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1925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场小雨过后，一辆公交汽车在墨西哥城的街道路上慢腾腾地开着。几分钟后，这辆公交汽车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弯，于此同时，对面驶来了一辆电车，“尽管驶得很慢，但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场车祸一样”，一头撞在公交汽车的车身上。
也许两辆车的司机都不知道，这次车祸创造了什么——当时年仅15岁，还是一名国立预科学校学生的弗里达•卡洛恰好坐在这辆公交汽车上。这一恐怖的撞击使得她的锁骨、脊柱、肋骨多处骨折；一根长长的铁条刺入腹部，进入她的子宫，最终洞穿了她的阴道——“我失去了贞操”，弗里达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弗里达不但失去了贞操，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而将自己永远锁入深渊一般的孤独之中。车祸对画家身体的巨大改造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整整三个月，弗里达像具木乃伊一般被包裹在层层的白色石膏里。她疯狂地想念自由，想念健康，想念自己的情人阿莱詹德罗。久病卧床的状态一方面使得她彻底进入到一个私人的领域中，一个永远与孤独相伴的“此在”里；另一方面，她对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在面对山川自然时，她往往乐意把它们看作是人类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可以说，在她看来，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自然。在那副给加利福尼亚园艺学家拉瑟尔•班克所作的画像中，这位微笑着的老人手植物绿色的枝叶，他的腿部变成了植物的根系，一直蔓延到地下好几米处，将躺在那里的一具骷髅紧紧包裹。
       此时的欧洲，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一批画家已经确立了现代主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已兴起，正在酝酿一场革命。达利在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圈》也已完成，远在墨西哥的弗里达，也从身体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副真正的画——《自画像》。弗里达以一个美丽但又脆弱的形象出现在这副画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衣，伸了自己的右手——这个显得过于成熟的女人，好像一再地要去抓住什么。
       一如评论家们日后一再确认的那样，早期的弗里达是一位地道的拉丁美洲画家，她的画作深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便是20世纪初同时作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o），在技法上讲求细节的刻画，平涂的色彩，清晰可见的轮廓线条；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希望艺术家植根于拉丁美洲本土文明，对其进行内省式的发掘和思考，继而运用于艺术创作中。这种本土式的文明不仅仅包括印第安文明，也同时包括西班牙人殖民后的更多多元的、混合的拉丁美洲文明。土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显著的，凭借《总统之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便是土著主义的倡导者；在绘画方面，它最终推动了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弗里达一生的爱人迭戈•里埃拉便是此运动的主力之一。
       其次，弗里达从不掩饰对于祭坛画的喜爱和从中受益的事实。起源于殖民时期的祭坛画通常是一种对于灾难的记录，最后由于圣母圣徒弟的显灵，使灾难中的人得以拯救，画中不乏对灾难的残酷描绘，然而手法却真实、冷静而不动声色，令观者无不为之震动。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超现实主义先驱布列东看来，在不但在时间上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更在空间上具有对生与死的思辨，和对人类肉身内外关系的超验体验。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传统的反叛必然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必然来自熟谙个中门道的专业化人才，而非沽名钓誉的鸡鸣狗盗之徒。弗里达自身画风的确立，并不是对现实主义一次贸然的反动，亦非对于超现实主义等新思潮的盲从，而更多地来自一种“内发性”的生成。在弗里达的画在巴黎巡回展上，包括布列东，杜桑，毕加索等人不出意料地为之倾倒。布列东激动地称赞弗里达为“自发的超现实主义者”，而弗里达——这个来自于拉丁美洲，一片永远游离于文明的欧洲中心之外，被政变和涂满赭色颜料的混血儿占据的大陆的女性，也被毫无质疑地划入到超现实主义的浪潮中去。布列东对弗里达的推崇甚至扩展到了整个墨西哥，与其说墨西哥是美国充满悲剧色彩的邻居，或是诸如托洛茨基等人遥远而迷幻的政治避难所，作为一个欧洲人，他认为，至少在艺术上，墨西哥早就已经是“超现实主义的温床”了。
正如桑塔格所说，每一种艺术风格都体现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选择。弗里达本人并不苟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我真不知道这些画算不算是超现实主义的，”她说，“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这个令人颇为尴尬的分歧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弗里达的画面中出现的超自然意象（如同《受伤的小鹿》里人头鹿身的动物，《水所给予我的》当中出现的火山、血液、尸体、奇异植物共处一室的场面等等等等）届来自于弗里达个人的“知识构成”。这个知识构成极其复杂，裹挟着古代墨西哥的巫术、印第安人的传说，阿兹台克人的祭祀仪式，以及太阳神神话等等“元知识”，它们最终一并组成了作为审美而存在的画家世界。然而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则更多为了反抗西方社会的理性与逻辑，试图由非理性的、荒谬的、无意义的表达来进入现代人被焦虑、恐慌充斥着的最深层内心世界，颠覆传统。
       对于风格的不同理解，显然造成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误读。同样的情况在马尔克斯身上也发生过。当被问及有关自己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之时，他显得不屑一顾。“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们都是真实发生的。”
       即便是布列东等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窥破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幻象，继而在这一传统中四处碰撞，希望造成文化上人为的“错位”，但我们悲哀的发现，和弗里达不同的是，直观地来看，他们的艺术给人的往往是更加破碎的意念，更为令人不快的感官体验，在这个层面上，如同陈平原在评论李贽时所说的那样，一旦“反传统”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其负面价值就出来了。这种狂飙突进的思想甚至经由几个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头换面进入政治领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我并非在夸大他们的功效，但事实确实，在此层面上，很多20世纪后期的政治运动，显得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更令人不安的是，布列东的称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体系了，即，几百年以来对于拉丁美洲及其艺术的偏见。这套偏见植根于帝国主义政治话语，与其所辐射于四海之内的文化范式、意识形态一道，在巨大的空间内进行物理上的扩张，继而在日后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以其宗主国的身份，以其白人的身份、上帝的优秀选民的身份，对所有的“他者”进行不屑的扫视、充满欲望的注视、严苛的审视。本质上讲，布列东的态度和萨义德书中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说的“给我看看祖鲁人的托尔斯泰”那种傲慢的自负如出一辙。对这套话语，我想萨义德已经说得够多。与他幻想中的阿拉伯世界不同的是，拉丁美洲这片饱受摧残的大陆，在西方人眼中始终都是人类文明的“边缘者”。这是这片大陆一直以来所承担的苦痛。1928年，秘鲁诗人巴列霍在巴黎街头流浪时，用诗句写下自己的体验：

