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秩序真实重案：梅内德斯兄弟

最初标记这部剧是因为观看了一部OJ的纪录片。片中的字幕注释提及这一案件，注释大意为“梅内德斯案件中，兄弟二人谋杀双亲”，一位被访者说“当时看到OJ庭审直播中闪过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梅内德斯兄弟的身影，我就觉得OJ案不简单”。所以我对梅内德斯案的第一印象就是“残忍的富二代”。甚至不能想象这种板上钉钉的案件，为什么值得剧集化。但事实证明，没有尽可能了解事件的起因经过时，人们的判断往往会带有巨大偏见。

看完这部剧才发现，梅内德斯兄弟的家庭是多么变态、扭曲、泯灭人性，又有多少外界因素会影响案件走向——法官出于本意或既往压力而带到本案审判中的的天然偏见、案件庭审期间党派政治的干扰、同期的OJ案给大众心理带来的巨大波动等等。这一案件的审判背上政治任务时，本就不纯粹。

上诉期间的陪审团只被呈现部分事实，无法看清事物的全貌；观看本片前的我，只根据其他影视作品盖棺定论的结论片面认为梅内德斯兄弟穷凶恶极，一叶障目。他们终究是有值得被同情的部分。

这部剧让我回想起《律师本色》中的两段情节。第一段应该是Helen和Lindsay的对话——两人同时是两个不同案子的控辩双方，Lindsay认为案件A的被告一定是无罪的，且很怜悯这位被告，案件B则相对显得有轻微过错。为了给A争取无罪，Lindsay和Helen最后私下达成一致，Helen会对A手下留情，但B则无法得到Lindsay竭尽全力的辩护。当初的我感慨“案件换案件，真是不公啊。我能否得到律师的最优辩护，居然也与运气有关，或许全看律师在办的案件中，我是第几个值得同情的人”。但在当时，这一想法仅停留于感慨，而看完这部剧后却发现，这就是现实，只不过本案中将被告人作为交易品的不是辩护律师，而是法官、大众心理等等。

另一段情节是某位辩护律师面对陪审团的结案陈词。她大意说：“或许你们现在为被告人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非常愤怒，想用最严的刑法去判决他，但我希望你们想一想‘法律的作用到底什么’。法律就是为了限制权力的无限扩张、为了弱者也能得到公平待遇。现在被告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当然可以无限扩大你们的权利，因为被告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但如果只看证据，而不受被煽动起来的情绪看这个案件，恳请你们想一想，他究竟应该得到怎样的判决？你们即将做的，也将影响法条的效力。”这段话放在这部剧的情境中也同样适用，“法律的作用是限制权力”。

希望法律成为为所有人拨开云雾的无形之手，而不是阻碍视线的瑟瑟树叶。

（该剧评根据本剧情节讨论，简单查证发现该兄弟家族内确实有性丑闻，但其他剧情与现实有出入的具体细节不做考虑）

看完心情很沉重。

案子不复杂——兄弟两个枪杀了一直性虐他们的父母；破案也很快——大概第二集就已经把嫌疑人take into custody了；然而漫长的庭审才是主创真正有话要说的部分。一句题外话，L&O的结构一直是前半警察抓人，后半检察官上庭，这部也一样，但母剧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视角和立场，这一部却完全倒过来，辩方律师是主角。

“是谁杀的”不是悬念，“为什么杀”才是。辩方说Lyle和Erik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将要被父母杀死，因为自救而杀人，属于防卫过当。控方主张兄弟两人是为了获得遗产，童年性虐什么的都是谎言，或者即便不是说谎，也有一万种方法自救，不能用来为杀害父母这样的邪恶大罪辩护。

然而案件本身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法庭不是设在真空里——恰恰相反，它完全是社会价值和认知的镜像；审判的参与者也不是司法机器，他们各有各的压力、约束、欲望、道德——法官有竞选压力，然而在几个高曝光的大案上都似乎“过于软弱”，急于给Menedez兄弟定罪以挽颓势；检察官也要谋求连任，一定要维持地检署对待犯罪毫不留情的铁拳形象，为此不妨早早操控舆论来“poison the jury pool”和给法官施压；警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孩子杀害父母，无论有什么样的苦衷，为此他并不介意操纵几个证人，用一点“无伤大雅”的手段；媒体是“公众知情权”的捍卫者，也是收视率和眼球的永恒奴隶；辩方律师Leslie同情兄弟俩，坚信任何人都值得最好的辩护，相信这场人间惨剧其来有自，不能草率地杀死“恶魔”，而假装“不方便的事实”不存在。

