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桥

       一样的周四，一样的教室，一样的黑暗中欣赏一部老片子，以这样美好的方式来结束一个礼拜。
    随着一张卡桑蒂娜大桥的照片由近及远的拉开镜头，已是THE END，但是我还是深深沉浸在剧情中，麦卡其上校和斯切纳医生转身离开的背影都让我捏了一把汗，总觉得会有更幕后的人在背后捅他们一刀，这些看是强势的人其实也是利益集团政治上的一步棋子，知道了巨大灾难后面的秘密，被灭口似乎才是最稳妥的方法。望他们可以过下去，但不知是这样背负着巨大的内疚感、仿佛手上沾染了数千人的鲜血的负罪感，这样活下去更痛苦，还是牺牲在当权者的刀口下更痛苦？
    在灾难面前，渺小的人民总是无权选择自己的命运，列车仿佛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所有的乘客都是低层的百姓，不论你真实生活中的身份是国际警察、最大军火商的妻子亦或是名医、作家，现在在这列被密封起来的火车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底层无权的。被派在火车上的警察，仿佛是列车上的统治者，但他们也不过是当局的傀儡，“做军人并不容易，但还是要把它做好”，或许他们秉承的都是这种理念，所以即使病人们都已痊愈，还是坚持不能停车，因为“没有这种权力”。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坚信上校不会置自己于死地，还是坚守作为军人的纪律，是否怀疑过那座桥真的是难以活着经过的……最后，因为自己的愚蠢（我只能这样说)白白丧生，作了上校或归根说是上校背后的美国政府的牺牲品，我为他们难过，更为因为他们的偏执而丧生的地位“更底层的人民”难过。
    但不论现实的天空有多阴沉，黑幕压得有多低，总会有星星点点的希望在悄然生长。大家的病被偶然的治愈，就是为了使火车可以完全爆炸而注入的氧气使大家因祸得祸。张伯伦医生和詹妮弗分分合合的爱情最终在灾难面前得到了确认，他们都是善良和伟大的人，彼此间缺失的东西最终寻回了。罗比虽然罪恶的毒枭，曾经自私凶狠，但是一切都难掩他善良的本性，最终决定走上不归路，牺牲自己去尽力就这一车的人，而警察在他临行前说的“只要你出去，我就当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更是让人心里一阵暖意涌上。警察为了救小女孩死了，这是让我非常遗憾的情节，但是也许这也表达了中坚力量也许会倒下、这世界也许会让我们失望，但新的希望总会出现，我们心中总要还是留下光明来支撑的。
    最后要特别说的是犹太老商人，波兰集中营的经历是他永生难以忘却的痛，失去了妻子、孩子，还不容易脱离苦海，却在一次阴差阳错的返回了那里，似乎是上帝的旨意让他再回到那个地方。老人颤抖的声音、恐惧地的眼神让气氛阴冷可怖，大家都撤离之后，他自己默默的坐在座位上仿佛放空一切，直到两行泪流下，他用尽毕生最后的力量做了伟大的决定，无声地走到餐车厢点燃了煤气。我想他一定会和妻儿团聚的。
    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个梦魇，希望麻药劲儿过去一觉醒来，大家还是在开往瑞典的路线上，一路谈情说爱、欢声笑语，小打小闹小烦恼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甚至在这些灾难面前又会变得多么美好。
    被藏在牺牲背后的政治或许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绝望的在列车中嘶嚎，但又有何用，他们除了事项卡桑德拉大桥之外，还能驶向哪里呢？