      我出生的那天
      是上帝生病的日子
      那天，他病得很重
    
       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在文化上受到的排斥，可能要比局促的生活更令人苦恼和绝望。布列东的称赞恰恰使得自己先入为主的评判身份暴露无遗，同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艺术一直以来被所谓“西方正统”视作劣质模仿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前提下，出现一个弗里达这样的人物，无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
       相反，这种偏见催化了拉美艺术家一方面转向更为深刻的内在化，另一方面倾向于自身的沉积，礴发，转变，直至确立最后的独特风格。正如每一个人看到弗里达的画后，都会为其诡谲的风格、画作中对生命的思考所深深感染一般，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阅读博尔赫斯时感到的整个认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时的悸动。当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同样也是以一种持续的、新奇的视角，然而意识到以下一个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出现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
“……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虽然它长久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本质），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有对位形式的主体。”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画家，“弗里达”这个名字意味着实在太多。她的文化上的自觉令人赞赏，对于墨西哥炙热的爱更令人坚信不疑，但这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整个拉丁美洲艺术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归画作，一再发现她如此痴迷于自我，死亡，灾难，孤独等一系列主题之时，又会为她画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的院所所震撼。在那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她从自己的身体中分离出来，面对着画中的自己；她的器官悬置在空中，旁边伤痕累累的身体，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暴行……我相信，无论是创作它们，还是欣赏它们，这种非理性的，超自然的体验都不啻是一种“极限体验”，而在此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可能正是画家所希望的，也一如尼采所倡导的那样：艺术崛起于自然之侧，为的却是超越它。
       
