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朴素的诗

——关于《四个春天》

2012年的时候，豆瓣ＩＤ叫“起床，吃饭”的陆庆屹（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他饭叔，饭兄，乱叫）写了篇豆瓣日志，题目叫《我妈》，我去查了下，时至今日有900多个推荐，称得上是豆瓣爆款。2013年他又写了篇《我爸》，更惊人，有6000多推荐。这两篇文章的好，不光因为写得好，更主要是因为两个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之前饭叔当过足球运动员，做过生意，当过摄影师，但从2013年前，他开始做一件事，是拍关于家人的一个纪录片，从2013到2016,他拍了四年，主要是春节回家时拍，所以这个片子，就叫《四个春天》。

这个电影2017年在北京尤伦斯中心首映，然后上影节期间在上海放过一次，看过的观众大概有三四百人，我又查了下这个片子的豆瓣评分，有230人评分，分数是9.2。在我所有的导演朋友拍的电影里，这个电影的分数竟然是最高的。——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个非常个人的作品，自己摄影，自己剪辑，技术都是边学边做。但他有一种什么都不担忧，什么都充满信心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如果你看过《四个春天》的话，一眼就能看出这来自于他的父亲母亲。艺术的天赋，乐观的态度，劳作的习惯，感情的丰沛——这些东西混融着落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诗意，他们的生活，不是对诗意的追求，而是诗意本身。

第一个春天里，我们进入了一个贵州小城。就像所有的四五线小城，水泥马路，两三层的立面贴着瓷砖的楼房，是一种粗劣临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实在谈不上什么审美可言。从一个甬道进入陆家，是一个四方天井，天井中间有个水井，绕着水井还做了一圈水池，并在池沿上砌出八卦的符号——这是个素人建筑师的奇思妙想，然后水池里还养了鱼。家里相当杂乱无章，因为总有大量的舍不得丢了的东西，而且也并没有什么收纳的意图。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上一代人自建的县城的房子，能建起房子已经是一个竭尽全力的胜利，而家居里处处有着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的痕迹。

但就在这么个最普通的家里，饭叔的爸爸妈妈实在是两个很不普通的人。

他们做香肠、采蕨菜、做小鞋子……忙碌各种事情，但“劳作”对他们来说，不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而是充满乐趣与成就感的。正像这座小城四周还环绕着农田，遍布着山林，他们的“劳作”也是从农业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带着自然的节律。他们山行的路上，有松涛的声音，有茅草的气味，有两个人忽然唱起来的歌声。他们天真快乐，两个人都还有点孩子一样的神气，一点也没有被“时代”与“社会”摧折，这让人看着几乎觉得是这个奇迹。而他们对生活有一种不以为意的付出，有毫无抱怨的知足，并且相互之间的爱，是真正生活与灵魂的伴侣。

这种生活，是任何一个观众看了都会被打动的吧？不止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父母家乡，勾起了亲情的思绪，而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美好的境界，让人向往。

在最普通的生活情境里，为什么有这样奇迹般的生活呢？就像是某种柏拉图的“生活”的最高理念的化身，而没有任何污损的、俗气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导演作为一个儿子的隐恶扬善，选择性的拍摄，这种生活是真实的还是矫饰的，每个人都能判断得出，就像真花与塑料花一样。他们的生活中总有音乐缭绕，爸爸会各种乐器，妈妈随时地，随口地就要唱起歌——他们都有艺术的天赋。

与艺术的天赋伴随的，还有爸爸身上的无声的道德（这道德是像康德说的的“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是个人内在的对善的追求与维护），是妈妈身上的丰沛的地母般的生命力。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结构，这结构不是他们自觉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苦与勤奋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他们既无企图、也无条件，把他们的艺术的天赋用于创作，这天赋很大一部分并未得到开发与发展，甚至可以说可惜了，但是这艺术的天赋，被他们挥洒在生活里，就像露珠在草叶上一样，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艺术的天赋，也不是突发与偶然的现象，我们看到来往的亲戚们，也张口就能唱起“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这是这一方风土的滋养，是自然造化出灵气。艺术的天赋给平常的生活打了光，当爸爸夜里在楼顶拉起小提琴时，流泄出来的旋律，让人觉得生活可以是有超越性的，人，也可以是有超越性的。