一旦碰到风不调雨不顺，人人都会说“2012快到了……”，是啊，那部前两年赚足了全球票房灾难大片片名，也就是本年度年号已经成为了流年不利、天地无常的代名词。借助电脑特技制作，好莱坞灾难电影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观众面前，花样翻新，主题不变，耸人听闻还以假乱真，好在周围的人，似乎习以为常地麻木了，来就来吧，迟早的事儿。
不过，三十多年前有一部欧美合拍的灾难片给我印象之深，多年后记忆仍然挥之不去。那个时候国门刚刚开启，国人对外部世界，要不概念偏颇，要不认识模糊，突然一部快节奏、高负荷、极真实的灾难电影出现在眼前，里面还包含了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毒品走私、世界卫生组织、华沙条约集团等等这样很新鲜、很刺激的内容，你说，当时观众所受到的冲击力和震撼感能不强烈吗，用时下语言说就是，太刺激了。
记得是在一家大型体育场馆里观看这部电影，影幕设置在中央球场的一端，密密麻麻的观众坐满了环形比赛看台的大半圈，都是来自那座城市的高校学生，当晚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周围的观众和我一样，每个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模样，看傻了。
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卡桑德拉大桥》。
影片由英国、西德和意大利于联合拍摄，荟萃了欧美一大批电影明星，故事情节当然是虚构的，有人曾说，这部1976年出品的灾难片成为日后相关题材影片的经典模式。
整个电影开始于一场发生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枪战，随后情节展开在一趟从瑞士驶往瑞典的国际列车上，最后终止在列车坠落、大桥塌毁、乘客逃亡的惨烈结局之下。
说得再详细一点，三个恐怖主义分子闯入总部大楼，企图安放爆炸装置，未遂。结果一人被毙，一人重伤，一人逃跑。引起恐慌的是伤者和逃犯都遭到肺鼠疫病菌的传染，伤者很快死掉，而逃跑者溜进了那辆将要驶离日内瓦的列车。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个传染恐怖者的病菌，居然是美国军方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大楼试验室秘密从事细菌战研究的试验品。为了应对这场可能引发传染病菌在整个欧洲蔓延的危机，来自美国陆军情报部的麦肯齐上校出场了。
若要以为这位美军上校在电影里将是一个拯救人类、力挽狂澜的救世主，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他发布的命令是，改变列车运行线路，封闭整个车厢，封锁沿途车站，严禁所有乘客下车，让列车不靠站不减速地直接驶往波兰亚诺的一家治疗营。而改道途中，列车必定经过波兰境内的一座名叫卡桑德拉大桥，这座大桥建于1884年，年久失修，早已不再使用。麦肯齐的解决危机办法，就是让这趟列车自然坠毁，人间消亡，既避免了病菌传播，也掩盖丑闻真相。
如果影片真要按照这样的结局收尾，那就真是灾祸临头、大难不止了。所幸的是车上有一批这样的乘客，大夫、作家、神父、小商、贵妇和毒贩，在得知真相之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与军事当局对抗，之前还是窗外一路田园牧歌，转眼便是车厢内外杀戮逼近，死亡包围，一方荷枪实弹、杀人灭口，一方手无寸铁、拼死逃生……
下面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影片的编导为这趟呼啸不止、前程未卜的列车，都安排了哪些小人物大英雄吧。
张伯伦，受人尊敬的大夫，原本是乘坐本次列车前往瑞典领奖，却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这场危机之中，开始他临危受命、救死扶伤，尽忠医生天职，后来他召集人马、顽强抵抗，尽显英雄本色。
詹妮弗，大美女，畅销作家，刚刚出版自己的新作，和张伯伦是一对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的欢喜冤家，居然也鬼使神差地登上了这趟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列车，至于她和前夫有没有梅开三度，也只有编剧和上帝才知道。
罗比，前登山运动员，一出场便是牵着名犬、戴着墨镜、叼着雪茄，一身名牌行头，一幅贵妇杀手做派。表面上他是那位全球大军火商太太包养的“小三”，暗地里是个毒品走私犯。
开普兰，一位幽默而善良的犹太老头，以国际列车为平台，靠兜售手表打火机为生。
海利，一位安静沉稳的黑人神父，真实身份居然是一直跟踪罗比的国际刑警组织的警长。
再把视野开阔一点，故事发生之时，美苏“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阵营依然极度对立，这辆本来完全行驶在西方国家境内的列车，就因为害怕受到传染而被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通过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前东德的纽伦堡进入波兰，而目的地亚诺治疗营的前身，竟然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大舞台上，一行互不相识、鱼龙混杂的平民百姓，由生至死，转危为安，尽了自己的职，行了自己的善，合众联手演绎了一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悲歌。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三十多年前的灾难电影，纵然没有耀眼的电脑特技，全片依然可歌可泣，可圈可点。至少我的感觉是，情节生动，人物鲜明，幽默和讽刺接连不断，情义和悲壮层出不穷。
回过头来看看影片中，防止病毒蔓延，和2003年全球抗衡萨斯（SARS）危机何曾类似，高速列车出轨，和2011年动车组事故又多少相仿。你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观看这样一部眼花缭乱的影片，如此一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居然可以扭转乾坤、改写历史，受众怎么可能不惊讶不佩服呢，所有人的目瞪口呆合情合理，自然而然。
更料不到的是这部灾难片的结尾：那位完全没有理会副官提出“喝一杯”邀请的麦肯齐上校，心思重重地离开办公室。自以为已经彻底解决了这场危机的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专门针对他的监视行动已经悄然开始了。
这恐怕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留下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惊叹号。

