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子

外婆家的厨房是走廊上的一个小格子。常年烟熏色。做饭，烧水用的是那种最简陋的，圆柱形的小煤炉。我总记得，外婆烧开水时，会给开水壶壶嘴上套上一个小铝皮套子，妈妈说，那样水会快点开。我记得那个发黄的铝制开水壶，还有它总是铺满了细细灰尘的壶盖。

我不擅长给别人复述自己看过的电影或是故事。因为那些看过的情节好像并不能乖乖的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在我大脑里排列开来。它们总是很淘气的，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影像，在我脑中四散。陆陆续续的，看了三天才看完了《红柿子》。站在阳台上，想在脑中回放下这部片子，却凌乱依旧。只是突然想起了外婆在世的时候，烧开水的水壶，还有落了灰的壶盖。

《红柿子》，落灰的壶盖。让我觉得很真实。

什么叫觉得很真实呢？

看杂志，某位成功人士说，她喜欢菜市场，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讨价还价的，高声叫卖的，还有吵架的，杀鸡的，拔毛的。这些让她觉得很真实。

我猜想，在物业管理良好的高级小区里住，在麦德龙，沃尔玛采购，时间久了，会若有所失。
我猜想，若有所失的是“真实感”。而此种看似莫须有的“真实感”又源自哪里？
我猜想，源自童年的记忆。

这样一部纪录片让我觉得真实。

我想，如若有人能坚持一口气看完，不嫌弃它平淡，那这人也定能感受到我所谓的真实。

《红柿子》里的外婆带着厚厚的近视眼镜。跟女儿一家居住在中国北方。女婿是国民党军官。

49年，随女婿一家迁往台湾。临行前几天，老太太生气的躲在衣柜里，不愿出来。衣柜的前面，放着老太太最喜欢的那副《红柿子》，齐白石画的。

在台湾的生活，没有了往日的富足。老太太的节俭，粗看来，有些不近人情。

她会让7，8个外孙合用一个砚台。孩子们吵闹说是老师要求的，老太太回应道，砚台很大，晚上一起做作业，合用一个够了。生活要节俭。

她把女婿受伤拍的X光片剪成一小张一小张的，给孩子们当写字用的垫板。在学校，孩子很得意的把垫板放在窗子上，给身边的同学说，你看，子弹要是打到这里，我爸爸就牺牲了，就是英雄了。

她把女婿卖不完的两大箱红蓝铅笔发给孩子们用，说，以后就不用买铅笔了。孩子们不愿意，说老师不让。老太太又到学校里，跟老师说，让我家的孩子用蓝笔写作业吧，到时候，老师们改作业要用红笔，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会算很便宜的。

老太太很可爱。

她的寿衣是大红色的，上面绣着很多白鹤跟祥云。晒在院子里，很是招展。小外孙跑过来，把寿衣抢下来穿在身上，锵锵锵锵，学别人唱大戏。老太太说，这衣服你们是不能穿的，这是外婆穿的，以后啊，外婆会穿上他们，然后就慢慢的飞到天上去了。

老太太还喜欢抽烟。医生说她气管不好，不让她抽。老太太就偷着抽，看见自己的女儿走过来，她就把烟藏在桌子下面，装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女儿说，妈，您怎么跟个孩子一样呢，医生说了不让您抽的。

《红柿子》里的女婿，是虎落平阳的国民党军官。

没了一官半职，他就跟太太一起养鸡，只是后来鸡都生病死了。找关系买卖进口文具，却还有两大箱红蓝铅笔卖不出去。跟太太一起坐公车，却被一个急刹车摔的满口是血。

老太太一个人坐在桌边，抹着眼泪“真倒霉...”

