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翻译 于SQ

编辑 馒头

看完拉吉·利（Ladj Ly）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下文如不特别注明，均指本片而非小说。——译者注），我们会有种被丢在悬崖边缘的感觉。这部影片不仅喷发着急切、灼热、激愤的能量，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值得细细拆解。

《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优点在于它描写能力出色，有教学片的质感。这是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大银幕上如此展现一个居住区（cité”）——特别是一个位于梦费尔梅伊市（Montfermeil）的居住区。

影片没有以青少年和警察的冲突为影片核心，而是将这个似乎永不停歇的居住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进行了一次政治学研究。居住区的日常运行仰仗各方力量的均衡，那里有警察、实际掌管居住区事务的“市长”、各个宗教的教徒和生意人，而代表政府的真正市长在片中是缺席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气温35°的夏日[与另一部讲述暴乱的重要影片——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 1989）相同]，同样缺席的还有学校：孩子们整日在街头游荡。警方是片中出现的唯一的公权力代表，然而它并非独立的力量，它与其他权力机构统一组织于一个体系之中。

这是个雅尔塔式的地方。影片花费了许多笔墨向我们展示居住区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人机视角下居民楼的俯视镜头与市场的正面镜头（不同的色块令它像一副抽象画）划定了居住区的地理界限。约翰·卡朋特与黑泽明总会向观众清晰展示空间地图，让观众了解从一处到达另一处的路径，与此不同的是，《悲惨世界》并不准备让我们在这个空间中辨清方向，它只向我们一个个展示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区域。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片中，我们跟随着刚刚离开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来到梦费尔梅伊镇警察局工作的“发膏”（Damien Bonnard）造访了一系列地点。“扫恶组”（BAC）的瓜达（Djebril Zonga）和他的上司克里斯（Alexis Manenti）是“发膏”的负责人。除写实主义的描写与教学片观感以外，影片大刀阔斧的叙事效率令人惊讶。首先，拉吉·利在片中插入了一小出喜剧：警察之间的对话令人目不暇接，各方力量亦敌亦友，“市长”身披“市长队”足球衣……这一切都凝缩在影片的街头小剧场中。其次，影片故事发生在一天之中，遵循了古典悲剧三一律。

如此一来，想要完全厘清事态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警察误伤儿童的（警察向一个孩子开了闪光枪），居住区里各股势力又如何试图平息这一事件的，就变得十分具有挑战性。围绕这则悲剧，影片以罕有的控制力在不同调性之间游走。

影片本可以一直跟随那个注定要被新同事捉弄一番的菜鸟警察的目光，但拉吉·利还在片中加入了操纵无人机的眼镜男孩、富有同情心的黑人警察（“好警察”）和神经质的白人警察（“坏警察”）等多个人物，他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事，然后又颠倒观众最初观影时对这些人物行动的预设。只有这样，这个空间和这里的居民才不只是菜鸟警察——即观众的代理人眼中的样子。这样的表现手段使影片具备了纪录片特性，比如，当瓜达进入公寓时，观众离开了“发膏”，而是同瓜达一起了解到了居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贷款。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拉吉·利知道自己处境微妙，他希望打破人们对这里的所有既定想象，他在片中不断消灭所有陈词滥调（不谈毒品，不谈恐怖主义，也不追求视听上的过度风格化）。

《悲惨世界》是《流浪的迪潘》（Dheepan, 2015）的反面，这部雅克·欧迪亚的影片剧作简单，故事发生的地点仅限于两幢楼房，毒贩在屋顶交易，一切既符合西方世界的想象，又符合剧作上类型写作的要求，十分矫揉造作。

拉吉·利摒弃了这一套，与那些对地方充满异邦想象的外来者导演迥然不同。最值得一提的，拉吉·利拒绝小格局的自我沉溺，他双手拥抱了个体之间的相异性（altérité）：影片中不仅有刚刚从瑟堡来的诺曼底人，还有让娜·巴利巴尔（Jeanne Balibar）饰演的高级警官，她身穿大码制服在一片笑声中突然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设计这一短暂出场的人物绝不只是为了让巴利巴尔客串出镜，这个角色承担着相应的描述性功能，影片用这个角色辛辣讽刺了男性卖弄雄性气概的可笑性。

