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春节

偶然在一个电影网站点开这个片子，剧中人物一开口，就吸引住我了，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我家乡的话。再仔细看，是淄博，隔壁市，那个村子离我们家100公里，开车两个小时。他们的方言与我们那几乎一致，他们的口头禅与我们也是一样，不知是不是摄像头存在的原因，口音略微有那么一丝差别，纪录片的语调更接近普通话一些。

虽然生在农村，却因读书的原因，从未深入了解过。反倒是这部纪录片，让我回头想想，似乎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乡亲的影子。

跟文艺青年杜深忠一样，我们村也有一个不爱农活的文艺青年，但是，他最后凭着自己文艺细胞做根雕艺术离开了我们那不算贫瘠的土地。算是一种幸运吧。这样想想，在农村也不是没有出路。

也许因为身在农村，一切都习以为常。

其实每个村都有那么几个“能人”，或成为八面玲珑的村干部，或做生意发家致富。而其他的普罗大众，有性格泼辣的大婶子，有吃苦能干的大娘，有闷不吭声的大爷大叔，也有软弱的大部分。

其实每个村，也有那几个不幸运但人。有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有人穷困潦倒。输入这些文字的时候，因为时空的脱离，心里会有一些酸楚，但回到家，面对他们，会喊一声叔或者大爷，熟识如自己家人，仿佛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与我们并无二致，并无实质差别。

从更高但视角来看，我们的确也没有差别。穷或富，贫困或发达，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都是在过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回去生存，我应该会如老僧入定一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看不惯但不出声。更希望自己无所谓看惯看不惯。

导演焦波带着几个20出头的学生拍了这部中国农村的日常。山东淄博的杓峪村，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像这样的农村。导演纪录了这个村子一整年发生的事。

杜深忠一家，老杜曾经对外面的世界十分向往，年轻时当过兵上过鲁迅文学院的进修班，没事儿的时候还会写写小说文章。但是这些曾经的梦想都被困在了这片泥土里只发了芽却没有长成大树。一晃，老杜已经60岁了，一双庄稼汉的手粗糙又坚韧，老杜在一旁笨拙的拨弄着二胡，在老杜眼里人要吃饭，人的精神也要吃饭，村里同代人中老杜的文化水平最高的。但是在老杜的妻子眼里，那些没用的高雅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而老杜是个穷酸秀才。两人的拌嘴镜头贯穿整部纪录片，在家里拌，在果树园子里拌，在子女面前拌。拌嘴的内容不外乎，老杜又花钱整那些没用的文化东西，这就是老杜一家的日常。

村里的支书张自恩，只要村里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来找他。他是中间纽带，连接着村子和上面。这天镇上新派来的驻村干部来到杓峪村，张自恩又是贴欢迎横幅，又是找人敲锣打鼓，驻村干部刚一到村子，张自恩就拉着驻村干部要“支持”。村里要修的路，要建的小广场都需要上面的支持。张自恩是个好干部，没事儿就骑着摩托去镇上找人，找项目，希望自己的村子也能像隔壁村一样发展旅游业。

杜滨才（磊磊）从学校回来，磊磊两岁那年父亲得了精神病，对磊磊的妈妈又打又骂。于是磊磊的妈妈离婚改嫁，虽然妈妈和磊磊的婶婶还是有联系。但是磊磊从两岁后就没见过自己的妈妈，这一过就是19年。在磊磊眼里妈妈始终是在照片上，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但是磊磊很争气家里的墙上贴满了磊磊带回来的奖状。今年磊磊又考取了国家中级导游证，全淄博市也仅有磊磊一人考过。但是看得出来从学校拿回的奖状和荣耀并不能给磊磊带来真正的快乐，一天晚上父亲又犯病了拿着棒子在门口叫嚣骂人，在家磊磊父亲数落了一番。对着镜头磊磊说：“烦，一回家就烦”。这个在不完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估计从小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像磊磊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享受过母爱、父爱，在学校里他们要强他们想用自立自强来弥补家庭的不足。

