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里奇迹

感性：咖啡色的天使 这是一个执行死刑的机构。队长带领着四个手下，按部就班地对送到E区的犯人用电椅执行死刑。其中三个手下和队长一样，对这些来到这的犯人很和善，这里面有职业道德的要求，但我想也有出于人性的关爱。的确，他们是罪人，有些甚至犯了很重的罪，令人发指。但如今，他们要去伏法，等待着坐上冷冰冰的电椅，用自己的生命去赎罪——尽管在受害人看来，他们的性命或者不足以清偿他们所犯的罪孽。不过既然基于共同契约的审判，他们把最可宝贵的生命都交了出来，我们——这些自诩的清白的人——似乎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去对他们任加讽刺、凌辱和虐待。 这个死囚监狱里有一个神奇的犯人。他是一个高大的黑人，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身高。在旁人眼里，他是凶残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手里有两个惨死的女孩——那是一个血淋淋的场景。但在监狱里，他是温和友善的。利用上帝赐予的特异功能，他治好了队长的肾炎，还让一只小老鼠起死回生。 其实他是无辜的，当时他正试图挽救那两个生命垂危的孩子。最终，他在监狱里找到了那个利用女孩纯洁情感进行无耻杀戮的罪犯。他处决了这个恶魔。但除了监狱里的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清白，等待他的依然是众目中的怒火和冰冷的电椅。出于心中的正义，队长和工作人员想给他自由，但他厌倦了这个世界，想要离开，因为“在这个世界，每天你都会面对那些纯真的情感被利用，被伤害”。他怕黑，但坐上电椅时，他拒绝戴上黑色的面罩——看着世间的纷扰，闭上那双纯真的眼睛。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条在牢房和电椅之间延伸的绿色的黄泉路。每天面对着这片绿色、看着一个个犯人从这条小路走向死亡，在这工作、在这生活的人会有怎样地心情？有一个歇斯底里的狂人，为了目睹死刑的过程，为了执行死刑的快感，坚持不肯离开，畸形的心理和癫狂的举动使他最终赔上了命。有个曾经的杀人犯竟然养了一只老鼠作伴，但是电椅在那等他的结局不会变——干燥的海绵，凄厉的惨叫，腐臭的味道，残酷的死亡，这是一幕让人心有余悸的场景。还有一个犯人，他是个癫狂的年轻人，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行，永远不能点燃心中的明灯，最终惨死。的确，就算队长和工作人员有着崇高的责任心，有着细致的人文关怀，但仍不能够消弭一切伤害——特别是那来自不可抗力的伤害，来自执迷不悟的伤害。那位咖啡色天使的到来让情况有所改变，他扬善除恶，但背负的误解和对原罪的无奈，让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 理性：死刑存废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杀人偿命是传统观念。我国可以说是一个刑法相当发达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虽然不曾公布，但我们每年执行的死刑不会在少数。如此大范围适用死刑，错杀误杀的现象难免发生。 近几年一些案件在网络上、在学界内、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对于死刑的讨论也有很多，大概分为三派：一是主张立即废除死刑，以邱兴隆等人为主，这属于绝对少数派；二是主张从减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数量入手，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的目的，这一派学者占大多数，陈兴良等人持这种观点；三是反对废除死刑，这是苏力等人的意见，也不占多数。 对于这三种观点，其实都能找到其合理之处。对于立即废除论，据贺卫方答记者问的情况来看，之所以持这种激进的观点，是考虑到了现实中的阻力，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反而容易达到逐步废除的目的，而只主张逐步废除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第三个层面上。前两派都主张废除死刑，我想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对死刑的适用，主要是想强调其威慑力。但是，比如甲杀了一个人，心想反正都要死，多杀几个也无所谓，死刑在此不仅没有成为一种威慑，反而成为甲杀更多人的动因。第三派主张保留死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支持。比如说甲去抢银行，心想反正不会判死刑，杀几个人也无所谓，导致本来不杀人的而杀人。 那到底杀不杀？ 孙志刚、聂树斌等人的被虐杀、冤杀是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我国适用死刑的罪名之广，适用死刑的罪犯之多，是为人（都是些什么人？这是需要细致分析的）所诟病的。如今发展到虐杀、冤杀的地步，自然催促人们来反思。但是我想，反思不代表讨伐，而需要理性。 刑罚产生于报复、报应，死刑则是“杀人偿命”思维的反映。的确，在专制时代，我们可以说死刑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恐怖统治的手段。但读过一些古代制度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古代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如此，欧洲中世纪亦是如此。这在钱穆和夏特莱的著作中都有提到。尽管我没有直接看到有关古代死刑/刑罚政策的研究方面的文献，但就我涉猎的有关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制度演进资料来看，死刑在古代绝对不会是一种我们主观臆断的残暴和残酷。