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

学MongoDB期间在Youtube上乱翻，翻出了李大导的这部片子，于是每当抠不出来的时候就看上一段。从头唱到尾只记住了一句唱词，就是梁山伯问祝英台为什么会有耳洞的时候，祝英台随口就胡诌一段，说是自己在家乡扮观音的缘故，梁山伯说了一句，“从此不敢看观音”，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被这一句击中。 祝英台堪称完美，担得起我对同性的最高评价，“I have a girl crush on her” (这句评价仅限女性之间，男性用的话，除非你在腐国，否则大概人家不会觉得是赞美)。祝英台聪明（爱读书）、机智（开头就女扮男装扮郎中）、反应快（随口就能圆谎）、思想现代（关于红颜祸水那段辩论），又生得美，富家千金，基本挑不出毛病（奇怪啊，现代无论是白富美还是高富帅，都没有一个字是跟智商有关的）。 梁山伯与她一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同窗三载看不出祝英台是女性，这观察力……十八相送那段，笨得简直叫人替他难堪。我一直琢磨这得是故意的吧，如果不是知道正确答案如何能顺利避开所有正确选项，瞎蒙也不能全蒙错吧。身体素质还差，这年头反正是不流行看一眼梅花吐一口血的病才子形象了。出了事不会想办法，一直把死挂嘴边，对着祝英台是这样，对着自己的亲妈也是这样，无语了简直。他要是有祝英台一半的才智胆识，估计根本没后面化蝶什么事儿了。最可笑的是，师母对二人的评价还是“英台貌与花相似，山伯才同锦一般”，祝英台这么厉害，最后被夸赞的还只是美貌…… 所以问题来了，祝英台比梁山伯高出N多段位，她怎么会看上梁山伯的？日久生情？还是像Sloan Sabbith对Don那样，"I don't mind that you're dumb"？我觉得更可能的原因是，祝英台太完美了，身边的男性相比之下都太挫了，结果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选了梁山伯。 哦，祝英台最大的问题是，直接就把马文才判定为不学无术，也不知道之前是有过接触还是怎么地，也许就像张爱玲说的，“自己拣的和父母拣的即使是不相上下的两个人，总是对自己拣的偏心一点”。

祝老爷：老了老了，脸上粉都擦不上去了，都怪你们这些女人，如果不是整天胭脂水粉的话，怎么会显得我们男人差呢? 　　祝英台：不要变实了，怎么开心都好，千万别变实啊。 　　梁山伯：千万别变虚啊，我不要变成亭望春啊。 　　祝英台：我一直想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的。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抱着一个男孩子一样? 　　梁山伯：我早就知道，我抱着的不是男孩子，我们刚才很乱，一定要想办法冷静下来，否则会更乱。 　　祝英台：你要记住，一定要来我家提亲，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 　　祝英台：官场官场，也就是是非之场，就像我爹一样，官大还要巴结更大的官，能斗吗?

问：以前，曾听在香港拍过片的日本摄影师西本正说，你。。。以B组的身份导演过李翰祥在一九六三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答：他没说错。拍那部 《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事。一天，我和李翰祥乘车去邵氏制片厂的途中，他在车内对我说：“邵老板想我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于是说：“那可好呀。”但他却说：“有什么好呀，老板是叫我在一个月内拍好呀！”我问：“为什么那么赶？”他说：“另一间公司国泰也要用大明星李丽华和尤敏拍这个故事，所以要赶在他们之前拍好。〞我于是说：“那可辛苦你了。“但他却说：“辛苦的是你呀。”一听，我心想：“不会吧。”（笑）何况，那又是黄梅调。（笑）我于是答：“那可不行，别开玩笑………我可不懂黄梅调。”他却说：“没关系啦，行的。”然后，就把剧本撕成两份说：“这份由我拍，那份由你拍。不管怎样 你都要拍呀。”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好，明白了。我们再说吧。”但回家看完刷本后，我对李翰样说：“这个不行，我绝对拍不了。”他问：“为什么？“我答：“这个剧本完全都没有故事，只是说梁山伯跟祝英台一起念书念了三年，是对好朋友。就是这么简单。这还算是剧本吗？这样我拍不了。”但李翰样却说：“行的、行的，没关系啦。你马马虎虎拍就是啦。”我听他这样说，只好说：“那么，这样吧。你拍有戏的部分，我拍场与场之间的接口，就是上山下山，学校的场面和在路上的场面，然后让你连起来。〞总之是无论如何急着要拍。但男主的梁山伯用什么人演呢？有人介绍了一个演地方戏的，该是从上海来的绍兴戏的演员给我，名叫任洁。我一看，就知道不行。长得太难看了……她是个女演员呀。（笑）