但《四个春天》的重点倒也不在于我领会或读解的这些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也不是两个人真如天作之合般的爱情，这个电影从第二个春天开始，就进入了姐姐的病与死，也进入了父母的老去。

亲情有多么深重，生老病死就有多么惨痛。如果说电影在第一部分几乎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之后的两个部分里，这个世界在坍塌之中，然而也并不因为外在的因素，这个世界的美与好如此内敛，自给自足，它只是因为最无可奈何的时间，而只能是束手无策地看着亲人的离去，以及担忧着“如果走了一个，另一个怎么办？”失去与孤独永远徘徊在人心之上，生而为人，幸福就像天井上空的那一方蓝天，它是有限的，而有一个无限的虚空，在这个有限的幸福之外。

父母在女儿的坟前种菜，种树，把这些整饬得像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人生如此有限，必然来临的终将来临。而此时此刻，依然在父母身上没有灰暗的“丧”，他们写毛笔字，养蜜蜂，学怎么用手机微信，因为一个笑语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妈妈在电影结尾时唱了一首歌：

“在我心灵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有什么能留着久一点吗？爸爸在九十年代时，就用小摄影机拍视频来留下那些上山砍柴、收苞谷、去拉垄沟洗衣服这些美好时光（拍得真好，音乐也配得好），而《四个春天》是一次更有结构感和整体感的记录。也许能对抗时间的，还是唯有艺术。

45岁的北漂大叔陆庆屹，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摄影师，电影拍摄零基础的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拍摄家乡父母生活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8年，专业电影团队进入前，“总投资”就是个1500块的三脚架，在豆瓣上获得很高评价，还被提名本届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First青年电影节“惊人首作”奖，计划在今年年底院线上映。

一家人的“四个春天”

撰文 倪蒹葭

导演陆庆屹给人感觉温和腼腆，想象不出他曾是极其叛逆的人。15岁的时候，他跳上一辆火车，离家出走了。哥哥陆庆松当时在清华大学教音乐，给他找了北京的高中，但去了也是打架，没有毕业。之后他画过画、做过足球运动员、编辑、酒吧歌手、平面摄影师，北漂到现在。

2013年，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日记《我爸》，一下成了爆款，有成千上万的留言，而且都是善意祝福。

“因为我对我爸妈很了解，他们两个生活太甜美了。好像在他们的爱情里边，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多余的。”

日记中放了挺多爸妈的照片，他想：为什么不用视频来记录呢？

陆家原来就有影像记录的习惯。90年代爸爸开始用DV来拍日常生活，“我姐送了他一个DV，他随时就带着，天生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人”。

贵州独山县

从2013年起，每年春节回老家时，他用相机拍下父母唱山歌、打野菜、种花草的日常。

陆家有三个孩子。陆爸爸挚爱音乐，自己砍竹子做洞箫、笛子，会二十多种乐器。

陆庆屹说，爸爸有一个让他记忆最深的场景：1999年冬天，家里着大火，房间全烧黑了，爸爸从里面找到快烧成炭的小提琴，就坐在天井里，把小提琴擦干净，拉了有两小时。

“可能他心里也非常沮丧，需要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

爸爸爬上山顶，唱起歌来

陆妈妈脾气火爆，任何时候她都用山歌来表达自己，哪怕切着肉、洗着碗，她也能想到一首山歌来对应。

“拍摄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比说我妈在那儿绣花，就看见她那个脚踩拍子；她在缝纫的时候，她身体里边那种节奏……

她没有在唱，但她心里有歌，她随时心里都在唱着歌”。

贵州独山县这一带的人似乎都是这样，妈妈的闺蜜来串门，也随口唱起歌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

电影中更让人觉得美好的，是父母两人的爱情。

出门时，爸爸总是自然地走在妈妈的身后，“有他的保护，她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在家里，爸爸带着天真又快乐的神色，修凳子、整电灯，他说，“每天至少为家里做一件事”。

