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下部游击队

SDMS评分：71分

 
      同时下载了两部《切·格瓦拉》的电影，但是看完第一部《阿根廷》之后，一直没有勇气看第二部。这两天正好大病一场，身体比较虚弱，躺在床上睡了一整个白天，然后夜晚来临，担心自己睡不着觉，就把第二部《游击队》打开来看了。

      这么说起来，很多切·格瓦拉的个人崇拜者估计要骂娘了。但我觉得这套电影真的不是那种让人欣赏和满足观影愉悦的电影。斯蒂芬·索德伯格流水账般的叙事风格，将一个人物的革命历程，朴实地交代下来。没有故事悬念，没有叙事结构，没有精致的对白，没有刺激的光影效果……

      本来也没打算为《切·格瓦拉》写点什么，不过今天在看完《游击队》之后，我还是有一点触动。为什么《游击队》比《阿根廷》动人，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阿根廷》只是一个武装革命的故事，而《游击队》是一个人的伟大理想的陷落。

      斯蒂芬·索德伯格用卡斯特罗朗读切·格瓦拉的信件作为开篇，很快就能把观众带入到一种理想主义的情境之中，而这种理想主义，是在第一部《阿根廷》中所体会不到的。这也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在古巴，切格瓦拉如果说还有一点愤青或好战分子的影子，那只有在玻利维亚，他才真正展现出他的革命情怀和人类主义理想。

      这种情感上的高度认同，缘于一种非常纯粹的劣根性思维。一个人，唯有在富贵加身的时候，抽身离去，才能证明其最真正的心灵上的价值。所以有些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对财富没有追求，只向往田园般的生活，我是不信的；你只有拥有过财富，再将之放弃，那才是有说服力的无欲无求。切·格瓦拉在《游击队》中正是证明了这一点，才使得故事的情绪得以在平铺直叙中，维持饱和。

      如果说，《阿根廷》的高潮在于片尾长时间的战斗情节，那么《游击队》的高潮，则高明了许多。因为影片在最初已经树立了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形象，所以影片中，任何一次对这种理想主义造成冲击的戏份，都是一次高潮。

      比如当游击队成员纪律涣散或思想腐朽的时候、比如当游击队的无线电报出现故障的时候，比如丹妮娅身份败露的时候，还有派往法国寻求帮助的革命者被玻利维亚军队捕获的时候……整部电影的情节，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不幸遭遇”。绝望的游击队成员，伴随着切·格瓦拉哮喘加重的病躯，谱写了一曲革命失败的哀歌。

      这是电影题材本身的胜利，而不是斯蒂芬·索德伯格导演手法的胜利。纵观两部《切·格瓦拉》电影，导演塑造成功的人物只有切格瓦拉一个，其他人如浮云一般一个一个飘过。也因为此，这两部电影都没有那种可以让人过瘾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手戏。也许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可以让人记住的人物，但那是因为他特殊的背景身份，而《游击队》中，除了切格瓦拉以外，我现在还能清楚地想起样子来的人物只剩丹妮娅了——因为她是唯一的女性角色。

      人物塑造上的漫不经心，加上叙事上的去技巧化，让我们对《切·格瓦拉》很难形成一个公允的判断。赞同者可以称颂它写实，批判者也可以说它没有观赏价值。不过我个人觉得，既然是电影，而不是纪录片，导演就应该明确自己想要传达的讯息，并且编纂合适的情节，去强化它，并打动观众。

      斯蒂芬·索德伯格一直是一个非常让人惊叹的导演。我看过他的大部分电影，从《性、谎言、录音带》到《永不妥协》，到《毒品网络》，还有那玩票似的罗汉系列。我相信他绝对有能力拍出让人叫绝的电影，他的履历表也证明他能胜任任何题材。他在《切·格瓦拉》上的尝试，也许只不过刚好不太对我的胃口而已。

      尽管如此，《游击队》中有几场戏的处理还是值得让人反复玩味，比如身患哮喘的切·格瓦拉在饿坏的马匹不愿走动的时候，疯狂地刺杀了它；比如玻利维亚的年轻士兵在看守切·格瓦拉时，与他简单地对话，在“理想”与“现实”的两种标签身份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上困境，而当切·格瓦拉问能否给自己松绑时，年轻的士兵吓得出门而去，并表示再也不愿走到切·格瓦拉身边。这些细节，也许将证明《切·格瓦拉》在影史上的杰作地位。