任洁在片中饰演祝英台的丫鬟银心

因为是用女演员去演男角。后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找新人，一找之下，找到了一个专门在幕后代主角唱黄梅调歌曲的女演员，她一边唱一边真的会流泪，很叫人感动。问她的名字，是叫小娟，她本来是在剧团唱的，我们决定用她反串当男主角。因为是主演，所以为她改了一个艺名，叫凌波。我实际上拍的只是上山下山这些节奏快的部分，有感情的部分都是李翰祥拍的。总之是拍得非常急，开拍的第一天就发生问题了，我们是两个人分别同时拍，就是说，他拍这个场面在A厂拍，我同时也在B厂拍。如果我拍的是下山的场面的话，他就是拍在下山之前的场面。当我们拍了一半的时候，我的副导演上厕所的时候，就顺便去看看对方拍得怎么样，他吓了一跳走回来，对我说：“导演，我们现在拍的场面，是要和李翰祥那边的连戏的吧？”“是呀。”我答。“那可不得了啦，他们那边用的是桃花，但我们为什么用的是红叶呢？”就是这样，搞得很麻烦。红叶是枫树，代表人物秋天，但桃花是春天才开的呀。（笑）于是我连忙跑去他们那边，“李翰祥，你不可以用桃花呀！为什么要用桃花呢？”我问，他却说：“这个场面当然要用桃花啦，因为大家都生气勃勃的样子嘛。”“不行，我用的是红叶呀！”他一听我这么说，就急起来：“哎呀！那可不得了啦，怎么办呢？”（笑）我于是说：“你那边一定要改，我已经拍了很多，你那边改吧。”就是这样，结果是他换景，重新再拍。这种意外好像一共发生了两次吧。

下山红叶

后来是拍学校的场面，那全是我拍的。但那是汉朝之后的晋朝的故事，谁晓得两千年以前的那个时代的学校是什么样子。但负责美术的走来问我，我只好画图跟他说明。他一看，就说：“导演，要建好这个景最少也得花十天。”因为，我要他在墙上全部，就是在木的部分全部都刻上文字。以前我看过韩国古代的学校就是那样的。我还要美术部缝制制服。他问我：“那个时代有制服的吗？”我说：“那不要管，总之就要缝制好制服。”其实，那样做是为了拖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写好分镜头剧本，于是就叫美术部缝制制服；叫他们造学校的布景，那要花十天时间，有十天我就能写好剧本了。（笑）但他们做得也真的很好。

之后，监制问我需要多少个学生。我反问“你问我要多少个学生？你打算往哪里找来学生？〞他说会用临时演员来凑数。“那可不行啊，他们还要懂得唱歌呀。”听我这么一说，他又问：“那怎么办？”我就说：“把邵氏的明星带来扮学生不就行了吗？”于是，就把邵氏所有明星集合起来，让他们穿上学生服拍摄。

