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之名

首先破题，谈点与法律关系不大的问题。以父之名，“父”在我的眼里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父亲。电影里的父亲给我的印象有足够深。刚开始因为儿子被共和军误会而匆匆赶去营救，手举白手绢从警察一边颤巍巍有些哆嗦地走到另一边，为的是营救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我看到的是亲情。而当他得知儿子偷窃，他甚至都不愿意理睬他的儿子，我看到这是一个正直的父亲。而在被警方逮捕之后，从拘留、审讯一直到法庭判刑的过程中，他都是最镇定最临危不乱的，身处同样的险境但他还在鼓励着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坚强。而当他被判入狱，在狱中受尽欺凌却不愿跟共和军合作，依然坚信自己会被平反。他做事一直都有自己的原则，面临困境也不妥协，这是操持。而当他最后终于衰老，面对死亡而害怕，流露出最真实的人之常情时，我不由得对这位父亲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父”的第二层意思是上帝，至少我这样认为。普通法系国家从中世纪的漫长教会神权统治下发展过来，其人民的法律信仰与其说是对法律，倒不如说是对上帝的信仰与期待。所以，当父亲被判入狱后，受到法律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仍然很虔诚地在祈祷。他相信上帝会睁开眼睛，所以他仍然走了常态的上诉路径而不是跟随激进分子的步伐。我没有资格说哪条道路更有效，甚至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可能会认为后者更为有效（毕竟中国近代史就民众而言更大意义上是一部抗争史），但是我想说，在受到如此不公待遇之后仍然对于法律（或言上帝，因为我认为是上帝赋予了法律神圣性）有如此信服与坚持，这才是一个法治传统根深蒂固的表现。法治传统不在有多漫长的历史，而在于人们面临绝境是采取何种方式救赎自我。法治在于人心。
好了，下面要说的是无聊的话题。
一、人权。从启蒙思想家们提出“天赋人权”的时代起，如果有人统计每个时代最常被提及的字眼，我敢说，人权必然高居前列，即便中间我们经历了太多战争目睹了太多对人权的践踏。但是，我同时也想说，人权从它诞生那天起，注定了它只是社会科学家们思想激荡的玩物、社会活动家们忽悠民众的幌子。不管是“天赋人权”还是“以人为本”，美好憧憬下的现实是人权被蔑视被践踏的现实。即使是常态的宪法秩序下，基本人权也时不时地遭到手握强权者的蔑视（当然他们蔑视的不止人权）。因此，在本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动乱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呼吁人权是多么自欺欺人。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当生存受到威胁时，谈论人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这是“涸辙之鲋”的道理，不消细说。所以，别拿人权太当回事，知道有这么个口号也就可以了。
二、群众。群众的眼睛从来不是雪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冤案在群情激昂中发生了。佘祥林案是个例子，不用再作列举。当然，有人会把这归结为我国法制不完善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片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法治再发达的国家都会发生同样的冤案。所以，我觉得群众都是瞎子，历史或者说时间才会彰显真相。当然，不得不提的是跟群众有关的民主制。自从苏格拉底自鸩之后，民主一直备受争议。这是一直讨论的民主的暴政问题，不想多提。所以，我相信那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相也一样。还要说一句，我们同样不可以因噎废食，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巨轮还是呼啦啦一直向前转着。
三、律师。律师是中性的，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他可以代言正义，也可以为见不得光的阴暗面代言。不要去质疑律师这个行业。我们要唾弃的是某个群体卑微的可鄙的灵魂。但是，你能肯定自己一定会如何一定不会如何吗？我是不敢的。
四、警察。行政权是个强大的东西。而当行政权赋予了手握大棒的警察的时候，它显得格外狰狞。而这个时候，处在它对立面的私权利往往是手无寸铁无法与之相抗的。私权利也很强大，可惜他没有大棒棒。保护私权利的宪法据说是最强大的，可惜它好像也没有大棒的。最好有根链子锁着那些握着大棒的手，不过好像那根链子的另一头是在行政机关自己手里的。说白了，管它合不合法先关你个十年八年的你爱上诉上诉去吧。先想清楚自己有几个十年八年，这叫三思而后行。所以，出头椽子不是人人都当得的。
那么，我看完了这个电影，觉得自己很绝望很弱小很微不足道。