       1978年，弗里达的画在美国巡展，所到之处多是赞誉之声，一时间，一切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似乎都因画作的卓越而不复存在。距离画家死去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面对已有的，进行中的，未来的阐释和不断阐释，似乎总是有一种可以为之增设的错落感，为人们供给那取之不竭的阐释欲望：一如自己的一处私密的好去处被发现一般，就那样令人失望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然而弗里达会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溘然地观望着这一切，然后吃力地回到画室，用尽最后一笔墨色，来涂抹掉这一切令人心碎的谵妄呢。我终究还是困难而徒劳地想象着这一切。

真正艺术性的死亡本质上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奥菲莉亚是死于水的，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维吉尼亚·伍尔芙在五十岁上不堪神经衰弱的折磨，自沉于索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住处附近。敏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三十岁时在伦敦家中开煤气自杀：一个晦涩的隐喻。她终于还是淹死在自己心灵的洪水中。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提到死于水，人们想到的会是精卫，是屈原，是王国维，是沈从文湘西传奇中沉潭的女子，这则又是另一层的文化喻意了。
另一方面，圣女贞德或是布鲁诺决不可能窒息于冰冷、阴郁的水中，而只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那个有着一头红发的荷兰人凡高用他扭曲的星空和肆意伸展的向日葵花瓣点亮了身后的整个画坛。吉姆·莫里森吟唱着“点燃我的火”，终于成为一种神话。
而弗里达·卡洛显然属于后者。
弗里达，就像她谈及《墨西哥的四个居民》中那个怀孕的黏土玩偶时所说的，“即使是死去了，她的体内也能迸发出生命的火焰。”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18岁时，弗里达与男友阿列詹德罗·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他们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雕像。撞车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不久之后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坚毅从此成为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题。
弗里达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意外”——与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结合。他当时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创作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她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并且身体虚弱，画几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画架画。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段姻缘颇有微词，称其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后，里维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为和自己无法生育的残酷事实带给她双重的打击，弗里达成为公开的双性恋者并拥有许多知名的情人。两人就这样彼此深爱并狠狠伤害对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弗里达被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缝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这个弗里达，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两百幅不同寻常的画作（其中大部分为自画像）。这些作品“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确实，弗里达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荐信。也难怪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画家虽然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却早已成为欧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称她为“我的艺术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对她推崇备至，不惜重金买下《诞生》一画，并将其作为自己评判他人的“试金石”。
或许正是由于个人经历太过丰富多彩的缘故，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弗里达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对苦难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画像》是赠送给初恋男友阿列詹德罗的礼物，公主般纤细优雅的弗里达摆出令人伤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稍稍掐了几下》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但这幅作品画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暧昧关系后不久，所以实际上是她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弗里达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圣塞巴斯蒂安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却为一根裂成三截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所填满，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击得粉碎。
甚至弗里达的静物画都被认为折射着她的人生。我们被告知，《剖开的水果》一画表现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对她的困扰，就像在她自画像中出现的猴子一样，即使她只是把它们视作宠物（显然，她经常画的宠物狗则没有这种内涵）。
茱莉·泰默2002年拍摄的电影在所有关于弗里达的品类芜杂的传记作品中未必是最有深度的，也未必是最有特色的，但她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显然是明智的。当电影中的弗里达说自己的绘画值不了几个钱，“它们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时，导演却以同位女性艺术家的敏感借托洛茨基之口指出：“不，弗里达，人都是孤独痛苦的，而你的作品无疑为他们带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
国人在分析艺术家的作品时，每每强调要“知人论世”也不乏生搬硬套，硬生生地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影射历史，或是表现作者生活经历的可笑例子。现在看来，这倒是一条全球通用的公理了。从米开朗琪罗到凡高，从但丁到兰波，似乎一个艺术家就必须经历各种磨难，并将这种磨难隐晦地表达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而这样的一种成见，在女性艺术家身上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喜欢视她们为平静受难的女性典范：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的女儿玛丽埃塔·罗巴斯蒂的名字流传至今，却并非因为她不朽的作品，而是因为她悲剧性的死亡。19世纪的艺术家将这位天才改写成了“一个患结核病的人，在临终之前，她还激励她的父亲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雕塑家卡蜜尔·克洛岱尔作为罗丹的情人和家庭冷漠的牺牲品而广为人知。同样的，当人们谈起摇滚歌手特里·安莫斯时，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她早年被朋友强奸的不幸经历，而非其晦涩难懂的另类歌曲。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作品，但生平经历却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作品好比一个个敬献在其墓碑上的花圈，他们引领我们走向伟大的艺术家，却不能够真正重现已逝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到艺术家的作品本身中去寻找。是什么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听到莫扎特乐曲时全神贯注，是什么让金发碧眼的欧洲绅士与衣衫褴褛的非洲老妇一同为《罗密欧与茱丽叶》落下眼泪？正如一切伟大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禀赋一样，弗里达的作品应当不仅仅是自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主题。
电影对弗里达生平重大事件的刻画可谓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但导演也绝没有放过任何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影片构思精巧，色彩明艳，通片弥漫着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气息（弗里达当年几乎被包括到这场运动当中，但她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关于那场改变弗里达一生的车祸的描述。
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巴士的侧部。电影中，事故发生前弗里达曾久久注视里维拉作于预科学校的壁画《创世纪》——画面中央的男人伸开双臂，表示牺牲与付出——却被阿列詹德罗一把拉走，这竟成为弗里达生命的一个隐喻。当阿列詹德罗劝说弗里达乘坐下一班巴士时，她却拉着他疾速追赶上去——一种投入自己命运怀抱的可悲愿望。而在有轨电车撞上巴士的那一刻，一只青鸟从一位戴礼帽的乘客手中振翅而飞，穿过整个混乱的车厢——关于捉摸不定的命运的一个象征？
此外，片中对于《断裂的脊柱》、《两个弗里达》等作品的解析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导演把1926年那幅《自画像》中挽回爱人的感伤手势变成了对里维拉的诚挚邀请，多少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从电影情节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墨西哥风情浓郁的原声也值得一听，尤其是由导演茱莉·泰默参与作词的片尾曲《Burn It Blue》，从某种程度上与Don McLean怀念凡高的绝唱《Vincent》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到这里，弗里达大概要以她众所周知的玩世不恭态度对我抱以讥诮的微笑了吧。毕竟我人微言轻，所以不妨在最后引经据典来结束这篇文章。以下是苏珊·桑塔格关于西蒙娜·薇伊的部分论述。这段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弗里达·卡洛：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色彩的声音、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
撇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伊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伊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上千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伊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尖锐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种客观真实）的可靠把握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癫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态、}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弃绝则创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

