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医生

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证书还是治疗？是学历还是知识？是表情还是内心？小时候好像还挺懂，活着活着就分不清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让人不安的社会丛林中，有资格的人我们未必对每一个都深信不疑。但是，当把有资格的和没资格的放在一起时，大家铁定还是选那有资格的。
我们不得已必须生活得小心翼翼，所以宁愿把自己各个方面甚至生命，都交给别人的证书与资格。没人愿意面对着老师或医生时，一直去想他们真的有教师证和行医资格吗，他们的证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就算知道都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我去过那么多豆腐渣工地现场，现在还不是住在楼房里么。我们常常欺骗着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去生活。所以，我们有时是村民，有时又是三塞。
可我们不得不为了保障自己权益去做出选择呀对么。资格，有时候确实代表着一种权利，但也代表着一种责任。当我们身处弱势时，我们只希望去面对那些比自己更有责任的人，来袒露自己。怎么能证明他们更有责任呀，你得有证儿，你得是专家。

“专家？现在有多少专家是真的？”前两天一个专家跟我说：“专家现在已经是骂人的话了，哪儿那么多专家？！”当我们一次又一次与传说中的权威与专家促膝而谈时，又有多少人能不令我们失望？“你的警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是的，一个谎言被识破，通常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信任，而是更大的怀疑与失望。
可当我们正在怀疑一个家伙是不是大灰狼时，旁边突然站起一百只真正的大灰狼都拍着胸脯保证他就是，还全部对他俯首称臣时，我们一定刹那间都坚定了，还一劲儿埋怨自己眼拙。你想啊，连那么多真正的专家都崇拜他，那么他一定还是是专家中的专家！可是那些所谓的真正的专家呢，突然有一天对我们说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是什么专家时，我们又被颠覆了。于是，我们暴躁地跳起脚来，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谁叫你们有证儿呢？！你有证儿就是专家！我们还非说你就是个大~专家不可啦！没有专家我们以后听谁的去呀？！”然后七簇八拥地给抬了上座。于是，一个个专家就这样诞生了！
 
是的，三塞虽然没证儿，却也被人抬到了那个位置下不来，不管从事实上还是心理需要上都是。当三塞实在无法再欺骗下去时，他选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当他被这些纯朴的人们爱戴信任着，高度地实现着自我价值的时候，我想他本也是打算一生都在这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着，哪怕永远背着谎言。让他最终无法面对的，只是自己。

“爸爸，你的小手电，被我弄丢了。”
当BLUES口琴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慢慢从故事里被剥离出来。天色已黑，我来抒个情。
如果同样是死去，我选择在美丽的山村，不是都市的半个病房。
可只要有证儿，那么死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有证儿，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平静边远的山区，一望无垠的田野，几十种深深浅浅的绿色随风波动，空气中似乎可以嗅见青草的芳香。在现代文明攫取的手掌中，一个小村庄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一天，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沸腾了。打破平静的是村上惟一一名医生——伊野医生——的失踪。这个原本受到全村人感恩戴德的医生，在警察的追踪中却逐渐变得扑朔迷离。围绕着他的秘密越来越多：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究竟是不是医生，他潜伏在村中有什么目的？更复杂的是，伊野医生的秘密中似乎还隐藏着其他村民的秘密。

随着伊野医生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他的谎言也逐渐清晰：利用村中缺少医生又与外界隔离的便利，丝毫不懂医术的伊野先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医术高明”的医生。但实际上，他却从未对生病的老人们施以真正的治疗。他的能力似乎仅限于“听胸腔”和“按压受伤部位”。即便如此，谎言蒙蔽下的村庄却焕发出生命力和活力，充满了感激声和祥和欢乐之气。

于是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暧昧就在对现代医疗的反思和医生这个职业意义的追问中发生了。

首先，这个村庄是被现代医疗体系抛弃的一环。这里没有完备高效的社会机器，于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也因此缺了一个咬合的齿轮。但是生活依然需要顺畅地、或者至少不艰涩地运转，于是谎言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孕育和被庇护了，充当起那颗脱落的齿轮，并且不称职地履行起相应的责任。

这个谎言毫无疑问地违背了职业道德，尤其是它冒充的这颗齿轮是可以掌控人生死的医生一职。这是所有职业中，对于业务技能要求最高的岗位之一，而在现代医疗的评估体系中，技能的不合格就等同于丧失职业道德。

于是，作为职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义不容辞地要确保所有的齿轮都货真价实。但最初言之凿凿，已经将谎言制造者伊野医生视为罪犯而抓捕的警官，最后却陷入了是否履行职责的困扰。