《红柿子》里看不到政权的更替，也看不到战火的喧嚣，但“特务”“间谍”“蒋介石”“抗美援朝”这些词却会很轻易的跳到你面前，又很快跳走。

看完这部片子，我没什么夸张的感慨可以发。只是想好好的想想，如何才能让生活里尽可能的都是真实的东西。

片名：《红柿子》
导演：王童
地区：台湾

    印象中，许多导演在年介不惑之际，都纷纷拍出了以“个人回忆性自传”为题材的电影作品，倾注着对过去青春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其中无不夹杂着浓厚而温暖的亲情色彩。侯孝贤那位嘴里叨着“阿孝咕”的奶奶，许鞍华那位外冷内热的日本母亲，对托纳多雷寄予厚望的艾弗多大叔，以及精心照顾蒋雯丽从小到大的姥爷...从这些鲜活而深刻的人物形象中，我们能够隐约感受到，其各自身处的时代环境和背景，并非十分的安定与温和，甚至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沧桑之感，因而得见影片中那些被浅浅挖掘出的惆怅与感伤。
    1949年之后，一群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人们随国军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背井离乡的他们纷纷在一个被称作“眷村”的地方，经历了一个沉浸在浑浊空气中的灰暗台湾，见证了一段失望、落魄而沧桑的历史。（可参考《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而身处同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身为将门之后的王中和（王童原名）却在一个十余人组成的大家庭中，度过了一个健康、温馨并快乐的童年，以来自家庭，来自外婆那些源源不断的温情与爱，去见证了这一个无比沧桑的年代。一段长达2小时56分钟的影像，除了开篇少部分黑白色调的战争背景外，由始至终都充满着和谐、温情，甚至是可爱的基调。由此，我们已然忘却了战争的创伤、时代的落魄与灰暗，而是从王童导演那些饱满圆合的回忆中，感受到了沧桑之中难得的温情，在鲜红的柿子和可爱的外婆身上，寻找到那些耐人寻味的感慨与乡愁。

【红柿子】
    作为影片的第一意向，“红柿子”在片中只出现了区区四次，而每一次却都饱含着深沉的意义。故事的开头，王将军全家老小由于战争原因，被迫一起离开故乡，迁居台湾。为时不多的几分钟里，导演将这一桥段选用了黑白色调加以展现，突出那一段沉痛而难忘的历史。而正当一家人准备走出老家大门时，镜头忽然转向了家园中的那颗柿子树，在整个灰白色的画面中，唯有树上的数十余只红柿子，在电脑特效的操作下被突显成了红色，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门口处渐行渐远的背影。柿子树是孤独的，它承载着一个家族数十年的生活气息，代表着家人们那一份浓烈的乡土之情，而今却见证了他们被逼无奈的告别，见证了那一份背井离乡的切肤之痛，疼痛如血红一般，浸染了树上那一只只柿子，纷纷在画面中呈现出突兀而无奈的红颜色。诚然，红柿子在电影中意味着一份隐约而复杂的乡愁。
    当王家在台湾栖居了十余年后，一切看起来趋于稳定之时，被人们似乎遗忘了的红柿子，再次呈现了在画面中。少年光和（即王童本人）陪着外婆从戏院走出时，看到了马路对面卖水果的小摊上，出现了几只红柿子，犹如一道波纹瞬间打破了其生活如水般的平静，可当外婆表现出购买的欲望时，急赶着上课的光和却表示没有时间，硬要外婆下一次再买。这段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却因区区几只红柿子，恰好一下子激起了老人家那份埋藏在心底的思乡之情，尚未表达出情绪，便立刻被外孙推走，恰是一份浓烈的乡愁，心欲荣归故里却终不能得，始终被深深阻隔在现实生活的另一边。红柿子像一滴滴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滴在外婆的心口，不但揭开了外婆心中的那道伤痕，更是揭开了台湾千万人们归乡不得的难言之痛。
    而最令外婆痛心的则是，紧接着家里因为经济困难，几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的困境，父母不得不将家中那几幅在如今已然不值钱的字画贱卖出去，唯独就是不肯将外婆最喜欢的那幅齐白石的“红柿子图”卖出，因为那不但是外婆的珍宝，更承载着外婆对家乡的深深思念。不过，几张过气之画仅能带来一些微薄的收入，而买主却偏偏认定了那幅“红柿子图”，承诺只要将其卖出便可加钱。为了解决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为了让自己的孙子们都有书念，外婆最终决定忍痛割爱，卖出了她最喜欢的那张画。尽管她满不在乎地说着，孩子上学重要嘛。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已然知晓，卖出了最后一张“红柿子图”，也就好比掐灭了她最后一丝归乡的希望，这对于外婆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后外婆的身体便每况愈下，紧接着得了重病，最终医治无效而撒手离开了人世间。在外婆去世的时候，“红柿子”最后一次出现在了画面中，依然是当初全家一起离开时的那颗柿子树，它象征着外婆充满乡愁的一生，从背井离乡，到埋骨他乡，自始至终保留着一成不变的乡土情节，如树上的柿子一样，依旧鲜红无比。
    从离乡，到思乡，再到归乡不得的遗憾，最后生命的终结，几颗红柿子是外婆一生的写照，尽管它色红如血，有些沉痛和惆怅，却着实抒写出了一份厚重而温润的乡土之情。红柿子同样是温情的，可爱的，它是外婆一生的希望，是外婆在台湾异乡安居乐业，将孙子们抚养长大的动力。尤其在最后的一刻，当外婆离开人世后，出现红柿子的画面已然不再像先前那样昏暗，孙子孙女们一起带着外婆的灵柩，渐渐消失在宁静的小路上，将带着她的希望，在她未曾走完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将希望一直传递下去。

