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

我的好朋友说，她母亲前段时间去了台湾，拜访了从未见过的远房亲戚。那位爷爷在当年的背景下，去了台湾，可是仍思念故乡的亲人。寻寻觅觅甚至登报寻亲，终于抓到了线索。故人已不在，但血脉仍亲。我问他们见面是怎样的感觉，她说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相遇一样，见面、送礼、坐下来聊天喝茶，彼此看看对方，问候几句，心安。

那年，像这样的分别故事太多。两岸相隔的不是海，是时间。每个人都因同一个缘由分开，而每个人的“再见”故事却千差万别。《团圆》就讲述着这样一个“再见”的故事。

台湾老兵刘燕生在1949年撤退台湾时和已孕的妻子玉娥失散，未能一起登船。这样一别就是几十年。燕生再娶，玉娥也有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两岸关系好转后，燕生终于有机会跟着返乡旅游团回到上海。他终于见到了玉娥。他不仅见到了她，还想带她去台湾。就这样一个念头，打破了一个家庭原有的平衡，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整部影片的情节和演绎极其细腻，好几场戏我都看哭了，但我最受不了地是徐才根演的老陆，在得知老婆要跟初恋回家后决定离婚，去民政局那天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放空地默默地，好像如平常日一样吃着早餐。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心疼。我实在太喜欢这部影片，也想把我所理解到的“细微之处见真情”记录下来。



隔阂

在燕生抵沪的那一天，玉娥一家人全员出动帮忙准备菜肴。他们见面的第一顿饭，玉娥一个一个介绍她现在的家人：这位是丈夫陆善民，这位是大女儿……每个人的名字都带着姓，而轮到刘燕生自己的儿子，玉娥说“他叫建国”，没有提姓。儿子人已中年头发渐秃，沉默地坐着不理燕生。“姓”的缺失和无言，就如同他对儿子的爱和养育一样，是空白。

玉娥一家人讲着上海话，而老刘从台湾来，讲着一口台湾口音的普通话。语言的不同非常直白地挑明着一件事，燕生和玉娥的生活在时间的洗刷下，已完全不同。影片甚至很细腻地用泡脚来强化这种不同。老陆每晚泡脚，上海的冬天很阴冷，脚暖人暖；而燕生从来不这样做。他们自当年入伍开始，就注定面临不同的境遇，而却因为玉娥的羁绊，彼此牵扯。


离婚

玉娥与燕生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俩在老地方依旧能很欢快哼起当年的小曲，眉来眼去满是真情流动。玉娥很快就答应了燕生回台湾的请求，正如她自己说的，想为自己做个主，“我跟你爸几十年了，有恩情；我和刘燕生只有一年，我们有感情。” 老陆听说后，不假思索地答应着。不是他想压住内心的暗涌，而是几十年的点点滴滴都不重要？他还没时间、也没反应过来消化这个事实。

和家里人不悦地“商量”完后，老陆说“我们去离婚”。去民政所的当天，玉娥特别换上漂亮的衣裳，挽着老陆。到了民政所才发现，他们当年是没有领证的，属于事实婚姻。没有结婚证，不能办离婚。于是荒唐的事来了。为了办离婚，他们先办了结婚证。

在照相馆的大红布前，他们终于有了一张尴尬微笑的结婚合影。结婚证的盖印，像是时间为他们俩几十年岁月敲下的烙印。陆善民与乔玉娥是形式上也是夫妻了。老陆忍不住嘲讽自己，我第一次拍结婚照，是为了离婚！而此时的刘燕生正在东方明珠，透着望远镜眺望着老陆和玉娥所在的民政所，他们正在结婚。




餐桌

家宴在中国百姓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生死、新婚，还是宴客、团聚、过节，中国人选择坐在一席席餐桌前。一席人围着坐，伸着筷子尝着满桌子的菜，男人通常还大口大口吞着酒，才能把心里喜的悲的全部掏出来。

每一次吃饭，玉娥都夹坐在燕生和老陆的中间。老陆喝了点酒，开始停不住说话讲起了往事。他当年在共产党解放时是副连长，本该有很好的发展，但看到玉娥拖着孩子实在可怜，放弃了大好的前途，在造船厂做了一辈子电焊工，一路陪着国民党兵的遗属，一起度过难关，过了几十年日子。

他说他不懂什么是爱什么是情，可他也不理解，玉娥要走这一路走来的几十年算什么名堂？他不敢说的被孙女喊出来了，一句“不公平”让他激动地站起来，还和隔壁桌吵了起来，结果中风，进了医院。

老陆身体好转，燕生为老陆熬了汤，三个人一起吃晚饭。左边坐着老陆，中间坐着玉娥，右边坐着燕生。他们聊起当年撤退时，燕生说当年下着雨，老陆却说当年明明艳阳高照。这些年，玉娥和老陆培养的是日子里的真情，而燕生只有在歌声中化解思念。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它收藏了我的梦，我的爱，我的伤痛，我的梦
啊 年轻的故乡
啊 最后的家园

末了，他对老陆说，我不打算带玉娥回去了。



欲言又止

老陆给燕生欢迎时，买了100元/只的大螃蟹，一买还买了四只。这个价格就算是放到今天也贵的吓人，可老陆舍得，就是要对人家好。燕生给生病的老陆熬汤补营养，也是跑遍了整个菜场。这两场戏最精彩的是买菜回来后他们分别和玉娥的对话。