张自恩这一年没少跑，新来的驻村干部给村里修起了广场，还修了一条水泥路。可是在这期间大事小事没有断过。先是因为要修广场伐树跟别的村民起了争执，村里的张光地也被嚯嚯起来说要查张自恩这几年的账。两人在电话里你一句我一句地骂着狠话。另一边磊磊婶子家的地也被人打了农药，今年的希望全毁了。而婶婶也在跟别人争执的时候被人打伤，这一年都不能干活儿。村里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外人觉得一点点的小事儿就能挑起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恩怨仇恨。我们总说“秋后算账”。在中国的乡村，有很多这样的“关系债”，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是夹杂着亲情，夹杂着宗族，家门荣辱，以及我们常说的“面子”，这种账要是真算起来，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在磊磊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烦恼的来源，道不清的家庭关系，搞不清的村里邻里关系。自己别能像城里其他同学那样自由自在的成长，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本不该由他背负的东西。老杜的女儿高中就辍学在外打工，这一年也要谈婚论嫁了。结婚当天老杜把家里攒的几万块塞到女儿手里，老杜希望能用这些钱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而女儿小梅却说把钱留给上学的弟弟吧。弹幕上很多说老杜家重男轻女，但这也是老杜无奈的选择，这片贫瘠土地上种不出那么多钱。在农村很多女孩早早辍学，不是去城里打工，就是嫁人。有的可以像小梅这样在城里打工然后把钱带回家补贴家里，还有女孩被村里的嫂子，姐姐带出去做一些不正经的工作，染上坏习惯。她们中的大部分心里都有一个结——父母不在乎我。

一转眼年末，老杜家的苹果2块3一斤，这一年老杜卖苹果挣了一万七。磊磊家的苹果卖了2块4一斤。磊磊爸爸用卖苹果的钱盖了一座仓库，又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而磊磊鼓起勇气和婶婶去见了多年没见的妈妈。坐在沙发上还和妈妈没说几句，磊磊就低着头哭了起来。泪水中有憋着的委屈，有想撒但没撒过的娇，也有对冷清日子的怨恨和无奈。不知道母亲的拥抱会不会填补一些磊磊内心渴望的母爱。生活就是这样，好坏都要过。老杜对儿子说：“这个土地他不养人，我活了60岁一事无成，而你要好好努力。”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老杜的儿子是，磊磊也是，也许这个地方让他们糟心，让他们失望，是他们成长的负担。片子的结尾村里的广场修好了，村里举办了春节联欢会。磊磊唱了一首《父亲》，站在观众人群中的父亲一遍听着一遍抹泪，而人群中的其他人也听哭了。老杜抱着新买的琵琶和杜嫂一起表演了一曲《沂蒙山小调》。虽然调有些跑，但是老杜还是在台上表演完了。