一次，爸爸兴冲冲地走进屋子，告诉大家：燕子今年又来了！妈妈却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燕子一走，心又灰好几天。

清水煮白菜一样的家庭记录，出来的滋味却像是浓郁的高汤。

日子并不总是这么甜美。

从第二个春天开始，他们面对了每个家都要经历的悲怆——至亲的去世。

姐姐得了肺癌。导演记录下姐姐状况好的时候，能起来跟大家说笑的时候。

姐姐离开后，父母都生病了。

还好，妈妈拥有地母般的生命力。时隔一年，爸爸找出了短笛，自言自语着，“一年多没摸了，都是灰，吹也吹不起了”。

家里又有了音乐声，他们把姐姐的坟前收拾得像个小花园。

第四个春天，爸爸照着镜子说，“人老了就会东想西想，现在还能自理，如果将来不能自理呢……好玩”。

不管是爬山鞋子坏了、丢了东西，或者家里被烧，他最后都说“好玩”、“好玩得很”。

作为一部家庭纪录片，它不是大量生活记录中，偶然捕捉到几个精彩时刻，而是整个片子都涌动着情感，哪怕表象是极普通的日常。

片子最后一幕，在姐姐的坟前，下着春雨，爸妈种的土豆发了芽，绿意盎然。他们唱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试着跳年轻时的舞步。

妈妈想不起歌词又发出特有的“哈哈哈”大笑声，好像又恢复了活力，但实际上又是伤感的。

远处云雾中的青山若隐若现。

父母的家

“这个片子拍完了之后，我好像对父母的认识就变了。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但在情感上我感觉更紧了。

有好多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里边呈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对世界的爱”。

因为拍摄，意外记录下父母的很多片段。

比如送别时，“妈妈站在家门口看着我们消失在街角。她知道自己会哭，却又是个比较坚强的人，不希望我拍到她流泪，所以假装进屋去了。

她以为我走了，又再出来，发现还在拍”。

把家庭记录变成真正的电影

剪辑中的陆庆屹

从2015年开始，导演想要把《四个春天》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他买来很多书自学电影的技术。

素材从2013年拍到了2016年春天，然后剪辑花了一年零八个月。

期间辞去了所有工作，每天剪差不多16小时。

父母年轻时：不管住在哪，家里总是种满植物

“爸妈在非常普通的生活环境里，保持一种独特的特质，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看到。

我想要把他们的特质，在银幕上放大，在一个黑的空间里，目光只专注在他们身上”。

2017年底，《四个春天》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首映，他把贵州的爸妈接来北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片。现场能坐160人，来了190人。

放映结束，妈妈唱了一首山歌。

爸爸腿脚已经有些不便，站起来脱帽跟大家鞠躬，他说，“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

现在，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一起住在北京六环外的院子里，种了满满的花草；在哥哥的小屋里，放着三架钢琴。

这里延续着父母家里的植物和音乐。

《四个春天》的“投资”只是一个1500块的三脚架，用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拍完。

本来也没有任何配乐。在北京的第二次放映后，被专业电影人看到，他们非常喜欢，想要把片子推上院线，需要片尾曲，导演就说问一下哥哥陆庆松。

可能因为感情投入在里面，曲子很快就编写出来了，调子来源于妈妈在片子里唱的歌。

陆庆屹和声音设计

这些自愿加入的电影人，用院线电影的标准来完善它，同时不做商业技巧的展示。

“特别喜欢那帮人，他们特别尊重片子原本的创造意图”。

在闭门剪辑的一年零八月中，陆庆屹见过的活人不超过15个。其中院子邻居，艺术家刘耀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了导演很多建议。

刘耀华说：“《四个春天》的独特，在于导演的初衷并没有想拍部电影，而只是在拍生活。

也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这对父母好有魅力啊’。

反观一下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父母不也值得这样去记录吗？”

