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总在左边

                我能看到你。看到你们的故事。89分钟，我一直屏住呼吸。
        
        去百老汇的路上，呼吸着北京呛人的空气，第一次看到夜里的百老汇，太阳总在左边，是我不知道的一个故事。

        许许多多的长长的固定镜头，背景里只有风声，和尼玛的脚步声，马路上的车声。导演让我们安静地在一旁静静观看，看他们的故事，不会离得太近，不会去干涉，也不会被打扰。我觉得，这就是镜头里透出的态度，这是我所能感受到的。其实看完之后，走出影院，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句话也不想说……

        藏族帅小伙的笑容爽朗又迷人，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他还是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动人。然后在一分钟后，两分钟后，所有的情绪都戛然而止。在悲剧发生，屏幕闪黑的那一瞬间，我的情绪确实受到了许久以来都没有过的触动。而之后我看到了最真实的画面，以及最值得理解的情绪，恐惧。因为在那一秒，我也怔住了，换做是我，我也会逃跑，我也会躲起来，我也会混乱我也会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会不敢去看……我也会后知后觉，缓过来之后偷偷躲在墙角下。此时此刻，哭声，鸟叫声，狗吠声，还有可恶的拖拉机的声音，全部回荡在周围。这是我注意到的细节，是这部电影最不安静的时刻，是最多声音响起来的时刻。我想，那声音虽然是有声源，但是却反映的是尼玛当时的情绪。从此看出，导演真的很有心。让我感受到了那份真真诚诚的态度。

        我很喜欢那个可爱老爷爷的笑声，还有他说的一句句嵌入我脑海中的话。
        “孩子小的时候，盼望他们长大，长大之后，盼望他们成家。”
        成家之后，盼望抱孙子。
        “那抱完孙子呢，还能盼望什么？”
        这就不知道了。
        
        痛苦在遇到时间和孩子之后，都会消逝。

        即使悲伤，也要充满希望。

        回到家，同一条马路，同样的亲人。虽然路边的旗子已经破烂不堪，过去明朗的青年看似也狼狈不堪，但是他沐浴了时间，遇见了孩子。所以即使悲伤，也会充满希望。

        因为太阳总在左边，太阳会打败痛苦。

平心静气地在藏区拍电影
——对话导演松太加


2005年，在导演万玛才旦的努力下，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电影《静静的嘛呢石》问世，一支由藏族人组成的电影制作团队，也逐渐活跃在独立电影的摄制现场。他们试图用手中的摄影机构筑、展示藏区的传统文化、民间信仰与当下现实，为观众贡献了包括《老狗》、《太阳总在左边》在内的一系列珍贵影像实践。

在这群活跃分子中，松太加迅速地展露头角。摄影师出生的他于2010年初执导筒，首部长片《太阳总在左边》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公路影片，讲述漫长的朝圣归路上，一位青年的自我心灵救赎。电影克制凝练，和当下民族题材电影的“情怀党”美学相去甚远，松太加扎根本土宗教文化，将藏民生死坦然的态度，呈现于一望无际的荒漠之上。电影获得当年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大奖，获得了包括了许鞍华在内的评审的欣赏。2015年，松太加的第二部作品《河》入选第65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在柏林Zoo Palast电影宫举行了首映。映后，导演在问答环节和观众热烈互动，也随即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专访。

·用童心拍一部大人小孩都能看的电影
问：为什么会想到拍摄《河》这样一部电影？
答：这部电影那个的缘起是2011年我和小女孩央金拉姆的相遇。央金是我一位远房亲戚的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她家的夏季牧场相遇。在此之前，我一直都非常想拍一部儿童电影，央金的灵气和可爱让我当时就决定要为她写一个剧本，这就是今年在柏林展映的《河》，央金在电影中饰演她自己一个生活在安多藏区的小女孩。剧本的腹稿构思了两个月，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拍摄时间经历了漫长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故事不断地改动，我自己也对电影的定位产生了新的想法。