造成这个困扰的原因是，这个原本需要谴责并清除的谎言，不仅是不称职地充当着齿轮的功能，甚至最终超越了齿轮，“超额”完成了它的任务。相比于齿轮，它不是流水线上的程式化的冰冷的产物；它无象无形，却有着温暖的触感、柔和的光泽。它不是陈列在昂贵的橱窗里、贴着合格标签、必须金钱购买的商品；它是在需要时触手可及的关切之情，它虽然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却可以回应心灵的求助。

因为这个谎言的嵌入，被现代文明遗落的小小乡村，村里一个个孤独的老人，和他们孤苦无助的心，才重新拥有了与当地美丽的自然相匹配的惬意生活。

所以，这个违背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谎言，却实现了比现代文明要久远许多的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面对两者的冲突，最后所有被卷入这个谎言的人，包括受骗者，包括名义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坚定的追查者，都选择了违背职业道德，而维护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因为合格固然是保证效率和质量的要素，但人却远远不只是商业社会里的消费动物。相对于身体上的病痛，孤独、疏离，和爱的缺乏才是人类世界里最难以治愈的疾病。

而治疗这个疾病，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资格证，也不需要专业常识。任何人面对这个病症都可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治愈的良药甚至可以是一个谎言。

谎言本不应该与真实发生暧昧。但西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也被说服了。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揭开真实的面纱，背后是被消费主义彻底物化的所谓医生；但我们揭开谎言的面纱，背后却是如自然孕育万物般人性温暖的光芒。

　　■入评理由：西川美和师从是枝裕和，她是现阶段最有才气的日本女导演，《电影旬报》2009年度十佳影片第一名。

　　■片名：《亲爱的医生》

　　■导演：西川美和

　　■演员：笑福亭鹤瓶、瑛太

　　■上映日期：2009年6月27日（日本）

　　■读家：木卫二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典型日本文艺片，画面干净，故事简单，镜头讲究，音效处理特别出色。

电影里的老太太独居在乡下，老伴重病撒手而去，三个女儿都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生活。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手上做点东西，开着收录机，一个人听经典的落语段子（落语是和单口相声相似的一种表演形式），原来那是老伴生前的兴趣爱好。《亲爱的医生》是讲假冒医生的故事，然而引发矛盾、导致伊野先生良心过不去的却是老太太的身子。他尊重老太太的意见，帮她隐瞒真实病情，说得再明白点就是安心等死。老太太不想跟老伴一样躺病床上插满管子，更不想让女儿劳心牵挂徒劳一场。这个生老病死自有定数的背后其实是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老人的隐瞒与愚昧无关，她女儿就是主治医生，起码的就医常识总还是懂的。欺瞒背后就是女儿面对警官说的，如果村子和伊野先生要被起诉，那么谁来起诉她？问题不在于老人为什么要欺瞒，而是女儿对母亲的身体情况没有放在心上。她甚至打算一年回乡下一次，就跟《步履不停》里的横山良多一样，回家一天，第二天就要匆忙离开老家。

很显然《亲爱的医生》里的老太太并不糊涂，伊野先生亦非蠢蛋，他们私下达成协议固然跟无医村和医疗保障不到位的的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体现一股袅袅夕阳情。伊野关心陪伴老太太，他承担的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生功能。退后一步讲，伊野的冒牌货身份还不是另一层说明？电影还是延续了日本电影的常见路数，上下两代人无法沟通，为隔阂所伤害。不是为人父母的不想迁就儿女，也不是做人子女的不想孝敬父母，人在世间总有些身不由衷的地方，可能是父母不想走远，可能是子女确实太忙，现实影响和生存压力具体在不同人身上都是不一样的反应，更何况于两代人。

片中警察代表了法律公正，绝对理性。之前他们跟伊野不存在生活上的任何交集，因而只拿他当骗钱的江湖医生看待。诊所那边，从助手、推销员到实习生，他们对伊野却有不同看法，有的早已晓得他无证经营，有的心底自知宁可追随，总之是一言难尽。骗人还是救人，伊野的行为的确不符合法规，然而他的现学现用倒也帮上了不少人。如果换到老太太母女身上，一个是病人，一个是医生，她们对伊野先生的看法居然都是心有感激，尽管女儿会迁怒于伊野先生不告知实情，但是她更加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职——而这种失职还是两方面的，幸好她还可以弥补一些遗憾。

伊野不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从电话亭里的一番对话更能知道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他反复说着小手电的事情，看是道歉更像是心里堵得慌，老年痴呆的父亲只是重复一句话：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的内心愧疚恰好跟老太太那边形成对照。没有了清醒意识，未必就不是更高级的“难得糊涂”，就像《一一》里的不同人物要陪婆婆说话，讲出心声。《亲爱的医生》里有很多对照。像社会大形势所迫的弃老，噎寿司的老头还没断气，家属就有放弃打算。更多的孤寡老人，蹒跚、枯坐、疯病，谁来送终。从实习生的角度，由他红色跑车的拉风出场更可以明白他来实习当成了享受，学习救人。结果打算救人的自己倒先进了医院，电影用一连串带有荒诞感觉的场景带出了诊所和医生的功能。得知伊野的真实身份，从村长到村民，义愤填膺的大有人在。可惜愤怒也是止于表面，就如他们根本弄不懂伊野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至于何时才有另一位乡村医生光临驾到？电影似乎没有答案。

