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

观影前的历史。

当诺兰的电影《敦刻尔克》把镜头聚焦在普通人身上时，这场「胜利大逃亡」只是丘吉尔当上首相后，所面临众多难题之一。

丘吉尔接手的绝对是个百年不遇的烂摊子。

在二战前夕，丘吉尔提出有争议的政见而在国内树敌颇多，结束了跌宕起伏的议会生涯，却又在国家腹背受敌期间临危受命。

1939年夏天，丘吉尔在报纸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德国代表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邪教组织’。”百姓们似乎蛮喜欢听到这种言论的。

而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刚好印证了丘吉尔的预测。也不知道为什么，纳粹听到了丘吉尔的“指控”一反常态直指丘吉尔是“肮脏的骗子”和“臃肿的猪”。

你知道德国人说话那个腔调是很给力的，反而提高丘吉尔的声望。

就这样，被纳粹“点名是骗子”的丘吉尔坐在豪华轿车上一路走向白金汉宫，在1940年5月10日，国王乔治六世将要求他筹组一个新政府。

在回忆录中，丘吉尔写道当时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跟随命运的脚步在前进，我过去的人生都是在为这一刻作准备。”

真是。

客观来说，65岁本该在政治生涯上退休的丘吉尔，算是被希特勒推到台面上“再就业”，翻开历史过往他们俩的梁子早在一战的战场上就结下了。

那时候的两个人，阶级都不高，互相打过对方，结果战后回家都吃了哑巴亏，花了大把时间各自调养叫嚣路线，直到二战给了他们俩正式叫嚣的舞台。

所以二战期间的欧洲，也可以说是这两位雄辩家的对决。

希特勒希和丘吉尔之间的对抗，是极权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的对抗；是一个疯子和一个普通老头的对抗；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和一个享乐主义者的对抗；是一个谋杀犯和一个冒险家的对抗；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和一个帝国政治现实主义者的对抗。

奇怪的是，没几个人喜欢他们俩，却都喜欢听他们演讲。丘吉尔最有力的武器是语言，希特勒也是。

丘吉尔发表很多华丽的演讲，在1940年6月4日是最著名的的一段：

“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在陆地上战斗，在战场上、在大街上战斗，在山坡上战斗，我们决不会屈服。”

这些演讲将无可阻挡的韵律和反复使用的语句连在一起，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那种皇家气势，在电影的预告里看了都会燃起来，更何况当时处于随时开战的英国人民。

但是，希特勒直接用行动反驳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精神粮食。在1940年夏天，德国已经入侵了波兰、占领了挪威、击败并羞辱了法国，还打的英伦三岛全面溃败，几乎毫无抵挡之力。

当时，希特勒还与苏联结盟，看起来统治欧洲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此时的德国只差吹响胜利的号角，斯大林等着收割韭菜，美国仍处于观望。

只有英国还在反抗这位独裁者。丘吉尔宣布，他只有一个目标：“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不管道路会有多漫长和艰难。”

希特勒对空痛斥丘吉尔是一个“疯子”、“瘫痪病人”和“世界纵火犯”。

丘吉尔也反击称希特勒是“邪恶的人”，是“过去所有错误和耻辱的罪恶产物”，并说，“欧洲不会屈服于希特勒的仇恨”。

看起来像是在对骂，从人身攻击再到人格羞辱，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是骂给世界听的。就像在香港油麻地暴打古惑仔，还得正义泯然的说对方不要脸抢了我的马子，让围观的群众各自站队。

骂归骂，打还是要打的，所以一边骂一边打。

德国军大举入侵都要炸掉伦敦桥了，丘吉尔唯一明智的行动是向希特勒投降，或者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但老一辈的英国人，那些经历二战的人们，从没觉得英国应该投降。

是什么让他们拥有必胜的信念？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丘吉尔的演讲。丘吉尔的话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真是。

1940年8月英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德军对英国南部机场实施了毁灭性攻击，英国空军顽强抵抗，苦难的挣扎还在持续。

丘吉尔在8月20日又来了一段重要演讲，他赞扬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再次震撼人心：

“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有如此之少的人，为如此之多的人，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寥寥数语就把人们无法言表的情绪表达出来。看起来像是输的很惨，但是被丘吉尔这么一说，让英国人民决意生死与共，内心活出荣耀与伟大。

虽然，二战最后是由苏联红军和美国大兵取了胜利，但事实上，丘吉尔还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坚挺，永不放弃的坚挺！

赢得战争靠的不仅是子弹和炸弹，关键是信仰。

这信仰是丘吉尔那些动人心魄的演讲灌输给每个英国人，证明了语言的力量有时比武器更强大，至少拖住了敌人的进程，还活出精彩。

Success is not final,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勇气克服一切。

能把这段历史拍的如此出神入化，演的丝丝入扣，这部电影和演员绝对是要拿奖的。

关于丘吉尔的丰功伟绩，已经有太多描述！本文只是想说说，为丰功而牺牲的小人物们！

请允许我直接进行转载，因为那样更有利于您的阅读：

死守加莱的三千勇士

似乎战场上大部队紧急撤离的背后，都有一只垫后小分队的悲壮牺牲。

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如此，

在英国这次至关重要的行动中。

不仅有艰难撤离的数十万士兵，英勇无惧的老百姓，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还有一队顽抗到底的英国守军，他们奉命去执行一次也许不可能生还的命令，

但为了守住加莱，这个位于法国北部的海上交通枢纽，敦刻尔克的最后一道屏障，

他们以壮烈牺牲的代价，为英法联军主力赢得了撤退的时间...