部分图片提供：陆庆屹

陆庆屹每次回家都会带上摄影机，他当职业摄影师已有数年时间。他养成了习惯，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摄影机，拍下美好的生活瞬间。这段时间，有点拍腻照片的他，想换下新的口味，于是拍起了视频。

归家四年时间里，他为年老的父母拍下了无数简短的视频。这些视频放在他的电脑中，占据巨大的空间。每次点开重看，他都能从中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他想着，何不以这些视频为素材制作一部电影呢？

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电影的剪辑。在自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剪辑的乐趣：将不同的镜头按照一定的逻辑剪辑在一起，竟然能碰撞出崭新的意义。这是他学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他乐在其中。

后来，一部作品诞生了，它就是《四个春天》，在第十一届FIRST青年电影节拿到了“最佳纪录片”奖。在此之前，UCCA的首次放映也让这部处女作在豆瓣的评分超过9.0。可以说，它收获了感动和口碑。

电影如何感人，我们不去管它。我们想分析的是它作为纪录片，真实的水准如何。作为一位业余“电影人”的私人作品，我们也许不必过于苛刻，但既然它即将在院线上映，说明它必须接受作为电影的检验。

《四个春天》所有镜头来自于导演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美丽瞬间，并不是为完成一部作品而拍摄的。因此电影中的每个镜头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触感核心，当它们被接续在一起，不可避免产生断裂感。

再加上导演乃是摄影师出身，这导致了每个镜头都留有严重的照相痕迹：过度鲜明的构图、静态的摄影，拍摄者的意识。因此当这些视频被剪辑成电影后，镜头间的脱节更加严重，无法形成连续的感觉。

这导致影像本该具有的延续性和流动性丧失了。电影的一个美学特征是它的蒙太奇，电影因此可以通过镜头的组接创造意义。《四个春天》对此是缺失的，电影变成镜头的机械排列，没能形成一种叙述。

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将偶然间留下的视频素材转变为一部私人电影，可以介入导演个人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散文电影”的制作方式：通过画外音将分散的视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感知分配。

《四个春天》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杰作，它真挚感人，发现了一个家庭忧喜掺半的隐秘日常瞬间。但很可惜，如今我们只看到静态镜头的排列，这无疑极度削减了它的艺术价值。纪录片导演确实是个职业。

我至今没怎么弄懂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日常的诗学”究竟是什么。但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当我缓缓走在雨夜里回味它的时候，脑中却不自觉的蹦出了这几个字。特别是那个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家，因为那方小天井的存在，因为有了这对热爱生活的父母住在那里，而格外显现出诗的气质。原来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建筑可以那么简单，而里面的生活却仍然可以那么丰富。

这方小天井在影片中重复出现了无数次。然而日常甚至平常的小天井因为时间和气候的变幻，因为导演镜头抓捕的随心所欲带来的真实感，因为父母不同的活动而带给我层出不穷的新意。众观全片，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天井镜头。

影片中的这个家不新也不旧，和别家联立在一起。从外表看，它因为太过平常而完全为环境所淹没。四个春天，每一个春天的开始都几乎一致：进入一个不起眼的门，随之而来的是一条窄窄的小径，小径的尽头就是家之眼--陆家天井。昏暗悠长的小径尽头就是那精彩真实的喜怒哀乐的父母的日常生活。空间上的转折和叙事上的铺叙吻合得天衣无缝。