邵氏插班生

拍完之后，我问摄影师西本正：“怎样？没出什么问题吧？”他却说：“该没问题，不过墙壁角落高了一点，看到了照明用的三脚架。”我问：“真的看得见吗？”他答：“看来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就决定在试片时看看会不会出问题再算。好了，拍完了！就这样大家都回去了。可是，在拍时没注意到墙壁上雕了些什么字，但细心一看，发觉原来是唐诗！故事的时代是晋朝，比唐朝要早几百年呀！（笑）不过我没有拍特写，冲好片后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破绽，更连一个影评人也没发觉，没有人看戏会看得那么仔细。西本正拍进镜头的那个照明用的脚架，也没有人发觉。（笑）

杜甫：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谁看好

问：你们完全没有商量好就开拍的吗？

答：完全没有商量过。这是拍片以来，唯一一部由开拍至拍完都没有剧本的影片。（笑）李翰祥和我都只有一张纸而已。（笑）这个故事加进了许多地方戏的东西。包括黄梅戏和越剧等等各式各样的元素。不过，原来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是加了学校的场面和下山的场面，又加进了表现爱情的部分，才将枝叶丰富起来。拍这部片真的很累。总导演是李翰祥，他下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协力导演，我是最后的一个。不过，其他五个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拍过。这部片我没收过钱，全都给李翰祥花了。（笑）拍完影片后，场记的记录又没有用，在剪辑时要逐场戏看。场记的记录一般是一个人写的，但我们那部片却是两个人写，所以就变成没有用了。在剪辑时只好靠画面，当时还未有声音同步的剪辑机“Steenbeck”，只能用旧式的剪辑机 “Moviola”。这部片在香港并没有得到什么评价，但在台湾却掀起了热潮，非常卖座。很多人，特别是有些老年人看了超过一百次，影片空前卖座。卖座的原因除了是影片本身好看之外，也因为去了台湾的大陆人怀念故乡，去看是为了记熟歌词，因为那些是故乡的歌。要记歌词当然要看好多遍才行啦。（笑）而且这种所谓赚人热泪的东西，最受女性及老太婆欢迎。老公公也不例外，连好多像大学教授般的人也来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片的歌却没有发行过唱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问：用女演员扮演男角，是由这部影片开始的吗？

答：不是，在这部片之前，上海也拍女扮男角的影片。此外，《红楼梦》之类的故事也用这个拍法。

红楼梦（1944年）袁美云、周璇分饰宝黛

问：在日本有个宝冢少女歌剧团也是……

答：呀，我看过。对的，感觉上是有点像。不过，我们这些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红楼梦》之类，如果真的由男人来演的话，看起来就会不舒服了。（笑）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戏本身，故事中是女扮男装，而且全部学生都是很年轻的少年，如果用真正的男演员去演那些少年的角色，还要叫他们一边唱黄梅调的歌，一边谈情说爱，看起来就会不自然地叫人倒胃了。（笑）梁山伯那个角色，并不是要表现出吸引女人的、男性的、很男人的心理，而是某种非常纯真的爱情表达。因此，这个戏在初期也用过男演员去演男角，但不论在内地或香港也没有一个成功过。另一部打对台的也是由两个女演员去演，她们是李丽华和尤敏。李丽华演男角，是邵氏的竞争对手国泰拍的，对方也是拍 《梁山伯与祝英台》。 但国泰那一部不算成功，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并非很有魅力。

李丽华vs.尤敏《梁山伯与祝英台》

不过，为什么我们拍的会得到好评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剧本（笑），为了补充故事上的不足，我们加插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进去。拍时又没有时间，不能很完整地拍出一个故事来，只好大量加插感情上的轻微的起伏，和有趣的小节之类的东西。此外，我们这一部的服装和道具搞得很漂亮，而且都是做了认真考据的。因为李翰祥和我两个都是美术出身的。而且——在当时是不能说出来的——由于没有剧本，反而要花时间设计道具和服装，因为服装和道具完成得愈迟就愈好，我们可以在中间的时间写一部分剧本。结果却拍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出来。

