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1995

“看啊，这个美丽的世界”，这原本是《暴风雪》里莎士比亚式的慨叹，是年轻的米兰达初见英俊的菲迪南之时发出的由衷赞美，是文艺复兴之时对于人之礼赞，抑或是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觉醒之后对山水的发现，是山水诗的蓬勃兴盛，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欣悦豪迈——然而，当Jovan随着父亲Blacky，生平第一次离开那黑暗闭塞的地窖而至人间之时，这个年轻的孩子发出的那一声天真的赞叹，却令人心中发堵。库氏的电影里果然从来都不会缺乏幽默，甚至是极度夸张的幽默，然而穿透这狂欢节一般肆无忌惮的朗朗笑声，呈现于眼前的，却是那灾难深重的土地之上浓得化不开的沉重哀伤。

Blacky、Marko和Natalia，三个人曾多次唱同一首歌“you see the sun in the midnight，the moon in the noon”，而Jovan兴奋地指着星空中那一轮皎洁，惊喜地叫道“看啊，多美的太阳”——这样的时刻，“午夜阳光”竟有了一个确切的所指，如此幽默，却又如此五味杂陈，如此满含辛酸。

这个似乎完全没有继承到父亲般悍勇的孩子，他与有着自杀情结的Ivan和Natalia弱智的弟弟一样，同样是这片土地上残缺的象征。他们不似三个主人公，没有那样蛮横强悍的生命力，他们似乎生而残缺，精神上或生物学意义上，以及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残缺。Jovan指着明月的手，让我想起《雾中风景》里那一只残损的手掌，想起戴望舒笔下凄厉的句子——尽管这个孩子，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所有的傻孩子所共有的甜美笑容，如爱弥尔，如捞渣，如傻根。而这样的甜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在这美丽新世界中猝然夭亡。

他是这片残损的土地上生而残缺的孩子，一个天生丧母的孩子。他的出生便伴随着死亡：母亲的死亡、以及与他的生命同步的烽烟战火之中这片国土历经的生死血光。这样的Jovan只能暂且存活于阴暗的地下，只能在那里依仗着强大的父亲的庇佑，拥有他甜美的笑容，拥有他年轻的新娘。然而他终于与父亲一同“浮出历史地表”，终于在清澈的水波之上惊见这世界的辽阔与美丽，终于发出了那样一句真诚而又如此天真的赞美，却又终于很快葬身水底，连悲鸣都不曾发出，连阴谋都未曾来得及发现。也许他像《白轮船》里那个孤独的孩子，也化成了一条鱼。他美丽的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游过他的面前，她像《百年孤独》中有着诡异预感的女子一样，含着泪水纵身跳入井底，水中一袭白纱的她美丽得宛若一条洁白的鱼，宛若唱着歌曲渐渐沉没的奥菲利亚……

与这两个纯粹的“新人”不同，Ivan是一个年老的孩子，他早已经见过这个世界，却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年轻的他一次次地自杀未遂，只有逃避在动物园中才能感受到温暖与喜悦，年老的他头发斑白而目光呆滞，蜷缩在树上如同他心爱的猩猩Soni。听了医生对哥哥的控诉之后，不堪忍受的他掀开井盖，无法自抑地重新钻到地下，企图重新回归那个记忆中的乌托邦，却只看见了拥挤的车厢里匆匆赶往意大利的人群。于是再一次回到世界之上，再一次见证了更大的谎言与不堪。对待欺骗了他的哥哥，这个一向孱弱的孩子身上竟然迸发出了那样强烈的恨与暴虐，而最终，最后一次，已经两鬓斑白的孩子终于成功地将自己悬挂在了屋梁之上。

片头那个自豪地望着意气风发的哥哥、眼睛晶亮的Ivan，他的生命却是破裂得最为彻底的碎片，他是比Jovan更大的残缺者。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完成对“手足相残”的隐喻，选择让Ivan躁狂的抽打逼出Marko的那一句“只有当兄弟之间开始相互杀戮之时，战争才真正成为战争”——库氏何其残忍。惟其如此，在那个幻想的结局之中，这个孩子以旁观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微笑着面向观众，微笑着让孩子们记住“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惟其如此，这最后的陈述才终于让我泪流满面。

与其说Natalia是这片土地的象征，因为她美丽迷人，却又任人欺凌，甚至不无欣悦地委身于德国军官（正如同这片土地也曾经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心悦诚服），我倒以为不必如此局限，不如认为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对南斯拉夫的某种指涉。在主角之外，在对兄弟相残、民族内战的控诉之外，在对革命和战争的大肆嘲讽之外，在种种纵情狂欢的笑声之外，这些脆弱的孩子一一夭亡于美丽新世界的空气之中，他们是谎言的牺牲品，却也是地下那个乌托邦的孩子。那因谎言而成就的乌托邦，那浸透了欺骗、背叛和侮辱的乌托邦，那可笑而充满魔幻色彩的地下乌托邦，却成了这些无母之子、无兄之弟唯一不无荒谬的归属。只是库氏的激进与矛盾，毋宁说是这片土地上冲突的激烈与矛盾，让电影在众生喧哗的嘈杂笑闹之中，竟然给了这些孩子如此巨大的悲怆的同情，同时却又在影片的后半部，1992年，让一位喝着咖啡的医生慢悠悠地笑道“共产主义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窖？”