流浪的迪潘 Dheepan (2015)

片中还给了吉普赛人以一席之地，他们在街头狂欢，就像在宣告马戏团即将到来，这一场景中具象的“点火”动作在叙事上也“引爆了冲突”。在他们掀起的这股充满原始野性的癫狂浪潮面前，最激烈的兴奋都显得平静如水！他们热情地欢迎警察加入，摄影机并没有将警察当做居住区的“他者”，他们与所有贫苦的可怜人一样，从里到外，从身到心都被囚禁于这座居住区之中。拉吉·利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警察下班后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影片对所有观众都很友好，它应当能够如我们所愿地收获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部影片是“完满”的，它生发于一种共性，而非隔膜：正如拉吉·利亲历的2018年世界杯决赛前后全法民众的空前团结，它让人们回想起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神话。

影片本可以破除刻板印象为己任，止步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它选择进入另一个维度：影片引入了几个超乎寻常的元素，打开了故事的局面。这种虚构十分有冲击力，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影片才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影片的虚构性和象征性都凝聚在超常元素的代表——即狮子的身上，它是令一切失衡的源头。一开始偷鸡的小窃贼变成了偷狮子的大盗，这个设计为影片蒙上了奇幻色彩。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奇幻元素与维克多·雨果的创作在产生深层共鸣（喂养狮子与住在巴士底大象里在气质上十分相近）。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影片的核心场景是孩子与狮子的笼中对峙。男孩遭受性命之虞，尊严受辱（他尿湿了库裤子），我们亲眼见证了他在这场角力中的蜕变：我们无法再用与之前相同的目光注视那张被闪光弹毁容的脸了，他的身上就此烙下了狮子的印记。他乱蓬蓬的头发和印着老虎图样的T恤本就散发出宿命的气息（某场戏的背景中还出现了饰有狮子图样的纸箱）。

这个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将他容貌遭到损毁的时刻描绘成了他“变身”（transfiguration）的时刻，他在恐惧中以雄狮的姿态重生。他就此变得强大、正直，回归野性。这一天或许确实是菜鸟“发膏”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这却是这个孩子堕入地狱的日子：他被人丢下等死，像一个包裹一样被拖来拽去，与一头猛兽短兵相接……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一时刻蕴含的强烈情绪不可忽视，警察想把男孩丢下喂狮子，“是他的错”，“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这几句引自雨果的话语早已淡出我们记忆，此刻它却像一记响鞭：“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我们的伽弗洛什令人心碎地啜泣着答道。我们见证了一场驱除人性的仪式。虽说他此言确是为了打发走旁人的聪明话，其中何尝没有几分真心。他仍混迹在一群孩子们之中，他躺在废弃的沙发里，坐在居住区高楼的屋顶上，思索了许久。我们的反叛英雄就此登场。这场变身与身穿制服的超级英雄不同，当然，除了另一个社会渣滓——小丑。他也有着《笑面人》中雨果笔下的扭曲脸孔，同样的，他也引爆了一场暴动。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在这部看似一直向前发展实则好似迪斯科舞厅里的闪光灯球一般旋转着的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的形象：那个目击了一切的人。他性格羞怯，总是躲藏着观察，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他在“看”：透过他的眼镜、无人机和楼道门上的窥视孔，他在看。他也是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像交给警察。

