对于各项权利背后连带的责任也产生了自觉。

这样一来——虽然其实不是我刻意安排的——《洛可》的结尾就成了我的南方问题立场的象征性，或者说典型化体现：工人兄弟与家里最小的儿子谈起家乡的未来，而他的想象所描绘的正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工农]团结的理想。

因此可以看出，尽管我的电影只是对一次忠实重现的人性悲剧进行了心理层面的探索，它最终的结论却具有社会乃至政治意义。

这是悲观吗？是对种种矛盾的放大和牵强附会，意在挑起争论吗？

这并不是悲观主义。因为我的悲观仅仅是理智的悲观，而绝不会是意志的。理智越是在悲观的帮助下深入挖掘生活的真相，意志——我认为——就会越好地被乐观和革命热情武装起来。

那么对矛盾的放大表现呢？这本就是艺术应该做的。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应该是真实的。因此我认为《洛可兄弟》中给出的不是一种意存偏向的表述，而是所有人，只要怀有良好的意愿，都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抨击需要抨击的现象，同时表达那些任何自由之人都不可能真正拒绝的企盼与希望。

Luchino Visconti, "Da Verga a Gramsci." Vie Nuove, no. 42, 1960.

冲着“小说电影”看的，但感觉和普通的剧情片无二，有的只是偏艺术性的表达，如果按照时长划分，这应该算是一部“中篇小说电影”。

五兄弟围绕一个女人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也就只有三兄弟真正参与其中，其余的部分可以说是陪衬，也可以说是铺垫，这一点是影片偏“小说性”的表达。很不喜欢影片用分段的手法来展现五兄弟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且讲述每一兄弟的部分还不是总以其本人为主，常常刚到高潮便调转话题，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分段记叙所创造出的那种“破碎性”和“不完整性”并没有在影片结尾得到和谐统一，故事虽然是完整的，但并非那么清楚明白。

本文原刊于帕索里尼在《新道路》（Vie Nuove）杂志上主持的“与读者对话”专栏，其中附有一小段对影片的评论。

亲爱的帕索里尼，我是最近才得知罗马市民原来在“官方”意义上分为两类：正式的和半拉的。我这里指的是所谓“非常住”人口，他们无法得到罗马市内的居住权因为没有稳定工作，同时他们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因为没有住房【*】。这种规定已造成了十分可怕的后果：这些人无法得到任何帮助和救援，甚至不能投票，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及时回到自己的“官方”居住地的话。总之，对于罗马的市政部门这些人口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在棚户区的住户以及他们悲惨的生活条件面前首都的市政管理部门毫无反应。这样“解决”问题未免太容易了，您不这么认为吗？我很想听到您对这个问题（法西斯时代糟糕的城市化法律的后果，而且这些法律至今没有废除）的看法，尤其是因为它与您的小说主人公也密切相关。也许您写书的时候尚未意识到，但您描写的世界在Cioccetti【**】眼中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致以热切的问候，Guido Cristini。

【*】这一法规是法西斯时代（1939）为遏制乡村人口流失制定的。1961年废除。

【**】Urbano Cioccetti，天民党人，1958-61任罗马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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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其实不是的：这一点我当然意识到了：但当它不存在的远不止Cioccetti个人——那其实不算什么——还有意大利政府，我国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乃至部分左翼人士。关于最后这个群体，我想说的是，他们并非不了解罗马周边存在着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世界，而非常住人口是它主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了解是有些旁观式的，仅仅把它当作笼统列举所有问题的时候需要包含的一个项目：这种列举有时多少是宣传需要，有时则是官样文章。实际上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心里并不真的相信流氓无产阶级的存在：现在的流氓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像经典的说法那样，是一个完全惰性的群体了：它正在经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非常住人口的问题正是首都流氓无产阶级（几乎全部是南方移民）正处于这一阶段的突出反映。事实上——在全新的社会现实，和全新的、切身的困难面前——流氓无产阶级中最被动、最惰性、最放任自流的成员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一种走投无路下的冒险心态先是让他们从悲惨贫困的南方村镇来到罗马，随后又被全新的物质条件燃起了心中的活力与渴望。