建筑空间上的中心和家的生活场所的中心同样在这方小天井中凝聚。它并不华丽也不具有传统古建筑那样的雕梁精刻。但它自有它独特的动人温暖。天井大概两层，高窄通透，留下一片方形轮廓的四角天空。这是我印象中贵州一带民居天井的尺度。方形天井的中心是一个圆形水池，水池的中心是一口圆井，圆井上盖了一顶纱布做的圆帽。水池的池台高约400-500，正是人可以随意坐卧的尺寸。台宽也做得极大，足有半米，以致它能容纳任何的锅碗瓢盆。母亲还在这个池台上切雪菜。浮石水草点缀池间，游鱼几尾，玲珑晶莹。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我，被这样一件充满功能充满愉悦充满身体性充满各种使用可能性的天井中的“家具”深深吸引。饮用的井水，天上落下的雨水，营目的池水在这方天井中交融却又分割。因为水源在这里 ，所以淘米洗菜在这里，烧水在这里，喝茶吃饭在这里，赏鱼也在这里。在第四个春天中，两人还拿出了古老的石磨盘在这里兑水磨豆浆。这真是把传统村落城镇中的井台空间搬入了自己的家呀。池台以白瓷砖打底，各种花色瓷砖点缀其间，清新明亮而不落俗。四周天井以淡红淡黄两色间杂的铺地铺砌。室外的天井经过这样的地坪装饰仿佛有了室内的感觉。如果仔细留意会发现此处的铺地甚至比室内更精彩。母亲将山上采来的金银花插在花瓶里，放在池台上，香气氤氲满院。世上无上的韶华由此渡过，也未为生长不出安贫乐天的勇气。

他们在这里拉琴，他们在这里欢唱，唱出“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母亲拉开了她的红扇，左右摇摆，伴着父亲的琴音翩翩起舞。也许正是那欢快动听的歌声吸引了天空之上的精灵。燕子从四方之口中飞进来，衔着它秀翘的燕尾，来探一探这深口之下的空间。它们到天井的檐下做窝，叽叽喳喳，欢腾喧闹，整日儿唱着欢快的歌。父亲开心得像个小孩子 他用乡音欢呼“今年，燕子又来喽。”母亲却有点忧虑“我喊你爸少高兴点，以免将来燕子走了又伤心。”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家，日常的对话中竟然有着诗人般的赤子真心，那么可爱 那么淳朴又那么真实。他们在每一个春天和正归来的孩子们说“欢迎回家”，他们也在这里目送儿女们“离开故土即将远行”。电影中有太多迎来送往的场景都发生在这里。上一秒还是儿女忽还乡的喜悦下一秒就已经要依依惜别，劝衣加饭多敬酒。我看到了他们满目春光，也看到他们沉默不语，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

家的二层，环绕天井设有挑廊，父亲有时候在这里跑步运动，一圈又一圈，有时候又在走廊的一头拿出他的萧，轻轻吹奏。导演在这走廊上用他的镜头固定了父与母在两个相邻房间里平行活动的画面。父亲弄着他的音乐，母亲踩着缝纫机。世界静寂，只有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那种美好安闲的劳作，那种寻常的家因为镜头捕捉角度的独特而给人带来了崭新的诗意。

除了这方小天井中的寻常人的生活，导演时不时淡开一笔，将镜头伸向四角天井光口剪辑下的天空。它剪出明月穿过薄雾，它剪出蓝天上行云的流动，它剪出春雷雨夜，它剪出漫天升起的烟火，它剪出春燕呢喃在空中，它剪出蜂群密密层层的经过。它广邀风云日月，雾霭山岚，它将雪花请进来。这一切并不是我为了写作而刻意形成的排比，而是导演一次又一次通过镜头语言，透过天井的光口捕捉下的世界。静止不变的天井形态和仰视的角度，与随时间变化的万事万物间的对比和协作。它足够让我们想象现实中，它的变化又远远多于电影。流动的生活和轮转的喜怒哀乐都在它的背景之下。

天井上更有屋顶露台。父母时常爬上来经营他们的菜地花园。他们你一口我一口的吹散蒲公英，天真稚子之情无不抓住你的心灵。父亲也在这里找到了拉小提琴的秘密角落。露台边一株大树枝叶繁茂撑开一宇。迎春垂碧，黄色的花朵星星点点，将女儿墙掩映得生机傲然。

春去春又来。导演多角度的诠释了陆家天井的角角落落。它是这个片子里最抓捕我的场景。与那个罗甸山洞的精绝奇幻相比，这方以天井为中心的家却胜在平常，胜在无穷尽的变化。我抛开感人的故事本身不说，来絮絮叨叨的说它的拍摄场地，确实有种偏离主题的意味。但我以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以天井为中心的家的空间格局，这部电影将会失去一半颜色。我觉得陆家天井是一个具有天然的电影语言的场所。