在伏击开始前，孩子们玩水枪的场景中，持续的晃动手持镜头给人以强烈的不安感，孩子们如此紧密地彼此相连，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点火，是火箭升空前的最后步骤。影片在一场暴乱中走向疯狂，我们自从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çois Richet）的《我的城区要爆炸》（Ma 6-T va crack-er, 1997）之后再没见过银幕上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场孩童们的反叛与当代的所有重要议题息息相关，它让我们想到戈达尔在《影像之书》（Livre d’image, 2018）末尾提到的阿尔贝·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沙漠雄心》（Une ambition dans le désert）中反抗的孩子们。又一次，是像在联合国以“你怎么敢”（How dare you ?）为题发表演讲的格里塔·桑伯格一样的孩子们采取了行动。孩子们的目光超越了自身，他们看着我们，仿佛在质问：“看看你们做了什么？”他们的目光坚定得令人畏惧，但是人们理应畏惧，不然改变何来。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悲惨世界》（它竟敢以一部经典法国文学名著的名称自我命名！）的大胆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杂糅“类型”（genre），而是选择升格“语级“（registre），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如今，哪怕是最好的法国片都只是天真地将“类型”视作平行于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选择。过去，自然主义只是一幅能在现实中“给人以现实感”的图像，所以它其实是对现实的漫画式演绎。自然主义以所谓内在论（immanence）的名义将所有奇幻的、过火的和说教性的元素排斥在外，成功掩藏了很多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方面，类型大多是美国的舶来品，它是一整套物质、图像与意识形态工具，它令人产生幻觉，误以为真能用它表达出关于我们生活的真相…… “制造现实感”同“类型创作”一样，它们是“虚假”的两面。若想真诚地讨论生活，必须要重新将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悲惨世界》并没有诉诸 “类型”的，而是使用了“语调”。影片以全新的方式调动了各种可行的修辞手法，从一种“语调”跳转到另一种，它使用了一头野兽的意象，以兼具教导性、喜剧性、悲剧性、奇幻性和史诗性于一体的方式优雅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警察的线索混杂了教导色彩、悲剧与喜剧因素，而从孩子到狮子的变身则在奇幻故事（笼中狮）、悲怆宿命（“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与英雄史诗的结合中探索至更为深刻的层面。结尾的骚乱不仅仅是情节的终点，其视听呈现既像一部口袋书中的英雄故事，又像一出坊间传说：那里有沸腾的人群、街垒路障和一个反骨英雄。《悲惨世界》是一堂电影课，它带我们远离了当代众多影视作品共有的平淡无奇。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居住区只是一个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的普通所在，还是相反的，具有无法抹杀的特殊性？片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的张力贯穿全片，这是影片如此令人激动的另一原因，也是在当代社会描绘城郊生活时普遍会遭遇的悖论。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左右开弓。一方面，必须打破刻板印象，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被放逐之地，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孩子与别处无异。

片中，男孩跟一群女孩们因无人机吵架的场景正体现了这种观念，此外，这也是高大病体（Grand Corps Malade）和门迪·埃蒂尔（Mehdi Idir）共同执导的成功影片《我不是差生》（La Vie scolaire, 2019）所采用的策略。这部影片描绘的是校园生活，与《悲惨世界》形成互补。

我们必须把对城郊空间的表现重新统一到法国电影的整体脉络中，并且不能将它表现为有异域风情或有威胁性的“别处”，也不能把“它”呈现为一个“领域”（territoire）（怎么会有这种无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看到这里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

这里之所以令人无法逃脱，是因为人们选择了遗弃它；这里之所以被贫困席卷，是因为封闭扼杀了经济活力。珍惜，并不意味着拒绝改变。即便片中人所经受的并非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那种流浪街头、食不果腹之苦，它以雨果的作品为参照也仍很正当。雨果曾说，“开办一所学校，就能关闭一座监狱”，拉吉·利，这位电影导演和教育者真的开办了学校。（见访谈）。

有人跌倒了：究竟是谁的错？拉吉·利将矛头对准了谁？是政府，片中从国家到大区再到市镇的各级政府全部缺席。我们可以观看拉吉·利在他于2005年法国骚乱后拍摄的短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 2006）中现实生活中的市长是如何逃避摄影机又如何被拉吉·利逮住的。拉吉·利参加戛纳电影节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希望马克龙能够观看《悲惨世界》，并把它当做是专门为拍给他看的影片，就像弗朗索瓦·拉芬（François Ruffin）的书《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Cette France que tu ne connais pas）一样。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只犹豫不决的眼睛，片尾黑屏淡出的效果极佳，黑色一点点吞噬画面直至只剩下一个面庞，很像纸张或是胶片燃烧的效果——拉吉·利在两种抉择中摇摆，我们能够理解他的犹疑：有些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停下一切；然而有些时候，我们要给现实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并不想诉诸暴力。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注释：

这里的“cit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与社会概念，它多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为解决大城市出现的住房危机实行“优先城市化区域”政策（ZUP），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了许多廉价住宅区。由于政府失败的城市化政策，这些地区成为中低收入人口的聚集地，人口失业率很高。加上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匮乏，工作机会少，导致这些区域与外界联结断裂，违法犯罪日益猖獗。本文将其暂译为“居住区”。