这也是影片最具政治色彩的一个方面。也许他们曾经有过母亲，也许他们曾经有过兄长，正如Ivan曾经热情地爱着他的哥哥，Marko曾经热烈地向往着俄罗斯。在这个属于南斯拉夫的国家寓言之中，始终未曾离开过别的国家的影子：俄罗斯、德国、意大利……Marko、Blacky，Natalia，他们心心念念着俄罗斯的饭店，俄罗斯的剧院，俄罗斯的辉煌与荣光；Blacky莽撞地冲上歌剧舞台，枪击德国军官Franz，得意洋洋地宣称他才是Natalia的丈夫，他才是Natalia之子的父亲；Natalia转身却又投入Franz的怀抱，目光居然同样情深；铁托死了，为德国人工作的医生喝着咖啡笑谈“共产主义便是一个巨大的地窖”；不堪忍受真相的Ivan钻进下水管道，企图重新回到那个“众志成城、全民造兵器打倒德国帝国主义”的乌托邦，却发现这一次的地下匆忙的人群，是急于奔向意大利的人们……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到来之后，这片始终在“东”“西”之间飘移的脆弱国土，它告别了苏联，也告别了铁托，告别了米诺舍维其，也告别了南斯拉夫。正如同在另一部土耳其的电影《乌扎克》之中，主人公摄影师的梦想曾经是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摄电影，最终却留不住前妻移民加拿大，东与西的问题似乎一贯是缠绕在后冷战的时期的“次欧洲”区域国家的严酷问题。

20世纪是人类追寻乌托邦的历史性大溃败，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乌托邦梦想惨受玷辱的大溃败，是批判与自由的旗帜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的转折期，是东与西的概念重新被定义和谱写的动荡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影片中的全部主人公，却居然都同样地如此格格不入。医生迫不及待地上了车，Ivan却无法理解意大利，他重新回到地面，吊死在了屋梁之上。投机分子Marko和Natalia这一次也不能再顺风顺水，终于被卑微地处死。而Blacky居然成为叱咤战场的将领，这一次真的成为了革命者——然而在影片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不远的过去，我们已经看见了米诺舍维其和萨达姆的影子……自由即奴役，强权即公理，在《南方人物周刊》居然以《恶人有恶报》来浅薄地庆祝萨达姆之死，居然喜悦万分地感谢世界警察除暴安良之时，后冷战时代语境中的笔者，感觉到了某种失语之痛……

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母亲，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兄长，叫做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却从影片的一开始便笼罩在战火之中，南斯拉夫却从一开始便被遗弃（如Jovan的母亲），被背叛（如Ivan），被践踏（如Natalia）……南斯拉夫也许是一位受辱的母亲，也许是一位隔江仍唱后庭花的歌女，也许是一位高大却卑微的兄长，也许是一个睁着天真眼睛的孩子……然而无论如何，只有Ivan在被告知“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之时，惟有他才能够放声痛哭。而对于年轻的Jovan，对于年轻的今人而言，南斯拉夫或许是一个生而未闻的空洞能指，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至今仍然矛盾深重、战事频频的那片土地，有多少孩子能够听Ivan诉说的这个毫不美好的故事？南斯拉夫从欧洲大陆之中漂移出去，脱离了俄罗斯，也脱离了意大利，只成为了一块在冰凉的大洋水中飘荡的浮板，那一群高歌欢笑的人竟然未曾有丝毫的察觉。我不禁心生怨念了，残忍的库斯图里卡，你最后塑造的，哪里是一派祥和？那分明是更刻骨的哀伤。

“莉莉马莲”在片中起到串连和暗示的作用它的意义就是“这是不真实的”。每当莉莉马莲的音乐响起，地下的人就以为是空袭到来，可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被人欺骗的，随后同样是莉莉马莲的音乐但是却分别配合着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苏联进入南斯拉夫，铁托建国，铁托逝世的真实影像资料，伯格森说音乐传达延绵和记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伴随莉莉马莲穿透了我，使我想到我们也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人造真实中的人。
历史可以很容易被改写可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人却永远被自己眼底的错觉召唤，单纯炽热的人们不断的在时间的轮回中上演爱恨情仇的故事，即使是历史的操控者最终也躲不过历史的大潮，因为他们同样生根于某断历史，同样生根于孕育出历史的这片土地。统治者可以随意更换，国家甚至可以消失，但是我们感谢喂养我们的土壤和温暖我们的阳光，田野上的绿草如茵，带着痛苦，悲伤，喜悦，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故事时就用这个童话般的开始：从前，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喜欢随着音乐跳舞。

