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的审判

在《纽伦堡审判》长达3个小时的观影过程中，这个问题如同滚滚岩浆在我脑中翻腾急于寻求一个得以冷却的出口，结果却只是持久而深刻的思索。我们所熟悉的法律有着完善的理论系统，准确的使用范围和不容质疑的高度权威性，是作为既成事实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配套存在着的。可被拉入历史的范畴后，法律的框架性定义发生了偏移，有些甚至是完全的颠覆，此时是该违背人性去服从体制下的“正义”，还是在偏执的公众意识形态下坚持理性的思考？当法律与道德准则甚至是人性中的正义发生冲撞，对待历史便也不能够果断地一锤定音。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战争犯罪审判。它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阴谋者、煽动者和计划实施者进行的国际审判，开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纽伦堡审判虽然清算了纳粹体制，达到了暂时的目的，但纽伦堡法庭最理想的目标———使战争成为非法，为审判侵略战争提供一个国际法庭———引起了持续到今天的争论。然而，无论如何，纽伦堡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在此后长达三年的时间中，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城对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与组织中身居要职的177名被告进行了12项后续审判，影片《纽伦堡审判》正是根据其中之一的法官审判（针对利用法律迫害犹太人和纳粹党反对派的高级司法官员)改编而来，因为是两种不同法律形态和法律意识的直接碰撞而在一系列的审判中显出巨大的争议性和戏剧性。

拍于1961年的影片汇集了当时一线实力派明星，成功塑造了主审法官Dan Haywood，控方检察官Tad Lawson上校，辩护律师Hans Rolfe和德国前法学家大法官Ernst Janning等人物形象。同时更凭借其跌宕起伏的剧情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基本上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交锋和大段大段证人的呈堂供述，而传统的黑白影像无论在场景调度还是声画处理上都远达不到现在的审美要求，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看上去枯燥乏味的影片却最终吸引着我去接触这段遥远而特殊的历史。

片中的审判围绕实施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过程中的一个智障绝育案和一个绯闻死刑案展开。Haywood法官面临的不是穷凶极恶的直接施暴者，以Janning为首的被告们都是熟谙条规的法律界精英，在第三帝国的体制中他们恪守职责地为国家制定并且维护法律，他们用不屑和沉默来抵制审判，因为和其他战犯的负隅顽抗不同，他们有着维护正义的无罪信念和被迫服从国家机器而减轻自身责任的侥幸心里。以Janning的辩护律师Hans Rolfe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为例，这个Janning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援引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指出绝育手术在美国早有先例，以此说明绝育法在德国施行的合法性；通过与证人的对质证明当时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智障和不正当性行为，以此说明当年案件的判决具有公正性。而在控方放映关于德国集中营大屠杀的记录证据后，辩护律师不仅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抗议法庭采用，还为了维护被告而指出德国法官对大屠杀并无知悉和过错，这也涉及到了本片的争议点之该不该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该由谁来承担。当把国家责任强加给个别人，势必会扩大这种责任的波及面，正如辩护律师最后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段反诘不仅反客为主震慑住了控方检察官，也将观众由单方面的主观正义感引导至对胜败双方之于战争的深度思考。

影片另一争议点是如何定义法律中缺失人性的正义，这在激烈的庭上交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是以暗线的形式体现在主人公Janning身上。从一开始的沉默抵抗到最后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他的变化是隐没在充斥全片的陈述与论据之后的，但比较之前责任归属的争辩，人性与法律的矛盾才是贯穿影片甚至是有永恒争议性的问题。片中有一段是Janning的老师所作的证述，其中提到了希特勒帝国时期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开始要服从客观正义之外的东西，首要考虑变成是对抗国家的惩罚条例而不是对案件本身的客观考虑。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法律被干扰的现象一直存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标榜司法高度独立和公正的国家，三权分立表象下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但片中纳粹德国不仅是司法行政权落入独裁者手中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更因其 违背人性的导向作用而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从片中可知，在法律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德国当局像Janning这样的司法界高官也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有一部分人遵循了自己的良知而被迫辞职甚至遭到当局迫害，而另一部分则是违心地选择接受并逐渐认同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下的职业道德。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许还会犹豫踯躅，但是当判断的天枰倒向人性所代表的主观意识的对立面，Janning们也就能够超脱于内心的怜悯去机械地维持“公正”。可以说，他们不是单纯地迫于政治压力，而是有一部分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在纽伦堡审判中必然是要被否决的，也是为他们招致罪责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因此当最后Janning声称自己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判决会带来如此多的杀戮、死亡时，Haywood法官的回应是“当你判第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一个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从人性的角度来衡量是没有区别的，Janning们在否认这一点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想到可能导致的后果，而正是因为害怕去想不愿去想才干脆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概念，掩耳盗铃的自欺心理罢了。