Montfermeil市位于巴黎东部郊区，那里是雨果《悲惨世界》中德纳第酒馆的所在地。

本段中将片名来源——雨果所著《悲惨世界》中男孩伽弗洛什（Gavroche）的形象与片中的角色做了对照。前文已经在对照影片与小说在奇幻元素上的共通性时提到伽弗洛什住在巴士底大象雕塑里，此处两句引用出自《悲惨世界》第五部第一卷《伽弗洛什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译），讲述伽弗洛什在街垒大战中牺牲前唱起的歌谣：

楠泰尔人丑八怪，

这只能怨伏尔泰（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

帕莱索人大脓包，

这也只能怨卢梭。（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

……

我是倒了下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

这也只能怨……（C'est la faute à…）

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7日，巴黎郊区爆发长达20天的社会骚乱。起因是城郊的克利希·苏布瓦市的两名北非裔男孩在躲避警察追捕时不慎被电死。当地青少年首先发动骚乱，后蔓延至许多黑人移民较多的区域，一周后蔓延至其他法国大城市。近万辆车与全国多处建筑物被烧毁，两千八百多名嫌犯被捕入狱。

François Ruffin是一名法国记者、作家、纪录片导演和政客。2019年2月份，他在《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出版后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本书出版前的写作与筹备过程之所以严格保密，是因为“一个拳手在出招前不会提前通知他的对手”，他表示希望这本书也是一记重拳，最好能够击中总统马克龙。

文｜十二辰子

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

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

《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

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这几年难民问题搞得欧洲各国都很头大，导演拉.利生于巴黎的底层，这部片子也是结合了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其他外来移民在生活中面对的种种现实。

电影中的小伊萨是巴黎千千万万个小移民的缩影，他们父母是外来移民，而他们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说的法语也是和其他法国人一样，并无区别。在法国队夺冠的前一天，小伊萨和他的哥们儿一起跑去酒吧庆祝法国队的胜利。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们肤色各异但是他们和广场上的人一样身着法国队球衣，身披法国国旗，一起为姆巴佩加油呐喊。在这一刻他们是法国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但回到居住区，他们好像又不太一样。像小伊萨这样的移民在巴黎有专门聚集区。这个社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女人卖淫，男人贩毒，除了警察看不到其他白人面孔。新来这片区域工作的警察Stephane 还怀着一切对公平社会的美好。在来巴黎之前Stephane一直在瑟堡。瑟堡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和港口，人种较为单一。Stephane调来巴黎也不是因为自己工作多么出色，而是因为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妻，来巴黎他就能和儿子重逢，Stephane想的很美好。

现实是巴黎的警察工作要比瑟堡复杂得多。入职第一天他就被分到和Chris和Gwada一组。Chris在警局是出了名的“执法疯狂”，而Gwada也是有色人种，从小生长于贫民窟，好在他的母亲一直让他受教育，让他脱离了贫民窟的泥潭。Gwada和Chris是多年的搭档，两人的管辖包括小伊萨居住的这篇移民区，对于处理移民之间的纠纷他们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刚到警局三人就看了偷东西被抓，正在被父亲大声训斥的小伊萨。没有人真正关心小伊萨为什么要去偷一袋活鸡。移民区的其他孩子的生活也跟小伊萨差不多，有的摆弄着自己的无人机偷看女生换衣服，要么被社区的穆斯林兄弟会收买，平时去寺庙做做礼拜，兄弟会给这些孩子一些吃的喝的。但是关键时刻这些孩子还会参与一些不干不净的生意，姑且算是利益交换。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早早就见识了复杂的人性，也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道。平日里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父母管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父母也管不过来，没有学上，就三五成群在肮脏的公园里玩儿自制滑板，穿的是中国制造的盗版耐克裤子，鞋子。搞点小偷小摸，甚至去偷了狮子就为发朋友圈炫耀。像小伊萨这样的孩子踩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是法国社会的最底层人，他们也知道主流社会不待见他们。而另一边又是回不去的落后非洲，那里的人还会因为争执而被残忍的烧死。

