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好运

　　一、猜疑的年代

　　18世纪末的一天，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端坐着一众神父和红衣主教，他们传看着戈雅的画作。泛黄画纸上是一番狰狞的世界：狞笑的魔鬼，憔悴干枯的女人，因痛苦而痉挛的男人，笼罩着仇恨与无知的薄雾，粗糙土地上苟延残喘的生命。虽然早在15世纪，宗教法庭就开始把异教徒推上火刑架，但是所谓的圣战对于残忍的教廷从来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的势力需要更多献血的祭奠。于是，洛伦佐神父站出来，带领神父们以上帝的名义记录人们的窃窃私语，观察人们的举止，让每个“异教徒”都无所遁形。

 

　　这是“戈雅之灵”在开场展示给人们的世界，充满猜疑、质询、信仰规范。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评价音乐对宗教的影响，“音乐仅次于对上帝的爱，理应被颂扬为人类情感的主人和统治者……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音乐能和《圣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戈雅也用他的画笔记录着他眼中的宗教，巫魔们的夜会，传达着他的疑问与恐惧。

 

　　1957年5月2日，美国曾经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因为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气绝身亡，那场闹哄哄的 “麦卡锡事件”的影响余波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之后，对此事件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今日。2001年有金•凯瑞主演的“忘了我是谁”，2005年则有乔治•克鲁尼执导的“晚安，好运”。两部电影正好是从电影和电视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行业视角，讲述了身处“麦卡锡事件”中的人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调查，众口一词的指控。他们有些人逃离家园，随波逐流，有些人则坚守岗位，愤然抗争。

 

　　实际上，仅凭麦卡锡的一己之力，肯定不会将二战过后没多久的美国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二战后的美国，面对强大的苏联和日渐崛起的中国，开始变得焦虑重重。其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的人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干脆就把“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对于那些保守主义者来说，任何给美国带来改变的人都“形迹可疑”。在“麦卡锡事件”的前后几年间，联邦调查局辞去了378个人的职务，传讯了 2961人，初步控告了9097个人，全面调查了1万人的家世行踪，在300多万的美国民众中甄别权衡。

 

　　当戴维•利连撒尔被指责为曾包庇过共产党时，他掷地有声的回应这些捕风捉影的指控，“这些人不管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竟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共和党忙着搞他们政治上的迫害，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人们的人权。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到处搜集任何可疑的资料，证据不够就伪造证据，不给当事人辩白的机会就匆匆塞给他们一份认罪书，让他们签名了事。

 

　　这种行为与几百年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倒是惊人的相似。宗教裁判所并不直接执行或判决“异教徒”的死刑，而是把可疑的人关起来，折磨他们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法庭，并建议对他们处以火刑。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政治的问题可以交给学者们去研究，我更关注的是处在政治事件中人们的不同应对方式。

[戈雅之灵]

　　二、 忘了我是谁

　　“事实是，我从不是一个有伟大信念的人，一点都没有。坦白说，我认为我缺乏勇气。我不像路克• 川普，他让市集上的人群也关心那些事情。我从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想认识他。因为，我不得不对他说的感到诧异，我想他可能会告诉各位，这房间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并不是他誓死捍卫的美国！”——彼德•阿普顿

 

　　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业受到了电视发展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电影的狂热逐渐消退，他们更喜欢穿着睡衣，抱着甜品筒倒在沙发上，面对一个14英寸的荧幕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盛装打扮，举家出行，排很长的队到影院里去看一场电影。电影人得想尽办法把观众拉回影院。

 

　　“忘了我是谁”就开始于一个剧本讨论会，形形色色的人对着彼德•阿普顿的剧本指手画脚，把故事修改的面目全非。他虽然非常不满，却也只能强颜欢笑。他毕竟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流剧作家，只能写些B级片的剧本，没有能力维护什么。

 