西川美和喜欢编织各种谎言，用来试探人的内心。伊野的谎言、老太太的谎言、周围人村子的谎言，他们一同促成了这个社会新闻故事的发生。一起古怪的失踪案，结果只是起于于心不忍，自行逃离。警察的介入没能解决乡村问题，伊野案件的无疾而终反倒说明要想消除被遗弃和遗忘的现象，最终依靠的还是人心，用外来的体谅和关怀去消除内部的疙瘩。【北京青年报】

土居健郎在《依赖的构造》一书中曾提出一个概念，即“无父的社会”，英译“Fatherless Society”。结束了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激荡，到了七十年代，日本开始呈现社会内部变化，“无父的社会”形成逐渐整体家庭以及下一代的成长有根源性的影响。

土居健郎指出，在经济腾飞的那个年代，父亲由于时常要加班、应酬而失去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联系，令母亲在家庭内的角色重要性大大提升。除此之外，更关键的是，父亲此时已不可能再承担文化传承的角色了。在“无父社会”中的“父亲“正好处于疏离的两难位置。，一方面他们已直觉感知现代社会正走上危机之路。比如“物化的抬头，逐渐再引申出过劳死及环境破坏等多重困扰）。他们打心底里不愿意让子女盲目接受社会化（socialization）原则并置身其中，不过同时他们又代表既定的法规原则，要把社会法则传递给下一代来维系制度上的自然动作，否则便会连自己的立身之处也不保。由于处于这样的两难位置，这一代的父亲都未能好好胜任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角色，甚至不少以工作繁忙作为逃避借口来绕过这些问题，于是这样的问题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情况恶化下去，不少人不懂如何去当一个父亲。

突然想起前不久看过的日本电影《亲爱的医生》，文本的架构与《依赖的构造》并无二致，只是时隔多年，年轻的女导演西川美和所面对的这个“无父的社会”，它所呈现出的问题较之前会愈加犀利棘手。当然这不是像梁文道所说，现在一提“日本教科书事件”就免不了空泛谈论“菊与刀”的时代了。想要追溯文本的社会特性，实际上还需要从时代背景入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影片《亲爱的医生》，其背景设置在一个人口严重流失，老龄化严重的偏僻乡村。这是未来日本电影将要面临的很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在日本的语境中，对“高龄化”有明确的界定，指高龄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日渐上升的趋势。而日本的高龄化速度，其实颇令人吃惊：1950年为5%，至1994年已经升至14%，而最新的数字为18%，即有大约2287万人为“高龄者”，按联合国的定义作界说，当一个社会的“高龄化”比率超越7%，已经可以称为“高龄化社会”，当过了14%则界定为“高龄社会”；而以联合国的推测数字显示，随着世界性的长寿化倾向，相信到2040年则全球的高龄化率会达到14%，换句话说也就是全球会进入“高龄社会”的时代。只不过日本在高龄化方面，继续保持一向屹立于潮流尖端的顶峰之上，现在已经提早达标且超额完成当选为“高龄社会”——更恐怖的是，据资料的推算预测，到了2050年，日本的高龄化率会达到36%——那大抵只有“超高龄社会”的命名，才可以反映出实际情况。所以当瑛太扮演的年轻医师被撞后醒来，在乡村门诊看到的一切时，他被惊呆了。周围的患者全部都是老人，导演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在影片初始就让观众进入这种预想性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将会怎么办？当社会明知会向高龄化发展，而一切仍没有任何未雨绸缪的安排，该如何是好？

我们不妨把影片中的不同人群依照叙事划分为几个小单元：村长与村民；医师伊野治；年轻见习医师相马启介；医师女助手；药商；寡居老妇人。

首先，村长与村民同属于这个偏僻的村落，但是村长却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他属于“墙头草，两边倒”，在医师失踪后跟警察念叨“医师是上帝，没有他我们这一村老人可怎么办？！”而在得知医师乃江湖术士时又立马改了口风责骂医师的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父权的缺失、话语权的缺失。