然而，人们似乎只是知道他们在大撤退中的关键作用，

却很有人了解，从临危受命到大部队撤离后，这些人都经历了什么...

JOHN JAY，是这支英勇队伍其中一名士兵的孩子，

可即便作为父亲最亲密的家属，他曾对父亲的往事一无所知，

直到老兵去世，JOHN才终于打开了父亲尘封的档案件，

下面，就听他说，当年的那只“敢死队”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我刚刚看完加里奥德曼的《至暗时刻》，此刻正强忍住泪水，

但让我悲痛的除了那段史实，还有丘吉尔发出的一封电报，

他对仍留守在加莱的准将说：

“你所坚持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英国远征军的巨大帮助，你部应奋战到底，你的坚守必将赢得无与伦比的赞誉，不允许撤退。”

我知道，在那个不能撤退的队伍里，有我的父亲，Alec Jay...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和他关系很疏远，他易怒，没有耐心，

我只知道大撤退那年他只有20多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留下了长久的阴影，

可对于那些具体的经历，他从来没提过，我也没想过要去了解...

1993年，他去世了，享年73岁，

真正失去他的那一刻，我才后悔和他的沟通太少，

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一沓满是灰尘的文件袋，

那里面有他参战时的记录，和队友写的信，战时的新闻报道...

还有一份笔记显示，他曾经想把所有的经历写成一本自传，

但很遗憾，只写了7页，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些文件...

我一边读着它们，一边重新认识我的父亲，

原来，他并不是我印象中的怪老头，他是一个英雄，

他曾在加莱抗争到最后一刻，直到被纳粹带走，

他是犹太人，为了隐藏身份曾在集中营里和纳粹斗智斗勇，

从1940年-1945年，他曾5次试图逃跑，最终成为了一名自由斗士，

我完全被这些尘封的过去所震惊，迫切的想知道更多细节，

为此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循着他的笔记重走欧洲，探访他的老友，

就这样，我终于第一次理解了我的父亲...

1938年，他加入了英国军队，

出于对法西斯和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憎恨，即便没有被征召，他也志愿入伍，

当希特勒的军队血洗比利时和法国，他跟随部队离开祖国冲过海峡，

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相当于一次“自杀”性的指派，在笔记里写道：

“手里拿着单程票，已经无路可退。”

1940年5月，大撤退开始前夕，

他奉命和数千名士兵一起在加莱，对抗德军超过2万人的精锐部队，

在敌方的狂轰乱炸下，部队节节败退，

但与共同抗敌的法国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在硝烟中“虚弱”的举起了白旗，

而英国拒绝投降...

事实上，父亲也曾随队抵达敦刻尔克岸边，在海面上看到了三艘祖国的驱逐舰，

但在那里，没有属于他们的撤离命令，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们不能走了...

我父亲后来写道：

“我背朝大海，再也没有回头，我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眼前的加莱已经尸横遍野，仍被英军占领的地区不过一个学校操场那么大，

父亲的队伍不再有任何能得到救援的幻想，他们唯一的能做的，

只是尽最大的努力守住最后的堡垒...

他的准将曾经两次拒绝了德军的招降，面对德军的说客，士兵们异口同声的说：

“如果德国人想要加莱，那么他们就只能用战斗来夺取。”

他们又何尝不清楚，仗打到这个份上，德军占领加莱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战场上，时间不仅意味着牺牲，也意味着胜利，

这场战役哪怕能晚一个小时结束，对于敦刻尔克的数十万士兵而言就多了一份希望...

然而最后一次艰难的反攻后，父亲的部队还是被俘了，

他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德军看着他高傲的宣布：

“对不起伙计们，给你们带来了如此血腥的绝望。”

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选择投降...

对于他的一些队友而言，这样的投降不丢脸，

他们确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完成了丘吉尔的命令，掩护了大部队，

可这却成了我父亲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事，他在笔记里写道，

投降，是他心中永远的耻辱，此后被俘的5年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成为战俘的第一个夜晚，他在一块墓地睡觉，满心的沮丧和失望，

可这才只是刚刚开始，从法国去往德国，还有近3周的路程，

队伍行进过程中，犯人如果不小心摔跤，等待他的不是枪击就是暴打，

甚至连停下来撒尿也是要受罚的...

父亲和队友只能强忍伤病，靠喝臭水沟里的水，吃野草，

才勉强活着撑到了德国...

一入境，街道两旁站着的全是愤怒的纳粹，

他们一边高喊着“英国loser来了！”，一边朝父亲一行人吐口水，

尽管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但他们仍然吹着口哨，

哼着祖国的音乐，表达不屈...

年轻时的父亲比我印象中的还要傲气，

作为一名战俘，一名有着犹太家庭背景的败将，

他本应该苟且求生，低调隐藏自己的身世，可他却说自己别无选择...