　　年轻时的一次社团经历让彼德卷入了不久之后的“麦卡锡事件”，非美调查委员会编制着关于他的一些谎言，并要求他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失意的彼德喝醉了酒，开车冲下了桥，并因此失去了记忆，顺水漂到了加州劳森镇的海滩上。因为长相酷似哈里•川普在二战中丧生的儿子路克•川普，他被爱子心切的哈里当成了生还的路克来疼爱。

 

　　彼德的出现让死气沉沉的劳森镇又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从二战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彼德不断融入了路克的生活，并拥有了路克的朋友、老师、恋人和家人，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和路克之间的不同。

 

　　彼德•阿普顿不是什么伟人，不是英勇赴死的斗士，他只是个普通人，一心只想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他从善如流，只求安静的活着。当路克迫不及待去拯救世界，彼德却乐得不用冒险。他宁愿卑微的活着，也不愿意伟大的死去，成为机枪扫射下的亡魂。他只想躲在电影的幻想世界中，一偿他的英雄梦，让故事中的男主角冲锋陷阵、英雄救美去吧，他只要默默在一旁欣赏就好。

 

　　我想，这不仅是彼德，也是大多数人面对事情的态度。人们颂扬英雄，却鲜少有人愿意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没人愿意做领头羊，开辟道路，为全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奋斗。为自己的理想还忙不过来，又有人愿意为别人的理想奋斗呢？

 

　　路克•川普在奔赴战场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回来。他深信，总要有人站出来守护家园，总要有人为了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梦想挺身而出。平时人们把崇高的理想挂在嘴边，可知道很多人用生命和鲜血来实现这些信仰。

 

　　可毕竟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碌碌无为。我们这些平凡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在听证会上，主席显然并不想听彼德的辩解，只想听他念那份早就拟好的声明，敲敲他的小木槌就宣告结束，阿普顿就能滚出他的视野了。可是彼德并未像以往那样妥协，他选择站出来慷慨陈词，说出他真正的想法。

 

　　路克•川普在信中写过，“当恶霸强权兴起时，我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去打倒它。这是个单纯的想法，但是已比任何事情都有价值。”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英雄。

 

　　彼德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哪怕他的作为无法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每个像他一样平凡的人都有可能变得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心中的话。就像最后，彼德对着胡乱篡改他剧本的顶头上司终于可以释怀而潇洒的说出，“这真是我听过最愚蠢的想法。”

 

　　其实，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只是他们都无法迈出第一步。就像加州劳森镇的人，他们都知道彼德并不是路克•川普，但他们宁愿相信他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希望，一个幸福的启示。他们缺乏的只是一点勇气。

[彼德•阿普顿身上反映了平凡人的恐惧]

　　三、 晚安，好运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与阿普顿不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恰恰是在高射炮弹的轰鸣中屹立不倒的那个人。没有电视的时候，他就用广播在现场播报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灾情报道出去，没人见到他因为在身边爆炸的几颗炸弹而动摇。

 

　　在影片的最后，虽然默罗的努力迎来了胜利——麦卡锡的垮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佩利先生却因为他带来的麻烦和政客施加的压力，准备削减他的节目。他无奈且又愤慨的对固执己见的默罗说，“你该去教新闻学！”

 

　　事实上，默罗一直遵守并追求着他心中的新闻的意义和价值：准确、客观、及时、简明扼要。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当不了总经理，做不了资本家，因为他不懂经营管理预算那套理论，更不忍心解雇员工压缩成本。他是新闻界的艺术家，精确的遵循着历史，坚持着“事实胜于雄辩”。电视媒体在默罗的经营中不再是娱乐大众的玩具，也不再是逃避现实、隔离于社会之外的世界。他兢兢业业，用真实的播报重现历史。你不会看到他挖什么明星的八卦，谈论当下的时尚流行，说些不切实际但是无伤大雅的笑话。他会去访问赫鲁晓夫、麦克阿瑟、安妮•李•莫斯等等。当记者们都指望着捕捉到艾森豪威尔幕后操纵之类的新闻时，只有默罗提议报道米洛•瑞杜维奇被空军扫地出门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觉得他是个倒霉的人，看看便过去了。默罗与其他人看一样的报纸，却能发现更多有待挖掘的真相，那些与西方文明价值标准相违背的事件。很多时候，真相不是被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只是被我们习惯性的忽略掉了。