参考书目
海登·埃雷拉 《弗里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罗莎·蒙特罗 《弗里达·卡洛——世界是一张床》 南海出版公司
河西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新星出版社

在各种美术评论和南美历史书里弗里达·卡罗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和共产革命的符号。连眉女人的疯狂奇异的自画像和墨西哥民族风。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在图书馆里翻她的画集有种难以言喻的恐惧，不仅是画面中直观的那些赤裸的物象，还有每幅画里都出现的望着看画者的弗里达千篇一律的脸孔，迭戈说：我画我看到的，而你画你心里的。客观描写视网膜记载过的图像和剖开内心，画我说给你听的好听的话和画我想说的话。真实总是难以令人接受。迭戈画站在他面前的裸女，曼妙的身段，赏心悦目的姿态，而卡罗车祸之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最爱的亚历克斯送来了一束花，她是那么开心，随后她心爱的人突然告诉她他要离开她，她突然开始在包裹着自己全身的石膏上画蝴蝶，叫他在画完之前离开。在接受了脊椎矫正之后的她说“我就像一个拼图，隔一阵子就要被医生拆了重新装一遍。”然后她画断裂的脊椎，被绷带缠绕的身体。都是真实呈现的画面，一些裸露的器官，一个没有表情的美丽女人。卡罗的画里流淌的鲜血，生长的蔓藤，死去的婴儿，压在床上的魔鬼。她画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又是那么轻易地感染到看画者。