问：说到电影的定位问题，《河》的基调并没有通常儿童电影的明媚，相反它对父子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相对沉重，电影的叙事也非常缓慢，虽然此次被选入柏林“新生代单元”（该单元电影主要针对14岁左右的青少年观众），但感觉这部电影的目标观众群应当是成年人。
答：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很纠结。但在缓慢拍摄的过程中，我不时地修改剧本。当时剧本的主要构架是讲述一位小女孩，面对怀孕母亲的情感起落，既希望新生儿早点降生，又害怕她会因此失去家庭中心的地位。但是揣摩儿童的心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电影的主线。恰好当时手头在写另外一个有关父子代际关系剧本，于是我尝试着将这两个不成熟的想法杂糅在一起，感觉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叙事脉络，于是《河》这个故事也渐渐地向成人世界扩展。其实，“儿童片”的定义很广，并不一定非要奇幻童真。伊朗导演阿巴斯用朴质的镜头展现孩子和自然的生命力，杨德昌则在《一一》里，用儿童的目光窥探成人世界的悲哀无力。广义地归纳，《河》应当是一部儿童片。至于观众的定位，我认为大人和孩子能够分别从电影中得到不同的观感。从这次柏林放映的效果来看，主要的反响还是来自儿童观众。虽然不能肯定他们能百分百地理解这部电影，但不少情节还是能够引起跨文化、跨年龄的共鸣。

·藏文化的核心是心灵救赎
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您的上一部电影《太阳总在左边》也是探讨两代人之间的问题，但加入了很多哲学层面的思考，有关如何放下心灵救赎，如何让过去成为过去。您讲故事的方法也相应的比较晦涩，大量加入闪回等等。这次用儿童题材，在电影中摒弃了很多复杂的叙事技巧，整个电影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得很平稳流畅，但您想表达的主题还是非常深刻，用简单的叙事手法，表达一个深刻的核心概念，您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答：五年前拍《太阳总在左边》的时候，完全处在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里，没有那么多顾虑，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本能的表达。电影拍完之后，作为一部处女作，观众的反响不错。但事后反思，似乎哲学层面的东西太多，当时的我也太急于追求一种叙事上的复杂。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需要各种把控。所以在拍摄、剪辑的《河》的时候，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故事和节奏层面，这么做反而更符合我现阶段的审美取向，也很容易地就把想表达的主题带出来了。拍摄《河》的三年，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问：《太阳总在左边》中，男主人公尼玛通过和公路上偶遇的老人零星交谈最终原谅自己犯下的错误。《河》中，爸爸的情绪如同春季日益解冻的冰河，原谅爷爷在四年前的无情之举，“原谅”与“救赎”是您两部电影的共同母题？
答：刚开始构思《河》的时候，没有想得这么复杂，只是想把注意力放在人的情感表达上，拍完之后，才发现两部电影的相似之处，我想这也是电影人在创作中无意识的情绪透露，毕竟藏文化的核心就是有关心灵的救赎，它是很多文艺作品的创作母题，我自己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个主题所吸引。不过，两部电影也确有我自己的写照，父亲去世对我影响很大，《太阳总在左边》中的老人和《河》中的爷爷都有他的影子。

问：央金拉姆在拍摄《河》的时候还不到八岁，您如何让她理解这个角色？
答：其实我并没有和她反复说戏，因为央金拉姆差不多是本色出演，拍摄的地方又是在青海同德县她们家的夏季牧场，所以她的表演非常自然。藏区地广人稀，小孩子平时的生活也很单调，看见一大群人大包小包地过来拍电影，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她也就在半玩耍半工作的状态下完成了拍摄。

