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来的姑娘

经戴老师的《隐形书写》推荐，观影前对“80年代”充满想象，观影时惊诧于80年代的社会风气。主人公玲玲的心灵澄澈如水晶，不仅承担家庭重任为赌徒哥哥还债，还为善良仗义，自掏腰包为刚出月子的柳姐炖鸡。叙事选取的样本也颇具代表性，住所胡同大杂院、城市居民楼、独立四合院分别彰显玲玲来京务工服务过的三户人家——城市平民柳红荣家、精明算计的小市民齐家、宽厚仁义的干部家庭周家。

看多了流量明星戴着美瞳瞪眼、哭戏全靠眼药水的苍白表演，《黄山》上至主演，下至路人，演技都自然而真挚。女主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像星星一样亮晶晶的，此言非虚，被周家人怀疑偷了毛衣受委屈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晚上委屈悲愤交加时的泪水涟涟，错拿孔雀图时的羞愧难当，回乡路上憧憬未来生活的志得意满，李羚拿下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可谓实至名归。有个小细节很有意思，玲玲和大妈一起坐地铁，坐在大妈旁边的路人男子瞥了一眼两人，有点嫌弃地特意挪了挪位置，好电影连只有一个镜头的路人都很有戏。总体来说，全片情节紧凑、简洁明快，大众化得相当成功，没有晦涩难懂的镜头语言和故弄玄虚的地方，过瘾！

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的基础是雇主和受雇人达成了口头或书面的契约。

雇佣关系和公司与员工间的劳动关系不同，受雇人不是隶属于雇佣人的，雇佣双方是平等的。如果受雇人不想继续为雇主做事，他们可以自行选择离开。如雇主不满意服务的质量，也可以解除雇佣关系。这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和谈恋爱中的相互看对眼有相似之处。

《黄山来的姑娘》电影中农村姑娘龚玲玲在北京的齐家做保姆时受到雇主一家的严重不信任。特别是雇主家的妈妈似乎并没有觉得他们和保姆玲玲在这段雇佣关系间是平等的。

她在每天玲玲买完菜后都会重新称一下菜，然后按照当前市价算玲玲剩余的钱是否准确。稍有一点差异都会责问玲玲半天。之后的毛衣事件成为了压倒玲玲的最后一根稻草。按理说，家里突然找不到东西应该先自己仔细找找。不跟玲玲商量就随意搜索玲玲那间屋，家里没找到就直接问责玲玲，真的是很不讲道理。

保姆玲玲受雇于他们齐家并不代表她和雇主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双向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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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年上映的片子，彼时人口流动尚未完全解冻，第一拨离乡进京务工可以说极具冒险精神，热气腾腾的八十年代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有识之士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机会主义者钻营投机也是恰逢其时。

国家部委既有哥哥式严己严人的青年，亦有妈妈妹妹般自私市侩者，所谓的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在八零年代的抬头，让人不由得想起剥削这个教科书中的词汇，斗争时代成长起来的国人在改开大幕初开时最先看到的也许是社会的不平等。

工人小市民阶层最有生活气息，邻里街坊大妈大爷的温情尚未被拆迁与暴富冲击，流氓老炮还没开始活跃，那还是知识倍受尊重，价值高于利益的文化热方兴未艾之时，北京城尚不喧闹，大隐于市的前朝遗民还在混迹菜场，尚未开始众星捧月般复起。

国朝老干已难以把握全局，这非是战争年代敌人目标明确，也非计划年代诸事依指令而行，而是商品社会带来的无数个困惑与抉择。影片没有采取赞歌的形式为，而是拉开帘子展现中顾委老同志在坚持原则与自家子弟要求帮助之间的矛盾，不帮似不近人情，子孙在斗争时代吃了不少苦头，帮的话岂不是徇私，这与革命初衷不符，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辈子的老干在八零年代的春风中困惑啦。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通过展现黄山来京的安徽姑娘龚玲玲生活境遇的变化，反映了八十年代初的社会风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影片生活细节的刻画十分完美， 很多预言性的台词如今全都实现， 为今天怀旧的人们提供了极真实的昨日重现。 26岁的上海姑娘李羚，因1980年的电影《苗苗》而崭露头角，4年后出演朴实的乡下姑娘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是80年代家喻户晓的明星演员。 影片选取的三个家庭，在那个年代很具代表性。住楼房有电梯的齐家，窘迫的胡同产妇家，四合院的领导干部家。小保姆辗转三家，尝尽眼色冷暖，终因善良与诚实，收获了生活的信心。 每次看这个电影，剧情都放一边，三十几年前的北京街头，地铁和车站，立交和高层，长城和北海，院门与石狮，才是最津津有味的地方。这些老影像，不会随着岁月流逝变淡，反而更加历久弥新，让时光重焕光彩，镌刻心底。

看了一篇文章的分析之后，就来搜搜看，结果发现影片出乎意料的生动好看，简直就是耳目一新！

演员的演技让我有一种“洗眼睛”的感觉，默默哀叹自己都看了些什么……女主做松鼠桂鱼那段我真的念念不忘，掸面粉的手势不炸过十几条鱼是做不出来的。

除此之外，影片还回应了很多社会议题，诸如城乡差距、走后门、服务业的性质等等。影片可以说是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好生活之类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彼时的回答。

但影片实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女性劳动”的研究议题，为哥哥还赌债，给弟弟挣学费，而自己唯一的一件冬衣打满了补丁，这是典型的受到家庭父权和城乡二元制双重压迫的女性形象，但影片对这个问题却是以理想化的方式做了处理。

更有趣的是影片还讨论到了城乡对于青年爱情观的描述，这是通过女主和第二家雇主“柳姐”讨论时展现出来的，女主对于这种差异性的爱情观有所察觉，但是并没有让这种差异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女主最后依然十分顺从地遵循了传统的说媒安排，并且以对方是教师而自贬。

影片从开头到结尾并没有展示出女主的心里活动，更不消说心理成长了。这个角色一如“保姆”一职，是个重要但被忽视的角色，看似是女主，实际上是对于新时代劳动主体的想象。她永远像一盏探照灯，灯光照到哪，哪里就可见，而灯本身并不可见。

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竟然是穿了高跟鞋，会说北京话，见了世面。换句话说，一个闯入现代化世界的传统农业世界的人能带走的只有来自城市系统的文化霸权和消费主义。而她自己对于爱情，对于理想职业的看法和变化我们一无所知。

这是我看完影片后的一个小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