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

始终觉得《北平无战事》被主要抨击的几个点，是刘和平为了一个大主题主动牺牲的。 观众能适应的戏剧节奏，情节的连贯性，台词的亲民性甚至部分史实，这些牺牲在后期都到了“反戏剧”的程度，当然更不会在乎“反观众”“反市场”。 而可喜又可怕的是：这个大主题和它的人物，跟《红楼梦》是如此相似。 【文长预警，所有人物评价并非综合性，而是选最契合大主题的某方面】 -------------1 · 为官的，家业凋零------------- 这一句在剧中，有明指也有暗指。 明指方家父子，两人的矛盾，始终都围绕着“做官”二字。

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

空军队长方孟敖

留美的方步亭是为了做官回国的，为光宗耀祖也好，为兼济天下也罢，他是与何其沧不同的实践主义者。 一九三七年上海空难，他做了抢救央行文件和金银的好官，却做了一个令妻女死于空难的失败父亲。 而十年后父子重逢，竟轮到儿子以一个好官的姿态，来查已经沦为贪官工具、难辨黑白的老子。 国事为先还是家事为重，父子俩人在不断的斗争与被斗争中升级着对此的认识。最终在发行金圆券的第一天大爆发，实现了大彻大悟之后悲壮的统一。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如果故事永远停在上阵父子兵的这天，该有多好。 一世为官的方家“在无锡老家那几十亩田让族人卖了，攒的一些钱也都买了金圆券”。 带不走的不仅仅是高宅大院。而凋零如此，还是逃不过在海峡对岸继续为官的命运。

▲央行金库里，面对最后一次用金圆券搜刮来的储备金，方步亭五味杂陈 然而与之呼应的，是选择了历史胜利阵营的谢培东，也是差不多的命运。 举国欢腾的时候，他的家里只有一个为革命献身却只能谎称病死的妻子，一个还没机会参加革命就夭折的女儿和一个无法公开的身份。

▲纵使守得云开见月明，终是茕茕孑立 难怪一直读辛弃疾的方行长最后只想提一句：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而暗指的另一户做官人家，就是《北平》里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蒋家父子。

以电话出场，只露过一次背影的蒋经国

与方家同舟共济的结局不同，老蒋和小蒋，从五人小组斗到上海打老虎，从上海打老虎斗到戏外的台湾改革。 直到书外小蒋的一句“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为老蒋辛劳一生所得的蒋家王朝划上了句号。 唯一令老方和小方没想到的大概是，这世上还是有人敢做孤臣逆子的。 -------------2 · 富贵的，金银散尽------------- 《北平》里的人，大多非富即贵。马汉山不是最有钱的，却是跟钱缠得最紧的一个。

▲同为贪官，马汉山就像一只硕鼠。监守自盗固然可恨，毕竟不至于把主人咬死或饿死，心宽粮多的时候当只宠物养养，偶尔拿烧火棍追着打几下，圆滚滚地还挺萌。 这只硕鼠的一生可以泾渭分明地分为两段。前半生为钱卖命，后半生破财保命。 前半生贪了多少，只怕他自己也数不清，而这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已经让人心惊。 随手赏的跑路费都是万元美金，

美金银元算什么，每隔几集就有幸欣赏马站长用的家具，收藏的文化，用的虫草。

▲连自诩清廉的曾可达，也曾收下一幅曾国藩书法，并担保不会让马汉山上军事法庭 甚至在北平一片饥荒时期，还有一仓库饼干罐头，棺材本也有一铁盒小黄鱼之多。

这样一个雁过拔毛的人，后半生到了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肥缺上，却只是替人捞钱，自己几乎金盆洗手。 不是没有能力，也不只是因为妻死儿废之后四大皆空，而是一生算计的老马很清楚这些是救命钱。 贪别人等着救命的钱，注定赔上钱买不回的命。

▲带上眼镜跟方孟敖、王浦忱分析物价的老马，更像一个民调会主任的本来面目 可读书有限的马老不知道一条古言，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有人既要他帮着贪他不敢贪的钱，还要赔上他最宝贝的命。 欲壑难填，竟至于此。 而当徐铁英无论如何不肯收下那幅唐伯虎的真迹，王蒲忱对自己的暗示毫无反应，马就知道自己的结局只能是财尽人亡。 明写的小富如马汉山如是，暗示的大富如蒋宋孔陈亦如是。 白玉为堂金作马，珍珠如土金如铁，也不过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3 · 有恩的，死里逃生------------- 王蒲忱总是让人想到一句话：大文人必无文人气，大商人必无商人气。 而做官做出境界的，也正是最无官气，换上长袍甚至可以在燕大做个教授的文弱男子。

