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天使

一、天使与幽灵：不幸的底层女性

袁牧之影像下的女性，其表现的问题往往有时代性、深刻性、前瞻性。在《马路天使》中，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小红与小云。她们是一对姐妹，也是一对天使与魔鬼。

小云一出场就打破了影片的欢快气氛。男主小陈变戏法给小红看，这里还弥漫着欢乐天真的气息，当男主小陈不小心将果子击打姐姐的梳妆台时，气氛突然一变。小云第一次出场，她浓厚的妆容与小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怒视小红，从阴暗的室内走出，宛如一个幽灵。小云第二次出场便交代了她暗娼的身份，在地狱上层建筑天堂的上海，小云不得出卖肉体来保证生存。小云作为一个镜像符号，展现了看与被看的关系。“被看”的生不由己的小云，“看”的是街上世世代代的妇女形象—不幸且受迫的底层女性。小云作为失足女，总是躲在阴影与逆光下，带着不详的气息，同时交代着暗娼出现在阳光与大庭广众下是违法的。而导演将小云拍摄出来，将她在放在大众视阈里，其目的就是以苦难的代表，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时代发出拷问。

对比小红，她总是天真浪漫，这也在她第一次出镜时表现了出来。歌女小红一边扎辫子一边唱歌，完全没有注意周围的淫视。她身世凄凉，生处在底层社会，但她的天真却未被磨灭。她与男主小陈的爱情，更是为电影内添加了一抹亮色。姐妹间形成强烈对比，影片人物对娼妓小云的唾弃与对天真少女小红的喜爱，来源于男权社会规范，只有天使才为男权社会所接纳的女性形象，其他只会被放逐为幽灵。同样的，小红在兄弟的帮助下与小陈终成眷属，也是由于只有天使才能被拯救。被接纳的女性只有依靠男性才能得到自由，从这而言，小红的爱情自由但又不自由。

二、喜剧与悲剧：隐晦的现实表达

20世纪30年代，“左翼”进步思想盛行，但由于政府当局在此之前一直奉行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不允许涉及与抗日有关的电影制作，到1936年，虽然也曾经提出“发扬民族意识”，但在具体政策上，依然像当年禁止左翼电影一样对国防电影多予打压。于是袁牧之导演以较为隐晦的现实表达，承担社会责任，体现民族担当。

除了姐妹形象拷问了社会现实，影片内也以较短的镜头对准社会阶级差异与失业现象。小陈与老王去找律师时，小陈与老王屡屡出错，“打官司就是起诉”，“他是我包车夫”“也不完全是”，二人如小品般一唱一和的滑稽对话，表现的却是他们在高阶层的不自在。律师以高额律师费赶走了二人，表现的不仅仅是他的势利眼，还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差距。影片以移镜头表现理发店里无所事事的工人，以小观大的展现了劳力过剩的社会现象。小陈吹曲和工人们强行找生意，给人剃发，于声画对立中讽刺了当今失业现象。

当然影片不仅于表现社会现实。当小陈给大家变戏法时有这样一段：小陈将硬币变来变去，最后硬币从嘴里吐了出来。老王立马从背后报纸墙找到一词：“我这知道这个，叫白银出口”于喜剧表演下调侃了国家苦难与民族危机。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景深镜头下，表演的小陈背后是窗后的各种楼层，而在特写镜头里，展现了屋内写有“白银出口”的报纸。青年在底层却又与外界相联系，关心国家大事，从镜头上给予了爆发抗日战争的乱世一些青年力量。

[爱情]袁牧之《马路天使》1937

在现在看来也会是饶有趣味的电影。世界有声电影时代开始十年后我国也出现了一部成熟的有声片《马路天使》，讲述了一对姐妹在1937年秋天发生的命运故事。导演袁牧之是非常有才气的电影人，于有声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前期时，在电通公司参与制作了全部的四部电影，为有声电影的探索做出来很大贡献。而加入明星公司后拍摄的《马路天使》，则是中国早期电影时代的又一座高峰。

影片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人物脉络庞大但不繁乱。事件很简单，这对姐妹被琴师夫妇收养，但姐姐小云被逼为暗娼，妹妹小红被逼着跟琴师卖唱。小红和鼓号手小陈为一对情侣，小云也喜欢小陈但奈何小陈看不起她的身份，饱受思恋之苦，但小陈的朋友老王一直暗恋着小云。小红被琴师逼着卖给流氓老谷，无奈找到小陈两人私奔，而姐姐小云受警察追捕也逃到了他们俩的住处。地址不慎暴露，小云为保护小红自己惨死在暗恋她的老王家中。

如果把这部电影比喻成一盘诱人的佳肴，那么生动的故事撑起了主食框架，演员的自然表演是浓厚的增色剂，脍炙人口的音乐是鲜美的调味料，而含义众多的道具则是必不可少的勾芡汁。

赵丹饰演的鼓号手小陈和周璇饰演的妹妹小红，活灵活现的表演像是要跳出屏幕似的。小红活泼可爱，生动自然的女娃形象和软软糯糯的口音腔调真是让人喜爱至极。小陈模样周正，调皮有趣，构成了富有感染力的人物性格。而本部影片中最富有悲剧蕴涵的人物角色乃是姐姐小云。影片中做了大量对比鲜明的段落来表现两姐妹命运的不同。小云被逼做暗娼，每日担惊受怕的躲避警察追捕，回家后还要忍受琴师妻子的殴打和侮辱。致使她的性格自卑软弱，她渴望得到小陈的爱，但心爱的人却对她恶语相向，一次次对命运的尝试与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小陈是她遥不可及的梦，却在妹妹身上实现了，这对她来说像是命运开的又一个玩笑。结局小云的死亡，于她自己来说，或许是种解脱。