离开加莱以前，父亲把能证实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证件埋了起来，

可由于在集中营里，纳粹和俘虏经常因为语言不通大打出手，闹出人命，

有一次，眼看着纳粹的枪已经顶在了队友的脑门上，

父亲不得不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向纳粹说情，这很快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随后，一名反犹太的英国人向纳粹直接举报了他，

一名高官直接带枪冲进了父亲的营地高喊：

“Alec Jay这个杂种在哪？给我出来！”

幸好他的队友们毫不犹豫的就站成了一个圈，紧紧的保护着父亲，

他的中士更是直接走到高官前怒吼道：

“我不管Alec是不是犹太人，只要他穿着英国制服，你就不能可能把他带走，除非你枪毙我们所有人 ”

集中营里瞬时一片安静，就在纳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父亲灵机一动，十分有礼貌的走上前向高官解释，他只是学过德语，

党卫军如果不“嫌弃”的话，与其继续这样对峙下去，

不如任用他为犯人中间的翻译官，调停矛盾...

德国人勉强接受了...

在集中营的那5年里，类似这样的险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父亲一边努力的保护着自己和队友，一边还要从事大量的苦力活儿，

他在一个采石场里工作，经常会受伤，但从没有接受过治疗，

他严重营养不良，体重暴瘦直88斤，

甚至还在从家乡传来的消息里得知，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变心了，婚约也没了...

那一刹那，父亲几乎认为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他一共尝试过5次逃跑计划，

有一次他假扮成了一名捷克移民工人，一路跑到了边境线50英里以内，

但最后还是被盖世太保给逮了回去，他们用警棍疯狂的殴打他，

还逼迫他亲自动手给自己挖了一块坟墓...

1945年，父亲的逃跑计划终于成功了，

他和6个队友翻山越岭逃到了捷克，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希望，

他们又被迫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反德游击队，

在此后的6周里，父亲从一名英国士兵变成了游荡在森林里的“自由斗士”，

他和队友携手炸毁了德军的一列货运火车，袭击了警察局，

他还参加了布拉格起义，亲眼目睹了不少无辜的德国老百姓遭遇恐怖袭击，

父亲当然是憎恶法西斯的，

可是这段游击队的经历，却成了他不愿再提及的可怕回忆：

“他们不只残杀纳粹，也对德国平民进行屠杀，这是我始终不能接受的。”

但至少，属于他真正的自由总算是来了...

1945年，父亲终于回到了伦敦，

不像当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回家的士兵，沿路没有等待着欢迎他的百姓，

也没有鲜花和掌声，人们甚至不知道，如果不是眼前的这名士兵和他的队伍，

当年的大撤退可能不会那么成功...

但父亲似乎并不介意这些，他只是想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

他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努力试图忘却集中营里的一切，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被监禁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还有那些他目睹过的暴行，把他彻底淹没了：

“我总是会在半夜惊醒，想起我死去的队友，想起纳粹的尸体。”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多大的好转。

5年后，他和妈妈结婚了，生下了三个孩子，

他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总是冷若冰霜，他“莫名”的愤怒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了解了父亲的一生后我才明白，他不是气我们，他在气他自己，

作为一名幸存者，内疚、焦虑、抑郁、噩梦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他，

他气为什么他可以好好活在这个和平年代，而并肩作战的队友们却死无葬身之地...

家人不理解他，部队也没有帮他，他只能自己鼓足勇气去看医生，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减轻内心的痛苦，甚至还曾经回到了加莱，逼自己面对过去，

但可惜的是，一直到死，他和内心的罪孽感都没能和平共处...

很遗憾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我的父亲，

作为加莱的守军，他们的故事远比电影要令人揪心...

ref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346201/My-dad-heroe-sacrificed-Churchill-save-Dunkirk.html

--------------------------------------

很皮还很可爱的小姑凉：庆幸自己生在和平年代

cece_circle：啊，这段真的看至暗时刻的时候才真正了解了一下，之前就是书面的一句话

少女已死：从小的心愿就是世界和平。有人觉得好空泛，好遥远的一个梦想。但它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总之，从别人的故事里，我没经历过的那些场景里，我恨透了战争。

银杏园的夏天：终于彻底理解了《采薇》的最后一段。向英雄致敬。

Elwing-心属中土：加莱的勇士们应该被铭记，没有他们敦刻尔克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子

overtherainbow121：英国版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

本文发表于《方圆》杂志。

看电影，就是看人。 影迷如老餮，电影上映，瞅一眼主创名单，看看导演何人，演员是谁，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至暗时刻》正热映，此片可看，因这三个人：乔·怀特，加里·奥德曼，以及丘吉尔。 乔·怀特，英国新锐导演，文学修养深，起手作就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还改编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为乔·怀特暴得大名的。是2007年的《赎罪》。恍惚迷离的细节，清新饱满的画面，散发出浓厚的文艺气息，飘逸的形式下，却是关于赎罪与宽恕的严肃主题。 一边是如绞肉机般烽火连天的二战，一边是青葱岁月伉俪情深的布尔什维克烟卷。 天堂和地狱，原来都在人间。