·摒弃文化猎奇，追寻“壁画美学”
问：您是美术专业出身，进入电影行业之处又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摄影师。这些经历对您转型成为导演有什么影响？
答：万玛才旦是我的电影生涯中亲密的合作者，当年我们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也是商量好，一个学编剧、导演，一个学摄影，毕业了之后可以一起拍电影。和万玛才旦在一起工作，我们两个人相互影响，虽然当时我主要负责摄影，但因为我们两人的私交，我经常参与剧本的讨论。万玛才旦是导演，也是小说家，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编剧的技巧。在电影前期筹备的过程中，我们两人的思路也因为“工种”的关系不尽相同，他更多地思考剧作的脉络，而我则比较倚重画面感的营造，脑海中始终盘旋的问题都与光线、调度有关。我们两个就一搭一档，合作了三部影片。

也正是在拍摄万玛才旦的《静静的玛尼石》和《寻找智美更登》的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出来了一种最能表现藏区风貌的摄影风格，现在也有人把这种风格称为“壁画美学”，主要靠远景和风景支撑起叙事。记得2004年的《寻找智美更登》时，当时开机两天了还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拍摄方法，怎么拍都觉得不对劲。后来我和万玛才旦达成共识，决定冒险废弃长焦镜头，只用一部25mm的广角镜头，强调藏区博大辽阔的感觉。当时一共拍摄了不到五十天，整个过程心里很没底，因为这种拍摄手法对演员要求特别高，一旦一个环节不对，整个一场戏都要重拍，而我们的演员又都是非专业的素人。记得有一个场景，连续拍了一周，超过一百多条的素材。我们希望提倡一种特殊的美学，如同唐卡一般，没有局部和特写，强调和谐的一体。

问：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在藏区拍摄时，最困难是组织起一个专业的团队，那么您两部电影的团队又是如何召集起来的？
答：在之前的工作中，我已经积累了一些团队方面的资源，大概有十来位藏族电影工作者。不拍电影的时候，大家也有机会合作一些藏区的MTV或是纪录片。拍《太阳总在左边》的时候，我还从北京请了十来位技术人员。这二十来号人，差不多组成了《河》的摄制组。电影的音乐，依然由藏族录音师德格才让打造。我特别喜欢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21克》和《通天塔》中的配乐，也推荐给德格才让揣摩。他为《太阳总在左边》制作的配乐令人印象深刻。相比前作，音乐在《河》中占据的位置并不重要，我尝试着让电影有更多的留白，土耳其导演努尔·比格·锡兰在《远方》中对于各种自然音的使用，给我很大的启发。

问：《太阳总在左边》完成了之后，不少评论给您的电影打上了“去符号化藏族电影”的标签，您并不去迎合外人对藏区的想象，而是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他们对生命、信仰的看法。在《河》中，这种去符号化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下藏族题材电影对于藏文化的表现非常矫情，许多非民族电影把藏区浪漫化，但在同时也把它异化了。您是否有意识地像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挑战这种刻板？
答：的确像你说，外界给藏区贴的标签太多了，真正的藏区和藏文化，也不是像《转山》中表达得那么浪漫。我作为一个藏族导演，希望自己的作品真正表达藏族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观念，没有文化猎奇，没有异域奇观。

问：《河》已经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拿到了龙标，电影何时上映？
答：虽然拿到了龙标，但是大规模上映是不太可能的，希望能在各个城市做一些小型的放映。柏林公映后，已经陆陆续续受到了一些邀请。我其实并不愁市场，拍摄这部电影才花了150万，2011年我得到了亚太银屏奖儿童电影基金，再加上其他一些投资，收回成本应该没问题。

问：“西藏阳光三部曲”的计划还在进行中吗？第三部电影关于什么？
答：我对自己的拍片计划很谨慎，总觉得现在藏族导演还不多，我必须要对自己的每一帧影像负责，不想把文化变成纯粹的娱乐。拍完《太阳总在左边》之后，我曾经说要拍一个“西藏阳光三部曲”，太阳在我们藏文化中，地位实在太显赫了，它代表一种温暖的救赎，我也想接着利用这个意象，分别讨论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河》是计划外的产品，不算在三部曲之内，因为央金拉姆的出现，反而先拍出来了。接下来的计划，是继续拍三部曲之二，讲述一对藏族夫妻的婚姻，我希望能把它拍成一部波浪式的作品，充满起伏，可看性更强，今年年底争取把剧本写完。