图片来源：豆瓣《四个春天》主页

即便《四个春天》曾在2018年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纪录长片奖，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与最佳剪辑奖项，并且上映后口碑极好，豆瓣评分8.9分，但它还是一部容易让人忽视的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平淡的主题，不是大制作，也没有什么大明星加持——都让它噱头寥寥。上映几日都维持在1%左右的排片，每天也仅有不足百万元的票房。但相信我，它是那种最值得到院线一看的电影。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真实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它主要讲述的是一对结婚50多年、恩爱俏皮的老夫妇诗意的退休生活。导演陆庆屹正是他俩的小儿子。陆庆屹曾是豆瓣红人，他在豆瓣上的两篇短文《我妈》《我爸》，以及相册里关于父母的记录，被广泛传阅，许多读者都羡慕他有这样一对可爱恩爱的父母。后来，陆庆屹换了一部带摄像功能的相机，每年春天回家，他开始把镜头对准父母，记录他们的生活。

《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从2013年的春节开始，到2016年的春天结束。陆庆屹家在贵州独山，家中成员一共五个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陆庆屹仨兄妹都在外打拼，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与父母团聚，因此《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点，也主要是围绕在春节前后。

《四个春天》剧照

父亲陆运坤是个退休教师，温和寡言，多才多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怀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好玩”。他喜爱音乐，多种乐器信手拈来，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拉二胡、吹笛子、拉小提琴、拉锯琴、拉手风琴；他一直有记录家庭影像的习惯，即便已经80多岁了，还跟着儿子手写的操作步骤一点点在电脑软件上学习剪片、配乐和特效；他细心地观察着每年燕子的来来往往，为燕子来筑巢感到欣喜，也为燕子离去“心又灰几天”。

母亲李桂贤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操持家务的一把能手，她做针线活、缝纫、熏腊肉、种花种菜。她性格比丈夫外向多了，俏皮可爱，大笑时总会带上语气词“哉呦”。她与丈夫一样热爱生活，有事没事，就会哼起歌来；与丈夫走到田埂上，兴之所至还会扭几个舞步。

父母感情极好，形影不离、琴瑟和鸣。父亲在这屋摆弄电脑，母亲在另一屋做缝纫；或者父亲在楼上拉二胡，母亲就在楼下做针线活。两个人都闲不住，都有自己喜欢的事。闲着在一起了，就有说不完的话，相互打趣。母亲双手忙个不停，父亲做好粥，一边说着“真香”，一边给母亲一勺一勺地喂粥。两人都热爱劳动，事事亲力亲为，一起到山里摘东西，一起种菜，一起熏腊肉，一起“每天为家里做一件事”……他们相互尊重爱护，关心柴米油盐，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但生活并非没有苦痛。第三年春天将近的时候，姐姐因病去世，这是全片最意外也最重要的转折点。姐姐开朗乐观，一直是父母的开心果和贴心棉袄，她的离去让父母万分悲痛。父母似乎一夜之间老去，原本乐观的他们也开始变得沉默，他们经常翻阅往日的照片，看女儿的视频，到女儿的坟边开垦，也开始想到死亡的话题——如果夫妻俩其中一个先走，另一个怎么办？

两个老人内心是否已从丧女之痛中走出？不得而知。但最打动人的是，他们在悲痛中逐渐对正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父亲开始剪辑往日的视频，养起了蜜蜂，对蜜蜂心心念念以至于让母亲调侃“你的蜜蜂差不多就像你的初恋情人”；俩人照旧到女儿墓前，但会哼几声曲；哥哥教会了父母微信，两个老人对这个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第一次发语音时笑了半天，母亲“哉呦”个不停……