《赎罪》与《至暗时刻》的历史背景，大抵重合，都涉及二战初期和敦刻尔克大撤退。 《赎罪》将普通人的故事写成史诗，《至暗时刻》则把历史风云人物还原为“普通人”。这两部电影，各有各的高明，导演端的好手段。 加里·欧德曼，无冕影帝，演技出神入化。他是《吸血鬼惊情四百年》里的德古拉伯爵，《空军一号》里的恐怖分子，《不朽真情》里的贝多芬，曾凭《裁缝，锅匠，士兵，间谍》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此次，为演丘吉尔，喝成啤酒肚，贴出双下巴，明年奥斯卡，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加里·欧德曼演擅长诠释那些具有巨大精神力的人。德古拉伯爵，恐怖分子，贝多芬，乃至丘吉尔，莫不是如此。 最典型的，要数《空中一号》中的恐怖分子，把这个角色跟丘吉尔放在一起，张力就显出来了。自其异者视之，一个是苏俄恐怖分子，一个是英国铁血首相，肝胆楚越，风马牛不相及；自其同者视之，恐怖分子和英国首相互为镜像，都是具有巨大精神力的狂人。 加里·欧德曼诠释恐怖分子，极有层次，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静与动只是浅层对仗，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才是加里·欧德曼的最出彩之处。他运用肢体语言，将一个神经质的恐怖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堪称《空军一号》这部无脑动作片中唯一的“灵魂”，相形之下，哈里森·福特饰演的硬汉总统，成了脸谱化的“呆瓜”。 如本文开头所说，看电影，就是看人。看《至暗时刻》，第一是看导演乔·怀特，第二是看演员加里·欧特曼，第三，则是看本片灵魂人物丘吉尔——那个爱抽雪茄、作V字手势的英伦油腻白胖子。 电影中的丘吉尔，有点四平八稳，既有杀伐决断的一面，又不失幽默亲和。导演之本意，并不是颠覆丘吉尔家喻户晓的惯有形象，而是拍出这个秃顶老白男的威慑力和魅力。

于是，我们看到至暗时刻的连番好戏，大多跳不出传统套路的条条框框。他在下议院豪气干云的精彩演讲，他向美国总统搬救兵时的心急如焚，他与妻子独处时的铁汉柔情……

不得不说，西方自有一套“政治正确”，刻画丘吉尔这种历史伟人，不能像虚构角色那般天马行空，大方向绝对不能“错”。 丘吉尔的荧幕形象，跟革命电影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导演多撒了一层人性的佐料，算是保守“地方风味”。 无欲则刚的“高大全”形象，我们觉得假。殊不知，人性的，太人性的，同样会失真。 在《丘吉尔自传》《二战回忆录》等书中，丘吉尔的形象更为饱满，更贴近历史真相。 说得吹毛求疵一点，电影把丘吉尔拍得太像个正常人，有些“为尊者讳”的意思，事实上，丘吉尔压根儿就不是个“正常人”。 丘吉尔对军事的狂热，对战术的精通，并不亚于希特勒，他对奔赴疆场建功立业的渴望，在同时代的英国，亦无人能出其右。当然，他的“三观”比希特勒正得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保守党的重要人物，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在丘吉尔之前，英国的首相是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

1938年，希特勒出兵侵占奥地利，随后又陈兵捷克边境。作为大国元首，张伯伦见周遭的小弟们被流氓欺负，自然气愤难平，于是做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常有的举动——强烈谴责。

德国法西斯吃准以张伯伦为首的英联邦是个“嘴炮”政府，继续变本加厉的侵略，而张伯伦也就继续变本加厉的谴责，并幻想跟纳粹媾和，想要以出卖他国（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保得英伦三岛太平无事。直到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大军压境，入侵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才如梦方醒，放弃绥靖政策。而此时，希魔羽翼已成，难以翦除，世界大战即将进入白热化。 我们评价英国绥靖政策，不见得非要一味指责，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此政策还算是符合英国的特殊国情的。 二战时期，英国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实在是已到了日落西山时候，世界霸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其国内经济受一战和大萧条影响，一直处在疲软状态，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缅甸、印度在内的八个自治领也非铁板一块，有很多都暗怀异心、蠢蠢欲动，早就不跟英国同心同德，只是迫于强力或出于安全考虑，才勉强跟英国绑在一起。 除了英国当时的实际境况，张伯伦作为国家元首，其自身的气质和性格也是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之一。 张伯伦童年坎坷，六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以致于性格极度内向，甚至腼腆到不敢参加学校的辩论会，虽然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张伯伦暂时战胜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一路开挂，平步青云，但由童年阴影导致的性格缺陷，是难以根除的。此外，他不爱交际，只对植物学和鸟类感兴趣，甚至成为皇家园艺学会里的鸟类专家。由此我们推论，张伯伦很可能知鸟而不知人，尤其是不知希特勒这个“鸟人”，这才上当受骗。