《21世纪经济报道》

第一次被一部电影震撼是很小的时候，午夜，睡不着，看电视，电影频道上的黑白电影，名字完全不记得了，印象中我是睡了又醒了，然后看到女主角穿着大花宽松的大裙子缓缓走上楼梯，像中午才睡醒的女人，惺忪颓废，有一张我不喜欢的短的方的脸，也许很像奥黛丽赫本，然后是长发，瀑布般浓密的长发，站在楼梯上和下面的男人说话，那个留着中长发的气质沉静忧伤的男人，然后看见玻璃窗外花园里年轻的男人，于是转身慌张上楼了，那个叫做哥哥的男人静静看着她离去，身后出现了一个肥胖的醉醺醺的中年妇女，冷嘲热讽，她是他们的母亲。
然后换镜头，在集中营，三个人，女孩，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拉开弓箭对着另外一个男孩，眼神里是深深的厌恶和恨。
然后是长大后的女孩，要出嫁了，前夜，镜子前，那个叫做哥哥的男人站在她的身后，帮她戴上珍珠链，未婚夫敲门，哥哥打开门，说，我们的风俗是结婚前夜是不能见面的，不等门外那个纤弱的男人反应，便把门重重关上了。
哥哥对妹妹说：“我们走吧，离得远远的，去欧洲，我都计划好了。”
那个颓废的不纯洁的女主角眼中却是害怕和忧伤。门外，又是母亲的咒骂声，用“婊子”称呼那个叫做女儿的女人。
哥哥离开了，时间，流逝的时间充斥着赌博，妓女，酒，拥挤的人群，桥，漫无边际的黑夜，年轻的未婚夫死亡了，警察通告，调查，母亲站在哥哥身后，说，我知道凶手就在这栋房子里。可是证据呢？
无边无际的孤独。
女孩终于出逃了，带着她的箱子和帽子，大衣，走进一趟火车，用警醒的脆弱的眼神打量着过往的男人和女人。
还是黑夜，无边无际的孤独，然后女人脸上少了颓废，驿站，女人终于走下火车，酒馆，一样拥挤和香烟，笑声，露乳的女人，骰子，桥牌，女人说，我要一杯茶。给钱。我没有钱。
然后是淹没的拥挤，嬉笑怒骂，调情。
倒数第二个镜头是女人在电话亭里拨通了哥哥的电话，那个因为她的失踪而杀死母亲的年轻男人听到她的声音如得到全世界至宝一般松了一口气，紧张问你在哪里。
女人说我没有钱，我在车站。男人说我马上来。
男人来了，二楼，打破了玻璃，把那些调戏女人的醉汉杀死了，然后是亲吻，铁轨车轮的声音，这是无望的轮回。
看完后我失眠了，为剧中的女人深深地悲伤，在她登上火车的时候，我以为新生活会对她展开，最后她说我没有钱，于是回到他身边。

第二部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第三部是《疯女胡安娜》
第四部是《钢琴别恋》中随着钢琴坠入深海的女人，巨大的裙子撑开，深海，一望无际的宁静，如果我是她，将不会挣脱缰绳。

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断层，再无法被任何电影打动。
直到2007年金基德的《时间》，那是我概念中定义的商业电影。
然后是2009年金基德的《悲梦》，欣赏和理解其中虚实的比如男人的梦由女人实现，比如男人通过梦境接近离去的爱人，女人不愿记起旧爱却因为男人的梦和他频频接触甚至肉体接触，伤害的真谛因为你理解。此外是因为小田切让，是我认为的完美的男人。
2009年《生人勿近》，多年未有的惊艳之作，冷掉，北国冰封的沉静，所有饱满的情感由细腻的低层次肢体泄露。喜欢爱丽丝在窗外看着老男人死去的眼神，还有结尾，非常理想化，小男孩奥斯卡带着箱子出行了，轻轻敲三次，表示我爱你。爱丽丝气质相当高贵。

