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两金

“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是《船歌》中的一句歌词，《船歌》是罗大佑为电影《八两金》所作的一首插曲，《八两金》是张婉婷导演的“移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广东水乡

洪金宝在片中饰演猴子，流落美国十六年后，向朋友借来金表和金项链，凑齐八两金返回国内。这是片名“八两金”的由来，此片另一片名为“衣锦还乡”。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外打拼多年，往往是衣锦还乡那一刻的荣耀就足以将一切弥补。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这是项羽的话。

镜头中的广州站

猴子到汕头老家才得知父母已经搬到了台山居住，恰好张艾嘉饰演的乌嘴婆也要前往台山，于是两人结伴同行。在经历一系列风波之后，两人互生情愫，而这时的乌嘴婆早有婚约在身，即将嫁到美国。 乌嘴婆对猴子说自己最恨春天了，因为春天一到，她就要离开台山。

张艾嘉回眸

乌嘴婆的弟弟说，外边那些红棉花都掉下来的时候，就不冷啦！春天就到了。 第二天一早，猴子就将掉落在地上的红棉花一朵朵拾起，将它们绑在木棉树上，乌嘴婆在窗口静静地看着他所作的一切。

洪金宝爬上树绑红棉花

张艾嘉凝视洪金宝

乌嘴婆问猴子：“你真的要把钱花光才回美国？” 猴子说：“我去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毛钱没有啊！” 归国途中，在飞机遇到气流影响，可能遭遇空难时，面对空姐脱下身上“八两金”的要求，猴子说：“我不脱，我特地带八两金给爸妈看的，我死也戴着它。”在送乌嘴婆出嫁时，猴子将八两金送给她当嫁妆。

对于乌嘴婆来说，曾经心心念念的美国，因为猴子的出现，似乎变得不再有吸引力；对于猴子来说，自己已经厌倦的异国，因为心爱人的缘故，或许也是心中百般滋味。

猴子说：“记住把我葬在家乡，不要葬在美国，因为我的英文也是半吊子，死了后还要跟那些老外讲英文，好惨。”

流落美国十六年，猴子只往家里寄了一封信，他的老父亲代他写了十三封：“你妈呢，她每天在等你的信，她天天失望，晚上睡觉又不肯关门，说什么要是你回来，怕你敲门，睡着了听不见。”

“少小离家老大回”，这句诗我们很早就学到了，但这七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少去思考。罗大佑在本片的片尾唱道：“童年的纯真，世故的苍凉，好一个命的轮回。”

龙船这个符号设置的非常好，让这个故事超脱了爱情片的窠臼，有了别样的意味。

看完感觉从故事内核上龙船要表达是两种意象：

1、送新娘的船顺水远去，主角的船却只能搁浅在山坳里。以船为喻体，映射情感归宿。男主的爱情只能是一片遗憾，搁浅沉没在岁月里。

2、父亲讲的故事，谁也没见证过，直到男主亲身目睹了船的残骸才知道传说是真的。就像人们听闻爱情的种种，都不能确证它是否存在，直到爱情发生在自己生命里才心有所感。

其实联系到这部电影里大量的时代符号和政治隐喻，还能猜得出龙船残骸的第三种意味——时光流逝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化。许多旧事物旧制度消逝，但仍弥留残迹。

我觉得这片好的地方体现在它不是单纯的爱情片，而是时代片，它想为时代交替作见证。

猴子作为一个厌倦了广阔世界的人，舍不下乡愁回到落后的家乡。可家乡却在努力拥抱他想脱离的广阔的世界——正如那个要远嫁的新娘。她努力拥抱新生活，也对旧日恋恋不舍，最终随船远去。