希特勒者，狂人也，张伯伦者，懦人也。狂人遇懦人，自然是想捏扁就捏扁，想搓圆就搓圆。

有张伯伦这个懦人当政，英国自然被希特勒吃得死死的。当此万马齐喑之际，大不列颠好汉个个摩拳擦掌，两眼冒火，这帮好汉之中，最顶尖的那个，正是丘吉尔。

丘吉尔：“兀那厮希特勒，洒家不出手，你真当我英伦三岛无人哉？” 丘吉尔，猛人也。他不像张伯伦，喜欢提笼子架鸟，而是从小酷爱打仗游戏，曾收集两千多个玩具士兵，闲着没事，就在自家领地，用双筒猎枪打兔子。 恶人自有恶人磨，就像昆汀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只有比纳粹更“恶”的“无耻混蛋”，才能替天行道。 当“无耻混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希特勒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 狂人遭遇猛人，丧钟为谁而鸣？为希特勒。

说丘吉尔是猛人，绝非图口舌之快，而是有根有据，首先，他的家世就很猛。 丘吉尔出身豪门，祖父马尔伯勒，曾任爱尔兰总督，父亲则是下议院领袖，兼财政大臣。丘吉尔上学，父母为他选择最贵的贵族学校，有游泳池，足球场和板球场都很大。丘吉尔憎恶学校的课程，每天数着点，度日如年，一回到家，就摆弄自己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 早在哈罗公学读书时，丘吉尔就彰显出有勇有谋的特质。他喜欢在泳池边搞恶作剧，悄悄溜到别的孩子身后，猛地将对方推进泳池。有一次，他太岁头上动土，把一个六年级学长推进深水区，当对方表明身份，兴师问罪时，丘吉尔赶忙说道：“非常抱歉，你长得这么矮，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呢。”对方听了这句话，如火上浇油，气不打一出来，眼看丘吉尔就要饱尝一顿老拳，这时，他机智地说：“我父亲是个大人物，财务大臣，他也很矮。”听了这句话，学长心里受用，哈哈一笑，化干戈为玉帛。

玩具士兵决定了小丘吉尔一生的志向，此后，他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他得以进最顶级的军校——桑赫斯特军官学校。 在军校里，丘吉尔的课程包括战术、设防、地形学、军法、军政等。 《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的万人敌，即是指兵法。 同样，在军校诸多课程中，丘吉尔独对战术最感兴趣，渴望学以致用，有朝一日能够“万人敌”。 丘吉尔钻研了大量军事典著，比如哈姆利的《战争运作》，梅因的《步兵战术》等，还定购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史书，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图书馆。 比起阅读理论，丘吉尔更爱“打野战”。他和伙伴们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设置铁蒺藜、制造定向地雷，并学会了使用火药，炸石桥、做浮舟，他甚至还绘制了一幅坎伯利地区的简略地图。 当希特勒还是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维也纳卖画为生时，丘吉尔就已经学完了大部分的军事课程，为日后干掉狂人希特勒打下坚实基础。 数载军校磨练，让丘吉尔踌躇满志，但一战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又令他颇感遗憾。无事时，丘吉尔喜欢攀登到军校哨塔顶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叹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 丘吉尔在自传中，写到那时心境： 若早生100年，我就有机会参加长达二十几年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光是想想，就能让我激动万分。可如今，一切已成过去，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全世界人民越来越热爱和平，越来越明智，妈勒个巴子，伟大的战争年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好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野蛮民族，比如祖鲁人，阿富汗人，苏丹的德尔维希人。如果幸运的话，印度可能会发生兵变，我们将有机会再度征服印度，但跟可怜的印度人打仗，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跟打几只野兔子没啥区别。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骨子里是热爱战争的，但他喜欢“被动”，不打“无义之战”。 最好是有个“疯子”发动战争，他率领军队抵抗，这样一来，既能过足“战争瘾”，又能在道义上立住脚。 好在那个年代不缺“疯子”，狂人希特勒，用他那厚颜无耻的侵略满足了猛人丘吉尔“被动”抗争的需求。 这些堂而皇之写在《丘吉尔自传》中的内容，自然不方便在搁在电影里，因为“政治不正确”。 了解这些后，再来观赏电影，别有一番风味。当丘吉尔在下议会中，进行那“战斗到底”的演说时，唾沫四溅，全场雷动，镁光灯闪烁，但是，在他心底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头渴望战争的巨兽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喂饱。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在海洋作战，在天空作战，在陆地作战，在田野和长街作战，全方位海陆空地满足了丘吉尔的“战斗欲望”，那个在童年时，就用玩具士兵模拟战争的男人，第一次真正获得释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丘吉尔是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丘吉尔是理性的，对战争的热狂，对同胞的热爱，对侵略的反抗，这三者在他那里得到完美勾兑，而内心的野兽和社会的公义，在丘吉尔那里，也显得两两相宜。 丘吉尔确实具有“无耻混蛋”的可爱性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只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热爱，还把竞选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猛人丘吉尔，称得上议员班头，国会领袖，作为几朝元老，他曾说，自己参选议员的次数，多过任何当时还健在的下院议员。 关于竞选那回事儿，在丘吉尔嘴里，显得有点龌龊。先去各地方大佬那里“拜码头”，扫清候选障碍，再拜访社会名流，走访选区，研究选民癖好，起草竞选讲稿。当这一切处理妥当，就请大财团一掷千金，花钱炒作，通过报纸媒体给自己脸上贴金，与此同时，要不择手段地朝竞选对手身上泼脏水。 对于那些看似震撼人心的演讲，内幕更加无趣，丘吉尔说，无非是想几句大口号，再煽煽情，还得不时穿插几句笑话，显得自己举重若轻。每次竞选演讲，竞选小组的同仁最惨，他们要把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听上几十遍，每次听还得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简直虚伪透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大嘴巴丘吉尔下野后，在他的自传中，彻底扯掉了“皇帝的新装”。但他关于竞选和演讲的真实看法，同样是“政治不正确”，你不会在这些主流大电影中看到。 若丘吉尔健在，看见人们在电影院，被那些演说口号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必会暗暗莞尔，嘟囔一句：Idiot。