▲王站长标志性的抽烟动作 话少、抽烟、咳嗽、推皮球，都是官场小技。真正保住他在这场大风暴中全身而退的，却是给各色人等源源不断的滴水之恩。 对前任：在美国发难，所有人都清楚马汉山一定要当替罪羊的时候，王蒲忱始终毕恭毕敬，把马老唯一的牵挂送去南京戒毒，也是他一手经办；

▲马本要送给王蒲忱的虫草，却被王炖了鸡反送回去 对同事：他多次在愣头青曾可达把开会气氛搞僵的时候用咳嗽来斡旋，在其问出“哪个南京”这种大逆不道之言的时候，他以剧烈咳嗽提醒对方不要失了分寸； 对政敌：在逃离北平的最后时刻，他始终在机下等待徐铁英，一副同生共死的架势。

▲在机下亲自等，而不是在机上，诚意远远不同，回报自然也不同 身为曾国藩真正的信徒，这一切已经不是明哲保身那么简单。而身在杀人如麻的军统还能坚持这种原则，比妇人之仁更能让人铭记。 可不要天真地以为王站长被遗弃在了北平等清算，别说方孟敖驾驶的不可能是最后一班飞机，就算是，小蒋也肯定愿意再派架专机来接的。 比说不出话更危险的是说错话，比站错队更可怕的是做错人。 既然注定被拿来当枪使，杀人的功劳是别人的，救人的恩情却是自己的。 这就是咳到几乎破了肺的老烟枪，比所有提醒他少抽烟的人都长寿的秘诀。 -------------4 · 无情的，分明报应------------- 无情人当道，最是亡国之兆。能突出反映徐铁英无情的莫过于这句：

把家小都送到台湾的徐局长，对这个党国、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了感情。 留下的唯一目的是捞，而为了侯俊堂20%的股份，他早已神佛可杀。 如果说崔中石的死尚属暧昧，下令枪杀谢木兰已将他毫无人性的本质暴露无遗。

▲梁经纶背诵总理遗嘱，想唤起这个老党棍的良知，竟换不来一丝动容；一条年轻的生命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可以垫在币制改革车轮下的肉障。 所幸，共产党与他有数不清的血海深仇，王蒲忱手里握着他笔笔黑账。无论能不能回到台湾，他所梦想的田园天伦应该很难实现了。 报应不爽那日，好想问问徐局长，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这条命，又值多少钱？ 怕只怕杀了一个徐铁英，还有千千万万无情人。

-------------5 · 欠命的，命已还------------- 铁血救国会“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指示，只有曾可达彻头彻尾地在执行。 王蒲忱、孙朝忠和梁经纶，即使没有被建丰同志看上，也可能青云直上。 但曾可达的政治生命，却完完全全是建丰同志赐予的。 赣南农民家庭的出身，无尺寸之功的提拔，让曾督察在所有对手与同事面前总显得外强中干。

▲在五人小组上被方孟韦揭了老底的曾可达，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尴尬 文不比梁经纶，他不懂经济，读书也没天分，读曾国藩一辈子就记住一个忠字； 武不比方孟敖，既没有抗日功劳，也没有内战功劳，却忝居少将； 曲不比王蒲忱，在谢木兰被杀的时候六神无主，还傻傻地在总统秘书面前说：建丰同志评价梁经纶是人才难得。 这样的人为什么被选中？ 不过是反逆反腐的时候，一身忠廉的人摆在明处当代言人，总是品牌形象好一点嘛。

▲坚决遵守新生活运动的曾督察，只在请飞行大队的这顿饭上喝过一次酒，不抽烟甚至不开电扇 但如果品牌都快砸了，代言人还有个鬼用，后期建丰同志连听电话都懒得，方孟敖更直言他只是一个“跟有钱人过不去的人”。 终于在小蒋经济改革失败后，还上了所欠的这条命，不成功，则成仁。

▲最后一次通话，听到建丰同志承认失败的硬汉，第一次泪流满面 其实世人看他，不过是“直如弦，死道边”罢了。 -------------6 · 欠泪的，泪已尽------------- 从头到尾，小方流过的泪，堪比孟姜女。