昨晚看了这部电影，当刘易斯最后高呼：我是清白的，我要从大门出去！

被国家机器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绞杀，但因为迫于更大的利益，不得不撤销此案，是公平吗，是妥协吗。

我看着激愤的人群高呼，一阵晕眩。

自从看了 教父 之后，我就懂了这么个道理，真正可怕的人是平静的。

譬如片中那个静静地将餐盘端到一帮英国人面前的爱尔兰共和军，一个苍白文静的中年人。他组织暴动，烧伤监狱长，威吓歧视爱尔兰的狱霸，不为私人恩怨。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也许就是信仰了，在这种一定是对的念头推动下，什么都会被碾得粉碎，什么都会。

当那个监狱看守和男主角的父亲一番温情对话之后，看着他在火焰里辗转呻吟，如果说主人公是无罪的，那么这个爱尔兰分子呢?

司法独立一直是现代法治社会孜孜追求的目标。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的职权活动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意志影响，只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与规则。但是，与法制现代化一样，司法独立也一直是一个正在完善的过程，永远没有完结的终点。因为即便在法制相对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也要受到如社会舆论、政治气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司法往往会受到民众情绪的不当影响，使得职权机关成为国家冷酷的暴力机器。而当司法一旦深陷情绪的泥淖，个人权益就会被漠视侵害，司法正义就会被侮辱扭曲。电影《以父之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叙事的。

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Belfast)，这里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暴力反抗英国统治，寻求政治独立的大本营。开篇伊始，影片即用纪录片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那个乱世。炸弹、砖块、燃烧瓶、催泪瓦斯、狂躁的北爱尔兰独立支持者、全副武装的英国防暴警察……一切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社会。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反恐怖主义法案》，授权英国警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合理怀疑，对一切恐怖主义嫌犯课以七日拘留以寻找巩固证据。但这无法改变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接踵而至的爆炸案使得警方面临空前的政治和社会压力。

影片男主人公Gerry年少轻狂，深受60年代英国朋克文化的影响，整日在贝尔法斯特市游手好闲，吸食大麻，盗窃成性，无视父亲Guiseppe的劝导。Gerry在一次和朋友偶然的聚会中，卷入一场针对平民的涉嫌恐怖主义爆炸的恶性案件。倍受破案压力的英国警方对Gerry和他的朋友们使用了酷刑，最终Gerry和他的朋友被屈打成招，并连累了Gerry整个家族。父亲Guiseppe和姨妈Anny一家也因涉嫌协助恐怖主义爆炸罪锒铛入狱。进入庭审阶段以后，英国国内民众将针对无辜平民的爆炸，以及北爱尔兰共和军暴力寻求独立形式不满的情绪全部发泄在Gerry一家身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法庭在控方证据不足，且口供存在瑕疵的前提下判决Gerry无期徒刑。父亲Guiseppe和姨妈Anny也分别被判处十余年监禁，且不得假释。狱中的Gerry一度意志消沉，但父亲的鼓励给予了Gerry继续上诉抗争的斗志和勇气。十余年的铁窗生涯夺取了父亲的生命，但父亲的教诲和过世使得Gerry涅槃重生。在律师Clase的帮助下，Gerry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父亲和真理的名义不停抗争，最终在案件的重审中取得了胜诉。沉冤固然得到昭雪，但此时的Gerry早已青春不再。

影片的主题很沉重，如山般深沉的父爱固然让人回味无穷，但让我更触目惊心的是司法程序为民族主义情绪操纵的恶果。在影片法官判决Gerry有罪的桥段里，一向代表公正理性的法官，竟然在法庭上激动地斥责无辜的Gerry，“如果法律给与我对叛国罪处以死刑的权利，我将毫不犹豫地判你死刑”。台下观摩审理的民众更是一直鼓噪不已，恨不得将Gerry一家生吞活剥。没有冷静的法官，没有冷静的陪审，没有冷静的法庭，只有狂躁的司法和民族的仇恨。此时的司法独立俨然成为束之高阁的一具空文，此时的法律正义已经沦为了同态复仇的以暴制暴。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警局探长和探员成为了匡扶正义的民族英雄，而无辜的Gerry一家成为了整个国家发泄民族仇恨的政治牺牲品。就像后来案件重审中，Clase律师在法庭上所呐喊的那样，“这（Gerry一案）是整个英国司法的耻辱”！但在民族情绪澎湃的非常社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理性，只有时间才能够平复民族创伤。在父亲Guiseppe去世以后的十余年里，随着英国与北爱尔兰共和军政治斗争形势的逐渐缓和，民众逐渐认识到当年Gerry一案审判的轻率。在Clase律师的不懈调查下，当年警方刻意隐瞒的，对Gerry有利的不在场证言最终被展示在再审法庭当中，Gerry最终无罪开释，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昂首迈出法庭大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经过岁月的涤荡，民众的仇恨还能不能顺利抚平？司法独立还能不能走出民族主义情绪的泥淖？姗姗来迟的司法正义还能不能得以实现？毕竟，正如现代英国法学家柯克爵士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而司法更是一门理性的艺术。