卡罗个迭戈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却有着自己的精神领袖。年轻时候的卡罗疯狂崇拜迷恋迭戈的绘画造诣，将自己的绘画技艺成败完全取决于迭戈的评价。并在后者一番甜言蜜语的轰炸和冲昏头脑的革命热情驱动下嫁给了他，之后迭戈的多番欺骗出轨俨然变成了婚姻生活的全部。就像他们的朋友缇娜说的，两个知道婚姻是人生悲剧的人还是毅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卡罗一生全部的感情都给了迭戈，爱和恨，痛苦和纠缠。她痛苦地剪短了头发，画被刺杀的妻子，喝酒，和歌女交欢，然而她在遥远的巴黎写信给迭戈：“这里很好，只是少了你，什么都不重要”。

每个艺术家的传记里多少都有对他们影响很大的感情史，无论篇幅长短它们都仅仅是他们个人成就的一些点缀，相比而言，卡罗与迭戈的羁绊却是卡罗的全部人生。她对迭戈说：我的人生有两个灾难，车祸和你。

我终于看了Frid 了 。两个月以前。这让我想起，斯蒂文生夫人芳妮的传记来。传记的作者前言中说，他第一次看到芳妮是在一家书店里。芳妮刚一进来，就引起人注意，和骚动。芳妮竭力想不引人注意，低着头低声的和迎上来的店主交谈。她的个子很小，但是她的穿着非常大胆和引人注目。她在脚腕上系了一朵很大的鲜红的花，在篷起的裙摆下露出来。她走过的时候有纱摩擦而发出的细细簌簌的声音。 作者写道 她让人想起某种热带雨林生长的藤蔓而鲜艳的植物。Frid 让人有同样的联想。在最后Frid要求火葬，希望大家快乐，而她绝不想再回来。我想我若是Frid也会这样，烧到不留有点残渣，而决不要 再回来。这是怎样的人生啊！这究竟是她本人还是因为命运？像她这样的人不知道后退，只决定往前，坚决和彻底。这必然会这样。因此在看着火烧成灰烬的时候，我们决定选择安稳的日子，妥协那又怎样？退步哪又怎样？我们没有这么勇敢。对于这样的苦难我们感到害怕，对于燃烧我们拒绝。
看Frid 的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经历过那些痛苦人看这些画的时候，那会怎样？ 是想立刻回头的悲痛欲绝...
 
-看Frid的得益是，你无法做到，你选择的是退步之后的平凡和安稳。
 

《弗里达》
 
西班牙语片永远是视觉盛宴。这自然得自西班牙和拉美大地的色彩，那是怎样强烈明艳的色彩，仿佛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板。我欣赏他们的建筑，充满着蓬勃的想象力，像生长在热带的硕大而多汁的花朵，有太浓烈的生命欲望需要表达。哪怕是街边的民居，也绝对地拒绝平庸的灰白，而是纵情地刷上宝蓝大红明黄，童话的房子。

（我知《弗里达》与西班牙语电影无关，这样写开头，会引起误读，然后被批评：P在此特别更正说明。
 一开始没打算评论这部电影，只是因为有前面那段关于建筑的想法想要表达，所以写了这样的开头。去掉也可：）下面才是关于电影。）

是在墨西哥城。

最初以为弗里达实在算不上美女，浓黑的眉毛在眉心处连接在一起，过于刚硬，尤其是与她优雅柔和的姐姐对比。在姐姐的婚礼上照全家福，她穿上男装，英气逼人。然而，当她迎来自己的婚礼，盛装的弗里达实在是美得惊艳。白色的婚纱已使她如同皇后，可而当她自作主张换成了绿色的绸裙和大红的披肩走出来时，倾倒众生。大红大绿可以配得这么华丽高贵，彻底让我接受这样一种浓烈的审美。当时想到的是，品位苛刻的夏奈儿师太对此当要噤声了。之后看见她在纽约，在巴黎，依然是那样红花簇拥，环佩叮当，四周的名媛贵妇都要黯淡下来。也许，女人的美丽，并非在于诠释所谓高雅的品位，而在于强调和展现她的存在。一份独一无二的存在感，这样就够。因为女人天生是可以也应该独立于世俗而存在的，永恒的尤物。她可以没有社会身份地位，不按礼俗潮流来穿戴谈吐，美丽的女人天生会发光。