译文被选入期刊，谢谢关注。

简单说两句两句翻译完的感想：库斯图里卡是一个疯狂又厚重的导演，采访中他所有的回答都充斥着浓郁的文艺哲学气息。他就好像一颗深深浸与人文科学沃土中的种子，在每一部片中蓄势待发，直至一节节长成他所期待的样子，而后以一敌百，不负万劫。

   说实话，好莱坞那种大制作的史诗片我已经有些厌倦了。但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史诗片仍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本来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都没有看过南斯拉夫的老电影。前几天听我的室友说他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顿时对他肃然起敬。相信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对南斯拉夫电影有完全不同的印象，因为南斯拉夫电影和印度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一样，是他们年轻时记忆的重要部分。曾几何时，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像我们中国一样也同时与美国和苏联交恶。以至于当1998年科索沃战事爆发时，我们很多中国人还是站在社会主义兄弟的立场上为南联盟打抱不平，浑然不觉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南斯拉夫王国到铁托的南联邦，到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和众多前加盟共和国，再到今日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经历的大变革、大动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因此，当《地下》的开头打出“从前，曾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这样一段字幕时，我们可以想象，库斯图里卡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去拍摄这样一部浓缩祖国历史的电影。
   今天南斯拉夫电影人的创作风格跟记忆中的那些老电影已经迥然不同。《地下》这部影片荒诞的情节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能会让观众迷惑。我刚开始看这部片子时，就不断地问自己：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然而，看完之后我不再怀疑。影片的许多细节都让我会心地一笑，让我觉得那就是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荒诞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揭示出了我们早已看惯的荒谬而已。现代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吧，既然艺术的使命已不再是简单而准确地描摹现实。
   库斯图里卡用这样荒诞不经的形式展现祖国的历史，是需要勇气的。我想正是年轻时对祖国的记忆和多年流浪国外的经历让他不断思考，使他对祖国的感情变得深沉。于是，有米洛舍维奇治下的民族主义的南联盟人士跳出来，指责他把当年铁托手下的革命者丑化成小偷和骗子，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生活在一种框架中的人很难跳出去想问题，所以不管历史还是现实在他们那里都已经经过过滤和变形。当没有过滤加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时，他们往往难以接受。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框架中，相信着一些类似于“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样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是生活在地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地下》里面那种荒诞的地下生活时，应该想一想，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地下》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细节：当库多那个在地下出生的儿子走出地下看到太阳和月亮（他不能辨认这两者）之后，感到沮丧和恐惧，他对父亲说：“我们能回到地下吗？”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出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框架，看到更接近真实的世界，我们会恐惧吗？我们会希望重新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吗？近些日子的观察，越来越让我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对于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电影，我无力作出更多的评论，只能再讲一处印象深刻的细节，那就是库多和他的儿子从地下来到地上，看到正在拍摄关于他自己的电影那场戏。我们通常把关于电影的电影叫做“元电影”。《地下》里面也出现了拍电影的场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可以叫做元电影。上面提到的这个情节让我想到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开罗紫玫瑰》里的男主角是从电影里来到现实中，遇到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地下》的库多在地上的人们眼里是已经牺牲的英雄，也是电影里的角色；他一直生活在地下的“战争状态”，跟正在拍摄的电影背景也正好一致；当他从地下来到地上时，也是从电影里来到现实中。地下和地上的冲突，加上戏里和戏外的冲突，最终产生了库多杀死一名扮演德军军官的演员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这个细节设计得充满张力，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让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现实，思索现实和荒诞的电影情节的相似性。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在近代苦难深重的国家，我们也有抗击侵略的历史，也曾经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徘徊。我们能够出现像《地下》这样深沉地思考民族历史的作品吗？当然，我们中国人含蓄的文化性格不利于这种狂放不羁的作品的产生。但是抛开这个不讲，单说我们有勇气用这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历史吗？我不得不遗憾地回答：恐怕没有。因为我们仍然沉浸在往昔的辉煌和挫折中，自卑和自负两种矛盾的情感仍然占据着我们的心灵。
   《地下》的前半部分关于二战有这样两段字幕：“1941年，德军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1944年，盟军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比三年前德军的轰炸更加猛烈。”在《地下》问世三年之后的1998年，北约军队对南联盟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了轰炸，理由是“为了结束在科索沃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军队则是对科索沃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和炮击，理由是“清除混在群众中的分裂武装”。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祝福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存在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同时，也祝福我那同样饱经沧桑的祖国和人民，愿历史上的一切噩梦都不再发生。

   （关于南斯拉夫历史，参考了秦晖：《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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