影片《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的名字一语双关。Father一词，在英语里既可以表述为父亲，也可以指象征真理和希望的神父。影片里的父亲Guiseppe正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即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对真理的祈祷追求。也许，正是因为真理的难寻才显得真理的宝贵。毕竟，真理的实现是要经过层层迷障的破除的。但这破除需要人们付出阵痛的代价，尤其是在寻求司法独立这条亘古不变的法治真理的荆棘道路上。这既是制度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

20岁，他被作为致使五人死亡、多人受伤的爆炸案主犯，被判终生监禁；35岁，此案重新审理，他当庭无罪释放；60岁，他因癌症去世，匆匆走完一生。

盖瑞·康伦（Gerry Conlon）人生的四分之一在冤狱中度过，此后近半生则反复被这段经历折磨：两次精神崩溃，多次自杀未遂，长期沉湎于酒精与毒品。

他的案子是英国法律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所谓“吉尔福德四人组”（Guildford Four），即他与另三位嬉皮士伙伴（最年轻者当年17岁），被当作爱尔兰共和军（IRA）的危险分子，被控1974年10月5日在伦敦吉尔福德地区的酒吧放置两枚炸弹，实施无预警恐怖袭击。事实上，四人从未加入IRA，与爆炸案毫无关联，甚至，爆炸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

如此荒唐的冤案是如何发生的？大的背景看，当时伦敦地区恐怖事件连连，均是IRA所为，人们对该组织早就痛恨不已。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随着北爱尔兰民权运动的发展，一度沉寂的IRA重新兴起，要求南北爱尔兰统一并独立。共和军内部分裂为两派，其中临时派坚决主张暴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以此给英政府施加压力。“吉尔福德爆炸案”后一个月，乌尔威奇爆炸案发生，2人死亡；11月21日，伯明翰爆炸案发生，21人死亡，180多人受伤。英伦三岛显然是IRA的主要袭击目标，民众恐慌不已，要求英国警方尽快破案。

从小的环境看，正是由于当时的局势，英国法律更改了有关条例，规定如涉恐怖事件，警察可无理由关押嫌疑人七天，而不是此前的48小时。这为警察刑讯逼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吉尔福德四人”后来都在法庭审讯时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恐吓与毒打，被迫在假口供上画押。他们甚至抱着嬉皮士的精神，供认自己的亲密朋友为同案，好在法庭上让陪审团看看这多么荒谬，却没想到在庞大的、无限制的国家机器面前，一切荒谬都可以成真。

法庭上，警方刻意隐藏了他们的不在场证明，陪审团毫不犹豫判他们有罪，主审法官则义愤填膺地称：“可惜你们的罪名不是叛国罪，不然我马上判你们死刑。”（1964年英国基本废除死刑，除了叛国罪于1998年废除。）

更不可思议的是，盖瑞·康伦的父亲朱塞佩·康伦（Giuseppe Conlon），次年来伦敦为儿子奔走，与盖瑞的姨妈安妮·马奎尔在家中商议时，被警方一举抓获。当时在场的七人全被定罪，罪名是“负责制造和运输炸药”。他们被称作“马奎尔七人案”（Maguire seven），分别被判4年到15年徒刑，其中包括马奎尔的两个孩子，较小的只有14岁。

1980年，在服刑五年后，朱塞佩·康伦于狱中病逝，也是60岁。这成为盖瑞·康伦终生的痛，他认为是自己害了父亲，尽管他根本什么都没做。

盖瑞·康伦1954年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父亲是当地的画家。上世纪60年代起，北爱尔兰问题发端，街头暴力活动不断，英国政府派军直接镇压，社会秩序日趋混乱。1974年8月，康伦决定逃离那种暴力环境，到伦敦寻找工作，不料12月即遭抓捕。在2009年发表于《卫报》的一篇文章中，康伦写道：“到现在我依然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你什么也没做却被判终生监禁。”

