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我是一个八零后，对十七年电影并没有童年情节。只能说我是一个十七年电影的爱好者。不过看了这么多电影，这部电影确实是我给分最低的，给了三星。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由于时代背景决定的。电影拍摄的时代是在解放后，同时在于大跃进的思潮正中。所以电影主体传递的信息和其他十七年电影比是略有不同的。以往电影里的主题是对比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不同，赞颂新社会的美好。

但是这部电影这一点是附带主题，主要的方面还是想表达人们积极工作生产，为了工作可以完全放弃个人生活，这就是觉悟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宣传的就是一切为了生产。所有的导向都是在鼓励生产，为了生产放弃自身的一切，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从这一点出发电影即使现在看，也没毛病。毛病在另一点上。

也许有的人说，当时的这个电影中的做法相当于完全剥夺了私人空间。也许有人说这种一心为工作，不为自己考虑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在这里要说，任何时代一心为工作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并且现在也确实有这样一心为工作的人，无论是社会各界各行一心为工作的人真的不少的。

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部电影主角马天民同志最大的问题是“守信”问题。

也许那个时代人情世故相对会多一些，有的时候为了工作不守信可以接受。但是放在现在的社会，不守信用就是罪，是大家无法接受的，也不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哪怕你天民同志做了再了不得的事情，不守信仍旧会让人反感，何况其实作为民警的马天民同志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事分轻重的，马完全可以先履行承诺看了自己相亲对象，然后说明白了再去办事。

电影把最后的圆满用一种巧合来硬性体现，其实也就是侧面的说明了，如果没有最后老大爷就是公社的那位农民伯伯，主角就只能黯然收场，里外不是人了。

这是时代变了，看问题的眼光也要变。

看了这部电影，我想大家要学马天民的一心为工作，不能学他的不靠谱。

讽刺喜剧的创作在反右运动后逐渐回退，当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准确说法是，（对阶级敌人）的讽刺仍然继续存在于此后的影片乃至革命样板戏中，而喜剧成了问题。喜剧的问题最终也是笑的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歌颂性喜剧”，代表作就是《今天我休息》，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十七年中招致批评最少的一部作品了。当然这个印象并不一定对，不过即便抛却这个前提也可以看出电影的症候所在。《今天我休息》呈现了三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新人”？笑是从哪出发的？笑之后残余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是关于新人的文艺，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是新人呢？这样的新人不能具有个人主义思想，他也不能对不该抨击的对象加以抨击，他应该做的是无论于公于私都展现出洋溢的劳动热情。这种要求其实同样也是对于观众的要求，因此说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用新人来规训新人也没错，更极端地说，观众应当在所有的行动之前就辨别出行动的界限与正误。从这点来看，《今天我休息》对于银幕新人的展示确实可以称作准确，马天民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正面人物，他是出生在旧社会的孤儿，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家人般的同志关怀，同时也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入了党，现在正28岁，拥有为大跃进建设而奉献的一片赤诚。

可是从类型定位上来说，这部电影是喜剧，也就是指观众要能发出笑声。电影的喜剧来源也很简单，就是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一种温和又轻微的“不一致性”，比如他应当休息却工作，导致出了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洋相。在电影的许多情节中他的这种洋相都旋即被他的正直而驱赶开。留下的只是观众瞬时的有些尴尬的笑。这便是十七年期间反复出现的“应不应该笑正面人物”的问题，按照朱羽的说法，笑的发生是一种“分心”状态，它打开了一个裂隙，在这样的裂隙里，一切都是不可控的，电影作为教导工具的力度被削减了（《社会主义与“自然”》）。有评论者指出这部电影并没能在情节中揭示人物的发展，因此观众在观看后就将马天民的形象抛诸脑后（《喜剧电影讨论集》171页）。问题是，如果马天民本来就是完美的人物，他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对他进行学习，这时候再用传统的戏剧理论来要求这部作品，只能说明这位评论者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精神”。但是其实这部电影有着更为扭结的创作背景，一方面喜剧的选择是为了更加接近大众，另一方面正如编剧李天济所说这个故事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生活充满欢喜”。因此比起人物的不协调性导致的笑，对于大跃进建设的由心底里生发出的喜悦才是更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休息》没有招致过多批评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笑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最为极端的例子反而是建国初所拍摄的《关连长》），那第二种喜悦（或者假装喜悦）则是几乎健康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笑的残余部分仍然有可能导致批评，因此在《抓壮丁》之后的数十年里，不仅成问题的讽刺消失了，有可能引发问题的喜剧创作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更能引发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无处可寻。

无论是《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是《今天我休息》，其关于爱情的讲述都是以男女主角必然结合的明朗结局作为叙述的铺陈的。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喜剧表达的一种方法，但不应仅限于电影作品本身，应该说这一叙事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和时代背景紧紧相关。而当众多评论把十七年电影指认为一种单纯的乌托邦的构想，甚至多次强调时代不同造就的观感偏差，从而在字里行间透露着社会转型后所谓自由开放气息的优越，实在是让人犯恶心。只记得欣欣向荣的火红时代是一个“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的所谓「时代背景」（就这还算好的），忘记了那些年造成所谓“乌托邦”现实的国际国内生产关系生产力原因，而当厚重的家国历史现实压在你心头的时候，你就该明白影片中被你评价为仅仅的“幻想与愿望”的喜剧表达有着多么沉重的底色。为什么会有理解与情感上的隔阂，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而忘记历史注定会导致前路迷茫，当社会转型终有一天再次降临的时候，你们也会心向往之，就像接受那个时代的表面退场一样欣然接受吗？还是在那时才能真正的意识到，你其实并不能舍得现在怀抱着的这一套看似客观自由的思维，原来客观自由竟然也成了你们最讨厌的“意识形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