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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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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