她第一次让我赞叹，是喝酒跳舞的那一场。那时她还只是一个第一次被带去参加聚会的小姑娘，她的导师也是后来的丈夫迭戈向女主人介绍她：“这是弗里达.卡萝，她是位优秀的画家”，她眼睛亮亮地含笑更正：“她想成为优秀的画家”。风情万种的女主人用一瓶酒平息两个男人的争吵，说：“谁能喝得最多，谁就可以和我跳舞”。弗里达出人意料地拿起酒瓶，豪气地喝下去，然后说：“我和你，可以吗？”一曲两个女人共舞的拉丁，却绝对地征服了全场，弥漫游荡在空气中的性感，暧昧的气氛，与其说是调情，却不如说是两个同样具有强大磁场的女人之间的征服，情不自禁地欣赏和引诱。

导演的手法让我惊喜，用上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充满想象力和才华，很出色地配合了弗里达的绘画。好象在西班牙电影里才常会看到这样的手法，大胆可爱。还有不能不提的是电影的配乐，贯穿始终，如同电影的色彩一样富于存在感，同样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深刻印象。

就如同她在病榻上作画的姿态，弗里达一生都承受着身体的创伤和痛苦，车祸，手术，流产，以及缠绕她一生的后遗症，惟有在她的画中把它们阐述释放出来。我想，也许是因为她太痛了，所以画画，才会变成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言语方式，就像抓住了和这个世界连通的一条丝带。同时她并不是一个自怨自怜的女子，无论何时，都保持着自嘲的幽默感，男人般的豪迈果敢，好象一直都习惯疼痛，接受疼痛，并不介怀。最后她要求把自己火葬，她不要再回来。她一生都有着燃烧般的巨大生命力，所谓生命力，是在生命的废墟上开出繁花似锦。

很欣赏那样热烈地盛放的女人。她们很像美丽的蝴蝶，而生命就是一场烈火。《弗里达》是对如此生命的致礼。

 
 

把这部片子翻出来，是因为翻到了过去的博客，看到06年的自己在深夜写下的这篇东西。在那个恰当的时刻，我遇到这片子，全身心沉浸在里面，然后在凌晨写下这些感受。文字当然稚嫩，心思也未必深，但重新把这篇东西贴出来，为纪念一次六年前的时光、灵感，不遏制的情绪，和至今不曾消褪的对艺术的爱。


2006年10月16日：

我又[能]看电影了。这个能，说的不是客观，是主观。
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看电影，也不喜欢跟人一起看电影，完全不耐烦。除非是特定的环境，比如影院，才基本不能让我分心。

心思游离在外。我想快速的跑，想急速的远离，不是坐着看。我恨自己不能在天色变暗之前想起一些事情。
可是我明明是一直坐着，看得越多越加重了这种不耐烦。

把肖申克复习了一遍。已经快十二点。无睡意。电脑里翻了翻，翻到下了很久的《Frida》。
深夜两点看完。真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片子。我放了在电脑里大概有半年之久，也完全没动它，看电影跟读书一样，不要勉强，某天突然动了心思，跟它完完整整渡过的时光才叫正经。

一开始写不出来，我要表达的十分之一。我最近一直无法写。甚至失去了写点儿什么的欲望。不过我知道这是一个好事。我希望越写越少，越写越简单，慢慢摈弃掉该消失的东西。很多事情有着同样的表面，却有着根本的分别。

我在两点十八分又重新开始看。在刚过去的的两个小时内它让我痛哭了数次。这是直抵内心的震动，片子里每一处都闪耀着痛苦与诗意叫人惊叹的光芒。

弗里达。看片子之前我不查找任何相关讯息，不去看任何评论，甚至连演职名单也看不太明白，都是南美的名字我猜想。说实话，在这之前除了她的画，我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尽管我知道她在少女时期因为一场车祸导致脊椎和盆骨裂开，骨折，一根钢管掉下来直接刺穿身体，割破了她的子宫，这些使她终身都在忍受剧痛。我知道她活了下来，流产，有同性恋传闻，一生都纠缠在跟她的丈夫，画家diego的爱中。我几乎看过她每一张画，尽管是印刷的。不过这根本不算数，这些平常资料完全是在了解一个画家和欣赏她的作品之时要做的基本功课。 读过这种印在平面书本上的介绍文字跟了解某个人立体的人生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

