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1985

1. 几十年来，电影如何“见证”大屠杀？

在评写2015年的电影《索尔之子》（Son of Saul）时，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1948，美国影评人）通过探讨导演内梅什·拉斯洛（László Nemes，1977，匈牙利电影导演）讲述一个人试图将一个孩子埋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故事时，就如何处理电影表现力而提出了这样几个话题。主角索尔是特遣队（Sonderkommando，纳粹德国集中营里负责处理死者的囚犯分遣队）的一员，这是一个被迫协助种族灭绝进程的特殊小队，因此他在集中营中有着独特的视角。影片以一种令人振奋的、幽闭恐怖的方式描绘了这种视角，利用银幕外的空间作为一种暗示而不是描绘恐怖和暴力的手段。正如布罗迪解释的那样，这部电影试图摆脱以往去人性化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利用其独特的框架，通过给观众近乎真实而狭窄的视野，重新思考目击者的叙述。布罗迪写道：

内梅什放弃了完全透明的表现方式—— 在拍摄索尔的经历和观察时，导演不能完全依托演员在片场的戏剧性表演。这些事件的巨大程度是无法被戏剧化的，但又无法完全回避它。然而档案图像的模糊化暗示了另一种通向将来的传输方式。索尔所看到的事件和所采取的行动，都将通过他最终的口头证词而得以留存 —— 如果事实上索尔还能活下来的话（这里没有剧透）。

电影《索尔之子》（2015）剧照，导演：内梅什·拉斯洛。片长：1小时57分钟。

布罗迪认为，尽管这部电影的论点令人信服，但与朗兹曼的关键性纪录片《浩劫》（Shoah，1985）相比，它还不够成功。因为后者侧重于证词而不是档案性的镜头。“内梅什的电影缓和了朗兹曼电影中的形而上学激进主义（metaphysical radicalism），并使之人性化。面对朗兹曼的存在空虚和道德悖论，内梅什讲述了一个适用于不雅环境下的普通礼仪性的故事。”《索尔之子》涉及到好莱坞及其周边对大屠杀描述的普遍看法，同时也考虑了像朗兹曼这样的思想家的哲学分量，朗兹曼对各种形式的再现及其如何巩固谎言的方式持批评态度。然而，通过对种族灭绝的戏剧化处理，可以说，《索尔之子》解决了许多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纪录片《浩劫》（1985）剧照，导演：克洛德·朗兹曼。片长：10小时13分钟。

好莱坞的说服力已经在银幕上塑造了我们对于大屠杀全球性的理解，但这绝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视角。如何超越和跳出目击者所构建的框架？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处理证词和记忆的电影，摒弃那些经典的叙事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更激进和更具挑战性的画面。

2. 大屠杀幸存者如何在电影中作证？

死亡成为导演陈述愿景的核心。这部他人生最后一部影片的时长达到9个多小时，其暗示了一种深刻且无法克服的缺席。从本质上说，《浩劫》占据了一个“极端矛盾”（radical contradiction）的空间，因为“死者不能替死者说话”。这部电影的结构是以采访为基础，附以集中营和附近村庄的当代镜头为特色。影片的蒙太奇手法放弃了按时间顺序的陈述，采用了一种倾向于更具反思性的结构。这表明电影不可能全面描述种族灭绝的程度，并对将大屠杀被视为过去事件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相反地，恐惧和创伤会永远存在。朗兹曼试图让这些迷失的人物集中起来，让他们通过活着的人说话。他不会优先考虑到个人：“这部电影将采取一种严格的形式——即在德语中的格式塔（Gestalt，又称为完形心理学。心理学中的理性主义理论之一，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讲述整个群体的命运。”这些受访者也希望他们的故事不是讲述幸存者，而是关乎“亡者”的，因为“幸存者也注定要死去”。

《浩劫》挑战了许多通常出现在大屠杀电影中的形象和观念，尤其是那些认为欧洲犹太人是被动受害者、甚至是自我灭亡的帮凶的传言。它还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种族灭绝直到集中营解放都没有受到外部国家的注意。这部电影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大屠杀的看法，还探讨了银幕上任何与种族灭绝描述相关的哲学问题。虽然在整体方法上大有不同，但诸如历史虚构类影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2012）在挑战档案纪录片先入为主观念的方式上，均可以被理解为直接得益于《浩劫》的严谨形式。

纪录片《杀戮演绎》（2012）剧照，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1974，美国电影导演）。片长：2 小时 46分钟。

大屠杀结束后的30多年，以及二战开始后的近90年，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每天都在减少。这一关键文本仍然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纪录片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朗兹曼又用从未使用过的素材创作了几部电影。然而，他并没有为大屠杀做最终定论，似乎只是开启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讨论。随着新的第一手资料逐渐消失，记忆如何在我们理解当今电影关于大屠杀的部分发挥作用呢?

