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 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对曰：彼不肯许云。曰：人将尽死矣。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汝忍为此耶？”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盖出于不得已也”。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金鎏听后默然无语。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

不得不佩服韩国的电影人，在玩这种历史题材电影方面已经把我们甩出了N条街。先不说主题、演技如何，至少韩国电影里面的清军说满语，红夷大炮炮弹不开花，兵器服饰都真实可信，咱们拍的呢？管他什么主战派主和派，无非都是为了维护一个朝廷的统治和自己的权势地位，尤其是那些大敌压境先互相内斗的大臣们，更是让人哑然失笑。什么民族主义宗室社稷，与黎民百姓何干？在强敌面前，连国君都如同蝼蚁，更何况民众与士兵了。弱国哪有外交？连和谈的资格都没有！可笑仁祖皇帝被围困在小小的南汉山城的时候，还幻想着子虚乌有的“八道勤王军”会前来救驾。《南汉山城》从头到尾的格调极其沉重压抑，却无处不在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残酷才是其唯一本质。

在电影方面，相较于中国，韩国是脱离了小学生趣味的了，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都在跟好莱坞靠近，但更具欧洲的写实风格 电影都是在兜售某种价值观。一部电影在称为一部好的电影之前首先要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让人衡量思考。一刀切的价值观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好的价值观 南汉山城讲诉的是朝鲜“丙子之役”，皇太极率清军侵袭朝鲜王国，把朝鲜君王及众臣围困于南汉山城 皇太极围而不攻，是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人心：只有他们自觉的走出城池，皇帝的威严才能普照天下。只有朝鲜君王主动出城跪倒在自己脚下山呼万岁，一切才能尘埃落定，这是上谋，上谋伐心 皇太极是强者，朝鲜王君是弱者，强者像熬鹰一样熬弱者的心，弱者只能战战巍巍考虑是战还是和 每到这种时候，都会出现三派：主战，主和还有帽子派 主战派是为面子，以前是主子，变成以后的狗腿子，是耻辱，与其屈辱苟活，不如有尊严的战死。求和的人无法分辨生和死，他们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百姓面前耻辱的企求活命？微臣无法侍奉这样的君王。” 主和派是为了活着，生命是第一要义：如果强者随意对待弱者，弱者也会为了活下来而忍受任何事情。主战派的话说得很漂亮，也很正确，但那只是话，话只是面子的台阶，如果认为话语重于生命，那是荒唐。无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耻辱。“就算在蛮夷脚下，只要能为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随的君王。” 最多的是帽子派。帽子派的原则是除了表态，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要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不用奔战沙场，没有战死的风险，但也不愿求和二字从自己的口中流出，这样显得贪生怕死没骨气，他们只会站在制高点给主战派、主和派戴帽子，为他们请罪。主战派战败了他们重言痛斥：殿下，这般耻辱是史上未有的，请砍下他的头，送到蛮子那里，以重树君王的威严；他们是为了免罪，夸大自己所见，用于胁迫殿下，他们在禽兽般的蛮子面前，使殿下和宗庙社稷受辱，请处以惩罚。主和派写了乞降文书，他们痛哭流涕：崔鸣吉的文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蛮敌的逆贼之书…请马上将文书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以示三军 这三种人说了那么多，都是在等一个人表态，君王。君王想要面子，也想活着。以前是一朝之君，之后要变成他朝之臣，这荣光放不下，面子上也过不去，必须尝试一战。但一战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扭转的可能，这时候，主战派再说宁战死不苟活的话，君王就变得怂了：我想活，为什么你口出死亡 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一类人被排除在讨论圈之外，但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最直接，也是最巨大的，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管是战是和，也不管谁折了面子谁赚了里子，他们只希望战争赶紧结束。电影中，主战派找了个铁匠突破封锁山城外送勤王檄文，他说：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春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就可以了。他冒着丢掉生命的风险外送勤王檄文，仅仅是因为：只要我把檄文送出去，战争就能结束吗？ 我们常常在谈爱国，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妄谈，只是各取所需，得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谈爱国是为了荣光？面子？明哲保身？还是为了生存？或是在谈一个概念？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生拉硬扯，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一个框架层次内的凝聚力量，这是需要辨析清楚的 或许，对于局外人、后来者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该战还是该和，而在于国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样的境地。什么样的境地可以为之死，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弃之逃，一个国家的路该怎么走？南汉山城最后，主战派与主和派有个生而死、死而生的对话，虽然说得有些玄乎绕口，但也算是点了一下主旨： 一起回都城，重建朝廷吧，这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正如我所走过的路，我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在蛮夷脚下 何出此言，明明有活路，为何偏偏谈起死路，你所说的死路上真有活路吗？ 那你所说的活路究竟是什么 活着才能走的、新的路 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 我也那么想过，但我错了，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领悟到的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周鹿鸣

梅雨季节，户外瓢泼大雨。

沉浸在影音世界中观看完了一个曾经发生在寒冷冬天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满清以强大武力威逼朝鲜臣服，君臣困于南汉山城商讨对策。

斥和派认为气节与正统，宁死不能丢弃。

主和派认为在战乱面前，百姓生灵才是首要考虑。

罕见看到具备如此诚实史观的影片，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夹缝中的小国如何取舍宗主国的故事。

对战和两派代表人物，分别给予了客观尊重的刻画。

斥和派金尚宪，执念大义气节，体谅平民兵士。

却冷酷捅死渡口老汉，唯恐他为清军领路。对老人的孙女，又极近怜悯妥善安排。

主和派崔鸣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为免生灵涂炭，一腔孤勇，数次前往满清阵营斡旋。

甚至于未免金尚宪尴尬，一力承担降书撰写工作。甘负骂名，在所不惜。

两人虽然在是和是战上，意见不一。

大多时候惺惺相惜，堪称君子之交。

全片没有丑化满清，也没有美化朝鲜君主。

皇太极不亏为日后改天换地的大汗，心胸亦算宽广。

对于朝鲜君臣在大年初一还要向北京大明方向行叩拜大礼的行为，表示了理解体谅。

片尾，朝鲜仁祖大王着蓝衣（以示有罪），领众臣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画面可谓生动凄凉。

影片中，极力讽刺的乃是以领议政为首的骑墙派们。

对兵士，高高在上，视为草芥。

对下属，恫吓嫁祸，无所不极。

对同僚，动辄要求处斩崔鸣吉。

被满清炮火教训后，立马见风使舵，高呼处斩的对象转眼就变成了金尚宪......

丑态毕露。

哪怕画面冷静克制，亦不免种种悲凉萦绕其中。

多场群臣辩论戏，生死名节，让人热泪盈眶。

李秉宪与金允石，再次贡献无与伦比的表演

导演黄东赫，《熔炉》《奇怪的她》均出自他手，加上本片，似乎各种题材都能驾驭。

或许，可以把《鱿鱼游戏》排上List了。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不过比朝鲜干脆些。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变的真理！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

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