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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是人类永恒的目标,人类是最贫瘠的,他要依靠土地、依靠土豆和白菜、依靠牲畜。王兵的镜头客观、冷静、真实,当我因这样艰苦的环境而为摄制组担心时,殊不知这片土地上却扎根着世世代代的农民。
他们的双手用力插进泥土和牛粪里,脚步丈量泥泞的大地;到底要多少次的奋力跳跃才能跨越真正的泥潭;要多少次醍醐灌顶的抽泣,才能把她因为寒冷而充满鼻涕的鼻腔甩净;到底要点燃多少次动物粪便,才能燃烧起生活焰火去驱散寒冷;到底要多少盐巴,才能让空乏的挂面满足土豆滋养的味蕾;三姊妹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这样的混沌啊。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我们能给他们的也只是虚伪的安慰和故作沉痛的忧虑。今天和明天我将为ta们祈祷!
还是王兵熟悉的视角:低矮,中景刚刚把人物框入,正面但不直接和人物进行交流,而只是记录。摄影机仿佛隐形一般,人物在镜头前自动各行其是。
但王兵的纪录片风格绝非简单的机位即可概括,而取决于导演的观念。许多纪录片都寻求“理解”某一事件和人物,因此做的则是事无巨细地铺陈、展现、阐释,力求提供清晰的背景,并通过前期剧本撰写以及后期剪辑,通过剪裁素材,整理出强因果逻辑的线索。看完记录片后,观众似乎从理性或知性上更为理解了拍摄对象。
但王兵不论《铁西区》还是《三姊妹》似乎都没有“理解--解释”这样的打算。铁西区第二部里人物活在纷乱而多变的情感生活中,总是活在当前的境况,看起来并不知道特别要做什么。而三姊妹、洗羊塘中呈现的人物生活也是如此:三姊妹赶着动物游走在天地之中,她们经历的事件,诸如受伤、吵闹、等待土豆,既非程式化过的日常,也无法被整理进某一系列因果相关的事件,从而成为叙事。
没有因果推断,观众就无法从逻辑上理解这些人物的动机、行为模式、思想。同时,王兵选择的生活片段,无论是喂猪、喂狗、烧土豆、赶猪、在河边昏睡,原本都不需要思想与动机。人们只是自动、自然地做这些事。
除了事件,剪辑的选择也加强了这种风格:最少量的信息;模糊的地点与时间;不经说明地切换地点;不主动像人物发问“你怎么想”;等等。
具体分野可以对比《小飙与狗》与《三姊妹》的风格不同。前者对小飙提供了诸多信息,我们知道他父母外出打工、他转学过多次,他与狗很有感情,但是对现实也有自己的无奈(“狗饿了怎么办”,“那就饿着呗”)。特别地,周浩在放学路上问小飙是否会记恨父母:纪录片想知道人物怎么想,在此基础上,我们理解到小飙是一个善良的人。与此相比,有关三姊妹的信息与想法,纪录片提供的相当少。换言之,传统塑造人物解释人物的戏剧元素对王兵来说并不太重要。
如此,由于导演拒绝解释、不愿意寻求解释,开篇三姊妹在野地中游走便具有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效果。而铁西区中那些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小买部中的种种不知前因后果的争吵、聊天,也提醒着人们一种原生生活的质感:可以说,王兵镜头下呈现的生活是混沌的,块状的。人物的性格、心理动机、家庭背景都无需说明与解释,他们只是一头雾水地生活于其中。
1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吃土豆的人》原作,画面上一家子围坐桌边手捧土豆,土豆上冒着热气。那个当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印刷版无法清晰表现的蒸汽,有俗世的热度,把你拉到那个场景里。王兵的影像,大概也有这种效果。 片子的视角其实够散,只捡“贫穷”来说。 一个80户人家的小村,与世隔绝。母亲因为贫穷逃跑,父亲因为贫穷出村打工。只有小孩对穷还没有大概念,雨鞋磨破了脚用糖纸糊住伤口,觉得好玩,还笑得开心。 饭通常是大家子一起吃的,饭多菜少。父亲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姐姐难得去自家田里砍了一颗菜,算加餐。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个女人,女人自己有一个孩子。父亲掌勺煮面,边加盐边说“这真是最后一点了”,女人过来,用手把面条最后一根捞进锅里。后来大家吃饭,女人说,“我真的饿死了”,她的女儿这时候在边上添饭。 