3. 75年过去了，电影如何铭记大屠杀？

在《被解放的观众》一书中，哲学家雅克·朗西埃讨论了《浩劫》，并提供了其他电影和艺术作品的例子，这些电影和艺术作品涉及到他所谓的“无法忍受的图像”（intolerable images）——没有经历“痛苦和愤慨”（pain and indignation）就无法体验到的一种图像。它们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怀疑，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时代的背景和场景。“无法容忍的图像”如何能说服或展示特定的暴力条件，而不是“人类普遍的疯狂”，因为后者的观点激发出的是冷漠而非行动吗？朗西埃认为，假设唯一的证人不想作证，而创造出如此图像，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表明一种想要看到某种本应无法忍受东西的欲望。就像《浩劫》这样的电影通过“用图像的谎言来反对图像的立场”来绕过这一问题。

朗西埃引用的另一部电影是《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The Khmer Rouge Killing Machine，2003）。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1964，柬埔寨纪录片导演、编剧）采用了与朗兹曼“代表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的类似手法。然而，潘礼德所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利用档案和再创造来说明这场种族灭绝的特殊性。导演认为，有必要“将这些档案视为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些材料不是不加评论地便直接呈现给幸存者和施暴者看的，而是让他们做出反应。因此，我们既看到了杀人机器是如何运作的，也看到了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在当下对事态的感受。

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2003）剧照，导演：潘礼德。片长：1小时41分钟。

潘礼德讨论了记忆在他的作品中作为一种参与手段的重要性，他说，“记忆必须是一个参考点。我寻找的是理解；我想了解犯罪的本质，而不是建立一种狂热的记忆。”潘还在他的书《消除》（The Elimination，2012）中写道：“我无限佩服克洛德·朗兹的纪录片，它是建立在演说和言论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作品。《浩劫》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让观众看穿文字。但我相信，言论可以被唤醒，被放大，被那些成功逃脱毁灭的文件所支撑。”

由于这些电影代表了对记忆和种族灭绝的激进和哲学介入，让大屠杀电影的真正遗产拥有一段不那么崇高的历史。在很多方面，像《浩劫》和《S-21》这样的作品都与主流电影如何将种族灭绝净化成合乎大众口味的消遣方式背道而驰。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虽然采用了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制作手法，也描述了可怕的暴力，但最终还是缺乏对种族灭绝的全面阐释，它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纳入预先设定的惯例，从而有助于将大屠杀历史崇高化。虽然某些审美标记试图摆脱哗众取宠的煽情，但《浩劫》等作品仍然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而不必挑战观众。它们与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观众成为可以选择退出的观察者，或者相反地，也可以毫无愧疚地仔细研究人们生活和死亡中最可耻的细节。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些电影究竟在向主题和观众提出了什么样的疑问。

铭记的概念成为了大屠杀电影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描述种族灭绝的电影中。我们究竟如何记住，又如何确保“永不重演”（Never again）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适用于打击当代种族灭绝，以及导致其发生的诱因？艺术在哪些方面不仅能教育观众，还能启发观众去重新思考人与死亡的关系和自身的罪责？为什么在主流电影中，有些种族灭绝事件似乎值得深度思考，而有些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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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小时的影像素材，历经11年制作。在正片的9个小时的时间里（影史最长电影前十），法国导演Claude Lanzmann通过人物采访和遗址拍摄（未使用任何历史影像），来试图还原犹太人大屠杀的若干侧面：一个犹太人从被遣送到被毒气杀害的中间过程；灭绝营的运作；一次未遂的起义；波兰农民对犹太人和大屠杀的看法（暗指波兰当时的反犹主义，所以本片在波兰饱受争议）；华沙犹太人区的景况等。谈不上逻辑清楚，算不上公正客观，远不够完整系统，甚至手段也不太光明磊落（说好不录像但还是偷录，有一次被发现差点被打）。但导演的意图很明显：他想通过当事人的交叉取证（受采访的有幸存者、学者、目击者、参与者、以及施暴者），来尽可能具体的还原出作为一个普通欧洲犹太人在1943年会经历什么。正是那些细节让人细思恐极，勾勒出的一隅已然另人毛骨悚然。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本片多次被评为史上最佳纪录片（之一），在烂番茄上获得百分百好评的最重要原因吧。

片中涉及的一些名词：

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或the Shoah，后者即本片片名）：纳粹德国及其协作国在二战期间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

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系统化种族灭绝计划的官方代号。由于1940年提出的马达加斯加计划（遣送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岛）无法实施，1942年1月举行的万湖会议正式确立大屠杀方案。纳粹党卫军少校阿道夫·艾希曼为主要负责人。

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s）：纳粹德国为进行工业规模人口屠杀而建的基础建设。灭绝营不同于普通集中营，后者主要用于监禁和劳动，而前者则专门用来大规模杀（犹太）人。被带到灭绝营的人大多不会活过二十四小时。毒气是最主要的杀人手段。死者一般会被集体火化或埋在万人冢。纳粹共设立了6座灭绝营，全部位于波兰，它们是：奥斯威辛二号（又称比克瑙）、特雷布林卡、切姆诺、贝尔赛克、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其中前三者在本片重点呈现和讲述。