作者哲空空交流微信

看完国王的演讲来的，完全无缝对接（可惜早就看了敦刻尔克了，不然可以三部连看）。加里奥德曼演得太好了，完全没有自己的影子，简直就是丘吉尔本人！整部片的节奏、剪辑、配乐和气氛渲染在我看来都教科书般地无可挑剔。当然，最大的亮点还是成功塑造了一个不完美却有血有肉、充满激情、富有强大责任感和领导能力的战时首相形象，相当值得一看！希望Darkest Hour能在本届奥斯卡能取得好的成绩，加里奥德曼的表现完全担得起奥斯卡影帝！

印度议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3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被好莱坞美化的丘吉尔是一名刽子手》

丘吉尔曾说过：“历史最终一定会善待我的，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亲自书写历史的人。”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是20世纪出现的大屠杀凶手之一，但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西方社会，他得以逃脱历史的审判。他曾被授予诺贝尔奖（竟然是文学奖）。而如今，饰演丘吉尔的演员加里·奥德曼还成了奥斯卡影帝。

正如好莱坞电影所证，丘吉尔的声誉几乎全归功于他二战期间激动人心的雄辩和天赋般的华丽辞藻（哈罗尔德·伊万斯曾将丘吉尔称为“文明堡垒上伫立的不列颠狮心王”）。

“我们不会疲惫，也不会失败。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最后……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我们将在降落跑道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和大道上战斗……我们永不屈服”，英国修正派历史家约翰·查姆理曾将这几句贬斥为“听起来崇高的废话”。

在二战期间，丘吉尔表示自己赞成“恐怖性轰炸”。他曾写道，他希望以“重型轰炸机带来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最终造成诸如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带来的恐慌。

丘吉尔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担任陆军空军大臣，也是为数不多支持轰炸爱尔兰抗议者的英国官员之一。1920年，他认为飞机应该用“机载机关枪或炸弹”来驱散抗议者。

面对1921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作为殖民地大臣，丘吉尔表现得简直像一名战争罪犯：“我强烈支持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弹，这将起到扩散恐惧感的效果。”他下令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大规模轰炸，在45分钟内彻底将一个村庄从地球表面抹去了。

在阿富汗，丘吉尔宣布：“普什图人要认识到不列颠民族是比他们更加高等的。反对者应立即杀掉，毫不留情。”他写道：“我们有系统地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前进，惩戒性地破坏：摧毁房屋，填平水井，炸倒塔楼，砍倒茂密的树林，烧毁庄稼，破坏水库，抓到一个部落成员应立即捅死或砍死。”

在肯尼亚，为了把富饶的高地腾给白人殖民者，当地人被强行迁离，超过15万人被送入集中营。丘吉尔若不是指挥官，便是共谋者。在他的规定下，为了折磨肯尼亚人，英国人强奸、阉割他们，用烟头烫他们身体的敏感部位，此外还进行电击。

不过，丘吉尔罪行的主要受害者当数印度人。“拥有野兽般信仰的野兽民族”，丘吉尔是如此“风雅”地称呼他们的。他想在印度使用化学武器，但是被内阁成员们否决了。他批评后者“神经兮兮”，认为“英国涉印事务部门拒绝对当地人民使用化学武器是毫无道理的”。

1941年，丘吉尔宣布不在印度以及有色人种殖民地推动《大西洋宪章》的实施。由此观之，他被尊为“自由的圣徒”就更显荒谬了。他拒绝承认有色人种与自己拥有同等的权利。“甘地主义及其所主张的一切早晚都会被彻底粉碎”，丘吉尔曾这样说道。

在此类事件中，丘吉尔可谓是英国人中最激进的。他的看法之极端，甚至不能被解释为当时的普遍想法。就连他自己的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都承认，丘吉尔和希特勒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多亏丘吉尔，约四百万孟加拉人死于1943年的饥荒。他下令将食物从挨饿的印度人那里转给口粮充裕的英国士兵，甚至用来补充位于希腊和其他地区的欧洲储备仓库。当有人提及那些遭罪的印度受难者时，丘吉尔回应称，饥荒之所以出现，责任在印度人自己，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在《丘吉尔的秘密战争》中，玛杜斯里·慕克吉尖锐地叙述丘吉尔在孟加拉发生饥荒时的作为。有文件表明，当印度人挨饿时，英国大量购买粮食，导致粮价上涨，印度本国生产的粮食盈余被价格导向出口市场。满载小麦的澳大利亚货船被禁止在加尔各答卸货（在加尔各答，饿死者横尸大街），丘吉尔反而下令把粮食运送至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屯粮仓库增加缓冲存货，以防希腊和南斯拉夫未来可能的入侵。欧洲的粮仓渐满，而孟加拉人却在一个个死去。