 

　　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曾写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像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他并非像很多人想象中的满怀信仰，信守规条。他虽然是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他所做的正确事业，相信他所见到的真实。

 

　　当人们在疑云重重中度日，安慰自己说麦卡锡会倒台，等着他自己玩得过火的时候参议院去对他进行调查，只有默罗坚持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说话，认为儿子不应为父亲背负偏见。很多事情不该归咎于盟友、敌人，往往追根究底正是我们自己做错了，这是比被敌人击倒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环境的突变，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的适应现况，甚至由此“大出风头”，沃尔特•迪斯尼和伊利亚•卡赞便是饱受非议的两位名人，他们揭露了上百个圈内的好友或者相识的人，为了自保或者出于狭隘的嫉妒，这都不得而知。当记者们因为“身世不干净”而退出节目制作组时，默罗却带着他常有的语气，半认真半调侃地说：“如果我们都没看过所谓的‘危险’书籍，结交持“异见”的朋友，或者从不参加任何提倡‘革新’的组织，那我们就成了麦卡锡所期望的那类人了。”

 

　　当人们嗅到恐怖气息的第一反应都是逃避时，只有默罗这样的人选择站起来，因为这恐怖的气氛已经来到身边了，不能再任由他嚣张，否则人们将就此失去自我，成为了被人摆弄的布偶。

 

　　“晚安，好运”这个名字出自他做节目的习惯结束用语，“晚安——祝你好运”，像一个朋友临别前谨慎、真诚的祝愿。只可惜人们还是喜欢拿他手中犹如明星一般从未间断的香烟做文章，哪怕是播放他去世消息的时候，还不忘紧接着追加一条香烟的广告。不过，正如埋在地下的电缆一样，默罗的精神顽强而影响深远，真相总有一天通过这条电缆传到每家每户的电视中。

[你该去教新闻学！]

　　四、 光荣与梦想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945）

 

　　以上援引自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碑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92年开始屠杀犹太人，当年西班牙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也没有说话。十年之后的1502年，宗教裁判所的屠刀又伸向了穆斯林，他们起义反抗，却孤立无援，只得被暴力镇压。从此西班牙成为了基督教在欧洲抵抗伊斯兰教扩张的桥头堡。历史在无形中，不断地重复，一次又一次成为了这句碑文的注解。

 

　　总有一些电影或者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也许，我们注定不是那闪耀的百万分之一，无法像默罗一样冷静沉稳，成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丰碑式人物，但是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让自己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倾听那些孩子的呼喊。

 