毒气室（gas chamber）和毒气车（gas van）：一氧化碳“安乐死”最早被用于纳粹优生政策的T4行动，对象是精神病人。因其相对廉价和不血腥，1941年后毒气室成为各灭绝营的标配，其中奥斯威辛集中与灭绝营用的是基于氰化物的齐克隆B。毒气车是将卡车改装为移动毒气室，可以直接用汽车尾气做毒气，边开边杀人。

特遣队（Sonderkommandos）：从灭绝营里的犹太死囚里挑出来做帮工的人。他们是主要任务是处理尸体，但也干其他各种杂活（比如本片中出现的理发）。他们如果不想做就会被立即杀害，事实上他们即使兢兢业业也会被定期杀害。所以他们只是比其他犹太人晚死几个月而已，但也是因为这几个月的存活期，让他们成为唯一有可能在灭绝营中存活下来的犹太人（比如通过逃跑或起义）。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的形象并不总是光彩的；但他们为纳粹的暴行提供了第一手证据。本片采访了其中几位著名的幸存者，也试图挖掘他们的内心。

犹太人区（Nazi ghettos）：二战前期，纳粹德国陆续将欧洲犹太人集中遣送到占领区的一些大城市进行隔离管制。管制区通常是全封闭的，人口密度极高，生活条件极差，传染病肆虐横尸遍野。1942年后，区内幸存的犹太人被陆续送往集中营。

我从来没有读到或看到过任何东西能如此感人、如此扣人心弦地传达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恐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如此多的证据证明它的可怕机制。朗兹曼把自己置于受害者、刽子手、证人和同谋的角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无辜，也更有罪。朗兹曼让我们体验了一种经历的无数方面，我相信，直到现在，这种经历似乎都是无法言传的。这是一座纪念碑，它将使世世代代的人类能够了解他们历史上最邪恶、最神秘的时刻之一。

之前写的，搬运过来。

直到我准备开始下笔这篇文字之前，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介绍这部作品，长达九个小时讲述二战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种族的《浩劫》无论从内容还是体量来说，都毫无疑问超出了绝大部分观者的承受能力，我写下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推荐你们去看这部电影，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过于沉重，甚至在观看的前半个小时里就能彻底击溃你的心理防线，但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观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萦绕在每一个观者的心底无法消散，无论是以往还是将来，《浩劫》都会是我观影经历中极为特殊的存在，观看它当然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或许也能让你在苦难的感受中升腾为更好的个体，正如我之前所言：它证明了影像以及真实的力量有多强大。

分为上下部分的九小时《浩劫》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导演克洛德朗兹曼通过详尽地采访二战集中营的犹太人幸存者、当时集中营附近村落的当事者、纳粹高官实施者、研究学者等还原出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原貌，其容积深度不亚于一本巨著，所以就像简介上说的那样，它不光是一部拥有宏大主题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极为重要的二战历史文献。其中绝大部分关于毒气室以及毒气车的描述都是那么地骇人听闻，难以置信这一切真实存在过，永远无法想象当一个人能够拥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能力后会做出何等泯灭人性的行为，看这部电影会让人不得不质疑起人性，人类良知这种东西在那样一个时代还尚存吗？还出现过吗？而最终我在片中看到了，我不会剧透片中的任何一次对话，片中最为触动我的两段分别来自一位理发师和特遣员，他俩都是经历过地狱般死亡营的幸存者，而在他们最难以启齿的一次回答中，我感受到了难以言语的动容与灵魂共振，即使在那样一个世界，人性的光辉与彼此的联接依然存在。

除了那些难以释怀的采访对话，《浩劫》影像中那股始终宁静平和的力量令我为之入迷，并没有像普遍纪录片那样在采访中穿插进真实影像资料，而是把镜头紧紧对准采访者讲述痛苦过往的面孔、集中营的断壁残垣以及一片片诗意般的风景空镜头。片中很大一部分采访者的对话都需要再次翻译成法语，当幸存者说着一生当中最不愿坦诚相向的痛苦回忆，那时是没有字幕的，这时的观众便与导演分享着相同的视角，我们虽然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却不能再清晰地明白，此时此刻的他们，正在头脑中回想着那一幕幕，而这些画面旁观者永远无法亲眼得见，这场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也根本无法去重构还原，“以故事的形式来再现大屠杀（历史事件）是错误的”，朗兹曼用这部伟大的作品佐证了这句话。

想说的还有很多，包括在读过其它书籍资料后了解到这部作品有所遗落与忽视的东西，这证明了即使是这样一部巨作，也很难涵盖所有，况且作为一部并不推荐你们去看的作品，以上这些文字已足够多了。