1989年出狱后他曾写过一本自传，《证实无罪》（Proved Innocent），1993年被爱尔兰导演吉姆·谢尔丹拍成电影《因父之名》，由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康伦。此片获得当年奥斯卡电影节七项大奖提名，也令此案被全球所知。

康伦因此获得12万英镑版权费，但一个半月就都挥霍光了。当年奥斯卡典礼期间，他飞去好莱坞，却在酒店里闭门不出，与朋友抽了三天可卡因。他也曾从英国政府处获得20万英镑补偿，结果仍是一样。“我还没准备好过一个名人的生活，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准备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饱受牢狱生活回忆的折磨，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他谴责英国政府，没有为冤假错案的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创伤咨询与治疗。

他的余生致力于为无辜蒙冤者奔走呼号，为“马奎尔七人案”和“伯明翰六青年案”鸣不平，为被囚于关塔那摩的英国人说话。前者在1991年，即康伦出狱两年后，得以昭雪，此时七人都已服刑完毕。“吉尔福德爆炸案”的真凶始终未被起诉。尽管在康伦四人服刑期间，凶手便已被捕，警方为了维护面子，压下了这一信息。

因国家安全之名，多少人生被牺牲、断送。此前有人问康伦，类似他们这样的遭遇在今天是否还会发生，他毫不犹豫回答：“当然会。”他期待自己的经历可以给人们一个提醒：不管案件性质如何，永远不要着急下结论；不要忽略那些努力想传达自己声音的人。

【for 财新新世纪】

电影《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后的几点反思

   这是英国当代历史上，最为可耻一出司法丑剧，重重黑幕之下遮掩着掩盖着所谓民主制度下的虚伪和对人性的压榨。一个浪荡的爱尔兰穷小子，蒙冤入狱，在英格兰的铁窗下一呆就是十五年，和他一起获罪的还有他的父亲，一位安分守己的老人，但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他的儿子，他也自愿走进监狱，即便到了临终前，还在为洗刷儿子的冤案而操劳着。

   本片虽然与大家熟知的《肖什克的救赎》题材相近，但由于《因父之名》由真实的历史事实改编而来，且与轰轰烈烈的北爱独立运动密切相关，因而更具历史感和震慑力。

   这部片获1994年德国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西方人眼中，它所揭露的黑幕无疑是令人震惊的，结合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驻伊、阿富汗美军虐囚事件、黑狱事件以及美国国内的窃听事件等一系列热点问题，这部片中所揭露的强力部门对人权的野蛮践踏着实令人深思。

   而在中国人眼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首先，是北爱的独立运动，影片的开头便是爱尔兰动荡的街头，骚乱的人群与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激烈的对峙着。闹独立，这是一个令中国人非常敏感的字眼儿，几乎是全民对此保持着血脉偾张德状态，反独和抗日的言论一样，充斥着网络各个论坛之上，游行示威等也都有过发生。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言行上的不慎，很容易将他推向人民公敌的位置，在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人权的保障都显得有些弱不禁风。社会舆论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当舆论可以决定人生死的时候，悲剧便要发生了。

   电影中的英国司法制度纵然黑暗，可无论怎样，受害者也始终坚持按照司法程序，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我们的民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里面有没有人”，有没有所谓的“青天大老爷”替自己说话。实际情况也往往是这样的案例，行政部门、强力机构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害了老百姓的某种权益，后者告官无门，要么吃哑巴亏，要么捅到媒体，被曝光后引起某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作出批示，要求妥善处理。这样的步骤极不正常但却早已被习以为常。

   我们平静地窝在家中的沙发坑里，看着新闻，对美国的政坛、欧洲政坛、台湾政坛等上演的各种闹剧指指点点之后，有没有想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看咱们自家的院子是什么的样子？百姓的言论真的得到了表述了？司法的公正真正得到执行了么？行政和立法真正做到分离了么？我的政府官员真正被监督了么？舆论的导向真的全都代表着正义么？无钱无势的人们的权益真的被维护了么？

   《因父之名》是西方对自身司法体制的一次自省，也是我们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