这部片由于没有完整的拍摄计划，所以常常是拍了一半才走去录音。通常，是先完成了所有的录音，然后才拍戏的部分。跟着就是一边放歌和音乐，一边拍。但这样做的话就一定不能赶得及。反正曲已有了，于是就拍一半录一半。如果今天李翰祥有空，就由他去录歌；如果今天是我有空，就由我去录歌。就是这样，拍得非常辛苦。

问：但看拍成的片子，却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影片。

答：是的。作曲家周蓝萍在我们每天的催促下，由于赶不及作曲，结果躲起来了。他说这样催实在难以忍受，胃也痛了，要住医院，就是这样编了好多理由逃了。（笑）但又给我们带回来。（笑）后来才知道，可怜他并不是胃痛，而是心脏病。

问： 片中的曲是原创歌曲吗？

答：那本来已有原曲的。但节奏很慢，根本不能用。又长又慢，用原曲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拍。（笑）于是我将曲的节奏改得很快。例如下山的场面，就用了很快的调子，改得动作快了。所以，曲其实可以说是新作的了。

我们用了两种乐团，一种是用西洋乐器的，如用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的乐团；一种是用中国乐器的乐团。这个西乐团和中乐团之间要有盖过对方的大冲突才行。管弦乐团是看指挥，但中乐团则是看司鼓，打鼓的起着指挥的作用。而司鼓又看什么呢？他就要看电影中的画面了。因此我会给他看影像，这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指挥者要戴着两个耳筒来听才行，演奏只要有一丁点不合拍，就要立即叫停。但要将演奏完全合拍又非常难。中乐那个司鼓很本事，他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分辦其他音乐。我也叫他戴上耳筒，他就一边听对方——即是管弦乐的音乐，一边带着中乐团的乐手跟他奏。他同时又看着电影的影像。例如，一个演员提起腿来时，他就打一下鼓之类。但司鼓是不看西乐指挥的，两者好像是各自为政那样，但又要将两者统一起来，所以非常困难。此外，还有一桩事也叫人头痛。在西乐团的演奏者当中，有菲律宾人、英国人，指挥者要懂得说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当时乐团中就有不少人抱怨嫌麻烦，不过他们总算留下来直至完成为止。

问：指挥者是中国人吗？

答：就是周蓝萍，他又作曲又当指挥。

问：黄梅调全都是用这种歌剧形式去表达的吗？

答：是，全都是歌。中途也有对白的部分，但只占很少，大部分都是歌。这也是困难的地方，即是说，在说对白时，突然却唱起歌来，会叫人觉得很不自然。不过，我尽量做到不要不自然，让对白很顺畅地接到歌上去。总而言之，就是对白少唱歌多。

问：黄梅调电影在当时很卖座吗？

答：我不知道卖座的真正理由是不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那么受欢迎，除了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喜欢看之外，还有同性恋的观众也很多。因为主角两个都是由女性演出。这并不是统计得出的结果，但很多人看到女性的装扮，会边看边说：“好漂亮啊。”（笑）

梁兄，你不对劲啊

但为什么会拍这些黄梅调电影呢？原来是因为邵逸夫看了大陆的黄梅调电影。有一部大陆拍的，叫做《天仙配》（石挥导演，1955）的作品，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著名的故事，讲一个穷书生董永和仙女的结合。这是部正统的黄梅调，即是说，是以前已有的黄梅调。这部片在香港的票房相当不错。所以，邵逸夫就学这部片，自己也开拍黄梅调电影。他在开始考虑拍哪一个故事时，李翰祥随口说了句：“不如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吧。”但李翰祥想不到要他自己立即开拍。（笑）之后，我们知道为什么会立即开拍，那是因为竞争对手的国泰也要立即开拍之故。因为 《天仙配》的票房好，所以就跟风拍。邵逸夫不是个那么具创作力的人。他看见人家赚了钱，所以要抢先拍，以免给国泰先抢了。（笑）