其次，是医师伊野治。医师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在文本中并未提及，只是借寡居老妇的女儿之口问及，得到了医师感慨自己不是个好儿子的答案。医师父母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第51分钟时，警察给医师父母打电话。在这场戏中，镜头从远景慢慢推进，从楼的全景推到医师父母的阳台，但最终却依旧看不清医师父母的脸，只是模糊的两个老人形象。医师母亲在接电话，嘴巴在动却听不见声音，只有警察的声音，导演在这里故意隐去了母亲的声音，用渐强的雨声、雷声和缓慢沉重的钢琴调铺满整场戏，可谓点睛之笔。母亲的话语权被剥夺、隐去，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只是久久坐在那里没有反应。导演是否想告诉我们，老龄化不仅仅发生在故事中那个偏僻的村落，同样在大城市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情况不容乐观？医师父母第二次出现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小时后，是医师与父母在通电话，与第一次场面调度正相反，这次是只出现声音，父母的形象隐去。逃亡在外的医师想跟父亲说话，母亲却说”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谁了。”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象征着强势权威的父亲，现在也只不过沦为一个老年痴呆的弱势角色，他不断重复着“噢，我知道了。”但是残酷的事实却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一句话，父权的倒塌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年轻见习医师相马启介与他的父亲，这是一对耐人寻味父子关系。与医师一家“父权的倒塌”不同的是，他们更像是土居健郎所说的“无父社会”下的父子关系。自始至终，相马父亲从未出现过，只是在相马介绍自己时隐约带出父亲的部分情况。“父亲是大城市的医生，但是我对大城市的医疗感到怀疑，所有人都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他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症状，而不是病人。你若是见到我父亲那样的医生，一定会笑他的，他只是知道赚钱。他没有资格当医生。”想必相马的父亲便是那个无法进行文化传承的父亲角色，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盲目地接受社会化原则，例如他不愿让相马来乡村工作接触社会。但是同时，他也代表着既定法则，为钱而干活，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生存，并不是真正地关心病人。所以说他处于疏离的两难位置，很难与儿子进行沟通，从一定程度上也是父权形象的缺失。但是在本片中，医师的存在又恰巧弥补了父亲的位置，医师与年轻见习医师的关系，似乎更像是一对父子。年轻见习医师因为医师的种种举动而深受感动决心留在此，而医师却劝说他回去，甚至说出自己身份的真相。年轻见习医师在心目中已经锁定医师为自己的“父亲”形象，他似乎找到了目标和依靠，所以说当医师遁逃之后，他在草丛中发疯似的寻找，也就不难解释了，只得感叹又一个父权倒塌了……

八千草薰饰演的寡居老妇人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她的丈夫几年前死于癌症。这是一个真正的“无父家庭”，并不是本文语境下的“无父”，这个家庭全部都是女性成员。镜头不止一次掠过房间角落里的照片，有老妇人与老伴的合影，有父亲病重时与全家陪床时的合影，还有父亲单独的遗像。值得玩味的是，有一场戏，医师欲来探望老妇人，老妇人的桌上摆着一支没有旋上的口红，娇嫩欲滴的玫红色口红在其丈夫遗像的映衬下，别有一番深意。一个小小的空镜头，平静的表面背后是汹涌澎湃的波澜。

值得玩味的是导演在结尾还交代了两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一个是医师的女助手，一个是药商。女助手是单亲妈妈，辛苦地带着儿子生活。共有两场戏交代。一个是在雨中蹬着自行车蹒跚而行。一个是影片末尾，在某个夜晚，儿子久咳不止，母抚儿背轻声安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凄凉中蕴含着希望。清晨，于药商家中，又是另番景象。药商与妻手忙脚乱地送孩子上学，热闹透着生活的无奈。中年人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前史，老年人生活是中年人生活的未来。一切看上去都是电影，却比真实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西川美和这一份完美的病历，了然于心。观后，豁然开朗。

身体真的是我们生活的本身，而医生，当他面对病人的身体，他们的病，即众多他者的生活的本身（或者他们生活本身的走样）时，他是不是时时在痛苦中？在压力中？所以惯性的撒谎，以纾解其自身的存在之难。所以最真诚的医生往往也最善于制造骗局，制造治愈的骗局或者无能为力的骗局，因为无论你的生死，都将是他者的生死，他者的生活的轮回，即使这个他者是我的父亲，我也可以退却着却不逃亡。（母亲不就是为了保护女儿，或者反过来说，不让女儿说谎而选择缄口？）

反而是这种“可爱”的医生，却不会欺骗，或者只能用欺骗自己的方法来施展一种对他者真正的关怀。而唯一一次他不想欺骗自己了，却只能在真实的治疗中落荒而逃。当然，最后他的出现又闭合了这个结构：他依然可爱的欺骗着。所以，当我们回望整部电影，其他的他者竟然都是可耻的，即使他们在生病，在进展他们艰难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只能说，是病人在迫使医生虚伪的生活下去，这便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某种人性的基层机构。可以康复也许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