    必定驶向卡桑德拉大桥
    文/夜飞雪

    1976年，冷战还未结束。英国，意大利和西德联合拍摄了一部名为《卡桑德拉大桥》的影片，观众们把它命名为“灾难片”，该影片的拍摄手法与内容成为此后灾难片的经典模式。

    故事其实挺简单，两名恐怖分子想要炸毁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中心，行动失败，其中一名被击毙，另一名沾染了实验室的肺鼠疫恶性传染病菌逃上了开往瑞典的火车。为确保病菌不被扩散，有关方面下令封死列车，并让列车改道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为制造翻车事故以掩盖真相。

    倘若人们了解影片的时代背景，就会从故事中看出微妙的东西来，比如预定的旅程和改道后的路线，还有出场的各类人物等。尽管三十年已过去，细细研究，我们还是会发现许多并不会随着时光流逝的奥秘，历史总是相似的，这部影片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些常规性的哲理，包括我们平常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政治。

    我们先来看看两条行车路线：

    原路线：日内瓦（瑞士）→巴塞尔（瑞士）→巴黎（法国）→布鲁塞尔（比利时）→阿姆斯特丹（荷兰）→哥本哈根（丹麦）→斯德哥尔摩（瑞典）

    改后路线：日内瓦（瑞士）→纽伦堡（前东德）→卡桑德拉大桥（波兰）

    这两条路线完全不搭边，原来的往北，而改道的列车却驶向东方。改道的方位不可思议的相差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可以命令列车不顾1000多名旅客的意见而驶向陌生的东方？

    我们得回返到影片的开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大楼的警报声走入的并不是日内瓦保安人员，而是一名上校身份的美国职业军人。原来，被恐怖分子沾染的肺鼠疫病菌是美国秘密研究的，他们以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进行生化研究不会有人过问，没想到却被两个闯入者打翻。绝对不能让美国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丑闻泄露，这是主宰那车人命运的惟一理由。

    我们知道1976年冷战还未结束，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国家按各自的利益结成两种联盟：北约和华约。剩余的一些是中立国。列车本来从中立国瑞士开往中立国瑞典，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联盟顿时瓦解——巴塞尔、巴黎、布鲁塞尔相继拒绝了列车停靠在她们的领地，即使同属于北约的法国与比利时也不例外。列车不能凭空消失，上校想起了遥远的波兰，他有一个可以私下里交易的重要人物。波兰属于华约组织，与美国正处于敌对的非常时期。但是波兰答应了上校的要求，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穿过卡桑德拉大桥，到亚诺的隔离区。

    消息传到奔驰的火车上时，乘客们还在悠闲地谈情说爱。让我们看看这些分别出场的重要人物：

    上校麦卡其——美国军人，代表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

    医生斯切娜——病菌研究者，代表WHO

    医生张伯伦——拯救病人的英雄，代表良心与人道主义

    作家珍妮弗——张伯伦的聪明前妻，代表爱情与记录

    犹太老商人——代表集中营屠杀下的一代幸存者

    军火商太太——代表依靠战争而发财的权贵阶级

    毒贩罗比 ——前登山运动员，军火商太太的情夫，代表洗心革面的投机分子

    黑人警察 ——代表正常程序下的公民保护者

    生病小女孩——代表希望

    感染的恐怖分子在车厢里大量接触人群，当他在行李间死去时，其他乘客已有发病的趋势。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恐怖分子竟然来自中立国的瑞典，如果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一定来自中亚并操着一口阿拉伯语。

    医生斯切娜与张伯伦很快找到了病菌的控制办法，但是上校并不愿意让车停下来，在卡德拉桑坠毁是他不再更改的决定。敏感的女作家从犹太老人的痛苦中知道了卡德拉桑是一座不能承受重量之桥。但把守列车的军人断绝了停车的念头，列车上的乘客只能自救。自救的方式异常惨烈，靠着黑人警察的一把手枪，乘客们在张伯伦的带领下与军人们展开了博斗。毒贩罗比和黑人警察相继战死，最后在犹太老人的自焚中，炸开了最后几节车厢。而前面的车厢在冲过卡桑德拉时，大桥坍塌了，列车摔进大河引起大爆炸，河面上漂满了无辜者的死尸。