描绘这个龌龊之徒的又一部“圣人传”夺得奥斯卡奖。丘吉尔曾提议对伊拉克人使用毒气，1944年他还曾下令撞倒大街上的雅典抗议者。对于这些遇难者来说，对于普什图人、爱尔兰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印度人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几句华而不实的演讲辞就能够洗净他散发种族主义气味的双手所沾染的鲜血。

我们中的多数人会永远记住：丘吉尔是一名战争罪犯，是正义和人道的对立面，是目光狭隘的帝国主义者，他对于非白人种族的抗议充耳不闻。归根结底，他最大的失败——他漫长的至暗时刻——是不断企图阻碍我们获得自由。

（青年观察者庄蕴菲译自3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

原文：

In Winston Churchill, Hollywood rewards a mass murderer

Shashi TharoorMarch 13, 2018

A STATUE of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stands near the Victoria Tower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s a British Union f

“HISTORY”, Winston Churchill said, “will be kind to me, for I intend to write it myself.” He needn’t have bothered. He was one of the great mass murderers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is the only one, unlike Hitler and Stalin, to have escaped historical odium in the West. He has been crowned with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no less), and now, an actor portraying him (Gary Oldman) has been awarded an Oscar.

As Hollywood confirms, Churchill’s reputation (as what Harold Evans has called “the British Lionheart on the ramparts of civilisation”) rests almost entirely on his stirring rhetoric and his talent for a fine phrase during World War II. “We shall not flag n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The revisionist British historian, John Charmley dismissed this as “sublime nonsense”.)

Words, in the end, are all that Churchill admirers can point to. His actions are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

During World War II, Churchill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ur of “terror bombing”.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absolutely devastating, exterminating attacks by very heavy bombers”. Horrors such as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were the result.

In the fight for Irish independence, Churchill, in his capacity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and air, was one of the few British officials in favour of bombing Irish protesters, suggesting in 1920 that airplanes should use “machine-gun fire or bombs” to scatter them.

Dealing with unrest in Mesopotamia in 1921,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hurchill acted as a war criminal: “I am strongly in favour of using poisoned gas against the uncivilised tribes; it would spread a lively terror.” He ordered large-scale bombing of Mesopotamia, with an entire village wiped out in 45 minutes.

In Afghanistan, Churchill declared that the Pakhtuns “needed to recognis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British] race” and that “all who resist will be killed without quarter”. He wrote: “We proceeded systematically, village by village, and we destroyed the houses, filled up the wells, blew down the towers, cut down the great shady trees, burned the crops and broke the reservoirs in punitive devastation ... Every tribesman caught was speared or cut down at once.”

In Kenya, Churchill either directed or was complicit in policies involving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local people from the fertile highlands to make way for white colonial settlers and the forcing of more than 150,000 people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Rape, castration, lit cigarettes on tender spots, and electric shocks were all us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torture Kenyans under Churchill’s rule.

But the principal victims of Winston Churchill were the Indians —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as he charmingly called them. He wanted to use chemical weapons in India but was shot down by his cabinet colleagues, whom he criticised for their “squeamishness”, declaring that “the objections of the India Office to the use of gas against natives are unreasonable”.

Churchill’s beatification as an apostle of freedom seems all the more preposterous given his 1941 declaration that the Atlantic Charter’s principles would not apply to India and the coloured colonies. He refused to see people of colour as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as himself. “Gandhi-ism and all it stands for,” he declared, “will,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be grappled with and finally crushed.”

In such matters, Churchill was the most reactionary of Englishmen, with views so extreme they cannot be excused as being reflective of their times. Even his own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Leopold Amery, confessed that he could see very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Churchill’s attitude and Adolf Hitler’s.

Thanks to Churchill, some four million Bengalis starved to death in a 1943 famine. Churchill ordered the diversion of food from starving Indian civilians to well-supplied British soldiers and even to top up European stockpiles in Greece and elsewhere. When reminded of the suffering of his Indian victims, his response was that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he said,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

Madhusree Mukerjee’s searing account of Churchill’s role in the Bengal famine, Churchill’s Secret War, documents that while Indians starved, prices for foodgrains were inflated by British purchases and India’s own surplus grains were exported, while Australian ships laden with wheat were not allowed to unload their cargo at Calcutta (where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of starvation littered the streets). Instead, Churchill ordered that grain be shipped to storage depot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lkans to increase the buffer stocks for a possible future invasion of Greece and Yugoslavia. European warehouses filled up as Bengalis died.

This week’s Oscar rewards yet another hagiography of this odious man. To the Iraqis whom Churchill advocated gassing, the Greek protesters on the streets of Athens who were mowed down on Churchill’s orders in 1944, sundry Pakhtuns and Irish, as well as to Indians like myself, it will always be a mystery why a few bombastic speeches have been enough to wash the bloodstains off Churchill’s racist hands.