故事里这两个角色追求的交错和彼此的眷恋不仅是人物关系的对偶设置，也是对他们所处生活环境的隐喻。

这影片是我出生的那年拍的，远赴潮州东凤镇，台山取景！我对我出生的80代本来就充满好奇，而潮州的蔡兄跟我娓娓道来，因为取景区就是他的家乡。通过这部电影，他可以看到家乡以前的景色，寻回小时候那份温暖的记忆！影片中塞车的桥就是广济桥，还在广济楼，历久弥新！东门街那熟悉的潮汕乡音，肯定会给你久违的亲切感！ 田道里撞死猪的地方，也是蔡兄小时候跟他外公到过的地方，而今为早已面目全非，借此影片一览当年的乡情正可以缅怀他的外公，更显意义非凡！其实我也想有部影片在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取景，这样镜头就会记录那些数字的场景，可惜现在只能我梦里努力接近了。 说回影片本身，本片出发点我认为就是为了表现出80年代广东地区的普通生活，你看到结局的情感处理也是符合那时候的现实生活吧！那时墙上的标语:禁止超生！我想起我妈生完，就带我和我姐逃去几十公里远的二姨家避计划生育，这不就跟猴子他妹妹一家躲到台山生二胎相契合吗？！这也再一次印证影片反映现实生活。我直接说结局吧，有评论顺最后洪金宝找到了他内心根源，张艾嘉找到了人生归宿！你怎么理解结局呢？

1972年，余光中创作《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89年，张婉婷的《八两金》问世，让我们看见了那“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的乡愁。前者用文字缅怀，后者用影像追寻，于是有了那些看山思水流的诗篇，触景进乡愁的电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历过“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张婉婷开始拍摄一系列反应移民情感和生存状态的电影，其中，《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话》、《八两金》被称为“移民三部曲”。

作为一个香港导演，张婉婷始终以香港人的身份来书写“乡愁”，这份“乡愁”中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对历史的重构。我并不喜欢对历史进行沉重的书写，我一直认为，我们经历过的就是历史，所以的悲喜都无法重现，那种过分的沉重，是创作者为赋新词强说愁。

在张婉婷的《八两金》中，历史是一种陪衬，是幽默的配角，没有时间带来的厚重感，玩笑般的轻描淡写，消散了观者的焦虑和不安。作为“移民三部曲”之一，《八两金》将背景设置为改革开放初期，偷渡赴美的猴子十六年后“衣锦还乡”。归途中，遇见意外，在留遗言时，表达了对父母家人的愧疚。到家之后，猴子像许多多年未曾回来的归乡客一样，无法适应家乡的变化。

之后，又遇见了童年时的表妹，和表妹一起回乡下。在回乡的过程中，两人之间的情感逐渐有了变化，表妹已经订婚，即将开始新生活。猴子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相亲，回归正常生活。

在《八两金》中，爱情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梦想，张婉婷总是将爱情放在恰如其分的时候，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是如此。她巧妙地规避了爱情中的世俗性，保留了一份纯真，让爱情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存在。

乡愁和历史一样，总是可以被无限阐释，既可以冷静理性，也可以深情克制。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有一面，乡愁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既可以冷静理性的，也可以是深情克制的，还可以是热烈奔放的。张婉婷在《八两金》中，将“乡愁”变成罗大佑的音乐，变成罗启锐的故事，变成啼笑皆非的回乡之旅。

作为导演，张婉婷试图通过“乡愁”串联起一部电影的起承转合，作为香港人，“乡愁”是张婉婷反思一座城市历史，寻求身份认同的线索。她放弃了大多数女性导演偏好的爱情故事，将关注点放在了惊心动魄、诡谲多变的近代，并通过普遍性的情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

《八两金》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墙上的标语、舞厅的音乐、乡间的交通工具都是时代的折射。张婉婷将话语权全部交给了影像，通过一段漫漫归乡路，串联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厚重和深刻，取而代之的轻松的回忆和恰到好处的情感流变，与其说张婉婷在重构历史，不如说她在还原那些曾经生活在那些时代的人和事。

猴子偷渡到美国，遗憾的是并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熬不过思想之苦，他借来首饰，买下许多“礼物”“衣锦还乡”。导演张婉婷并没有对猴子的美国生活进行详细的刻画，寥寥几个镜头就足够勾勒出他在美国的不如意。问朋友借首饰、手表，买中国制造的美国礼物、一口不怎么标准的英语。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对美国而言，他是外乡人，是这个国家的借住者。