要知道一定的制度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既然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由那个我们自认为残暴的时代演进来的，我想我们就有理由反思过往时代的真实而非一味的阐述什么生命的价值高尚，自由的目标崇高，专制暴力的迫害何其深、何其大！ 死刑的预防和威慑作用为废除死刑者所怀疑。前面我也举过例子说明。但是同样地，我也举了相反的例子表明死刑的威慑作用的存在。那么，到底这种威慑作用在现实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按照贺卫方的观点，惩治贪污腐败我们用了很多死刑，但贪污腐败却依然大量存在，那么就说明死刑没有威慑力。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杀人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一时冲动所致，也就是说在杀人、贪污的时候，犯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死刑不死刑的问题，那么死刑的威慑力还存在吗？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这里至少有一个比例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尺来衡量到底有多少贪污腐败，所以感性的大量存在并不能成为反驳死刑无用的理由。而后面的那个研究则忽略了在杀人行为里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比例，如果实际的统计表明，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比例是5：1，那么这个研究对于死刑无用的反驳毫无力度。 也许可以举出朱元璋时期严惩贪官也没能遏制明朝官员贪污之风的例子来对进行进一步的反驳。但这又会陷入一个循环过程。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说到根本更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这种问题要根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期待所有人都变成无瑕的好人。为了保障正常人的生活，对那些所谓的“坏人”进行打击和惩处是必要的。 贪污腐败案件将人的生命的价值用金钱进行衡量成为一些人认为国家不尊重个体生命的理由。贺卫方认为将犯罪分子的财产没收，让其在监狱里用一生去忏悔就足够了。但我想他忽略了一个前提——那个人愿意忏悔吗？在《绿里奇迹》中的那个问题少年，就算有旁人的感化他也不可能悔改，人性本善或者本恶是一个无法探讨的问题，但有些人的性质变坏之后是几乎没有可能变好的——这就是现实。对于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还幻想着感化、教育，那只能是一厢情愿。再者，官员贪污受贿的是物质，但我们不能简单地限制于物质。如果他的贪污受贿纵容杀人等侵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那么贪污受贿就不是简单的金钱问题了。或许我们不是杀得太多了，而是杀得太少了。有一个现象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抓出来的贪官大多为副职？难道那些一把手就真的如此清廉吗？难道一把手们对于身边的那些副职官员的行为直到被揭发出来之前就一无所知吗？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惩戒的力度不够，那些真正的大贪官根本在逍遥法外，那些被揪出来的不过是“工作”没做好罢了。这个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就算死刑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妥的地方，那么我要说，死刑制度本身在此承担的过错责任也是小的，背后看不见的“权力之手”的作用才是主要的。我们应该突破这道限制，该杀的一定要杀！ 在转型时期，贺卫方提出现在多为独生子女，如果杀了，那就是断子绝孙，这种仇恨是刻骨的。那么我要说，正因为是断子绝孙，所以我们不能让受害人家属承担断子绝孙之痛。罪犯的家属在没有尽好教育职责的同时还要受到如此人性化的关怀是一种新的不公平。从反面来说，死刑这种断子绝孙的威慑力会使罪犯的家属在发现犯罪意向的时候进行极力劝阻，也许能够达到使罪犯回心转意的结果，这也是未可知的。 以上是我对于现在流行的要求废除死刑的一些观点的反面思考。我想说的是，死刑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刑罚，必然有其合理至少值得推敲之处。这样的工作不是因几个耸动案件引发一番热情就能够讨论清楚的。不论持何种观点，首先要对于死刑这个制度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考量。工作量很大，绝对不是引述一下贝卡利亚、康德、马克思、卢梭，缅怀一下文艺复兴，歌颂一下生命价值之高尚和自由理想之崇高，批判一下政府专制和腐败，然后宏观地提出制度缺陷症结就能解决的问题。 不能因为制度有缺陷就要求废止制度，毕竟有制度就有缺陷，更重要的是进行理性细致的分析。关于死刑存废，有很多讨论面向。比如行刑，对于一些人来说，执行死刑是一项日常工作，这项工作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什么影响？比如受刑，如何在给予适当惩罚和保持人的尊严取得平衡？还比如用终身监禁替代死刑所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死刑时不能规避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客观讨论，主观上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当被害的是这些讨论者的至亲，到那时，提倡废止死刑的人们还能够凛然地称自己希望废除死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