的确，这时候来自南部的移民，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极易屈从和陷入环境[提供给他们的]最直接的诱惑，而这环境就是他们不得不在其中居住的地方：贫困不堪的街区，城中村，甚至临时搭建的棚子里。

但即使这一点，归根结底也造成了他们的转变：在较坏的情况下他们天真的宿命观念演变为一种混乱[anarchico]的反叛心理。至少可以说，他们不再把那些本来并不神圣的东西视为神圣了。这算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开始。

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如果南方农民的诚实本色能在他们身上保持完好——种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带来的压迫将会唤起他们自身的权利意识，尽管可能比较模糊。实际上近几个月来，非常住人口已经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将他们的处境暴露出来，促使那些具有起码人道观念和政治觉悟的人们加以关注：此类行动甚至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果，或者正朝取得成果的方向前进着。

一位意大利公民竟可能[在某地]无权“常住”，这可谓骇人听闻。任何人理应有权按个人意愿以任何方式生活在任何地方。拒绝承认他的居住权意味着一种动机层面的责难：而这是家长式和法西斯式政府的典型行为。然而这一现象在其本身的骇人之处以外，还反映了另一个更加急迫、更加普遍的问题：失业[的增加]。假如失业现象不复存在，是否允许一名公民在他有权自由选择的另一城市常住根本就不值得考虑。

当罗马的“管理”机构拒绝这些人常住本地，它们无非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承认了以下事实：在罗马是找不到工作的。就像在大部分非常住人口的原籍，那些一贫如洗的南方村镇里，同样找不到工作一样。所以呢？

当然了，集中营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优选择。由法西斯政府建立，又经天民党政府祝圣的棚户区[borgata]，本质上就是一座座货真价实的集中营啊。

昨天晚上，在一次非公开的放映活动上，我看了维斯康蒂的电影《洛可兄弟》。导演水准不用说仍旧是极其精湛的，故事——尤其是后半部分——也十分动人：然而若要说一句完全诚实乃至不讲情面的话，维斯康蒂的这部新作却并没有说服我。

电影讲的是米兰的南方移民：对于南方人与米兰的关系我所知较少，因此这里暂不评论：但我对南方移民群体[本身]却有直接的了解，而我要说在洛可和他的兄弟中间或许唯有西罗算是一个称得上真实的人物——前提是除去他跟那位即将与他结婚的姑娘之间过于甜腻的部分。其他人则更像是按照已有模式塑造出来的：易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流者（文森佐）；内心失衡的欲望动物（西蒙）；属神的圣徒[il mistico]（洛可）。这些角色始终没有脱离过它们的模板；有些时候模式对人物的压迫使得整个事件都夸张[melodrammatico]起来并且往往显得混乱[confuso]。我希望看到维斯康蒂在心理分析中拿出更多的勇气：那种不惜让事物显得复杂，让事实自相矛盾，让事件难于处理的勇气：这样的勇气[的表现]绝不会是奇观式的。而一切又都有待在这样的心理分析之下变得实在、简洁、通透、立体，经由感官可及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大地在波动》中的维斯康蒂也曾经做到过。

我在这里附上对维斯康蒂电影的评论，是为了说明对于罗马的非常住人口，或者说对于棚户区里数以万计乃至数以十万计的洛可兄弟们，那种政治层面上的乐观主义是不合宜的，如果我们从它肤浅和感性的一面理解“乐观”的含义：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很不幸，往往是自相矛盾而且极其复杂的，这些矛盾和复杂不仅令人痛苦，很多时候也是令人无法接受和无法解决的。仅仅提出问题，让它成为公愤的靶子，是不够的：那无非是用一种多少有点同义反复的方式安抚了自己的良心。我们需要的，要么是一刻不停地坚持斗争，全力以赴，这件事许多工会人士——真正的圣徒——已经在做了；要么是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以尽可能无畏和无情的方式分解和表达它。

因为任何其他做法都不可能哪怕稍微影响到Cioccetti和他的同伙们。

（Vie Nuove n. 39, 1960.10.1）

译自《帕索里尼政治社会评论全集》Pier Paolo Pasolini, Saggi sulla politica e sulla società, a cura di Walter Siti e Silvia De Laude, Mondadori, Milano 1999, pp. 9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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