▲止不住的泪救不了旧友崔中石，也救不了所爱的谢木兰 方孟韦身上带着典型的中间儿综合症，身为排行第二的次子，既得不到大哥那样的放养，又得不到小妹那样的宠爱，成长过程中难免被冷落。

▲爱情未果，也没有人生方向的小方一直想去国外读书，却一再被当成任性 心理学解释，这样的孩子总是企图利用极端吵闹或孤僻的行为，来表示抗议，或博取成年人的注意力。 然后再看他不顾后果大闹五人小组、在军队面前用各种极端手段维护学生、单挑孙秘书、在方家大乱的时候坚持要求留学，理解之外就多了一层心疼。

方孟敖和谢培东都是用家事掩护着心里的国事，方孟韦这个人物却更倾向在用国事掩着心里的家事。

▲慷慨陈词后跟大哥提起梦见母亲，才是小方更深层的心声 那个角落里，没有北平警察局副局长，没有方家二少爷，只有一个失去母亲，失去小妹又与大哥失去联系的少年，始终红着眼睛，茫然失措。

哭出来吧，不把该流的泪流干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7 · 冤冤相报实非轻------------- 曾可达是建丰同志的一把明剑，而孙朝忠则是一枚暗器。

让很多人记住孙秘书的一眼

这枚暗器藏得极好，连多疑狡诈的徐铁英也不曾发现，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是在把这个众人公认的青年才俊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

▲当他假传圣旨密杀崔中石的时候，徐铁英震惊心寒，又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强劲的对手面前，再厉害的暗器也不过是一次性用品。 亮相之后既不会再有攻击力，也没有人会捡回来再用。 孙秘书逼着徐铁英背上了崔中石的命，很快徐铁英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逼着他灭口马汉山未果之后，又逼着他背上了谢木兰的命：

剧本删去的原书结尾里，这一老一少的心机斗争直到撤退还没有停止： 【徐铁英向王蒲忱伸出了手，一握，同时将一册卷宗递给了他：“特种刑事法庭的传票，我走后给孙朝忠。” 王蒲忱一怔。孙朝忠更是一震。 徐铁英：“是中央党部更忠诚，还是预备干部局更忠诚，就看我这个孙秘书接不接受审判了。” …… 飞机开始滑行，很快便昂首飞离了地面！ 徐铁英突然发现手里的那只公文包不见了，回头望去。 公文包在孙朝忠手中：“主任，一起忠诚吧。”】 本是为活而斗，最终沦落到为斗而活。不知这个脸上从不见第二种表情的年轻人，有没有后悔过。 -------------8 · 分离聚合皆前定------------- 作为男人戏和男权社会的陪衬，女人们的结局上，作者还是用了前缘来解释。 三个宜家宜室的女人，悲欢离合，都离不开命中注定四个字。 先说方步亭的续弦，程小云入主方家的成功，与学戏的出身密不可分。

▲师祖程砚秋擅长的角色，多是祝英台、窦娥之类悲惨的封建女性形象。多年浸染之下，她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让她无比珍视与方步亭的缘分 青衣的表演精髓在端庄，和大家主母是一样的要求，旗袍里的程小云也时刻有戏中人之感。 而心理上，相比民国下九流讨生活的辛酸，方家兄弟的冷淡和暗讽实在是毛毛雨。 最喜欢在木兰死后，她带孟伟去找徐铁英的那段：

▲在老辣的党棍面前，一个续弦恍然有了女将风范。 再说何孝钰。很多人说跟方孟敖这段感情很突兀，其实是忽略了“青梅竹马”对于方孟敖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只有她能驯服方孟敖这匹野马，细想一下唯一总能让方孟敖有所顾忌的人，只有何孝钰。

▲何校长一提起他与孝钰的婚约，无法无天的大队长立刻有了顾忌 只有她与创伤前的他最亲密，虽然如今的他判若两人，但她是方孟敖六亲不认表象的揭穿者，是他内心与孟伟同样渴望情感的体现。

▲在郊外，何孝钰发现了方孟敖藏在行李箱里的合影，明白了这个男人桀骜之下的孤独和软弱 娃娃亲果然不是白订的。 最后说崔婶。一个好女人，一个优秀的上海主妇，在物价飞涨的时局里尽全力维持着一个家。