影片除了对法律和人性进行了深刻探讨外，我认为最大的魅力在于它选择还原历史的角度和方式。对待这种宏大的历史题材，首先要遵循的必须是事实，但这不意味着只是历史事件的重现和拼接（那将与一般纪录片无异），而是要向观众传达创作者的思考所得并且让观众信服产生共鸣。《纽伦堡审判》以Haywood主审法官的视角展现审判的整个过程，在控辩双方夺人眼球的激烈交锋下，主审法官却一直保持着旁观者的中立姿态，这也很自然地将观众带入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影立场。在占主导的法庭戏之外，电影穿插他与德国高级将领遗孀Madame Bertholt相识的这条支线也有它的深刻用意。Madame Bertholt的高贵与风情万种深深吸引着Haywood法官，同时她出于维护丈夫及前德国上层社会尊严又极尽所能地影响Haywood改变对德国民众的看法。透过主审法官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努力忘却战争伤痛，甚至不惜以相对卑微的姿态去求得保全的德国，战争带来的灾难是相同的，无论胜败双方都要寻求复原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Haywood会花时间阅读Janning的法学著作，会在法庭争执尽中一次次给予被告方辩解的机会，他所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同情和理解是抵制住超出理智的民愤给控辩双方同等的陈述自由。值得玩味的是后来Haywood也遇到了类似Janning的难题，由于整个审判拖的时间过长，而美国急于取得德国民众支持来抗衡苏联的政治威胁，美国政府向法庭施压要求从轻处理这些非主要责任人，此时Haywood却顶住强压就案论案地对被告进行了有罪宣判，而这恰恰是Janning当初没有做到的。就此，两大法官的在正义上的较量也得出了结果，无怪乎Janning虽然被判重刑，仍然向Haywood表达了由衷的叹服，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而影片在表达了足够的同情和理解后，最终还是回归到客观的正义上。

《纽伦堡审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年中国所拍的《东京审判》，但无论在角度还是深度方面前者都是后者所无法企及的。还是标题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谁为历史买单？我想这不是几个人，甚至都不是什么组织、政权能够负担得起的。联系到近几年国人普遍高涨的反日情绪和伴随而来的复仇心理，《东京审判》里出现的压倒性爱国情绪反而让我有了隐隐的担心，我们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更需要从中提炼出适应当代生存法则的前车之鉴。换言之我们需要理性地爱国，前提不仅是记住国家遭受的灾难，还有灾难背后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控诉的时候学会自省，铭记的时候懂得宽恕。

这是一部由内到外都非常强大的电影。

1961年，好莱坞正是混乱之际，斯坦利·克莱默拍了这样一部电影。虽然西区故事获得了当年的学院奖，但这不重要。

虽然我一贯对于有序曲的片子持保留态度，但是第一个镜头就改变了我的想法，那个轰然倒下的纳粹标志。

每一个演员都极为出色，甚至相形比较，黛德丽都不够强大了，因为蒙哥马利克里夫特、波特蓝卡斯特、威德马克、屈赛和辩护律师都太出色了。

于是黛德丽结束了自己在好莱坞的生涯，这是她在好莱坞拍的最后一部戏，那年她60岁。她最后三部好莱坞的戏都在我硬盘里：历劫佳人、控方证人和这部纽伦堡大审。

我要特别赞颂威德马克演的控方检察官和克里夫特演的缺智证人，尤其后者，一场戏，精绝。不禁又让我想起乱世忠魂里他拱着肩膀走进军营报道的场景。

不要忘了还有朱迪加兰德，那个绿野仙踪里的小姑娘，1968年她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过世。在这个肥胖的可怜姑娘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那个曾经可爱活泼的多萝西。

这部戏几乎没有瑕疵，这是它的外在强大。这部戏在细节处给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留出了可能，这是它的内在强大。