【外婆】
    作为影片的第一主人公，外婆的形象贯穿首尾，更是成为了故事影片的主线，在片中占有决定性的分量。王童镜下的外婆年事已高，同其他老太太一样，有些固执，有些死板，有些庸俗，有些小气，甚至还有着些许的不讲理。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对于一位老太太而言，要带着十个少不更事的孙子远走他乡，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照顾好那么多的孩子，为他们解决好一个又一个问题，实在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然而我们看到，外婆在条件局限的情况下，靠着一双勤劳的手，一颗精打细算的心，将孩子们照顾得健健康康，给予了他们一个不算富裕却温馨幸福的童年。尽管家里条件拮据，外婆却总能够运用过人的智慧，将一些简单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能够借阳光晒出温热的洗澡水，能够将女婿受伤时所照的X光片剪来给孙子们作垫板，能够用国军的旧锦旗制作出为学校交差的新锦旗，能够与修女攀上交情，进而获得大量的奶粉为孙子们补充营养。她甚至能够不厌其烦地走访学校，跟校长阐述道理，为孙子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片中的外婆，看起来尘俗而荒诞，却始终又是那么的可爱，在孩子们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在女婿外出打仗，女儿操持生计的情况下，是外婆成为了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因而在那个沧桑灰暗的年代，在那个远离家乡的异地，因为有了外婆，生活处处充满了温情，孩子们也没有因为时代的影响，成为了《牯岭街》中一批迷离混沌的少年，而是一个个健康快乐地生活着，成长着，在影片中铸造出一个个温馨而诙谐的桥段，从那一首首轻快的配乐声中，仿佛难以再看到时代的荒凉与感伤。
    当孩子们在外婆的精心呵护下，一个个长大成人，当生活逐渐开始趋于稳定时，此时的外婆随着年事的增高，思乡的情绪开始逐渐加深起来。从远离故土，踏入台湾的那一刻起，外婆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家乡的思念，自己也将齐白石的“红柿子”画作一直带着身旁。直到与光和在电影院附近看到贩卖的红柿子时，强烈的乡土情结一下子在心中膨胀开来，却又在光和的阻挠下很快回缩过来。诚然，外表看似强大的外婆，却有着一颗脆弱的乡愁心，这让她的后半生一直活在希望之中，却又为无奈的现实所累，甚至为了解决孙子们的上学问题，她连仅存的一张柿子图都给卖了出去，将心底的最后一丝幻想都抽离了干净。然而，外婆又是一个乐观而坚强的人，面对无奈的现实，依然保存着希望，积极、快乐地生活下去，像往常一样精心照顾着孙子们。甚至之于死亡，外婆亦是表现得从容而乐观，当几个调皮的孙子偷玩外婆的寿衣时，外婆耐心地告诉孩子们，将来外婆就会穿着这件衣服，漂漂亮亮地跟着老天爷上天去了，俨然一副泰然欣喜之态。
    “爱与希望”，这是外婆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她将一份博大的爱给了她的孙子们，为他们在乱世之中创建了一片乐土。她将一份坚守的希望留给自己，让自己带着希望的力量，坚强而快乐地活在了这个沧桑的年代。在外婆逝世以后，再次出现的红柿子，仿佛也象征着，她终于魂飞故土，见到了那颗让她魂牵梦萦的柿子树，也由此让我们感怀于一个普通的老人家，那份博大的情怀与人格魅力，能够再一次化腐朽为神奇，在沧桑中得见温情。


    