▲虽然方家接济不断，崔婶还是不敢不算计，孟韦再三要求，她也只掰下一小半面包给孩子解馋 三个女人里她最难，要求的最少，却最早失去了依靠。 这是在她与地下党员崔中石相遇时就注定的，或许也是在她的孩子被起名为伯禽和平阳是就注定的。

▲李白诗云：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再看她忙忙碌碌的精打细算，只剩一声叹息。 -------------9 · 欲知命短问前生------------- 崔中石的过早牺牲，是《北平》不属于谍战剧的又一证明。 很多观众在崔中石死的时候很震惊，按《潜伏》等谍战的套路，这种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角色，起码活到70%应该没问题。 可能是因为对悲剧特别敏感吧，在第一集他和上级联络的时候，就隐隐闻到了短命之兆：

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太重，但崔主任的早逝，和严春明一样，确实都是无谓的，只是程度轻重不同罢了。

▲与孩子诀别的崔中石，全然不知华北城工部为了自己，已心急如焚 你有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加入了一个组织，这个目标就不再属于你一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作用，它可能在短期与你的目标相悖，但长期是一致的。 但最大的前提是每个人遵守团体契约。 加入地下党的时间也不短了，始终对自己的作用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把胜负看成一个人、一笔钱、一座城的得失，这就是两人悲剧的本源。

▲后来谢培东的回忆，也显示了崔中石对自我作用的低估 不知崔叔在天有灵，听到最后那句“把金银带走，把民心留下”，能否对自己的牺牲有个新的评价。 -------------10 · 老来富贵也真侥幸------------- 方步亭总说何其沧是书呆子，其实大儒和书呆子还是有分别的，至少在政治远见上，他跟方行长是不相上下的。 最明显的是他在某次学潮后，跟女儿的谈话： “爸知道你们还不至于是共产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可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其实一点儿也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你爸当然也不懂。可你爸记住了蒋先生和毛先生的两句话。蒋先生的话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毛先生的话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何教授真的对梁经纶的背景无察觉吗，未必。但他对梁经纶的态度，跟建丰同志对方孟敖的态度是一样的。 用人之际，人才难得。 年轻的时候谁没有naive过？反正白发苍苍的自己，还不是在努力论证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发行无储备金货币的可行性。

▲这就是留美学经济八年的何老，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在国外学经济的同学应该现在也深有同感。。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对于自己所做是为民请命，还是为虎作伥，何老始终不得其解。 果然如何老预言的那样，“这点虚名和关系能保住经纶和孝钰就不错了。” 带梁经纶远离政治前往美国，本是施恩，却也侥幸救了自己的晚年。 毕竟1949年后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一代大儒会有什么结局，我们都是清楚的。 -------------11· 看破的，遁入空门------------- 建丰同志曾经亲口说，王蒲忱等人都不过是将才而已，而只有梁经纶才是张良。 武将戡乱，文官治国，建丰同志的算盘打得好。 但把信仰三民主义的梁经纶派到当时的地下党去，实在是轻敌了。

▲相对于1947年的国民党，当时共方的所为更接近于他的理想。如果先遇到周恩来，他一定也是谢培东一样的地下党特别党员了 毕竟共产党员梁经纶也好，国民党党员梁复生也罢，想做的始终只是用所学之经济，救国民于水火。 然而他牺牲了爱情，牺牲了无辜的谢木兰，牺牲了信仰所换来的币值改革，却是一场没有储备金的玩笑。

【图转自知乎】

▲币制改革第一天受阻，他冲到曾可达和徐铁英面前，讲了生平最危险的一堂经济课。那一刻，他大彻大悟，不是对政治，而是对于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 原来一直掩饰的身份并不重要，一直犹豫的主义也不重要，经济的问题只能靠经济解决。政改于经济，就像金圆券于市场，不过是饮鸩止渴，无力回天。

▲狡猾的徐铁英要把他的陈述作为认罪书，而他已无所畏惧 得以背井离乡做学问，不再过问政治，已经是这位经济教授，最好的救赎和解脱。 -------------12 ·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从五四运动到《北平》的开端七五惨案，学生运动总是被冠以导火索的美名。 而谢木兰，就是千万扑向这星火的飞蛾之一。