我不想讨论太过关于政治的事情，这是自己去想的内容，我只能说，让这部戏强大如此的关键在于人，不是人性，而是人。

后来斯坦利还拍了猜猜谁来吃晚餐，一部同样强大的戏。

       从电影的角度说，《纽伦堡审判》实在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实上从道义的角度讲，我觉得最后海伍德法官的判决没有问题，但从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讲，我并不认为他最后的判决多么有法律依据。
    首先，这部电影由始至终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法庭起诉这四位德国法官的罪名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谋杀罪，如果是谋杀罪的话，很显然，应该等德国重组政府以后，由新的德国政府下属的法院审判他们，英美法苏四国哪怕是战胜国，也没有管辖权去审判这四个德国法官。因为这四位法官是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哪怕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协助杀人，那杀的也是德国国内的本国国民，在德国境内，对德国国民犯下的谋杀罪，外国法庭有什么资格进行管辖呢？
    根据真实历史上的纽伦堡审判，战胜国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所起诉的罪名有两项，即“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国际法上认定的罪名，既然违反的是国际法，那么英美法苏四国当然有管辖权对德国境内的战犯进行审判。但等等，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事实上，“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签订的《伦敦宪章》所正式定义确定的罪名。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还从未惩罚过个人而只惩罚国家，个人只能交由本国司法机构在国内法的体制下提起诉讼。
    而现代刑法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之前不被认定为有罪，在这个行为发生后，法律才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新确立的法律也不能对之前的行为进行惩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普通公民对法的可预期性，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行为突然被认为是犯罪。这也是刑法与道德的区别所在，道德是，一个行为违背内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则可以收到谴责；而刑法是，一个行为只要没有触犯确定的法律，哪怕心里知道可能不对，也不应受到处罚。
    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看，用二战后才确立的新罪名，来惩罚二战时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所以正如电影中鲁尔夫在一开庭就提出的那样，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而且英美法苏的法官是否真有审判德国人的司法管辖权，也是有疑问的。
    好了，就算我们不从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仅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影片中那四个德国法官的行为是否真的具备了“有责性”，也是很有争议的。
    从刑法四要件角度讲，一个行为最后被认定为有罪，要符合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从刑法三性角度讲，一个行为被认定为有罪，也要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正如他们的辩护律师鲁尔夫所致力于辩解的地方——主观要件或有责性——是认定他们行为有罪的最大软肋。
    如果我是他们辩护的律师，也会选择鲁尔夫的辩护策略，揪住他们的主观是否真有期待可能性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否真有有责性，来大谈特谈。
    法官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仅仅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法官的职责恰恰要求法官忠诚地执行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哪怕这个法律与他的道德相抵触。至于这些法律所造成的结果，不应由法官承担责任，而是制定法律的议会为之负责，这不正是三权分立之要义所在吗？一个称职的法官，不正是应该抛开自己的主观感情和正义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判断案件，永不质疑法律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吗？
    我们难道有可能说，一个人因为守法，所以他在违法？一个人因为忠诚地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所以他应该被法律所惩罚？这难道不是法治史上最大的悖论吗？
    反过来说，一个人说，因为我不认可我国的某项法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这项法律，并且不应受到任何惩罚。这有可能吗？比如一个基督教信徒，严格按照宗教教义反对堕胎和计划生育，他是不是就可以无视中国的法律想生几个生几个呢？他是不是去捣毁堕胎医院，而不用负任何责任呢？事实上，无论他本人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他都不得不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除非他出国。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官，最高的司法裁判者，要求他不顾这个国家颁布的法律，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的道义去自由行事，这岂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用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死刑执行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刽子手，他的职责就是把送来他这里的人杀死，而这个人究竟有罪无罪，是否是错判，需要他来分辨吗？他显然没有这个义务来分辨。如果最后发现，他所杀死的这个人，其实是一起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被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么这个刽子手难道也要被一起追究杀人罪的责任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因为他的行为是基于他们的职责和法律的规定，而他们只是忠实地按照法律办事，所以，虽然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恶果，但这恶果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追究到他们的头上去，而你也不能期待他们会通过故意不遵守职责和违法的行为，来避免恶果的产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的主观要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他们的行为不具有有责性。
    当然，电影中的起诉人，劳森上校，他持的一个观点是，因为这些法官都是真正精通法律的社会精英，他们比起普通大众，更应该清楚那些纳粹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这些纳粹法律在本质上是反法律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坐视恶果的发生，所以他们其实是纳粹罪行的同谋者，或者起码也是一个纵容者。
    我们同样用刽子手打比方。按劳森上校的意思，这个刽子手心里很清楚，这个送来的死刑犯是一个无辜的人，然而刽子手依然执行了死刑，杀死了他。这个时候这个刽子手是否应该被认为是谋杀罪的共犯呢？
    我觉得依然是勉强的。因为还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期待刽子手能做什么？他去救下那个犯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哪怕那个犯人的确是无辜的，但此时此刻，他依然是被国家法律认定了的死刑犯，而救下他等于是触犯法律。刽子手不可能因为内心的良知就去触犯现实的法律，这对一个人的要求显然太高了。
    那么对于那些法官，我认为同样如此。他们虽然清楚这些法律是“恶法”，但恶法一样是国家立法机构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它依然享有法律的效力和权威，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这些法官因为自己内心的正义原则，而选择故意触犯这些法律呢？
    所以我最终的结论是，最终海伍德法官对他们四人全部判处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是缺乏法理依据的。并且很显然，海伍德法官是一位自然法学派的信徒，但一个学派的理论，显然不是法庭判决的依据。