然后就是独立电影《太阳总在左边》，2011年6月11日观看。

忧伤的哲学

影片的音乐非常少，而且在我听来是一段，重复的一段，每次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的内心便充满了深深的忧伤。

枯草啊，淡蓝色的天空，直线的公路，汽车开过的声音。

在我的概念中，最伟大和高贵的东西，叫做哲学。因为我们，也许用我更加精确，凡夫俗子，爱恨情仇，七情六欲，久而久之，唯一能够化解的便是仰望哲学，那种清冷的，沉稳的，如宇宙，时间，无情无欲的冷静的理智的，是我向往的世界。

《太阳总在左边》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哲学电影。当然我看电影其实非常自我，关于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故事本身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的感受。因此所有东西都是被二次创造过的，只代表个人意见。我看到的是冷静啊忧伤啊如天上的星星啊月亮啊，就算在男人对女人说，我家里在筹备我们的婚礼的时候，音乐也是如此忧伤，命运之轮不断转动着，那些人啊，那些生命总将一些微小的东西，既定的伦理，人尽皆服的道理质疑化，那些自我的生命啊，那些坚定的眼神，那些雷打不动的信念和信仰啊。青春啊路途啊。

旅途之中，有一个年长的同性不断从车上下来，作陪，已经是理想化的生活。
男人最后微笑的时候，是顿悟。人生有时候绕一个大圈，最后貌似还是回到原点，那个原点，是社会和时间沉淀下来的真理，告知给所有平庸的遵循着的生命，因此他们的生活貌似少了去多苦头和弯路，然而那些有勇气怀疑真理的，那些固执的，信念不容动摇的生命啊，是否所有经历都是一种过程，正如每个人的路都要自己走，每个人的结都要自己解。

老人最后终于走了，也许是失望。他认为他再也无法领悟？他其实想去帮他捡起被风吹跑的帽子，这个沉默的古怪的迟钝的男人啊，感激啊爱啊是从行动发出的，然而人生总有遗憾，谢谢也来不及说去。
只能最后把帽子留在路旁。

顿悟了回归了的人便懂得放下，舍。

固执的生命坚守着某种信念的，端着满满地忧伤和悲哀。

太阳总从西边升起，灼伤的总是左边的脸，勇敢的生命尝试挑战啊抵御啊那些亘古转动的宇宙之轮，信念是好的，但是作为同辈，因为理解所以懂得，所以变着法子地鼓励安慰劝慰，总之希望你过得开心，最好不必为此困扰。

不知者总是最幸福的。

悲伤在时间和小孩面前，是无力的？
生命中总需要一些说服力，小孩非常好，初生的新生的充满未来无限可能性的单纯的好奇的不自知的，但是为何你的眼中有隐约溢出的泪水？

创作者啊创作者，是否你的内心依然是深深的无望和忧伤，你那么努力救赎，是否因为世事世人本就无法救赎。

说到底是阿Q的温柔的自我打气的给自己和所有被困扰着的人群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只有那么柔弱的生命和眼睛，不自知的来自宇宙的单纯的生命，才能看穿生命的本质，并为世人悲悯？

不可继续探讨。

声音

我喜欢呼呼的风声，水流在壶里的声音，水溢出的声音，鞋子踩在沙砾上的声音，非常动听，非常非常。

看电影的时候我想也许我要专门刻一张类似的盘，不断重复播放。

内心平静。

芳香的肮脏

去看电影前，受邀去和一个朋友吃饭，车转过一条小道又一条，沿途可以看到树，地上是沙砾，有别于城市水泥路面的，有红色的整理的房子，有墙，有古旧的气息。突然内心被深深打动，那种古旧的东西，我想起窄小的游泳池，木门，斑驳的干净的那些具体说不出的。