▲总是站在学生活动最前沿的谢木兰 她喊着要革命，却连枪都端不稳；要整顿经济，却连大学都没有毕业；要查贪腐，却不懂为什么有贪腐；要加入组织，却对两个组织的本质都一无所知。 她唯一的资本只有满腔的痴迷，写在她的眼里，可恨又可怜。

▲即使只在背景里，木兰痴迷的目光也清晰可见 这样的少年，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张白纸，永远只有两种选择。 或者用智慧填写自己成为可用的书，或者被丢进时代熔炉里成为他人取暖的工具。 永远忘不了木兰临死的情景，从高声背诵诗歌到心如死灰，曾经写满希望和勇气的大眼睛毫无焦距地张着。

▲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来说，子弹并不比信仰崩塌更痛苦。 真可惜，那是她最痛苦的一刻，也是离蜕变最近的一刻。 更可惜的是，死后的她还将被继续利用，在当时被国民党老利益集团作为挡住改革的肉盾，后世被编入反映政治黑暗的洗脑教材。 再有痴似木兰者，愿乌头马角终相救。 ————————————尾声————————————— 不知会不会有人发现，每个小标题都是红楼梦《飞鸟各投林》的分句，而最后一句正是：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正像知乎上说的：“徒劳”，是本剧最大的印象。 这就是刘和平牺牲一切要表达的，与多数年代戏不同的大主题。他创造了这么多，跟十二金钗一样有血有肉的人物，却善恶不分地碾压一番，只留下浮云未散、故人难还的所谓胜利结局。 事实上在他之前的《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中应该也有这样的倾向，只是《北平》这样群像的方式更有冲击力。 即使牺牲主次，作者也不忍心删减任何一个时代剪影的命运。当然这部戏的反响更大，跟《红楼梦》在晚清的风行有着共同的背景，也是要把很多话藏在绕口的古言背后的原因。。。 仔细分析北平的豆瓣网评，很多低分也并不是因为没兴趣看，而是看完之后的心灰意冷所致。 就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说的， “我不是中国历史的专家，我读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我可以感受到那种过重历史负担的痕迹，这对你们的社会体系无益，对你们的任何思想都无益。每一个人都被设计为能够摄入一小部分的历史，一小部分的政治。但如果这些东西必须变得巨大，压制了私人生活的空间，那些真正需要而简单的事物：爱与孤独、失去与憧憬、死还有欲望就会被淹没，这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从这个主题来说，愿大家永远不必看懂《北平》。 有些忘记并不意味着背叛，看不懂前人悲歌，才能做个专注个体幸福的傻子。 实在骗不了自己的，国庆多读读《曾文正公全集》，学学如何在认清人生本徒劳之后，像王站长一样，进取又无为的生活。 谨以此文， 献给曾徒劳一世，却不得花好月圆的人们， 和这差强人意，却来之不易的安稳现世。 —————————————————————————— 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所以图片带水印~欢迎讨论勾搭~ 来个原文链接吧……排版好一点 原文