社区里的成年人，也没有逃脱命运。种族，信仰，语言，又把这里的移民切成一个个不同的族群。穆斯林有餐厅生意，非洲人有露天市场生意，吉普赛人有马戏团生意。每个族群互不打搅，各挣各的钱，谁也不要染指别人的地盘，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也很容易被打破，因为虽然同属一个社区但各个族群之间并不信任。穆斯林把狮子看成是高贵的动物，他们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而是要飞奔在草原。但在吉普赛人眼里，狮子是用来挣钱的动物。而在小伊萨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狮子是用来在网络上炫耀的工具。

当Stephane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社区的移民们根本不把这位新来的警官放在眼里。直到追回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才让他真正认识到这里面的复杂。Chris作为资深警察当然清楚如果外界知道开枪打伤了一名贫民区的孩子，一定会掀起一阵舆论风波，保不准就是下岗。而贫民区的其他势力可以把视频作为要挟警察们的工具，顺势让警察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或者哪天看警察们不爽这段视频就是做掉他们的工具。贫民区的人和警察之间暗地里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没有人真正关心受伤的小伊萨，以及拍摄视频的巴滋。小一辈们仅仅是大人之间博弈的棋子。

这些移民是到了法国，但却完全融入不进法国的社会。但在法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片新社会。他们买东西不去香榭丽舍和老佛爷，而是去社区中心的露天摊铺买仿冒的耐克，阿迪。比起把钱存银行，他们更愿意把钱交给自己信任的人用来做危机时使用的资金。他们不相信法国的警察，不相信法国的法律，不相信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读萨特，伏尔泰，雨果，但他们生活却像悲惨世界。

受了不公平对待的小孩儿们没处说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自己的命甚至连一头狮子都不如。而警察和社区的大人们也都没有人提出公权力的概念，在他们眼中私底下的利益交换比公平正义实际太多。所以Chris敢在贫民区孩子面前喊出那句：“我就是法律”。

对于这一切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有样学样，所以在影片的最后移民的下一代们穿上黑衣拿起燃烧弹，就像警察和大人们对待他们一样。

电影让我想起当年去法国旅游。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有蒙娜丽莎，埃菲尔铁塔，白天的塞纳河畔。还有夜晚在火车站，蒙马特高地扎帐篷过夜的难民，他们有些甚至连帐篷都没有，直接睡在公园的躺椅上，走过去还能闻见一股尿骚味。我们住在红磨坊附近的青年旅社，旅社的工作人员警告我们晚上不要去塞纳河周边散步，因为那里经常发生游客被抢事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三、五个吉普赛女孩笑脸相迎，趁你不注意瞬间把手塞进你的口袋摸一摸，还好那次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张地铁票和几个零钱硬币。埃菲尔铁塔下，非洲移民们兜售着缩小版的埃菲尔铁塔纪念品，我买了一个冰箱贴，翻过来一看上面写着“fabrique en chine”。

欧洲这几年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老旧的欧洲人还是不忘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完全对日渐崛起的新兴国家视而不见。而移民问题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解决，西方人总是觉得自己的社会制度无比优越。任何移民都会融入进来，但现实往往相反。就像亨廷顿说的：“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Every civilization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writes it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drama of human history.

《悲惨世界》是导演拉吉利根据其同名短片改变扩充而来的。没看过短片，也不比较二者孰优孰劣，仅从长片出发。

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单刀直入地概括了全片的概念，导演要展现的是水深火热的社会图景。这幅社会图景来自法国巴黎的东部小镇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同样是雨果小说里的场所位置。而在这座小镇的Les Bosquets郊区，正是全片不断渲染的“交火地带”，电影透过这一微缩镜像借以反映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命题。

导演截取了2018年世界杯上法兰西夺冠后凯旋门前的人潮狂欢作为开场镜头，喧腾的人群来自不同的肤色，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制造了团结的假象。在中—远—近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镜头很精准地把握了这种状态，开放式空间下渐进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效并不干扰叙事，而是将影片在还未正式开场就推向了高潮。场景内部的层次感加剧了观众的不安和困惑。

人群中高呼的“Mbappé”（姆巴佩）似乎是导演有意布下的反讽线索。这位有色人种在世界杯上如有神助，拯救了法兰西。开头不仅指涉了法国足球队的黑人化，并顺带引出了欧洲移民潮的注脚。简单的开头便包含如此丰富的寓意，交代了大背景下社会问题复杂的法国，并描述了法国人对边缘族群的双重态度。