刚开始玉娥其实还有勇气和老陆开口说要跟他回台湾。可是她坐在厨房里，看到从菜市场回来的老陆诚心满满地花了大钱想对别人好，就像他不顾一切地对自己好了几十年一样，玉娥想说的话就吞了回去。

而第二次在厨房，玉娥等着燕生煲汤，玉娥说有些话想对他讲。燕生说，先不用说，吃完饭再说。她没开口的应该就是她心里想好了，她不会去台湾。而燕生没有让他说，也没有再和她商量。



回别

临行前的最后一顿饭摆在小巷里。这场戏是整部电影中我最喜欢的部分。燕生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站着跟大家致谢道别。到了兴致还唱起了一首歌，叫毛毛雨。大家听着，老天也听着，没几句就下起了雨，却不是毛毛雨。大家为了躲雨，慌乱地散了。告别结束，跟他当年找不到玉娥一样，突然而凌乱。玉娥一家人躲到楼里看着外面，燕生跟着尴尬地站在一边。



玉娥和刘燕生第一次失散是在码头，他们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告别，也是在码头。刘燕生和玉娥终于在一个码头，以“告别”的形式。燕生关照了很多话，然后拖着行李箱，回头走了。这一场想好了要带她回台湾的行程，这样结束了。

他摇着手对她说：再见，回去吧，回去吧。

这年头，已经很难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一部沪语电影了，也难怪，电影作为强势的大众文化产品，自然要考虑跨地域传播的效果。就大中华地区的情况而言，由于官方语言建立在北方语系的基础之上，吴侬软语在电影对白中的地位也就日趋下降——这跟春晚其实是一个道理。

所以，在大银幕上听到字正腔圆的上海市井方言时，那种感觉很奇妙，而且，由于《团圆》的小成本文艺片性质，已经基本断了在商业院线里公映的念想——就目前内地的电影放映制度而言，不能在商业院线里公映，也就意味着没办法跟广大观众见面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上海观众是看不到《团圆》的（当然《团圆》真公映了他们也不一定会去看）。于是，位于北京一隅的某个文艺电影放映场所便成了能一睹《团圆》真容的稀罕地界。其实《团圆》的剧情并不复杂，就是讲一个国民党老兵从台湾回沪探亲，想跟失散多年的妻子团聚的故事——不过当你坐在北京的电影院里看着操持沪语对白讲述上海老弄堂故事的胶片时，那种感觉无疑有点穿越。

《团圆》是有意反商业化叙事的，影片被导演王全安处理得很恬淡，不过德国摄影师卢茨很显功力，在一个个节奏平稳的长镜头中，卢茨把王全安对日常生活的体察细致入微的展现了出来。故事的发生地被安置在上海，这显然是导演的有意安排。时至今日，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上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醒目符号，但凡与发达、时尚、开放沾边的意象，上海都是当仁不让的形象代言人。不过上海又是多面的，对一个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会来说，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的反映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不管怎么说，《团圆》把镜头聚焦在了一个有些破败的老弄堂里，对于习惯了在影像中捕捉上海“繁华”一面的我们，这当然有些视觉挑战。

你不能指责王全安遮蔽了上海，事实上，上海的锦绣身段在《团圆》中仍能被我们一览无余，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外滩这些时尚地标在电影中仍是随处可见，一个有趣的镜头是：在绵长的弄堂远端，东方明珠的身影婀娜多姿的矗立在蓝天下……去过上海的人都知道，这是实景拍摄——上海就像一个百变女郎，换一个角度看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味道。

片中的戏剧冲突完全集中在家庭内部，当台湾老兵提出想接妻子去台湾颐养天年时，这个上海小市民家庭的内部矛盾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台湾老兵带来的“巨额赔偿费”，几个子女为如何分割而大打出手。应当说，这是家庭伦理剧的常用路数，看电视剧多的观众都有经验，矛盾就是郁积到这一刻才能爆发的。

台湾老兵就像一个闯入者，而上海弄堂里的平静家庭则被这个不速之客搅得天翻地覆——这实在有些吊诡，当两岸度尽数十年劫波，失散的亲人终于相聚时，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又集中通过老兵的旧妻传达了出来：一方面，她跟台湾老兵生离死别，还为他生下了孩子，并度过了数十年的艰难岁月；但另一方面，她又是这个家庭的妻子、母亲，她是这个家庭“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导演王全安精心设置了一场台湾老兵和上海夫妇共饮的戏，在一个意味深长的长镜头里，旧妻坐在中间，台湾老兵和旧妻现在的丈夫（一位解放军老兵）分坐两端，两人共同抒发着大半生的国仇家怨，所说是血浓于水，但多年的隔阂不仅让二人的现在有了分隔，这种分隔甚至波及到了二人的记忆中：台湾老兵说他离开上海那天狂风暴雨，解放军老兵则说上海解放的那天是艳阳高照。

的确是艳阳高照，如今的上海，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盛世阶段，全社会都沐浴在正午的阳光里，繁花似锦、发展如涛，但正午的阳光下，也挥不掉那一绺深埋的乡愁。

最后，台湾老兵只好孑然一身返回台湾。

（刊载于《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4日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