　　平时，我们都是像彼德•阿普顿一样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但总有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抉择会让今后想起来都感到骄傲。谁都会犯错，但是一定要活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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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音乐而言，作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爵士乐，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全片没有背景音乐，但爵士乐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武器。在每一次莫洛的节目播完后，爵士乐就会响起，快节奏的爵士乐，预示初步取得胜利的果实；慵懒的爵士乐，预示战斗陷入困境。情节的缓急，全得益于音乐的转换。举例来讲，在针对麦卡锡的节目第一次播出后，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坐在酒吧里整夜狂欢，这个时候的音乐是欢快狂乱的，随着黎明即将到来，音乐骤然安静，所有人陷入了沉默，大家都在等着次日的报纸，或者说心怀忐忑的等待着主流媒体的审判。
       其次，影片的背景音，也为全片增色不少。每一次节目录制时，我们都可以听到胶片的卷动声。这胶片声出现在沉默的录影棚里，没有突兀，只有和谐。此时此刻，莫洛在想什么，其他人在想什么，导演在想什么。。。。。这些都不重要，胶片声就是导演要表达的所有，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却使得气氛更加紧张。再比如，当大家得知麦卡锡将被参议员调查时，工作室里一片沸腾，可是当弗莱德里接到某个电话并将之传达给莫洛时，场景骤然安静，这一变化直击观众内心，声音的效果比画面更震撼，而随之，我们便得知了唐。霍伦贝克的死讯。再次，人物的对白也别具特色。本片声音简单，大部分是人物对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画面与对白不同步的情节，这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紧张的氛围。而在这些对白中，莫洛的语言最为精彩，在此也突出了他中心人物的形象。当朋友问他在今后与麦卡锡的“对决”中该当如何时，他说到“投石问路，静观其变”；当老板打来电话询问时，他说“我正忙着搞垮公司”；当麦卡锡发言之后，他的反击更加强烈，语言犀利且讽刺十足，机智而幽默，无畏且坚强。
       仅从语言一点上看，我们就可以窥见莫洛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素质。

一部非常严肃的黑白影片，没有女主角，没有爱情故事，没有调侃，没有仇恨和悲哀。有的是短促而铿锵有力的语调，坚定而执着的信念，还有“free speech”的美国精神。在演播室漆黑的背景下，主持人挺直腰板一动不动，但是他的眼神和绷紧的面容，从容不迫的语言让我肃然起敬。
如果说Angel-A把我们带回几十年前的巴黎情调，那么这部影片就是描写50年代美国的纪录片。在疯狂镇压共党和共党同情者的社会环境下，新闻工作者敢于挑战议长的观点和政策。因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美国人权概念的基础，因为人民相信自己的权力，尊重别人的权力。
引用片中Edward R Murrow的演讲，”We will not walk in fear, one of another. We will not be driven by fear into an age of unreason, if we dig deep in our history and our doctrine; and remember that we are not descended from fearful men. Not from men who feared to write, to speak, to associate, and to defend causes that were for the moment unpopular.”
“We can not defend freedom abroad, while desert it at home.”

爱德华·莫罗大学毕业后，被CBS派往欧洲任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记者。敏锐的他感觉到一场遍及全球的战争即将爆发，便把他仅有的五名助手派往世界各地，追踪墨索里尼，张伯伦等人，随时发回伦敦，由他组织成一档广播节目：新闻联播。

二战爆发后，爱德华深入到战场的第一线，创办节目“现在请听”，“在潜艇上现场向您报道”，开创了新闻直播的先河。

二战结束后，爱德华·莫罗从英国返美，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对爱德华说，如果现在你竞选总统，你会得到比我多得多的选票。

麦卡锡时代，爱德华创办“现在请听”

（熄灯了，待续）

这个在the bourne ultimatum中演Noah Vosen的老头非常有气质和正义感，他适合演U.S. solicitor general，要知道这样的人物比U.S. attorney general崇高而令人尊敬得多

censorship的存在和在这个月份中不存在的那个日子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政府对公民神秘感和恐吓保持的太久了

政治不是事不关己的泥菩萨开会更不是神圣不可辩驳的意识形态

政治是公民自我承认、自我实现和自我保护的必需品，当这种必需品腐坏变质的时候，需要被修复或者替换，好的制度能让人及时的进行修复和替换，而坏的制度令人被腐坏变质绑架。

在法之前先有善恶，因此reporter的良知和道德是walk upright的基础，即使面对拥有权力的大人物

为什么星条旗下飘扬着自由与正义？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nation, man can walk upright, no matter who he is or who she is. he can walk upright and meet his friend or his enemy. and he does not fear that because that enemy may be in a position of great power that he can be suddenly thrown in jail to rot there without charges and with no recourse to justice. we have the Habeas Corpus Act and we respect it

请珍视你的自尊和walk upright的权利，因为Gloria brevis est honor longa 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