影片跟随着巡逻警车的运动开始深入这一动荡的巴黎郊区。三位主人公皆为当地警察，相同的身份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影片中有大量的巡逻戏、楼道戏和追逐戏，导演采用了晃动的手持镜头，在持续跟焦的过程中保证了镜头的流动性，从而赋予了叙事在混乱之中仍具有一种荒谬的秩序感。这些镜头揭示了导演审视社会的意图，虽然手持镜头的运用在批判现实的电影里并不少见，甚至已有泛滥之嫌，但拉吉利却让平庸的手持镜像恢复了连贯的跳动性，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与扎实的文本有很大关系。在《悲惨世界》里，Gwada用Flashball打伤Issa后，镜头游移在三个警察的脸庞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中不但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后续三人不同的态度作了细致的铺垫。可见，大量的手持镜头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与文本之间相互增强，在情绪渲染之外拉动了暴力的延展性。

影片里，摄影机在某些时刻被淡化了，街上奔跑的小孩，偷拍隔壁女生的小孩，围在一起的黑人帮，怒气冲冲的警察，叫嚣着“永远不要道歉”的警察，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的一小块拼图，他们是设计好的角色吗？随着电影的推进，那种随时可能被点燃、被激怒的状态微妙地钳制着不同社群的力量，这背后可能是身份阶层，是权力，也可能是原始地位的交锋，来自最内部的鏖战。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社会暴力，某种戏剧化的又十分日常的暴力，偶然和必然的集合。

在周旋于外部矛盾的同时，导演对准了内部的异化，这是《悲惨世界》比较特别的地方。信奉“C’est moi, le loi”（我就是法律）的Christ暴躁粗鲁，一副种族主义者的陋相；身为黑人的Gwada稍微收敛但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新人Stéphane厌恶一切粗暴的执法手段，很多时候他犹如局外人（没有那么“白”，也没那么强权）。在外出巡逻中，这三人的分歧加剧着，直至枪击黑人小孩事件发生，蛰伏已久的矛盾终于刹向了高潮，此前的叙事铺垫令这一高潮的到来毫无设计痕迹。

flashball（防暴球弹枪）这种所谓非致命武器在西方一直争议很大，官方的定义是并不会侵袭皮肤，但通过网上的数据可知伤者并不在少数。在此前法国的“黄衫运动”，甚至十几年前法国的骚乱中，当地警方就频繁使用过。当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禁止该种武器使用时，法国的《内部安全法》早已赫然规定了Flashball的适用情形和适用人群。说是适用情形，但基本上一发生暴动，警方就有权使用，对于“暴动”的定义，警方实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另外一边，一个黑人小孩用无人机录下了这一幕。记载关键信息的无人机录像成了枢纽，人物又一次不自觉的陷入拉扯式的困境。前圣战分子Salah为首的势力集团与当地警力之间的利益交换说明了，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关权力，支配社会倒退抑或前进的力量来自于权力的更迭与交换，而非权力的消弭。

而整部影片描述的，恰好便是权力的流动状态，包裹在暴力的氛围中，个体不断被分解着，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与对错观去衡量这些角色。Issa在从马戏团偷走狮崽的瞬间是他得到权力的开始，这场盗窃引发了全片最大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警察，当地帮派争夺狮子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都是权力的分割、控制。狮子是暴力与权力的象征，意味着，权力的诞生伴随着暴力，企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铲除暴力如夸父逐日般荒唐。

当小男孩被压着身体关到狮笼中，在暴力的震慑与对峙下，他彻底丧失了权力（狮崽）。如何夺回主动权呢？于是才有了结尾的楼道对战。Stéphane所谓的“love&peace”似乎宣告无效（结尾处Issa面对Stéphane的恳求并不打算手软），暴力是乌比斯环，一旦开了头，费力去停止只会付出更大代价。开场的狂欢与结尾的闪弹混战是暴力的具象化，走不出的乌比斯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古老的谚语在现代社会屡试不爽。扎根于人性的暴力，俨然成了不可抗力，无法预知、预防也难以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镜头下的暴力世界也是一个男权世界。女性近乎软肋般的存在。在推进或是对抗暴力的过程里，她们无一不是失语的，像是无灵魂的、被动的容器。