张婉婷在这里用女性视角来审视这个叫做猴子的人，她并没有赋予这个男人更多的悲情，而是给他足够多的好运让他回到了曾经誓死不归的土地上。电影中的情感和历史在无声无息见相互渗透，就如猴子和表妹之间的情感。

阐释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理智如张婉婷，她让两个人相遇又让两个人分离。让猴子回到故乡，让表妹离开故乡。归来和离去在这里成为一种宿命，也成了香港的未来。或许，香港在张婉婷的心中已经成了一座孤岛。

乡愁的本质是一出悲剧，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回不来。

每一位导演都有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不同的叙事方式会赋予电影不同的魅力和体验。在张婉婷的电影中，没有故作深沉，也没有轻狂调笑，她的电影始终保持着浪漫的悲情色彩。

在描述猴子回乡见闻的时候，张婉婷采用了纪录片式的表现方式，比如，猴子得知妹妹怀孕之后，还没来得及送上自己的祝福，就被妹夫告知，现在管的严，不能生二胎，不得已只能回乡下生。和表妹在舞厅见面的时候，因为舞姿过于夸张，被舞厅管理员警告。猴子乘坐巴士回乡的时候，车上人满为患，猴子刚刚抬起脚，就让旁人钻了空子，放下了一只装着公鸡的竹篮，猴子只好将一只脚抬起来。

这些啼笑皆非的细节虽然让人忍俊不禁，然而玩笑的背后终是时代的种种无奈。猴子和表妹的回乡之旅，在船歌的伴奏下，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而，这短暂的温情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所有人都期待着有情人终成眷属，可张婉婷却用她一贯的冷静克制，让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路。

表妹已订婚，她即将名正言顺的去美国。猴子也开始相亲，他将重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还没有出国的表妹尚未理解那分沉甸甸的乡愁。从美国归来的猴子，也无法将那种压在胸口的“乡愁”告诉表妹。或许在某些特殊情感面前，人们往往会陷入失语状态。

这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决定了电影的悲情成分，也决定了乡愁的本质。张婉婷行云流水般的镜头，将两个成年人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并没有给他们过多的思考，又让他们南辕北辙。故事戛然而止，将所有的遐想空间都留给了观众。

乡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虚无，是从现在走向过去的石桥，是一场充满预言的梦。

《八两金》不仅是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也是导演张婉婷个人风格的完美呈现。学戏剧出身的张婉婷对电影结构、视觉符号、声音框架有着独到的理解。她将从戏剧中学来的知识用在电影中，实现了导演多余故事的把控以及对节奏的掌握。

张婉婷的电影基本上都有爱情元素，但影片内涵却不是爱情，在阐述“乡愁”时，用了大量的时代性符号来凸显乡愁的多义性和多元化。猴子离开时的历史时间和时代背景，回乡时的大幅标语和文娱活动，乡间的交通工具、风俗礼仪等，都制造出了一种断裂感。

猴子借来手表和首饰，是为了象征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回到汕头和别人沟通时，总是夹杂着英语，表明了自己曾在国外，这些细节让故事的悲剧性得以显现，这种悲剧性放在“乡愁”中，便是一种虚无。猴子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他这样做了。或者说，猴子在强调这些行为的意义，但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行为毫无意义。

张婉婷的镜头既有写实的部分，也有写意的部分，当表妹下河去找船家的时候，镜头捕捉了一副山水画，短暂的停留之后，镜头回到了人物身上，导演在此通过镜头勾勒出山水的静谧之美，而这正是“乡愁”中的诗意。

这些风景或许百年未变，但对猴子来说，这幅画卷是崭新的存在。曾经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此刻出现在他眼前，未来还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张婉婷曾经说，生命不在乎那个现实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回忆。

乡愁也就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通往过去，通往真实存在过的虚无，它是一场充满预言性质的美梦。乡愁在这里是轻盈灵动的，等待着归来的猴子将它填满，等待着即将远行的表妹将它带走。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步伐非常快的城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它迅速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桎梏，迅速转型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大量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也开始出现。