这已经是第四个春天，父母在老去，但生活仍然在继续；人生有痛苦，却依旧要走过。

《四个春天》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下了父母在四个春天里琐碎平凡的日常细节。如果从技巧的角度看，《四个春天》的确有着明显的不足，它并没有什么鲜明的电影意识。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一开始只是想做个普通的家庭录像，因此他有时会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完全没有考虑过记录的完整性、延续性问题。纪录片中许多独立的镜头和桥段都很美，但连贯起来时，却缺乏叙事的流动性。即便如此，这部纪录片依旧深深地将人打动。原因就如同一个豆瓣短评说的：“倒不是说这片子拍得多么惊世，主要是这对老人家太令我羡慕和感动了，这就是中国家庭最缺失的爱的教育啊，小时候梦想中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他们将岁月的苦难化为财富，展现出超乎常人的乐观、豁达、坚韧与感染力。”

《四个春天》剧照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对平凡的中国老夫妻活出了生活该有的模样：充实、坚韧、诗意、达观。充实、坚韧，一向吃苦耐劳的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但让平凡的生活开出花来的诗意，却相对罕见。我有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朋友，曾跟我说过这样一个观察，他感觉中国人静态的脸与外国人的脸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指涉五官上的差别，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看中国人的脸，可能会发现很多人的脸是耷拉的、严肃的、没有微笑的；相反外国人的脸，五官整体是向上提的，他们乐观、自信，“仿佛没有被生活欺负过”。

可每个人都被生活欺负过，差别仅在于我们该怎么对待生活。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似乎少了一种浪漫和诗意的生活观。按费孝通先生的论述，这与中国的乡土社会传统有关。费孝通说：“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之间只是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这就导致许多中国式婚姻，实际上是无爱的婚姻，大家只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婚姻无爱，父母无爱，生活就无爱，而爱才是诗意和浪漫的根本来源。《四个春天》的生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的爱情动人，他们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有着诗意流淌——爱浸润着每个细节。

《四个春天》撕掉了中国人不会生活、不懂生活的刻板印象，就像金马奖终评评审美国人白睿文看了该片以后，特地发文说的：“这是我在金马影展所看的34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一部。有太多的中国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社会黑暗的一面……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但它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国人做了一次正确的生活示范。它值得很多人——尤其是每一个身处一段婚姻关系中的人观看，你会明白，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的教育和生活教育。

——首发澎湃新闻——

Q：除了片尾处全片没有采用配乐，父母的歌声点缀其间。父母对歌唱的热爱与他们乐天知命的性格的形成不无联系。导演怎么理解这一点？

陆庆屹：其实我觉得跟地域文化有关系。在西南地区，一方面山里人喜欢唱歌，喜欢呐喊，人们的表达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有时候两个人会站在山头上通过大喊来沟通。还有就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他们一般是农忙半年，闲下半年来娱乐，而唱歌也是一种娱乐方式。我父母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们就是在那个地域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代表。只是他们的性格会让他们对歌声更投入，会喜欢抒情。

Q：在繁多的生活素材中找到影片结构不是一件易事，听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几乎足不出户进行剪辑工作，这个结构最终是怎么找到的？

陆庆屹：最开始，就是想记录整个独山的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变迁——在时间影响下的变化。 因为我离开家太久，总是在试图找童年的影子，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我都会尽量记录一下。一开始决定剪纪录片之后，我也是想要描绘小县城的状况，还有我的亲戚、家族、街坊，把这些都放到影片里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一个片子体量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最后还是集中在某一个清晰的时间线上去讲述。

素材非常多，所以必须舍弃一部分，像类型化的、会影响观感的章节就暂时不去考虑。我有考虑以后再剪一版和现在不一样的片子，有可能是人文介绍的片子，但也很难去找线条找架构。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因为素材里面有很多风俗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包括一些生活方式很“田园”，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农业社会最后的写照。我挺感动的是我们家那边的农民，他们可能会觉得累，但没有人觉得生活苦，而是把劳作当作日常。他们有时候挺乐观的，在洗菜洗着就开始唱山歌。

所以这不是我爸妈的特殊的现象。但是我爸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军乐队，他会很多乐器，所以他的音乐熏陶是从大学就开始的。他喜欢唱那种苏联的进行曲，比较有劲儿的旺盛的。我妈喜欢唱比较抒情、缠绵，人生哲理一点的歌。我爸比较喜欢唱宣言那种的，还有意大利歌剧选段。