与雨果的小说不同，影片中并没有如阿然让那样拥有无懈可击人格的角色。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沙威站在塞纳河旁陷入沉思；电影里的后半段，拉吉利也安排了类似的“沉思”镜头，Christ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沉默不语。雨果的小说里用宽恕为恶指出了方向，而在影片里，这样的宽恕不复存在。爱，变得很脆弱。

当失衡的高角度附拍镜头掠过日常的巴黎郊区，每个人走动着，奔跑着，阳光和尘埃淌过他们的头发，这些个体很相似，脏的灵魂，善的灵魂，看起来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的生命。

提到法国就想到巴黎，提到巴黎就想到铁搭，然后又想到对法国习惯性投降的戏谑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那个“革命试验场”的评价。这片土地上飘扬过太多的旗帜，呐喊过太多的口号，追寻过太多的主义，也为前面这些流过太多的血。

观看这部片子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同情，也不是思考，而是恐惧。一是对无解的暴力 无序的动乱的恐惧；二是在熊熊火焰下发现自身易燃属性的恐惧。

影片开头，小伊萨跟随在拥挤的人群中，为法国队的进球和夺冠欢呼，挥舞着法国和一部分法属殖民地的国旗，高歌马赛曲，似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是高卢雄鸡的一份子而感动不已。个把钟头过后，警探三人组开车巡视，向街上的人高喊“法兰西万岁”，路人回答“去你妈的！ 其实这些路人也就是刚才“与有荣焉”高喊万岁的人。没办法，国家荣誉不能当饭吃。对这里的人而言，夺冠是个群体美梦，梦醒了自然也就回到了现实生活——贫穷与混乱的93区。

这样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在这样的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墙上的漆一样薄弱，甚至不用风吹雨打就会大块的剥落；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套外人不为了解，即使了解也难以理解的生存法则；在这样的地方白与黑，黑与黑之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共同维护脆弱的平衡；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群群野蛮生长，痛苦生存的少年。

我一直是持“人性恶”论的，这个恶不是邪恶的恶，是一种动物本能与现行社会规范及价值观不相符产生的“恶”。举个例子：很多小孩子都喜欢虐杀昆虫，有的甚至喜欢虐待小动物，用开水烫，用石头砸，从高空扔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会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一方面是动物本能中支配和杀戮带来的原始愉悦，就像猫捕杀啮齿类和鸟类并不都是为了吃，可能仅仅是觉得“好玩”。当孩子长大成人，得到教化，才会产生生命是平等的这种观念，不再去长时间作出这种行为。当然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监督下让人产生的羞耻感。所以没有这种羞耻感，成人后仍然热爱这种行为的人被我们叫“变态”。（刑法专家罗老师曾告诉我们：愉悦有两种，一种是让人放弃尊严的，一种是让人得到尊严的。大家应该摒弃前者，追寻后者。我认为很对。）所以当我们遇到熊孩子，遇到那句经典的“他还是个孩子，跟孩子一般见识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讨厌这个熊孩子，但我也可怜他有你们这种无能的父母，把毛坯房建成了化粪池。”

孩子是需要被当做孩子的，他们需要教化和引导。但影片中的93区恰恰就是一个不把孩子当做孩子的地方。小伊萨偷了鸡被抓进警局，监护人在一群警察面前暴打他，却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似乎大家都视为正常。 在这里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是欺行霸市的流氓，贩卖毒品的罪犯，“改过自新”的兄弟会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黑警。甚至不用镜头展现我们还能想象出：学校中老师敷衍潦草，家庭中父母忙于工作。 那么孩子们真的不需要教化和引导吗？不，他们需要。身居餐馆的老穆兄弟会领导人萨拉赫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片中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兄弟会成员，他也因此得到了成果——拍摄到警暴视频的小男孩遇到危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哪怕这个孩子在兄弟会的教育中似乎并不是很耐烦，但第一个想到的能够提供帮助、指引、庇护的仍是他。这些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社会、学校、家庭教育，得到的是混杂着宗教思想的“劝善”教育和残酷的丛林教育。’

前文说过，在这里各个势力心照不宣的共同维系着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们是成人，他们懂得利益交换，懂得在这平衡下攫取各自的利益。