其实还有另一个关键角色，它终极决定了事情的走向和结果。我不是在说上帝，我是在说当时当地的人心。Beverly Hills是多少人的美国梦？这张合家欢照是多少人仰望羡慕的对象？接受Menedez兄弟的故事，就等于接受这个成就不凡的好莱坞商人和他漂亮优雅的金发太太是会对亲生儿子威胁、控制、诋毁、詈骂、猥亵、强奸、性虐、殴打的罪犯，就等于承认亲戚、朋友、邻居、同事那些看起来完美的幸福家庭可能只是表象，就等于直面人性的恶可以深不见底，不管你以怎样的恶意揣测，事实都可能比你能想象的更残忍。

真实的Menedez一家四口

你愿意吗？

1990年代的洛杉矶人不太愿意。他们是选民、是观众、是陪审员，他们当然也是警探、是法官、是检察长。“叛逆的儿子为了遗产残忍杀害父母”虽然恐怖，但这个世界的逻辑还在；“父母从小残忍强奸性虐儿子，儿子长大杀掉父母”——这个世界怎么了？如果这是真的，我还能相信什么？我还能把握住什么？

所以，当然Lyle和Erik是monsters，当然是他们不服管教不愿意自食其力，为了钱杀了辛苦养大他们的父母，退一万步讲，就算父亲Jose对他们不好——谁家老爸不教训儿子呢？说两句打几下是为了你好，就算过了分，难道爸爸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打拼，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

这不是我说的，是那位African American陪审员的逻辑。陪审员之间分歧尖锐，特别集中地反映了彼时彼地迷惑而不安的人心。

我心里是站辩方的。主创并不中立，观者不由自主地代入女主辩方律师的视角，为法官明显的偏向、告密者的无耻、某个陪审员的颟顸偏见而愤怒、而挫败、而疲惫。我也一样对Lyle和Erik充满同情。但使我警觉的是弹幕——不是90年代的美国，而是2017年的中国，有好多条弹幕说着同样的话——“受不了可以跑啊”“要不是为了钱，为什么连妈妈都杀”“就是一对人渣”——全然不顾母亲也是性虐者的事实，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另一方立场——“受不了了，太压抑了”“好心疼兄弟俩”“该杀”。我更警觉的是我自己的反应：我想爆粗，想让那些偏见者滚蛋，我觉得这些人完全不可理喻，讲理都是浪费时间。

问题来了：我怎么知道兄弟俩没有说谎呢？我怎么确定事情真相究竟怎样呢？更进一步的，那些坚信兄弟应该判死刑的人，会不会也觉得自己的观念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觉得我的想法才不可理喻？如果我爆粗、我停止理性地讨论，那我跟我爆粗的对象有什么分别？

真相永远不能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本就很难确定，它为什么发生就更加不能肯定。这是第一重困境。

观念永远不能统一。归属、教育、利益、经历、欲望塑造了人的道德和价值立场。说真的，道理怎么说怎么有，最好的例子是辩论比赛——立场是随机抽到的，但随机站一方的辩手们全都言之成理。这是第二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就是为什么程序正义极端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唯一能把握、有客观标准的东西。

第二重困境，就是为什么几个基本原则一点不能“权宜”屈折：“Live and let live”、“Talk and let talk——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自由发言的权利”、“人格上和法律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对等”。

这当然不是没有代价——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可能因为警察办案程序上的瑕疵而脱罪，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本剧中的法官，因为自私的动机而屡屡偏向控方，而Leslie和屏幕后的我们，除了愤怒外什么都做不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要孝敬父母”、“要热爱祖国”、“政府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偷东西不对”、”“打人犯法”、“孩子要听父母老师的话”、“女人结婚前跟人发生关系就是放荡”、“同性恋是种病”、“艾滋病是不自爱的下场”、“日本人都是变态”。它们可能是“对”的，可能不是；可能大多数人同意，可能不是；可能现在是“对”的，但将来不是；可能在中国是“对”的，在美国就不是。

正是因此，所以没人——任何人、神、机构——有权力、有能力裁判它们的对错；同样重要的，也没人——任何人、神或机构——有权力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

“完美的世界应该没有罪恶”，大多数人不抱此幻想；但是另一个完美世界的幻象更具隐蔽性：世界应该有明确、稳定、统一的道德律，是非、善恶、对错、好坏都一清二白；所有的难题都有两全其美的解法。对这个完美世界的偏执向往，可能是很多争吵、冲突和焦虑的起源。

在这一点上，可能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世界的本来面貌。一个概念是“scarcity——稀缺”：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就是没有那么多医疗资源可以救所有人，就是没有那么多警力可以破每一个案子，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拿来陪伴宝宝长大还同时挣够养娃钱。另一个是“tradeoff——权衡和取舍”：想去看电影就不能写作业，想要家庭可能就要事业上作出牺牲，想要不冤枉好人就有可能放过坏人，想要出名就要放弃一部分隐私，想要不受恐怖袭击的伤害就要让渡一部分自由，想要自由说话的权利就要容忍别人不同意你的看法，不想放弃自己的信念就可能要付出利益上的代价。

Life sucks. always have been and always will be.