对台湾文学最开始的了解，就是从台湾对大陆的乡愁文学作品开始。余光中的《乡愁》可以说是最耳熟能详的，还有流沙河的那首凄婉哀绝《就是那只蟋蟀》，还有于右任那首悲怆到无以形容的《国殇》。乡愁很久很久在我心中就是对台湾认知的符号，当然这些都是赖及我们语文教材的推广，还有我是很爱很爱台湾的，因为它有神奇美丽的日月潭。看吧，这就是爱国教育的作用。我也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台湾去年要改课纲，而民进党不惜拿出发家手段煽动学生去占领教育部。
     教育的事先到此为止，现在来说说王童导演的这部作品《红柿子》。王童是台湾八九十年代很重要的一名导演，顶峰时期的作品是《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被称为台湾近代史三部曲，与侯孝贤的历史三部曲有同工之妙。《红柿子》是1997年的作品，也是他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终结。这部作品有半自传性质，也给了他之前为什么拍那些历史题材作品答案。红柿子在这部作品里也是符号，就如流沙河笔下的那只蟋蟀，浓缩了外婆对大陆的拳拳乡愁。
     看《红柿子》里的主角外婆，不自禁的会想起侯孝贤《童年往事》里嘴里常常叨念着“阿孝咕”的奶奶。然而比起那里面祖母的神经质，老演员陶述塑造的外婆要开朗喜感很多，不过也正是这喜感也引来了当年金马奖时很多人的批评，无缘最佳女主。那届金马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横扫海内外影坛之时，而这《红柿子》里表达的情怀正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李登辉与连战合作，赢得台湾总统大选，绿色势力就是那时候开始抬头，李登辉那时把国民党里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基本收拾干净，抛出“台独”“两国论”，力争要把中国国民党本土化，至此台湾开始陷入二十年的本土派与外来派的漫长斗争。台湾作家朱天心曾说：“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当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未妨害到人们的生活，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结婚、生活，并不象美国当年的种族问题一样壁垒分明。台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所谓的族群问题，是李登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李登辉主政后，不断操弄族群议题，以族群为工具打击政敌、解决党内纷争。”知道了朱天心的这段话后，我也明白了台湾那所谓民主的真正渊源。
     王童导演撞着了这个历史时间，他的《红柿子》被金马无视也确实合乎情理。这部片子的整个气氛非常的温馨，有十个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而被外婆乐观开明又非常有中国传统的管教，一切都井然有序，孩子们都快乐幸福，这样子的外婆真是最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外婆虽然她说她最好说话，住到哪哪里就是家，但是她的内心深处还是茁壮的长着一颗红柿子树，是她魂牵梦绕的永远挂念，所以她偷听到女婿说要反攻大陆，感觉兴奋，可是反攻失败，她又惆怅。老人最后葬于异乡，仿佛也是埋掉了那一代台湾人的乡愁。《红柿子》之后的台湾影视中好像也确实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表达。也可能是时间冲淡了一切，也可能是年轻一代的崛起，更重要的原因感觉还是在大陆切实生活过的人的老去。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着洪秀柱，很为她感动，感觉她这个外二代身上有一种跨越蓝绿的胸怀，她的作风讲话也是磊落光明，最后悲壮退场，又令人泪沾衣襟。今年的三月她又投入到了国民党的主席竞选，虽然声势浩大，终究还是势单力薄，仿佛现在是一片政治孤岛。他背后最铁的辣椒粉，一直是一群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国民党中已经无权无势，而拥有的只是最浓烈那种对大陆的拳拳乡愁，对台湾美好的殷殷期盼。
    有时候又反过来想，我们大陆是否还有盛放那份乡愁的地方，蒋勋好像就说过，没来大陆之前，尽是对大陆的向往，可是来了之后，却是满满失望。我想造成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丢弃了很多传统的东西，那些扎根于他们或者他们父辈心中的他们心中的东西。王童导演在新千年之后，也做着重拾中国传统的很多事情，比如他担任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美术设计，出自他精巧理念和细致手工的一袭袭绚丽夺目的牡丹仙女服饰成为舞台最大亮点。所有这些还是根植于他内心的那份乡愁的驱动，是真正的令他们对大陆感觉美好的东西的驱使，不是幅员辽阔，不是经济腾飞。
     过完五一，蔡英文就要执政，不知台湾的未来会何去何从。但是我感觉台湾对大陆的乡愁只会越来越淡，直到无影无踪，直到再也不会有一只蟋蟀在一个台湾人的床头夜夜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