另外，这叫我想起一个笑话。歌词是请李隽青先生写的，李先生是位老先生，李翰祥常常把李先生写的词改写。有一天，当录好了音之后，我发觉祝英台唱的歌词中有一句是 “无奈爹爹头脑旧”，这是埋怨她爹爹在她的婚事上头脑古板的意思。但我觉得这句词不妥当，因为“头脑”是日文，中文应该是“心想”，是用心来思想的。“头脑”原是欧洲的用语，后来传到日本，就被翻译成“头脑”了。然后这个用话再传到中国来，那该是明治维新后的事情了。传到中国去已是很后期的事了。李翰祥他就是这种常常有很即兴意念的人。虽然他说：“糟糕啦，真失败。”（笑）但也不能再改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仍是唱“无奈爹爹头脑旧”，虽然中国人是用心去想事情。（笑）

B站视频：

读胡金铨回忆录，读到该片的拍摄细节，简直是惊人，原来拍摄电影并不是非常复杂神秘的工作，竟如同儿戏一样，文字抄录如下，文中“我”，即胡金铨。

拍那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事。

一天，我和李翰祥乘车去邵氏制片厂的途中，他在车内对我说：“邵老板想我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于是说：“那可好呀。”但他却说：“有什么好呀，老板是叫我在一个月内拍好呀！”我问：“为什么那么赶？”他说：“另一间公司国泰也要用大明星李丽华和尤敏拍这个故事，所以要赶在他们之前拍好。”我于是说：“那可辛苦你了。”但他却说：“辛苦的是你呀。”一听，我心想：“不会吧。”何况，那又是黄梅调。我于是答：“那可不行，别开玩笑……我可不懂黄梅调。”他却说：“没关系啦，行的。”然后，就把剧本撕成两份说：“这份由我拍，那份由你拍。不管怎样你都要拍呀。”

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好，明白了。我们再说吧。”但回家看完剧本后，我对李翰祥说：“这个不行，我绝对拍不了。”他问：“为什么？”我答：“这个剧本完全都没有故事，只是说梁山伯跟祝英台一起念书念了三年，是对好朋友。就是这么简单。这还算是剧本吗？这样我拍不了。”但李翰祥却说：“行的、行的，没关系啦。你马马虎虎拍就是啦。”我听他这样说，只好说：“那么，这样吧。你拍有戏的部分，我拍场与场之间的接口，就是上山下山，学校的场面和在路上的场面，然后让你连起来。”