《纽伦堡审判》看的很纠结，在课上看了两个晚上，时隔一周。对于我这样一个纯理科生来说，通过电影来了解历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老师说，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自然法的概念。电影选择了审判中的两个很重要的案子：一个是智障绝育案，一个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污染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而当年的主审法官简宁正坐在被告席上。
用自然法的观点，《种族净化法》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是生存繁衍的权利，这是人天生就有的，没有人可以剥夺个人的权利。而就中国而言，自古就有无尽的生殖崇拜，绝育手术可以类比成一大刑。那个不会用“兔子、猎人、草地”造句的人，我真的怀疑他脑子有问题，如此简单的问题，再看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又觉得他可能只是精神上的一些失常，讲话什么的都还蛮利索。所以要判断这人是不是弱智，还是要经过正当的医学手段。而即使没有这样的医学技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断定他是弱智。实话讲，我很无奈于那个辩护律师Hans Rolfe的辩词。诚然，他有很好的辩论水平，掌握着很优秀的法律知识，对德国有着无尽的热爱，对简宁教授也保持着十二分的崇敬。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为了他的职业毁掉了他的人生，他已经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恶法非法的理念在他那里没有理解，他一意孤行，甚至毁掉了自己在简宁教授心中的形象。种 族污染也一样。事实证明，犹太民族在很大程度是还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民族，他们的科学成就是人类史上最多的。而对于婚姻自由的约束原本就是“恶法”，与自然法相悖。
对于简宁教授，一开始，我觉得，如此一个法学界的学者，怎么会被判刑呢，肯定是因为一些民族情绪吧。但其实不然，法律就是法律，法官也是一个中性的角色。正是因为简宁制定的“恶法”而造成了自己都没有想象到的几百万人民的死亡，他一样有罪，我想，其实他在法庭上，就已经用这样的法理告诉自己了。

在没有国际法的情境之下，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审判，仅仅依靠自身法律体系为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所不同，甚至如果美国，在不同州的法律都大有不同。这样的背景之后，想要以完全以法律为根据进行审判，是很难实现的。

本片所展示出的纽伦堡审判，是在一个战胜国的主导下进行的一场以人性对法律本身的审判，拷问纳粹独裁者主导下实施的绝育法，种族歧视法本身是否违法，而德国执行这些法律的高层是否又是犯罪。

以人性来审判法律，这样的场景本来就充满了其处境的微妙之处，成王败寇，在没有国际统一标准情况下实行的审判，主导权是战胜国说了算，谁赢了谁就有决定权。

审判是针对战败一方所做所为是否为恶，是否违法而做的，本片所展现的不是对一个人的审判，而是对纳粹背景下德国实施的法律的执行者－法官们－的一场审判，其本身就是以整个德国的审判的一个缩影。

从人性的角度是来看种族歧视法，服务于政治的绝育法本身确实是反人性的。这里我们可以反向思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战争中，战胜国一方的所作就统统附合人性了吗？我看未必。但是做为战胜一方，让他们坐上被被靠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这里也不再讨论。仅讨论德国纳粹的所做所为。
不管是从当地来看，还是以现在的情况来回溯，纳粹当时所施行的种族净化都是灭绝人性的。

但是片中的争议点并不在这一点上面，而在于他们是否明了他们所执行的法律是否是为纳粹独裁者的政治统一而服务的错误的法律；而德国的法官们又是否应该为执行了这些错误的法律所负责.

影片双向律师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后简宁站了出来认罪，表明法官们其实是明确自己所执行的法律是沦为纳粹统治下的工具，而自己选择了屈从，而非反抗，也非像自己的老师一个退出。
此次的审判是以人性审判法律，从这个角度上看简宁他们确认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心中认为的正义，而且向政治低头，如主法官所说的“当你判第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也不愿去想，在刻意的逃避去做选择。

简宁本身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公正，意途建立起良好法律体系的意愿。他有罪是没错，但是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他选择了服从，以继续留在法律体系之内，继续主持这已经扭曲的法律的公正。他在小的层面坚持了执法，却在大的层面服从了纳粹所制定的无道的律法。让我们任何一人置身他所处的情境，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未必会比他好。所以简宁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却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受审的４位法官，其他三位选择了为自己辩护，而唯有简宁自己选择了沉默，因为他其他是明白自己所执行的法律是无人道的。但是遇到了个粉丝级的语言缜密，言辞犀利的律师主动为他辩护，也才有了本片后面所看到了双方激烈的关于人性与理法的辩论碰撞。

拖了１０个月的庭审，当时美国正在积极寻求与共产主义对抗的支持者，德国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从国家方便给了主法官赫鲁特以巨大的压力，希望他能从轻处置受审的德国法官，以此来获得德国上流社会的支持。主法官此刻面临简宁所面临的坚难选择，是选择职业道德还是服务政治压力。最终赫鲁特还是选择了坚守内心认同的职业道德。甚至还得到了简宁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