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之下

这片让我想起，在英留学短短一年半，就有三次在课堂上统一组织观看西方人制作的东方落后国家纪录片，还有两次这类的论坛讨论。不得不说，西方人对他国事情真的是非常在意和好奇，甚至还有点自以为是的。其中最长播放和讨论的有中东、朝鲜和记不清的别处，然后直到中间一个中东人还有没曾想过会在场的朝鲜人愤怒站起，表示这并不是自己国家的全部面貌，才让人从另一种“洗脑”中醒过来。不久前的中国，以及现在大部分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样被发达国家过度假象臆断的载体。他们自以为优越地夸夸其谈，展现对他国的关心、愤怒或八卦和不齿，并将其做成各类电影、纪录片在课堂上反复播放，丝毫意识不到，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政权洗脑？就好像，你真觉得我家里那点屁事儿，隔壁老王是最有发言权的吗？在留英之后，对于这类事情和创作有了更复杂的思考。知道的越多，真相就会变得越模糊。

几年前觉得导演聪明勇敢，现在只觉得荒凉悲伤。所谓“纪录道德”应该是什么？谁有权利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让无辜无知的人，为所谓“真相”和“艺术”献身？这个女孩将一生活在这个国家，也一生和这部所谓“真相”的纪录片捆绑。如果说这个国家捆绑了他们的人生，那作为道德文明自认优秀的这位导演又有什么权利在他们本就无望的生活里再泼一桶硫酸，去成全自己的所谓“真相”？当然，该憎恨的是这个政权本身，应该有人提出质疑，但不该踩在别人的尸体上。看完只觉得，镜头后的人可恶，镜头前的人悲凉，电脑后的我愤怒。

说到《太阳之下》就不得不提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

《中国》拍摄于1972年，那时，中国政府决定，邀请一位大师，为中国拍摄一部“宣传纪录片”。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成了最佳人选。他没有听从政府的安排，转身钻进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里，于是他的镜头里出现了，在公园练功的老人、在树荫下打牌的小妹；农村集贸市场里，人带着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进行物物交换；村头穿着大背心裤衩的小孩，在旱地里一边吃冰棍、一边打乒乓球；街道上有骑自行车的人、裹脚的老太太、放学后嬉戏的孩子......不用说都知道，这些场面和当时提倡的勤劳整洁、努力拼搏的主流宣传方向完全相悖。所以，当时的安东尼奥尼受尽了批判。

安东尼奥尼夫人

但在三十年后的2004年11月25日，纪录片《中国》在中国北京第一次放映，由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之中。安东尼奥尼在电影的旁白中说，他们只是“看了中国一眼”。这一眼，变成了我们追溯过去的珍贵资料。也许你没见过4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长城、学校、人民公社;也没见过老式公共汽车、木偶剧、和杂技;但看到这些画面，会让人油然而发一种幸福感。

2019年3月16日央视重播了这些画面，制作了《从〈中国〉到中国》。

纪录片还通过各种线索，追寻了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画面、还有当年在《中国》里出镜的人。40多年的时间，纪录片出现过的人物，小孩已经进入中年，当年正值壮年的人不少已经去世。

从当年的“禁片”到现在的公映，我想，正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素质提高，社会变得开放包容才得以为《中国》这部真实的纪录片正名。

历史告诉我们:搞个人崇拜是行不通的。不管《太阳之下》是真实的还是导演下的套，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朝鲜也会觉醒，直视这部影片。加油吧朝鲜人民！期待你们从阴霾里走出来的那一天！

我小的时候成绩很差、很调皮。很可笑，我居然不是少先队员。没有办法带红领巾。我小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条红领巾。我想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一样的优秀。现在，我想想我小时候挺成功的，小时候更牛逼。当别人向国旗敬礼的时候我不用敬礼！我热爱祖国！或者说我热爱中国！但我不热爱你们！我不需要红领巾，我需要微笑和太阳。而你们却只要严肃和雾霾。

可爱的孩子和可怕的洗脑

非常好的一部纪录片，镜头语言和视角的选取都非常好：以首都一个看似平凡而又不显平凡的少女的视角，来审视阴郁、寒冷、空旷无人的平壤街道和公办机构里“公家人”的刻板生活。虽然大部分素材是在官方限制下严格选取的，许多场景也是摆拍，但在经过戏剧化处理、剪辑和重组后，散漫的摄影花絮反而呈现出平壤这座坚硬、冰冷的城市性格中非常真实的一面，特别是将摆拍过程和官方重新设定人物角色环节的花絮拼贴为批判性立场严肃鲜明的正片情节，镜头中的反讽色彩是非常令人拍案叫绝的。