但是有人是不懂的，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学，或者说还没学会。

小伊萨偷了马戏团的狮子，他冒犯了这里的权威之一——吉普赛人。作为众多势力的一方，吉普赛人选择通过传统的 “正常”的对话渠道来“沟通”，他们来到黑人的领袖之一——市长这里讨要狮子，因为有人看到了偷走狮子的是一个黑人孩子。在一番鸡同鸭讲后，警探三人组到来，作为维稳最积极的一方，他们对矛盾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共识。警探三人组一番调查后前往餐馆寻求萨拉赫的帮助，与他沟通之后新人警探成功获得“我是谁 我在哪 他在说什么 我该怎么说 ”这一成就。最终警察还是找到了小伊萨，并逮捕了他。一直到这里，事情还处于正常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小社会还处于传统势力维护下的平衡之中。

直到黑人警探的那根弦断了，他向逃跑的小伊萨开了一枪，而且还被人拍了下来。

他为什么会开枪，或者说为什么开枪的是他呢？当然，忙中出错胡椒水喷到自己，场面混乱过于紧张这些是理由，但和小伊萨在之后的暴乱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他出身一个移民家庭（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母亲），他痛恨压榨底层的恶人（和市长的关系极差），他能够也愿意适当维护底层的利益（和小伊萨母亲沟通后在伊萨家和平搜查），但是他是一名警察，一名普通警察，他能做的太少而要忍受的太多，弱者出身却要去欺压弱者。为了生存的工作给他在生活上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后半他在酒馆中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压力一直很大。

压力大到最后，自然就会压断一些东西。

这次压断的，是小伊萨。

能量是守恒的。

压力也是。

你上班迟到被上司骂，回家骂妻子饭做得难吃，妻子骂孩子把衣服弄脏，孩子生气踢了一脚家里的狗，狗被踢疼弄翻你刚买的古董花瓶/昂贵手办/贵出shi的相机/刚倒好的冷啤酒。于是你压力更大。

这是个一个很不严谨的小例子。但足够能说明问题。

黑人警探的压力一部分转移到了小伊萨身上，他被打了一枪（橡皮子弹），处于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恍惚中。

在这恍惚里，他被带到马戏团，被一个当权者送到另一个当权者面前，为自己的冒犯权威的行为付出代价——被送到狮子面前。

他失禁了。

在最为原始 最为野蛮的力量面前，他失禁了。

在这一刻，他忘记了本来就脆弱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头择人而噬的狮子，他的身上只有子弹带来的痛苦。他认清了这里其实是片丛林，有爪牙者才能存活。

从狮笼中出来，警察对小伊萨说：你的伤是你自己摔倒的，知道了吗？伊萨默默无言。事后，他没有去找任何人，只是呆坐在垃圾场中，呆坐在楼顶。

被击倒的压力，被恐吓的压力，日常中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在汇聚，最终爆发，并得到响应。

警探三人组被少年们引到了上下堵塞住的楼层中，电梯坏掉，居民关门。前来救场的旧势力（市长和毒贩）被更为野蛮更为无序的暴乱少年们击败，他们不懂维稳，不懂平衡，不懂利益交换，他们遭受到的压力无法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宣泄。至此，暴力，无序的暴力，也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曾被暴力击倒的人变成了的暴力，被狮子恐吓的少年变成了狮子。他们吞噬了粉猪和雄鸡，吞噬了衰老腐朽的规则和制定这些规则的人。

片尾，手持燃烧瓶的小伊萨与拿着手枪相对真善美的菜鸟警探的对峙，其实就是无序暴力和有序法制的对峙。在这极度紧张的一刻，画面慢慢变黑，光芒渐渐暗淡，伊萨的面孔渐渐模糊，你会突然发现，伊萨其实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任何被压力压垮的一份子。

就像那个被交警拦下后崩溃痛哭的青年。

在众人齐聚餐馆向萨拉赫索要视频存储卡的时候，菜鸟警探向萨拉赫说：暴力有用吗？之前你们使用过暴力，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萨拉赫回答：我认可你的良善，把存储卡交给你，但是你要知道，暴力还是会到来。

因为没有人能给狮子设置障碍。

暴力有用吗？或许没用。但在这里，它是无解的 必然的选择。

我想这就是让我恐惧的。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