有很多导演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反应出这些问题，有些导演用死亡来表现冷漠和自私，有些导演用离开来表现欲望和不满，有些导演用生离死别来表现情感流变。而在这些问题中，“移民”带来的身份错位和自我迷失始终是香港电影的内核。

作为移民社会，香港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弥漫在很多香港人的生活中。正在美国留学的张婉婷正面对着香港的移民大潮，她通过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开始追溯漫长的历史，开始自己的寻根之旅。她通过故事，通过影像，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呈现出来。在她的镜头中，那些离开的人苦难深重，而那些回来的人无处安放。乡愁，在这里变成了借口。

在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中，《非法移民》是表现力度最强的一部，这部电影展现出来的是移民家庭的血泪史。《秋天的童话》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残酷物语，移民生活依然是主要的表达内容。《八两金》是比较温和的一部，张婉婷在这部电影中对移民生活进行了总结，爱情、亲情最终都将安放在故土。

他乡安放不了灵魂，故乡又安置不了肉身，从此，便有了乡愁。喧嚣的城市无法安抚静默的灵魂，乡间的宁静留不住对繁华的渴望，于是，理想变成了孤独。这大概就是乡愁中充满矛盾的现代性——城市不是天堂，故乡依然寂寞。

几天前看完了《八两金》，通勤路上耳边全是BGM。

又发现《八两金》和《阿郎的故事》都是1989年上映的。张艾嘉的哭笑都清纯而老练。难得的是武师洪金宝，贡献了文艺片高光时刻——情之所至，双下巴都在演戏，毫无武人气。

且都是相爱不能相守。不过《阿郎的故事》的故事更偏“戏剧化”——浪子回头换不到大团圆；《八两金》更重文学性，切换成小说一定好读。因男女性格、共事铺垫足够，结尾的送金与失“金”，真·水到渠成。金山表哥相亲抢手，每每勇敢向陋习说不；金山表哥与情敌对线，马上要求执行陋习——为爱双标真可爱。台山表妹洋气高贵，处处安排英文单词以示身份，却为表哥的黄腔笑出最多哈哈哈。更不必说岭南早春的水稻和火炬一样的木棉花。

配乐方面，《船歌》和《传说》都早于电影为我熟悉。但我原以为“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是民歌再制——词句太过简单动人。罗大佑一定全然共情，才写下“移山填海”“何处是我家”。

齐豫的声音一响起，眼泪和乡愁自然落下来。那是人人都有的精神寄托。我可共情的还有“移一代”的实际问题——知道返乡比融入还要困难，知道父母在那头，也知道自己将永远悬浮。

电影里乡村标语刷得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就是“五爱”。我故乡的著名“五爱街”就因此得名。80代的我已经久不思及“五爱街”“三好街”的所指了，后生可还会问为什么吗？仿佛这名字古来就有，不用追究。

看评论区有人介意电影港陆视角乃至鄙夷感，那真是没有理解“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在哪里吗？在香港诶！”这冷笑话的苦味。

香港导演、编剧张婉婷、罗启锐要把摄像机扛进1989年的广东，绝不容易。拍到的生育标语、火车站口号可能并非一地，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台山”“潮汕”“广州”杂糅呢？毕竟影片讲乡愁讲命运讲追逐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年的bug在三十年后看来尤其成了珍贵影像。

也有说张艾嘉和洪金宝大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非常违和，是觉得广东没那么“土”吗？其实八九十年代内地娱乐没有很发达，往往春晚和某次青年歌手大赛上的一首歌可以全国传唱一整年。大街小巷到处播的神曲，金山客一回来就能跟着唱并不奇怪，甚至他在美国就听到过也是可能的。

八九十年代，我家和詹詹家都有长辈移民美国；我家楼上邻居三姐妹，大姐嫁去香港，二姐嫁去美国，小妹在等手续。他们都会在1989年听《黄土高坡》的。

看完电影，问詹詹有没有给我“八两金”。我天真地说：我那个手镯是十两对吧？詹詹鄙夷地说：可能吗？十两是一斤，你的手镯37克大概。

下图中的玩具小狗我小时候有同款，我还给它取名叫“童乐”，问詹詹见过没，说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