我非常害怕肮脏，我喜欢香气，洗手间必须一尘不染，每一个角落，是五星级酒店刚打扫完地标准，否则便是无尽的忧伤。

然而有些东西，是泛着香气的肮脏，足以让我迷恋的，比如上面所提的游泳池，木门，有风的阳台，死去的鲜花，小时候画的画，爸爸送的钢笔等等等等。

比如电影中老人捡来取暖的掉在地上发出石头一般声音的牛粪，皱巴巴的用来煮酥油茶的锅，真美。

审美情趣真到位。

片中男主角和喇嘛模样的老人有种我看过的所有近现代中国电影人物都没有的高贵气质，木讷迟钝乏味肮脏皱巴巴，异常高贵。

但我不会爱。

结论是，我对我的言论负责，截止2011年6月11日，《太阳总在左边》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电影。



林蜜雪 2011.6.12 凌晨于北京

       导演的话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黑黝黝的柏油马路伸向天际，刺眼的马路上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这是我开始写剧本阶段就会想到的一个画面，也是我每次上拉萨时面对格尔木周围那块处女地的影像联想。几年前就有想要为这块戈壁滩写一个剧本的冲动，后来偶然从家乡听到一个真实事件引发的悲剧，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大为震惊，很多个问题缠绕着我：假如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兄弟俩怎么样面对今后的生活？他们有没有再次面对生活的勇气，他的动力是什么？是宗教还是其他什么力量？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至上的民族，宗教信仰占据着一切，所以开始我试着从宗教来救赎他们，但后来慢慢发现这样的救赎方式非常老套而苍白无力。我觉得还是生活本身来救赎他们更加有力量，这样的救赎方式非常符合东方人的生命感悟或文化特性，更符合藏族人对于生活或生命本质的理解和体验。




    剧情
    这是一部关于救赎的电影。母亲去城里看望女儿刚刚回来，即将结婚的尼玛和哥哥嘉布去路口迎接。嘉布带着母亲走在前面，尼玛驾驶一台崭新的手扶拖拉机紧跟在后。三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快乐的奔驰，不料路上母亲的藏袍腰带掉落下来，缠住了摩托车的后轮，哥哥没能把住摩托车，母亲摔了下来。土路上尘土飞扬，而尼玛驾驶技术并不熟练，慌乱中手扶拖拉机从母亲身上碾过去…… 尼玛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和愧疚，更无法原谅自己。他前去派出所自首，要让派出所的人对自己定罪判刑，但派出所的警察认为这是意外事故，无法定罪。沉浸在悲痛之河的尼玛带着渗有母亲血迹的一把黄土，抛下即将和他结婚的恋人秀措，只身磕着等身长头去了拉萨。
    长路漫漫，尼玛历经苦难到了拉萨，但内心却一如既往的无法释怀，更不忍心将那包渗有母亲血迹的黄土留在那里，他只能木讷的走上回家的路。坐在车上，尼玛无法忍受归来时对于内心来说极度反差的速度，半路下车步行，每走一步，距离家乡越来越近，可心却越来越遥远，充满了抗拒。
    一位老人去拉萨参加女儿的婚礼，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沉默寡言、行径孤僻的尼玛。老人眼看着儿子和女儿都成家了，自己一生盼望的事情都慢慢的实现了，这些本来都是高兴的事儿，可这时老人觉得自己忽然间没有了盼头，内心充满了空虚和失落感，也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该盼望什么，也许最后盼望的也只能是死亡了。
    对人生的意义带有疑问的老人和想求得内心安宁的尼玛就在一辆长途客车上相识，但尼玛始终不开口，拒绝与人交流。老人无意间从尼玛拒绝接听的电话中了解了尼玛极度痛苦的原因，使得老人放弃坐车，一直跟着尼玛，两人步行穿越茫茫的戈壁滩。在漫长的回家路上，尼玛几乎没有跟老人说话，老人始终不舍不弃的跟着他。老人的执着和坦然面对人生的姿态，平淡中富有人生最真实的话语渐渐地影响着尼玛。尼玛一开始总是试图逃避，躲着老人，两个人由一开始的撕扯、逃离，到后来平静的走在一起，尼玛最后会在一个路口默默地等待老人。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颗牙从嘴里掉落，尼玛也在旅途中喝到了自己烧的第一杯热热的甜茶……　在一个三叉路口，两个人到了分别的时刻，老人独自走上了回家的路，尼玛望着老人的客车收拾行李重新上路。
    天色已黑，他在一个山凹睡下，一夜长眠，第二天醒来，群山已经被大雪覆盖，金灿灿的充满生命的力量，尼玛在雪山面前留下了一滴眼泪，静静的下山了。在回家的客车上，他从玻璃的倒影中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终于有勇气去面对，看到车里一个抱着玩具酣睡的胖子，脸上第一次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尼玛回到家乡，嘉布在村子的路口抱着儿子默默地等待。最后，尼玛将母亲的那把黄土撒在了家乡原来发生惨祸的地方。

