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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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