Many of us will remember Churchill as a war criminal and an enemy of decency and humanity, a blinkered imperialist untroubled by the oppression of non-white peoples. Ultimately, his great failure — his long darkest hour — was his constant effort to deny us freedom.

Th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He chairs the Indian parliament’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in Dawn, March 13th, 2018

离开历史无法理解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但“历史”并不仅仅是大敌当前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实际上描写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西方世界天翻地覆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卡摄影。这让他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主旋律献礼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世界历史发展的断层线，布尔什维克革命、去殖民化，美帝国的崛起这些主导二十世纪的潮流都沿着这条断层线延伸开来。但是欧洲人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纪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危机频现。抛开最终导致大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不谈，大英帝国本身内部的发展就预示着某些未来的迹象。

经历一系列选举改革后，代表世袭贵族和土地贵族的议会上院被剥夺了为数不多的对下院的抵抗力。英国的政治中心彻底转移到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众院。虽然保守党（托利党）以及贵族政治世家仍然掌控政治主导权，但是自由党、工党的崛起预示着大众政治是英国的未来。大战的残酷让英国贵族阶级最优秀的年轻人灭绝，但也只是加速而不是改变了本来的历史进程。现代大众民主意味着国家需要整合民众的力量——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满足他们的需要、动员并组织无数无名的男男女女。

电影中提到丘吉尔曾经反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而他的自由党时期（1904-1924）恰好就是该党最后的辉煌时刻。带领英国走向大战胜利的劳合-乔治首相是自由党末代政治巨头，在他任内英国掀起了一波社会福利立法的高潮。丘吉尔在内政上和自由党一脉相承。1908年他推行了英国最早的最低工资标准，1924他主张开征高额继承税，这些政策都和十九世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精神不同。所以在影片一开始，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才揶揄丘吉尔是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的对手）唯一能接受的大联合政府首相人选。

影片最后丘吉尔坐地铁接触“人民”，然后在下议院慷慨激昂，打败议和派阴谋的剧情设置被不少人说成庸俗和俗套。但放在历史背景来看，这其实恰好表现了两次大战之间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纳粹德国到民主的美国，收音机和传媒机器的发展使得领导人可以绕过政治建制派直接对“民众”施加影响、从“人民之声”中汲取力量。希特勒的人民收音机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都是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利用最新政治手段拓宽政治可能性的边界——这和川普绕过建制派直接在推特上对“人民”发帖没什么本质区别。丘吉尔在保守党建制派中碰壁，转而寻求“人民”的支持，好事者自然可以简单指责为“民粹主义”，但这种肤浅的看法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地形变动，以及丘吉尔这样的伟大人物对政治脉搏的把握。虽然他接受的是维多利亚的教育，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式贵族的履历，但他其实是埋葬维多利亚时代的合唱团中的一份子。丘吉尔仍然有着旧时代的品质，但却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逻辑带领国家前进。他在“小事”（虽然加里波利绝不是什么寻常小事）上不断失败，但是在大事上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敏感和意志力。

由于希特勒作为大反派沦为背景板，戏剧冲突就只好围绕丘吉尔+英国人民vs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为突出丘吉尔的抵抗意志和特殊品质，影片不得不过度丑化张伯伦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和哈利法克斯历数丘吉尔“罪状”时提到的挪威远征，就是张伯伦战时内阁为了对抗纳粹入侵挪威而派遣盟军的战役。和丘吉尔比起来，张伯伦其实更坚守欧洲和英国传统的政治规范和思维模式。根据A.J.P.泰勒富有争议的说法，慕尼黑协定放在19世纪的政治话语里其实稀松平常。哪次外交成果不是强权之间的私相授受？哪些谈判不是闭门的讨价还价？哪些和平靠的不是政治精英们 精明的算计、理性的自利、谨慎的克制？但是大战已经彻底埋葬了旧世纪的外交准则，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让“替别国做决定”不再能摆得上台面。最重要的是，希特勒不是十九世纪的政治家。驱动他的不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算计，而是不计代价的狂热和仇恨。张伯伦本希望在德奥合并与吞并苏德台之后希特勒可以绅士地见好就收，但希特勒却得寸进尺进攻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被骗的张伯伦倍感愤怒，宣布英法会武装保卫波兰，并开始英国的战争准备。在低地国家沦陷，哈利法克斯主张和谈的关键时刻，张伯伦实际上站在坚决抵抗的一边，帮助丘吉尔稳住了战线。电影里的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讲求“逻辑”和“理智”，却没有意识到这套推理所依托的整个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张伯伦的世界是君子协定和势力均衡的世界，而丘吉尔却理解他看不到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寇松、俾斯麦这样的绅士的家园；而是意识形态家、理想主义者的乐土。你要么成为民主斗士，要么沦为希特勒之流疯子的牺牲品。

丘吉尔不止看穿了希特勒，他也看穿了斯大林，看穿了罗斯福，看穿了新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能放下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彻骨仇恨，在二战期间和斯大林通力合作，他也能放下大英帝国的体面，把统治世界的钥匙交给新大陆的守望者。正如他在演讲中提到的

我们将战斗到底……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