好在还有一个词给人希望：“margin”，存量不重要，边际变化才重要。人和人的摩擦会一点点磨合出共同的守则，曾经发生的教训付出的代价帮助后来人避开危险和陷阱，曾经匪夷所思甚至大逆不道的观念可以一点一点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你是不是也想起了民主制度、男女平权、同性婚姻？

承认问题的存在，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本剧里也是一样，否定家庭内部猥亵和性侵的存在，只能让这些罪恶代代相传——剧集最后，我们和女主一起目瞪口呆地发现，Jose的性虐行为的起源，很可能是他母亲的影响——是那个可怜无害的老祖母，那个永远默默坐在法庭里备受折磨的老祖母

Leslie本尊，女主光芒万丈！

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早逝时，一个孤独的寡妇对儿子诱惑和猥亵的结果。

而正是女主Leslie和她同伴们的百折不回、光芒万丈的努力，使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让越来越多的人鼓起勇气，承认它的存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有这样一部与当初的舆论持几乎相反立场的剧集出现，正是Leslie们努力的结果。

我最爱的一句话看起来最切题：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1993年，Menendez案的庭审直播带来了收视奇迹，为CourtTV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观众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CourtTV。当CourtTV在转播中后期，尝试将直播时间分给同时进行的另一审判时，遭到观众潮水般的抗议。他们想看的是更加戏剧化的Menendez案，是年轻的被告、出身上流的证人、斗志昂扬的律师，是大家族的爱恨情仇，还有揭露失德心理医生的戏中戏。这些都让Menendez案在庭审转播的第一时间，成为连续剧和TV Movie趋之若鹜的题材。然而不管是拍摄于1994年、基调偏向控方的两部TV Movie，还是2017年这部被偏向辩方立场的受众视为“梦想成真”的连续剧，没有一个能抵得上作为拍摄素材的CourtTV庭审。

庭审直播可以轻易做到的一点是确保每一帧画面的真实，这种真实胜过任何水准与任何动机下的编剧。一个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反派”，比如剧中的法官，可以同时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一个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比如剧中的女主律师，可以同时是强势好斗、在贯彻自身意愿方面绝不让步的。一个花了整部剧时间哭哭啼啼的小弟，事实上有他的智慧、他性格的固执与为人的浮夸。另一个花了整部剧时间像是在阴谋算计的大哥，在空洞的眼神背后也有极其强烈的爱与恨。尽管本剧在创作伊始即宣布立场偏向辩方，但剧本写作毫无艺术创意可言，与罗伯特·兰德2018年出版的纪实文学几乎完全等同（罗伯特·兰德仅被聘为“顾问”一职是我难以理解的），人物塑造自始至终沦为表面化。

本剧的另一处冗笔是对Menendez父亲和母亲的刻画。不论是1994年的TV Movie还是本剧，演员都没有抓住Menendez父亲的神韵，更不用说创作者根本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Menendez母亲。当电视剧只能引入扁平的闪回人物的时候，庭审转播本身却可以在每位观众各自不同想象中，为人物的塑造尽情留白。

庭审直播能够做到的第二个层面是保持悬疑感，即使是对一份盖棺论定的庭审结果也不例外。有一句俗语说，人可以赢下一场战役，却输掉整个战争。在这里，控辩任意一方都可以赢下或者输掉某一份证词，同时输掉或者赢下整场庭审。一部好的罪案刑侦剧应该把剧情编织得环环入扣，引人入胜，然而本剧甚至做不到给8个分集设置7个有悬念感的结尾。

庭审直播还胜在它在展示和陈述意义上相对公平。拍摄于1994年、基调偏向控方的TV Movie，在剧情的庭审段落，仅引用了控方证人的断言；2017年的本剧则正相反。可是，Menendez案是一个由控辩双方证据构成的整体，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庭审叙事的斗争，其核心在于1989年8月20日当晚性侵犯罪是否正要发生。当编剧进行取舍时，也应以此为原则，对具体的证据或传闻进行强调或省略。然而，本剧援引为重要参考的罗伯特·兰德2018年的纪实书（如果不能称之为“拷贝”）支持当下的主流观点，即Menendez家族发生过child abuse的事实已充分得不能再充分，因此sexual abuse并不是问题的关键。Menendez兄弟的控诉是否为真，可以自由心证。而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既不适用于对一部严肃的罪案刑侦剧的剧情设置，也不适用于对千禧一代Menendez“抖音运动”的合理审视。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雷声大雨点小、盛名难副的电视剧。与其观看本剧，还不如去看Court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