男主的梁山伯用什么人演呢？有人介绍了一个演地方戏的，该是从上海来的绍兴戏的演员给我，名叫任洁。我一看，就知道不行。长得太难看了……她是个女演员呀。因为是用女演员去演男角。后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找新人，一找之下，找到了一个专门在幕后代主角唱黄梅调歌曲的女演员，她一边唱一边真的会流泪，很叫人感动。问她的名字，是叫小娟，她本来是在剧团唱的，我们决定用她反串当男主角。因为是主演，所以为她改了一个艺名，叫凌波。 开拍的第一天，就发生问题了，我们是两个人分别同时拍，就是说，他在A厂拍这个场面，我同时在B厂拍另一个场面。如果我拍的是下山场面的话，他就是拍下山之前的场面。当我们拍了一半的时候，我的副导演上厕所，顺便去看看对方拍得怎么样，他吓了一跳，走回来对我说：“导演，我们现在拍的场面，是要和李翰祥那边的连戏的吧？”“是呀。”我答。“那可不得了啦，他们那边用的是桃花，但我们为什么用的是红叶呢？”红叶是枫树，代表秋天，但桃花是春天才开的呀。于是我连忙跑去他们那边，“李翰祥，你不可以用桃花呀！为什么要用桃花呢？”我问，他却说：“这个场面当然要用桃花啦，因为大家都生气勃勃的样子嘛。”“不行，我用的是红叶呀！”他一听我这么说，就急起来：“哎呀！那可不得了啦，怎么办呢？”我于是说：“你那边一定要改，我已经拍了很多，你那边改吧。”就是这样，结果是他换景，重新再拍。这种意外好像一共发生了两次吧。 后来，是拍梁祝在学校的场面，那全是我拍的。但那是汉朝之后的晋朝的故事，谁晓得两千年以前的那个时代学校是什么样子。但负责美术的走来问我，我只好画图跟他说明。他一看，就说：“导演，要建好这个景最少也得花十天。”因为，我要他在墙上全部，就是在木的部分全部都刻上文字。以前我看过韩国古代的学校就是那样的。我还要美术部缝制制服。他问我：“那个时代有制服的吗？”我说：“那不要管，总之就要缝制好制服。”其实，那样做是为了拖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写好分镜头剧本，于是就叫美术部缝制制服；叫他们造学校的布景，那要花十天时间，有十天我就能写好剧本了。但他们做得也真的很好。 之后，监制问我需要多少个学生。我反问：“你问我要多少个学生？你打算往哪里找来学生？”他说会用临时演员来凑数。“那可不行啊，他们还要懂得唱歌呀。”听我这么一说，他又问：“那怎么办？”我就说：“把邵氏的明星带来扮学生不就行了吗？”于是，就把邵氏所有明星集合起来，让他们穿上学生服拍摄。拍完之后，我问摄影师西本正：“怎样？没出什么问题吧？”他却说：“该没问题，不过墙壁角落高了一点，看到了照明用的三脚架。”我问：“真的看得见吗？”他答：“看来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就决定在试片时看看会不会出问题再算。好了，拍完了！就这样大家都回去了。可是，在拍时没注意到墙壁上雕了些什么字，但细心一看，发觉原来是唐诗！故事的时代是晋朝，比唐朝要早几百年呀！过我没有拍特写，冲好片后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破绽，更连一个影评人也没发觉，没有人看戏会看得那么仔细。西本正拍进镜头的那个照明用的脚架，也没有人发觉。（笑） 本片完全没有商量过。这是拍片以来，唯一一部由开拍至拍完都没有剧本的影片。李翰祥和我都只有一张纸而已。

这个故事加进了许多地方戏的东西。包括黄梅戏和越剧等等各式各样的元素。不过，原来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是加了学校的场面和下山的场面，又加进了表现爱情的部分，才将枝叶丰富起来。拍这部片真的很累。总导演是李翰祥，他下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协力导演，我是最后的一个。不过，其他五个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拍过。这部片我没收过钱，全都给李翰祥花光了，哈哈。 拍完影片后，场记的记录又没有用，在剪辑时要逐场戏看。场记的记录一般是一个人写的，但我们那部片却是两个人写，所以就变成没有用了。在剪辑时只好靠画面，当时还未有声音同步的剪辑机“Steenbeck”，只能用旧式的剪辑机“Moviola”。这部片在香港并没有得到什么评价，但在台湾却掀起了热潮，非常卖座。很多人，特别是有些老年人看了超过一百次，影片空前卖座。卖座的原因除了是影片本身好看之外，也因为去了台湾的大陆人怀念故乡，去看是为了记熟歌词，因为那些是故乡的歌。要记歌词当然要看好多遍才行啦。而且这种所谓赚人热泪的东西，最受女性及老太婆欢迎。老公公也不例外，连好多像大学教授般的人也来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片的歌却没有发行过唱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本文摘自《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该书源自日本电影研究者山田宏一与宇田川幸洋自1992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到1996年夕张国际“冒险·奇幻”电影节期间，对导演胡金铨的多次访谈，整理成篇，所以说成是胡导的回忆录，完全没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本片的导演，只有李翰祥一人，胡金铨当时还是导演新人，可能李翰祥觉得署名不重要吧，又或者胡金铨也觉得署名不重要，何况在文中他也说到，“这部片我没收过钱”，白干，主要是混经验值的。李翰祥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导演。

通过这件事知道，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用金钱衡量，经验值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年青人不要总将钱字当头，对于成长，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