让人悸动的还有不断穿插在宏大仪式彩排间隙人的疲态、例行公事和偶尔“出神”的时刻，比如女教师在课上谈论金氏父子的“伟大事迹”时一群女孩中那个玩手指、面色冷漠苍白、不参与其他同学讨论的女孩；勋章满身的老兵在礼堂里绘声绘色讲述从军经历时打瞌睡的女孩；主人公辛美练舞时表演性的微笑和隐忍的泪水；辛美在家中窗户里出神地眺望广场，用手无目的地笔划着的时刻；辛美的父母，他们无表情的、凛肃的脸容，仿佛透露出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苦闷和无聊，以及那种例行公事般配合和无所谓的成人智慧。

影片最后，女主角辛美面对镜头，无声地哭泣。讽刺的是，她仿佛从一出生就纳入了国家体制，成为完成国家的巨大象征性指符中的一个能指。她很少体会快乐，当拍摄者让她谈论一些令她快乐的事儿的时候，她找不出来，而是背诵起加入少年团时的宣誓誓言。她因为反复背诵这一誓言而语气熟稔，有精心修饰过的政治抒情味道，内化于语言和思维模式，却不是抒情的。最后她的脸容平淡下来，恢复了一贯严肃、等待生命中那些需要排练的刻板时刻降临的冷漠表情。她仿佛非常快地进入了灰色的成年，非常快地洞悉了自己在这座僵硬的东方城市里命运的位置。

镜头里象征意味的元素几乎是闪现在官方给定的狭小题材里起主题意义的刺点，并且“合法”地从细微处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性格和气质。不知是黄昏还是早晨，市民推着“搁浅”的社会主义无轨电车无声前行的漫长镜头；傍晚大型政治舞会结束后人群疏松排列的公交车站；平壤幽深黯淡的地铁隧道；晨昏交替时平壤街头空荡荡没有灯火的高层住宅建筑；领袖纪念台上每日清理鲜花的公职人员……这些城市表情映衬着辛美一家盛装之下的冷漠疲惫，现在他们明白作为塑造国家神话的一粒原子，他们的整个生命是包裹在宏观建筑或隐或显的强大压力之下的——他们的内在被抽空，而徒剩下失去自我焦点后的茫然、空洞和百无聊赖。

这部纪录片不同于以往朝鲜题材纪录片或对既有的“政治正确”话语加以戏剧化表达的猎奇式展示，或怀揣某种令人可疑的悲情色彩而对朝鲜的人、事、物加以夸张渲染的伪人道主义呈现，它秉持一种公正道德的良心，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探讨语境中的人如何既受制于其所处的宏大国家机器，又无法逃匿其真实的内在心灵状态——这样一种在动态中博弈、矛盾、再平衡的生存势能。纪录片非常细腻地捕捉到人在两种力量的撕扯中维持内部平衡的惊人毅力，那丝微妙起皱的心灵波澜只在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身上看到，尽管故事的主人公已经表现得非常沉着克制了。理性总是战胜那些不健康、不合适、与宏观建筑的雄伟气度不相符的内在症结，但从整部影片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影片扫射到的无辜脸容均透射出某种因不间断地表演生活而习以为常的惊恐、无助、茫然和冷酷。

当生活变成一出戏剧，一切日常的工作起居都可以纳入国家体制的摄像头中，人在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或许也就内化为一种例行公事般的国民性格了。这部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例，展示如何在有限的外部条件下仍然拍出一部有立场的作者电影，而不是像一些蹩脚的导演，去抱怨各种客观拍摄条件的不足。也许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心思、小小的编排，就能够使令人毫无办法的一大坨物件运动起来，这真是导演的才华和匠心所在了；并且这才华一如运镜，是以真诚的人道主义、对人的整体命运的关切和对个体命运的体贴而获得力量的。

2017/9/11 沪东北

七十年代的时候，国家领导人邀请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电影的最后，拍摄的场景是长江大桥，镜头定格在用大桥的绳索"改造"而成的晾衣绳，晾晒着民工的衣服。领导人很生气，认为导演是故意用这个镜头暴露中国的落后和贫穷。安东尼奥尼事后解释并非有意，只是恰好看到这个场景而已。所以国家的虚荣心是很可怕的。而这部电影，导演有些太刻意，不论是音乐，还是刻意捕捉的细节，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国家虚妄外表下的空洞和荒唐。可对于我们这群特定观众而言，讽刺的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悲凉。君不见，国庆阅兵时，把各式为了阅兵而奋斗的情节剪辑成影像，我们何尝不是看了热泪盈眶？各种政治学习时，形式主义满天飞，我们何尝不是疲于应付？影片中，一场晚会彩排，负责人说孩子们的舞蹈不够爱国主义，听起来可笑，但就我们的国情来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放这些主义成为空谈，爱国主义也就成了国家最后的盔甲。

伊坂幸太郎在《摩登时代》里说，国家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只是一个空洞的组织概念，国家已经成了活体，而政治变成了这个活体的手和脚，利用一切资源为国家服务。我们生存的国家不同，而不同的国家操控着我们的一切，为了他的发展壮大而努力，不同的国家也就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仅仅是按照国家的安排去生存，没有选择。有时我们不该抱怨我们所在国家带给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和国家是无法分割的，无关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