Che，当你面对那管黑洞洞的枪口

你想到了什么

Che，天气已进入十月

丛林里的每一天是不是都又重现

Che，你美丽的妻子和5个孩子

有没有在你的梦里出现

Che，如果你生来就是一副健壮的体魄

还会不会说出那些诗歌般的话语

Che，你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身份

你从来就以美洲为自己的国籍

Che，农民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

你的信仰里却只有人民

Che，你曾经的伙伴们站在船头

你却在船舷边独自一人凝视远方

Che，你已经没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失败已无可争辩近在眼前

Che，为了实现一种或几种救赎

抗拒或接受死亡对你来说都是一次必要的战斗

英雄葬礼
切，已经故去很久了，今日再看那段历史，感受依然很深，很深！
深到，已经不会打字，那就转抄几句吧！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观看上下两集的《切•格瓦拉》时，总是恍惚间把它们当作《摩托日记》的延续，不仅由于它们都由切的自传改编，更由于它们都展现了切•格瓦拉在横跨南美洲的旅程中的发现和突转，切的信仰正是在那场旅行中形成的。 在《摩托日记》中，年轻的切跨过广袤的土地，发现了那片土地上的普遍的贫困。而当他最后落脚到麻风病人的村落时，他体验到了一个乌托邦，一个人人劳作的，由社会舍弃的边缘人建立的一个美好的、平等的世界，他的革命正是由此展开。
      另外，它们在叙事上也有着相似的手法和节奏。作为人物传记电影，构建人物并且使他们获得观众的认同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它们均没有一环扣一环的紧张的情节设计，而更多的是对事件的撷取。事件的选择也并不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两部《切•格瓦拉》采用了一种非常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关于他的种种细节；包括他对农民的谦卑与热情，他对下属的严厉和爱护，也有他战斗时的勇猛无畏，更有他哮喘发作时的渺小和脆弱。这里没有关于任何主义的讨论，只有切•格瓦拉所做出的行动。
       但是相比较第一部《切•格瓦拉：阿根廷》中将他塑造成的完美的革命英雄的形象，更吸引我的其实是第二部《切•格瓦拉：游击队》中的殉道者形象。真正使他成为经久不衰的、为西方人熟知的理想主义的符号的，不是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胜利；这样的例子太多，而在纷纷扰扰的60年代过后，其他人都逐渐为西方所淡忘，甚至因为他们对本国民众犯下的种种罪行而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使切•格瓦拉得以永存的，是他放下所有的权力，继续投身革命的激情；是他殉道者一般的执着和牺牲。
       《切•格瓦拉：游击队》一开场即是切在古巴宣布离开高位继续投身革命的历史影像。同第一部相比，这一部采用了大量的手持摄影，充满着跳切、不保持动作连续性的剪辑，更多冷色调的应用以及更强烈的反差使得影片很快就呈现出不祥的感觉；就连丛林的色彩也不是第一部中鲜艳的、属于热带丛林的绿色，而是充斥着更显凄冷的青绿色。在这种影像的基调下，切在丛林中做着徒劳的抗争，却没有放下武器——这唯一能实现他的理想的途径，仍然在传他的道；在他们到过的最后一个有人的村庄中，在他们将出卖者的店铺中的食品分给孩子们之后，索德伯格采用了声画对位的手法，告诉村民们他们为何要战斗，告诫他们丢下所有漠视和痛苦，去一起终结这里的不正义。镜头跳切，他们讲话的地点正是村里的教堂；这里，正暗示着切作为他们的救世主的身份，而同耶稣一样，他也面对着民众的误解与不信任。
       导演也并没有尝试将切•格瓦拉塑造为神，他也有自己的虚弱和缺陷，然而一个凡人的坚守无疑更为难能可贵。在玻利维亚高海拔的丛林中，哮喘发作的切几乎无法呼吸。随着他身体的日渐孱弱，我们迎来了影片中最为超现实的一段影像。切骑在白马上，喘息着，快速穿过光影斑驳的丛林，仿佛要直接向风车发起挑战；但是马的停步却将一切拉回现实主义的丛林，切在此时的愤怒与无助同刚才他的圣洁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像是他的内心同他的无助境况之间的对比。
       同以往的殉道者不同，切并没有任何抽象的理想，也不强制别人跟随他的信仰。“医疗”是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影片反复展现他为伤者治疗，为农民的儿子治疗，他劝诫农民的话语等等；曾作为医生的切•格瓦拉，希望创造的正是人人吃得饱饭，看得了病的世界；只是当他将哮喘药物落在营地之后，一个无法医治自己的医生正是他内心绝望的象征，也预示着他们在丛林中的失败。
       临刑前的谈话，正是对影片中的他最好的总结。看守询问他有何信仰，他答道：我信仰人类（mankind）。他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殉道者，一个人类的儿子。

“我感受到生命中一些强大的东西，这不只是股强大的生内在力量，还可以传给他人。我的使命有种宿命感，让我从所有的恐惧中解脱。”——切·格瓦拉

世界上确有那么个别的人，他们的知觉告诉他们，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自己的苦难去换取别人的幸福。他们天然的背负有拯救所有人的重任，并且他们必将为此丢失生命。艾内斯托·切·格瓦拉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萨特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人。其实他们必定不是完美的，但他们是最高级的人类。他们无视自己的得到的和可能失去的，而只为所有人获得他们该得到的东西而牺牲，而救赎。

格瓦拉中枪倒下的时候，影片的主观镜头从清晰到模糊，代表瞳孔的发散，意识的结束。但那一刻电影里响起的类似耳鸣的声音，却让我肯定，导演感受到了格瓦拉感受到的强大生命力量。那是力量的一种表达，一个生命的结束，而他看到了自己将在未来千秋万代的青年中成为不落之星。

总是觉得他没有死，总是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一个玻利维亚战士对游击队里动摇的当地农民说：拉蒙（格瓦拉化名）本应该和他家人，和他的汽车，在古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来到这里，他想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你们的孩子可以学习读和写。我只不过是个面包师，我曾是个奴隶，但是有一天我会自由。

看到这里，眼睛不由自主地就湿润了。一个人，能够得到了尊重和名利，然后从纽约联合国的讲台走下，来到原始丛林，抛弃一切，不顾生命，为的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受压迫者，甚至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又是什么。

对比其他以革命名义的人，不仅自己有了想要的，连自己的子孙都可以享有那些以革命名义得到的东西。一切昭然。

他没有死，我坚信。因为这样的人如果死了，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再延续下去。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最后切又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