之后有一段,这“家”五个女人在门口互相捉身上的跳蚤,三姐妹里比较小的姑娘跟新来的女孩打闹,这中年女人立马护着自己孩子,对她拳脚相加,那发狠的模样有兽性。想来这个凑合成的“家”(只能算是集体,不能叫家),其实只是多了两张吃饭的嘴,贫穷让人的关系变得够涩。除了亲戚,情都变成物质交换。包括父亲跟大哥吃饭的时候聊起的,孩子的妈,大哥说,你看能不能带个1000块钱把她带回来。带得回来么,连孩子都不要的娘,空留小孩在山上喊,“不要我了么,猪也不要了么。”小孩停了停,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摄像机,很短的一眼,然后又转头看对面的山。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下,温饱尚愁,根本没心享受所谓法制福利。你要给农村人口医保,每个人每年收10块钱,村里的老人说交不起,何必拿吃饭钱换看不见的福利(顺口说一句,在法国,没有收入的人是可以申请免费医保的,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具体了解,但相信也有类似政策)。 幸好片子里讲的只是贫穷,没有讲到饥饿。中国农村家庭的好处是,再怎么穷,一大家人拉拉扯扯,这边破了那边补,差不多物质生活还是可以维系下去。但如果真有一天这种平衡奔溃了,王兵他自己在记者问到“怎么看吃人的极限生存状态”的时候说,他觉得吃人没有任何错。“那只是人们从一种道德的伦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去吃我们的同类。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他并不是恶意地伤害他人,为了活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无可非议。” 你看片子里其实有点这种意味。家庭大宴,长辈宰了猪,把肉一勺一勺兜进汤里,画面外有女人说,这是只漂亮的牲口啊。这样的一种生存处境,一点点亲手喂养长大的动物,最终宰了进了自己的嘴巴,换来一句感慨。一个天天吃肉的场外观众,大概也是听听就过了。 拍这本片子的时候王兵碰到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在4坪的“房子”里住,他顺便拍下来,但没有办法剪进《三姐妹》里。这次pombidou以未剪辑素材的方式公映,取名《父与子》,法国记者问了两个问题: 1. 你为什么特别选这三个人来拍?当然一定不只是他们的物质条件让你感兴趣而来拍摄的 王兵: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让我想拍。我想拍当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虚伪的体制下,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数百万人物质跟精神的贫穷。 2. 您不觉得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存在某种“美”么? 没什么漂亮的好看的,纪录片表达的,是生存体验。 支持王兵的实诚跟直接,这本片子其实看得压抑,我想王兵表达到位了。
默片时代影像的光芒黯然失色,彩色宽银幕似乎打开了新的视野,在那个电影天才辈出的年代,巴赞用河流入海冲击层比喻电影,电影的侵蚀回旋,引发着电影内部的变化,以及戏剧小说绘画建筑的些许变化。彼时,电影的未来时态,如巴赞虽说,是内容和形式的倒置,形式受到着题材的严格制约。而此时,《三姊妹》,王兵的影像,悄然触碰到了另一扇窗子,影像已完全脱去形式的外衣,直裸裸地,只剩下坚定的影像序列。
当三姊妹们看向镜头那一刻,我不能准确的思考这一动作的意义。在黑暗的屋子里,三姊妹围绕在饭桌上,注视着锅里的食物,或是游走在人畜共存的院子中,他们坦然自若,荧幕前的我觉得诧异,却无头绪。那一时刻,是影像的最为纯洁的时刻,脱离于任何视角。任何观影经验都无法清楚的概括这一画面的源头,能够感知的是这一事实本身。任何一个画面,都无法被清楚地阐释,于是,任何关于人物的讨论都会偏颇。况且,影片从一开始就直接置入其中,牢牢地置身于人物当中,几乎没有空镜头,更没有费心费力的戏剧性的波动。
听不懂的方言,不过还是看懂了
这才是真正的“童年的消逝”吧
神秘。你找不到观察的视角,这让人纠结,让人自我怀疑。
剪接只是一方面,王兵是伟大的镜头观察家,摄影机的所在位置总是出于尊重现有空间,大人与孩子们做出各种行为,他们分开或在一起,被记录在空间里。也可以说王兵拍的是空间的“关节活动”,是“发力”的机制,画面的元素(人与物)相互牵引,却又有活动性。一些“闪光”的东西,电视、光源,出现在跨空间的彼端,一些关键静物,菜篮、桌子,沿着对角线布置。全片被一种诗意、恳切的氛围包围,无论室内或室外,这种感觉正是由于镜头在一直“受力”,受各种力,而不是在真空中看。