看完片子，我想起了自己在河北农村调研的日子。早上7点从北京出发坐大巴，再转镇子上的公交，然后坐一段摩托，最后走上一个大坡才能到我们扶贫的项目点。这里之前产铁矿，村里人每人都能分上一些钱，可是这几年矿被挖完了，矿渣赌了满河道。连村民吃的水都被矿渣污染，好几家人得了癌症。村支书想把村里好好休整一番，先把河道挖通，再在村里搞一些养殖业。因为山里不适合种庄稼，山上的野货倒是很多。村里看上了养殖小尾寒羊，这种羊适合圈养，不需要大片的牧草，一些苜蓿和饲料就足够养活。参与项目最热情的一家是一位从广西嫁过来（其实是被卖过来）的大姐，大姐家在广西的深山比这里还穷，从嫁过来到现在就回去过一次。大姐每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开始给公公做饭，放羊干农活直到11点给家里人做完饭才能休息一会儿。大姐的勤劳是有收获的，家里的羊一只接一只的下羔子。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小儿子那年刚考上，报的是装修设计。大姐对小儿子的专业有些微辞觉得学这专业不挣钱。我们去的时候大姐拉着我们问：“你说他（小儿子）学这专业出来能干啥？”后来，我们又帮着村里的养殖户推销羊肉，举办推介会，写软文都尝试了一遍，可是效果不太理想。现在想想如果那时候有个抖音或快手，卖羊肉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住在项目点那些日子，我整个人感到从没有过的接地气，乡村才是最真实的中国。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影片以24节气为纵向时间点，直观鲜活地呈现出一年中杓峪村中农民们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灰暗时期中的些微期盼，委曲求生中的无尽辛酸，捕捉到了当下中国的一抹侧影。整部影片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展现真实农村生活的故事，它带来的更多是社会对农民这一角色的思考以及当下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担忧。影片以乡间最平淡而又真实的烟火气息，触动着观众的内心，不愧“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影片对于乡村生活的展现，生动地再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这部纪录片中，田园牧歌式乡村的温情面纱消逝了，而以其白描般不加修饰的手法将乡村生活原本面目呈现于观众面前：乡村生活艰辛而无序，卑微而残酷。就如影片中的杜深忠所感叹的，“这里的土地不养人！”在影片所展现的一年里，杓峪村里有老杜嫁女儿这样的喜事，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丧事。乡村生活给过他们欢笑，也让他们流下过泪水；让他们经受过磨难，也让他们感受过快慰。老杜弹奏着新买的琵琶，杜嫂和着奏乐声唱起了小调；磊磊终于去看望从小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又在唱歌中向抚养自己长大的父亲表达感谢之情；村支书开始积极寻找投资者，发展村里的旅游业……每一个人都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春种秋收，日夜劳作，看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黄，看树上的苹果红了又青，看四季过去又轮回，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里，他们又度过了最平凡不过的一年。 影片对于农民角色的思考，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农民最原始的本质。他们有朴素的感情和道德观念，孩童般的真诚，不加修饰的仇恨与暴力。村民们有脏话连篇甚至打架斗殴这样的暴行，也有在春节联欢会上为对方鼓掌喝彩和给磊磊捐钱这样的善举。没有谁是天生的恶人或者刁民，也没有谁能做到绝对的圣人和贤者，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却鲜活的中国农民。他们平凡，但是坚韧；他们生活窘迫，但勤勉奋进；他们深谙人心之复杂，但也享受善意来袭时的单纯。生活给过他们欢笑，也让他们流下过泪水；让他们经受过磨难，也让他们感受过快慰。这些在大山里行走的农民，有着宏大而蓬勃的生命力，有着在漫长岁月中，打磨出来的生存智慧和哲学。对于他们而言，人活一世，既有必须要保住的本分，更有一念起就毫不吝啬的善良。他们不是蛮横粗鲁愚昧的农民，也不是单纯无私任劳任怨的农民，他们就是农民，就是在烈日下、在风雨中、在泥土上摸爬滚打的人民。 影片对于农村发展过程的担忧，真实地揭示了城乡飞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乡村里的中国》将镜头对准社会发展过程中当今中国农村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村的生活变迁、农民的物质生活困乏和精神追求无法保障等问题的思考。导演影片未美化乡村，也没有丑化乡村，而是选择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农村的诸多现实矛盾呈现在观众眼前。它是一面缩影，乡村兴则国家兴。但眼下，它的发展滞后而蹒跚，与飞速发展的城市日益撕裂。农民并非像传言中的热爱土地，邻居间的矛盾说闹就闹，当城里人在畅想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时，真正的乡村还在上演生活的鸡零狗碎，有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无奈情感，也有新一代农民努力脱离土地的挣扎。这一年中，稚子在嬉闹，青年在迷茫，中年在奔波，老年在哀叹，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人也都在赶着自己的路。农民的后代们终于走出了故土，将去过他们父辈所梦想的城市生活，也将他们所熟悉的乡村生活抛在了身后。而随着他们的离去，乡村将会更加凋敝，渐渐与现代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远。 《乡村里的中国》没有一波三折、 荡气回肠的故事，但却无处不弥漫着平淡乡村生活中的巨大张力。农村之上的政治架构换了又换，可农村及其承载的文化却默默继承。农民世世代代生在，死在在这片土地，最终融化为这土地的历史与未来。而乡间那最朴实无华的烟火气，才是最能触动人心的存在。每一个乡村，其实都是一个微缩的中国，这里是中国的乡村，也是“乡村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