    列车最终没有抵达亚诺隔离区，幸存的人们带着病菌一起自由逃生。影片选在亚诺作为此行的终点，是因为那里有着史上最残酷的集中营。老犹太的妻子儿女就死在那里，他逃跑了一生不愿回到波兰，但仍旧埋骨亚诺，所以他说“这是宿命。”

    影片想要表述的太多了，无论哪一条线索都会引发人们的追问与痛苦。结尾时麦卡其上校对斯切娜医生说：“你要珍惜自己。”这句话出自好意，他沉痛的表情已预料到了他自己与斯切娜此后的命运。果然，军方的电话告诉观众，上校与医生都已处于军方的监视之中。此前，麦卡其面对斯切娜的责问时，他如此回答：“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而我们知道的是，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重要执行者艾希曼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我的双手没有血迹。”与此类似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能，在美国军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立国不能保证人民的安全，本应救死扶伤的实验室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一切都充满讽刺，又是那么可悲。

    距二战结束已经二十年了，是谁给了麦卡其上校毁灭1000名无辜者的权利？计划如此周密，如果不是弱小的人们奋起反抗，亚诺河又要增添更多的冤魂。意大利、英国、西德的制片人与导演们大胆地将列车开往纳粹集中营，不言而喻他们是在暗示美国军方无异于纳粹的本质。只要有国家存在，有种族冲突，有利益较量，任何生命都可以牺牲。这是我们永远要面对的事实，这种事实与战争和平无关，战争与和平从来都是相对的。平静的外表下，恐怖主义与灾难如影形随，而最终的受伤者必定是手无寸铁的民众，越是无辜者越要流尽鲜血。影片最后的灾难已不是肺鼠疫菌，而是政治的阴谋。医生们能控制疾病，却不能治好政治的恶毒。

    通往卡桑德拉的大桥果然崩溃了，它怎能不塌呢？破败的大桥承受不了从西方而来的滚滚车轮。东方之旅一路上萧条阴暗，搬离的残舍，倒塌的教堂，冷清的坟茔，无不显示着政治的后遗症。1991年之后的波兰很快加入了北约，东西方融为一体，下次再拍灾难片时想必不会选择波兰了吧。

    如同无法避免政治一样，我们也无法避免自然界的病毒。稍稍能让人心中安慰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当渺小的人们面对无法逃避的灾难时，惟一能拥抱的只有身边的亲人。2003年非典肆虐时，我发现深圳结婚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原来打算拖几年的情侣们一夜之间戴上了结婚戒指。张伯伦医生与珍妮弗作家在死亡之际破镜重圆，想必他们不会再离第三次婚了。爱情总是在特殊场合显示，贩毒者罗比虽然一直利用军火商太太在欧洲各地贩卖毒品，但他在跳窗前一刻把她托付给珍妮弗，这简短的一句话足以让今天对爱情丧失信心的情人们动容落泪。

    黑人警察为救生病的小女孩付出了生命，这预示着美好的希望——也许世界令人绝望，但毕竟未来可待。房龙在《宽容》的末后写道：“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统一天下的日子就到了。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但是，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它将紧随着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但是在1940年再版后记中，他又重弹悲观的调子，“这个世界并不幸福”，“我们如今的时代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

    我不敢对人类自身的秉性抱有太多期待，世界总是被邪恶控制着。东德解体时，解密的几公里长的档案震惊了世界，如果美国中情局某天把它的秘密公布于天下，可能会让所有人发疯和绝望。在强大的疯狂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是多么弱小与无辜。可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除了仰望上帝没有丝毫的办法。医生说，“病菌的感染率是60%，不发病的除了自身免疫力，就得靠上帝了。”2003年非典时期，我连续发了八天烧，就在第七天的夜里我写好了遗书。我一直坚持着不去医院，也不让任何人知道，与其说医学院毕业的我相信自身的免疫力，还不如说我对隔离病房充满恐惧，我害怕在那里没来得及帮我确诊就把我推进了火化间。好在上帝庇护了我。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普通民众都失去了选择权。在各种邪恶力量的主宰下，疾驰的列车除了开往必然坍塌的卡桑德拉大桥，还能开往哪里呢？

    2006.5.14观影片《卡德桑拉大桥》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