    十一月的夜晚，北京，大风裹挟着点儿小雨，百老汇前的池水微皱。每当妈妈在电话那头问：“你以后要干什么呢？”我总是对以大片的沉默，眼前一片空旷。当尼玛眼神死死地走在我眼前那片空旷之中时，我双眼含了含泪。
    “坐车，太快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是《太阳总在左边》中沉默的男主角尼玛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像是突然点破了人类心照不宣的秘密。一个人，一片天地相接的广袤荒漠，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双脚与行走的关系不能破裂，即使阳光刺中了眼睛，也没关系，不用看，前面是无限延伸的路。这是影片预设的无国度无民族直击人心的基调，它无心说教，也不着急倾诉，只通过人物沉默坚硬的身影、干净简洁的背景画面和恰如其分的情绪音乐，让每个人都不可逃避的迷惘感自然呈现，撕扯人的内心。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干什么，妈妈，没有了妈妈的尼玛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干什么。他生在藏族，我生在汉族，这并不妨碍我们共同的迷惘与悲伤，不妨碍我们相通的隐秘痛苦，也不妨碍我们对于救赎的相似渴求与寻觅。它们显然不是任何一种符号化的民族特色。他不停地行走，他磕长头上拉萨，不过是用着他与生俱来熟悉着的表达方式。
    “只有不停地走，才能忘记过去。”
    尼玛沉浸在误杀母亲的悲痛与自责中不停地行走于安多到拉萨的路上，太阳总照在他的左脸上。在那些往复于此路无数遍的卡车司机看来，他已经一路磕长头去过了拉萨，他已赎了他应赎的罪。可是电影用一种闪回的平行叙事手法昭示，时间在旁观者那儿是线性的不断流逝的，误杀母亲的事对于他们来说早已过去。然而在尼玛那儿，时间却是主观的与现时并行的，误杀母亲的事一直亲在于内心此在于当下。一旦停下脚步，属于他人“过去”的时间却是他此时此刻真实的时间。因此，每当路旁有车辆经过，每当片中帮助救赎尼玛的老人形象出现，那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不可为外人理解的悲恸就骤然轰鸣。
    “人的痛苦在孩子面前，是黯然无力的。”
    影片老人形象的设置是很有意思的，已过了青年时期历经种种的老人，总能知道青年冲破迷惘的出口吧。然而老人却有他自己的迷惘，儿女小的时候盼他们长大，长大了盼他们结婚，结了婚盼孙子……然后呢？实在不知道盼什么。反而是孩子，他们涉世未深，他们天真无知，他们稚嫩脆弱，却保有人最完善的本初，具有令人自惭形秽的力量。所以老人也不禁感慨：“人的痛苦在孩子面前，是黯然无力的。”在圣洁的孩子面前，痛苦仿佛不值一提。而尼玛正是在一场圣洁的雪后如孩子般苏醒，睁眼看到的世界一片洁白，前方，牦牛如音符滑动，那么静谧，安宁；背后，汽车疾驰而过，载着他人的生活。尼玛一直死死的眼睛这才突然活了，睫毛开始起伏，眼珠开始转动，他开始走上回家的路，开始让阳光照在右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