美术史或者美术鉴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好一场八卦同乐会。你需要了解一切，从源头到它的流变，从广义到狭义，从一个画家母亲的职业到它的第二任妻子的癖好……每一个关于艺术家本人的小八卦都可以帮助你理解它的作品。所谓艺术家思想的转变或者革新都是需要事件的发生和体现，所以批评家们努力从艺术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中寻找事件，来评判和定位他们眼中的作品。
有时候，这些奇怪地变成了跟个人喜好无关的东西。

回过来说这部片子。用了很多特殊的表达方式，使用了佛里达的作品跟画面交织在一起，为了更贴近一点核心努力的做着尝试。色彩热情明亮，音乐直至人心，精彩万分。女主角非常优秀，表达丝丝入扣，在细节处毫不让人失望，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想这部分原因于她所饰演的弗里达本人。这部片子从女性的角度切入，所呈现的弗里达只是一部分的弗里达，作为一个女人的佛里达，关于她政治性的身份、墨西哥文化的身份只是简单的叙述，并不浓墨重彩。这使得如果你在看之前根本不认识弗里达也毫不影响这片子的表达力。

弗里达，这个墨西哥的女画家，我真的并不特别喜欢她的画，我热衷过的是像奥基芙那样的女人，用的色调柔和丰富，线条优雅妩媚，后期的冥想主题充满了简洁、内敛的平静气息，像一颗温和却有力地跳动着的色泽饱满的心脏。

而弗里达不，完全不。她看见她自己，她以无尽的力量去忍受爱和命运赋予的一切痛苦。是的，几乎所有的女性艺术家都善于从内来理解世界，来理解她所生存的意义，而生理和心理构造与女性完全不同的男人们是进攻的，外在的，他们征服性地来理解和诠释他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弗里达特殊的人生使她这种自我感受更加深刻绝望，她的画全是充满了苦难，长期压抑后的痛苦释放。

无法描述这样一种感染力，当你作为局外人看见时，感到震惊，她用一种冷静的调子描述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疼痛，她使用最简单的平涂，绘上大量离奇荒诞的幻想，来解释和隐藏她无止尽的痛苦和伤口。如果痛而隐忍不发称为悲伤的话，那么奥基芙是个悲伤的画家。而弗里达的画里则充满了眼泪和鲜血，悲伤在这里已不足以解释她精神上的无助和荒凉。

片子中的她，既是个忠诚的妻子，又是贞洁的情人。还是最具挑逗性的女同性伴侣。而我清楚感觉，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diego从来不属于她的。也不是任何女人的。
你能否了解这样一种绝望。只有摧毁自己才可以被止疼。

唯有放荡自己，包括身体和才华，才能从那些伤痛里暂时得到一点点的解救。只有把自己往下拉一点，再拉一点，才会从负罪里得到一点点麻醉。
而才华的放荡，激起了最伟大的灵感和天赋，它们被运用来作为安慰剂。我常常想，伤痛的记忆这种东西是否是创作里相当重要的驱动力，有毒而如此甜美，对贫瘠的心灵频频招手。

她太勇敢，太忠于自己的伤口。所以我害怕看她的画，我并不是害怕看见痛苦的真相。
只是又一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被拯救。
爱，婚姻，天赋，热情，革命。理想。眼泪。都不是。

唯有死亡。那么多的荆棘鲜艳，血，骷髅。小猴子，美丽的湛蓝天空，巨型的仙人掌。焚烧。
人类总是只在死亡面前才如此真诚。
这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儿厌倦。



我崇拜她

她的画像钢铁一样的坚硬。像蝴蝶翅膀那样的自由。像微笑那样动人。残酷的。。如同生活的苦难。
——die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