闲来无事，写了篇《北平无战事》的观后感。 从经济的角度看《北平无战事》，剧里最主要的线索就是北平，乃至全国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国民党的执政，政府不得不搞货币改革：发行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去替代原来的货币——法币。让看起来很贵的东西，看起来很便宜。 不管是在剧里，还是历史的现实，这次货币改革都失败了。金圆券仍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的局面。影片最后是以北平和平解放结局的，共产党雄纠纠气昂昂地进了城，但没有提到的是，共产党进城以后， 怎么解决了通货膨胀这个最大的经济问题。 现实的情况是，共产党进城以后，也没有解决北平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金圆券会失败？ 我们看一下金圆券的最主要规定： 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有人会有疑问：那个“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的兑换比例不重要吗？其实真不重要，就是数字游戏而已。） 这规定有两个很关键的点：发行总额限额和每元含金0.22217公分。 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懂得些货币学的基本道理。 第一个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钱太多了。（这是货币学派的理论，还有其他的解释，但这个大家比较认。）这也好理解，东西就这么多，钱多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影片发生的1948年，市场上有多少法币？到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是604万亿元，比1945年增加了1085倍，比1937年增加了30多万倍。 那为什么要发这么多法币？国民政府要打仗，刚刚8年抗战完，又开始内战，真需要钱，没办法那就开印钞机印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政府是不是可以随便印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这里涉及到第二个道理：钱，理论上是可以随便印，但现实却受很多因素制约。 说它可以随便印，因为钱就是张纸而已，开足印钞机，想印多少有多少。 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货币英镑，美国的货币美元是和黄金按比例挂钩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黄金，才能发多少纸币。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政府，别发行太多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如果想要多发货币，要不就是金库里黄金多了，要不就是把黄金兑换的比例提高。 现在几乎没有国家这样的制度了，但也并不意味着央行可以为所欲为。以美国央行——美联储为例。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都说美联储坐直升机撒美元，看起来无所约束。但如果清楚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你就明白，只要通胀不超标，它确实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达到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的目的。 所以约束它的条件是通货膨胀率。 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要复杂一点，因为它不独立，所以它的政策更多反映政府的意图，但通过调节货币发行量来调控经济和物价是一致的。从2008年开始，货币发行量一致保持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虽然没有明显体现在物价上，但房价的飙升是难辞其咎，这带来的民怨沸腾和恶性通胀是没有区别。 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 以法币为例，在没有法币之前，老百姓用银元做买卖的。1935年11月，国民党发行了法币，规定市面上只能用法币流通，且老百姓手里不能留白银，都要兑换成法币。（旁白一句，发行法币，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国库白银大概从1.7亿盎司增加到5亿盎司。然后政府用这些银元换成了英镑。而发行金圆券，政府又发了一笔。） 那法币发行多少合适呢？当时政府规定，1元法币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理论上，政府手里有多少英镑，应该就发多少法币。因为如果发多了，外汇市场上英镑持有者是不愿意兑换法币的。（然后到了1936年，法币又加入了可以兑换美元）。所以一开始，法币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甚至因为全国统一了货币，物价也稳定，民国的经济受益不小。 但禁不住战争，法币越发越多，最终成为一张废纸。 而金圆券一开始限制发行20亿是有道理，只要能控制总量，通胀应该能降下来。但事实却是不可能控制住的，因为1元金圆券虽然名义上含有黄金0.22217公分，但却不能反向兑换，这意味着这个含金量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因为纸币本身不值什么钱，如果要用的人接受它，它一定要代表什么，比如政府信用，比如黄金，比如白银，如果你既不相信政府，又换不了金银，那这个纸币就没啥用了。 要理解这个也不难，港币是最好例子。港币兑美元是7.7:1，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拿着港币到银行，按照这个比例换美元，而这背后是银行什么时候都可以拿着港元到香港金管局换成美元，而这背后是香港政府有足够多的美元储备。如果你手里的钱什么时候都能兑换成硬通货，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如果当时国民党下死规定，新发的金圆券什么时候都可以兑换成黄金、或者美元，然后国库里有足够的黄金和外汇，坚持几个月，金圆券说不定能把当时的通胀压一下。 但现实是国民党政府里没那么多金银，也没那么多外币，同时还要找钱打仗啊，所以很快，1948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 这又回到了法币的老路。钱一发多了，通胀又来了。北平的物价还是飞涨。 共产党是怎么控制北平物价的？ 答案是：也没控制住。 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我一直觉得“解放”这词有点吊诡）。1948年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人民币，共产党入主北平后，人民币也就成了流通的货币。 根据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如果1949年2月物价是100，那么到了1949年12月，这个指数3824，到了1950年3月，这个指数是快接近8000了。什么意思？1949年2月，100块钱能买到的东西，1950年3月要8000块才能买到。这物价上涨速度，没有法币那么夸张，但也是很厉害的。 这物价上涨背后，同样是人民币发行量的猛增。数据是这样的：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而1949年一年内发行的货币较初发行时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发行的货币更是猛增至270倍。 当时的副总理陈云是这么解释货币发行量：“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广大地区的获得解放，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而财政的收入远还赶不上支出的需要，因而钞票发行过多。” “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大发展，军事费用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最大的财政支出。1949年，财政总支出的60%直接拨给部队作军费开支之用。此外，解放区已有的900余万公职人员需要发给薪俸，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和接管的国民政府公教人员需要发给生活费用，大量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工矿企业急需恢复和发展生产。” 那后来呢？ 不仅北平，全国的通胀一直持续的1952左右，到1953年开始物价开始稳定下来。然后在1955年，新政权也搞了一次类“货币改革”，按1:0000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再然后，因为计划经济开始成为主导，所以货币流通没那么重要，通货膨胀这种货币现象也就很久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