天煞的父母
@Metrograph. 大姐是真正的rock star, 镰刀削铅笔,砍刀收菜,脚踩猪食槽,手提俩妹妹。上学的时候老师带着全班小孩唧哩哇啦喊语文课文,她一会儿跟一会不跟。回家路上跟大眼睛小女孩闹别扭,小女孩忌惮摄像机怼着她俩拍,大姐看都不看一眼。冥想时间里大姐的双眼里也是承载了她的年纪(十岁)不该有的深沉。
当摄影机真的像只苍蝇一般存在着(持摄影的人消弭于无形),以零度干预的方式纪录下生命客体时,作为观赏者的我渐渐体悟到生命内核本身是平等的,无所谓高贵卑贱。三姊妹极端苦难卑微如蝼蚁一般的生活历程并没有让我产生怜悯、同情、鄙夷、不屑、庆幸、不安、愤怒等情绪。存在超越意义。
王兵的纪录片一部没看过,听说都很长,这是第一部,看完让人沉默,如鲠在喉。
与《阿仆大》在对象、语体、内核上均能形成互文,现实感方面则与《危巢》对应。从云端伴着山风声进入的视界,旁观三姊妹劳作的存在方式,外来摄像机本应该,却难得把持住的礼节。削去夹边沟的窒息,直面现世的匮乏境况。能量来源于三姊妹的天然,也同样是甩向和谐文明世界的响亮耳光。
作者的节制总是与观众的精神状态相对应的,眼瞅着身边从不间断离去的人,我却被牢牢钉死在座位上,精神状态极其亢奋的,被那些外景如康斯太勃、内景如伦勃朗的画面彻底吸引,一点都不觉得任何镜头冗长。但我也相信,换作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我可能根本看不下去。这其中的逻辑在哪,只能相信神秘力量
后知后觉王兵的厉害,如何“置身其中”又“置之度外”,这大概就是纪录片最困难的地方
拍得真好。姐姐和父亲形象和泥淖苦寒的村庄令人难忘,一些段落像油画一样充满莫名的情绪,有些像80年代的彝山老家。看了目前72分钟版本,想看三个小时完整版。王兵在去祭奠昭通巧家籍作家孙世祥的路上发现了洗羊塘这个村落,这里和孙世祥巨作《神史》的故事发生地很接近,期待王兵的同名剧情改编。
镜头如月照九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高楼饮花酒,几人挣扎在山沟。
结构上有点太任性了。
撇开题材是否投机的揣测。这个片在去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臧否以外,仍旧呈现了我极其认可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尽可能简化主观视角甚至戏剧性,而让观众经由极其枯燥的影像自身去介入“他者”生活。这个过程中观众会不断看表,不断想离开,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他者的时间和空间
【法国文化中心展映】没有任何旁白或采访,以旁观者视角默默观察、拍摄海拔3200米的云南省昭通洗羊塘村里三个孩子贫苦的日常生活。她们是三个小姐妹,三个留守儿童,也是三个00后一代。相比张同道纪录片《零零后》中那些从大城市赴美留学孩子们的生活,这里是另一个世界。10岁的小姐姐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和劳作,从烧火做饭洗衣到喂猪放羊割草。很想知道当她一个人漫步在山野荒原中时在想什么。母爱的缺失也让片尾孩子们哼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显得分外悲凉。教育对命运的改变或许也是有限的。村里的小学老师念课文竟然能念成:梅兰芳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京“刷”大师。学生们也就跟着这样念。成为影片中最荒诞的一幕。在王兵纪录片镜头中,我们能一直看到盛世之中一个个“无名者”的生活。无需过多介入与干预,只是记录即力量无穷,意义非凡。
看完最想活着的电影
这是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却完全谈不上生态上的丰富与健全,大众能够看到的影像都跟生活毫无关系,也和情感和思考毫无关系。当拥有话语权的人们炮制虚浮造作的玩偶与幻象时,时王兵用一种粗笨的影像填补了这个生态中最缺乏最基本的真实质感。生命无贵贱,忽视经常有。记录即关注,让被忽视的获得存在。
三星半。角落里的那一堆土豆
哪有三姊妹哦!我只看到一个身兼女孩子、姐姐、妈妈多职的孤单身影而已,全程都伴随着她因寒冷而不断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