Q：电影名叫《四个春天》，电影的内容也是这个家庭在四个春天里发生的故事，那必然要有详有略。导演如何做内容的取舍？

陆庆屹：因为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我在生活当中，对于别人的生活，或者我眼见到的生活的参与感不是那么强。在我的观察里，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对于生活看到的大多数是片段，很少有对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欲望。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生活的过客。

我希望这部片子不要过分代入个人情绪 ，不想渲染太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我希望让观众用自己的经验来填这个留白，这样可能比直接把所有事情讲清楚更好。但也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生活片段、情绪这些，最主要是对生活有态度。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做某种参考。

Q：片中有一个段落，将父亲和姐姐拍的视频剪辑到正片里，这个尝试听上去挺冒险的，但是最终效果非常好。导演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

陆庆屹：我姐姐走后那一年，我爸包括我妈经常会把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看。一种气氛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那种时光流逝的无奈感是很强烈的。我虽然拍了4年，但呈现的是将近20年的家庭变化，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如果记录下来，我觉得我活的时间会更充足，因为会有这些东西让我体验当时的状态。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我爸是天生的记录者，对什么事物都会观察，对世间万物都会怜爱。对于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感叹。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爸妈和我姐出去玩儿回来，我姐和我妈走在前面聊天，我爸总会说“归家的路”。我听到这句话心就变得柔软了，很感动。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隔了五十多年，我爸都能指着照片记住那些同学的名字。虽然你感觉他在片里存在感没有我妈强，但其实他是饱含深情的。他很少跟人交往，但每个交往就会记得很深。

Q：纪录片拍摄要求客观性，拍摄者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观察者。以这个视角介入日常生活，是否会发现一些从前忽视的细节？

陆庆屹：这个肯定是的。你能够把当时时光记下来，重现，一遍又一遍看，肯定会发现忽略的细节很多。我之所以对外参与度不高，是因为在家里的参与度太高了。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说，包括银行卡都随便乱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彻底客观的记录者。因为我在拍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没有特别之处。我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抽离感，没有完全跳脱出来。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仅此而已。

Q：但是后几年可以看出来您入镜次数降低了？

陆庆屹：电影不是你的热情就能支撑起来的。当我想要做一部结构完整的片子，不止剪辑上，画面上也要提升，它能帮你讲述你的片子。后两年，我就开始买电影方面的书来看，从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结合我以前平面的那种拍摄意识，就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和磨合。最后的很多镜头，都是之前抓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预判性。

Q：您之前有提到纪录片的空间意识，您能再具体聊聊吗？

陆庆屹：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固定镜头。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我越到后期拍特写越少，觉得不应该放大人物本身的情绪，而是更应该体现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有些细微的东西不需要你那么清晰地去看到。人都很聪明，有那种敏感。除非你要拍强烈的情绪，你再去拍特写。有些选择和我拍那么多年照片有关系，会有一个本能的选择，一个画面里的松紧度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识我认为是应该有的。

Q：您的电影在后半段多采用固定机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侯孝贤导演。您之前在提到创作动机的时候，也说到是侯孝贤导演的一句话鼓舞了您。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陆庆屹：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没受他到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成濑巳喜男。可能有一些吧，但是也不像。从影像的表达来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小津安二郎。他需要的也是一个客观的视角，然后里面的人自己在发生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近很近观察的角色。到后期我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但我不会拍夸张一点的镜头。早期会，比如说我想强调熏腊肉的烟，然后会贴近一点。但后来我会越来越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也没有刻意，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Q：您曾说过“每个普通的家庭都有它的诗意”，想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创作理念或者主题。

陆庆屹：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人就是一个自然的产物，人应该爱自然，这个自然不止是世间产生的，包括时间带给你的变化。人应该接受它，就是再烂的状况中，你可以愤怒可以怎样，但你应该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

【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6月我对饭叔的线上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