中国音乐的开端就在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中出现，影片中的插曲《四季歌》播出后至今依然成为国人心中最熟知最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之一。“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边绣鸳鸯～”想必大部分人都能够信口捏来的哼出来。而音乐在影片的叙事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小红两次唱的《天涯歌》代表了不一样的人物心境，第一次和小陈甜蜜恩爱窗边对唱，温馨美好。第二次二人感情破裂，小陈逼她卖唱，歌词唱的一模一样但唱调中充满着羞愤与委屈，眼泪好似要从歌声中溢出来一样。音乐推动着故事前进，也为渲染叙事效果推波助澜。在小红得知要被卖掉的时候，背景乐变得低沉厚重不似之前那样活泼欢快，也让观众着实为她揪心一把。而小陈得知能够私奔与小红同住时，背景乐陡然响起，飞扬高昂的节奏配合着电影画面中小陈欢乐的蹦跳着，是屏幕内外充满着喜悦的氛围，观众对角色的共鸣也在氛围中加深了。

影片中道具的使用可以说是精妙绝伦。从开场的小陈打鼓，老王卖报，剃头、卖橘子的朋友们，用到的都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鼓号手小陈三番两次的吹号子召集朋友，发信号给小红，聚集群众注意力等行为，成为了有力的故事的助推手。而报纸更是隐喻表现力的彰显地，通过在报纸上找“难”字的写法，引出对话“半个天津，半个上海，半个海口…….”，镜头相应给到“国难当头”的字样。还有小陈变戏法寓意呼应着报纸上“白银出口”字样，进步思想寓意明显，表现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和外来资本倾销的市场态势。在当时特定的时代下，类似的象征意义颇丰也是具有相当革新精神的。还有特别的一幕，小红和小陈对唱《天涯歌》时，镜头给到笼中鸟的特写，象征着小红像这小鸟一样，被束缚在笼子里但依然能找到自己的快乐。类似的道具使用多如繁星，着实开我国革命浪漫主义之先声，带有探索和试验性质。

影片通过真实自然的对白成功塑造了琴师夫妇这两个“两面性”的小市民阶层，还有律师医生的角色，通过他们对人们的迫害来彰显批判社会制度的不公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小陈想帮小红去找律师，但律师漫天要价“五百两银子”，老王“五百两银子是几块钱”，小陈“五百两银子，妈的，打官司还要钱呢”说了两遍。为了保护自己权益的穷人没钱打官司，结局老王为小云请医生也因没钱被拒，公平与正义不属于劳动人民，生命与健康亦不属于穷苦人民。吃人的社会寓意明显，悲剧效果附带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真实就是最大的艺术效果。

而患难之交见深情，重情重义的青年们在影片中成长，不再以貌取人，尊重小云，把她当普通女子来看待，未来也掌握在他们手中，我看到了美好的希望。这或许也是袁牧之想表现的，马路天使，而希望，就在人间。

晚上看了30年代的老电影《马路天使》，看完之后百感交集，久久无法入睡。周璇那两条黑亮的麻花辫似乎还在我眼前甩动，赵丹抓起水果隔空扔过去划出的抛物线似乎也在我眼前闪现，竟然，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了啊。

周璇说演《马路天使》的时候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屏幕里，赵丹拉着二胡、她隔着窗子唱着《天涯歌女》。大白嗓清越嘹亮，琴声悠扬调皮，麻花辫上的蝴蝶结随着跑动的节奏上下飞动，少女的婴儿肥小脸蛋圆嘟嘟的，少年穿着条纹海军衫、歪戴着吹鼓手的制帽……如果戏里戏外的人，他们的人生都定格在这一刻，那该多好。

1937年，赵丹22岁，周璇17岁，赵慧深23岁，田汉39岁，贺绿汀34岁，袁牧之28岁。

1936年，谈瑛21岁，夏衍36岁

1935年，聂耳23岁，阮玲玉24岁，郑君里24岁，王人美21岁，金焰25岁。

这些优秀的演员、导演、剧作家、音乐家，是那么的活力无限、青春无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仿佛有着一团燃着的火光。设备简陋没关系，条件艰苦没关系，内忧外患没关系，他们眼里的火光总是让人相信，有这样年轻的队伍，中国电影和音乐事业在再大的逆境中也能飞跃成长。

我一张张地翻动他们的黑白照片，照片定格了他们最青春最美好的微笑，那微笑里看不出对风雨的畏惧，有的，只是蓬勃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信念。

从“国民男神”到“牛鬼蛇神”，需要多久？从“田老大”到“文艺黑线头子”，需要多久？

1980年春节，66岁的赵丹拖着满是伤病的身体，又出现在了大家面前，他的脸浮肿了，可从他的眼睛我依然看到了一种叫作“希望”的东西。他拿起麦，笑着唱起了他那首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春天里》：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里个啷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啷哩个啷，啷哩个啷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

啷哩个啷，啷哩个啷

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啷哩个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

……

他们眼里的那团火，就此熄灭了吗？就找不到曾存在过的痕迹了吗？我依然坚定地相信着，艺术家眼睛里的火光是不会熄灭的。无论沧海桑田，艺术的火光会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